從1902年開始，晚清學界所言“國學”，與日本國粹主義興起有關。日本國粹派以本國學問對抗歐化的思路，觸動了晚清知識界對傳統學術衰亡的普遍憂慮。“舊學”“中學”“國學”，其實研究、關注的對象是一致的，均指嚮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學術。但“舊學”是相對於“新學”而言的，“中學”是相對“西學”而言的，而“國學”則强調本土學問的民族國家屬性，與傳統意義上特指“國子監”的“國學”已無甚干係，是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影響下的産物。從“舊學”到“中學”再到“國學”，對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判斷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遷起伏，但這三種説法均為中國知識人打破天朝上國迷夢、面嚮西方世界之後回觀傳統的新判斷。今天，我們常常將“國學”與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相提並論，其實，若不是老大帝國被迫打開國門並面對隨時可能被西方工業文明吞噬的殘酷處境，“舊學”“中學”“國學”這些概念就没有産生的前提。在鴉片戰争之前，中國知識人對外部世界的瞭解非常有限，沿襲的還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天下觀，將中國視為世界的中心，離中心越遠，説明離正統越遠，離文明越遠，越是未開化的蠻荒之地。清代統治者是來自白山黑水的滿族，對於儒學的重視和努力弘揚，包含着對證明自身統治合法性的焦慮。明末清初，黄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通過復興儒學，來證明清王朝作為異族統治的非法性。反清復明最强大的思想動力來自儒家的華夷之辨。怎麽來區分華夷呢？清王朝為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强調應從文化層面來區分華夷，而不是從族群層面來區分。這一思想在孔子那裏能够找到依據，衹要能够服膺聖人之道，以禮樂詩書教化天下，就屬華夏文明，否則便是夷狄。清代學術的高度發達，一方面是由於政治高壓造成了讀書人埋頭書齋以全身避禍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是清王朝努力從文化層面證明其統治合法性的結果。可以説，清王朝雖是異族統治，但最終努力建構的還是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秩序與文化身份。縱觀華夏民族的發展史，的確也是各民族走嚮融合的歷史，而將各民族摶合為一個整體的力量主要還是來自相同的文化認同。

到了兩次鴉片戰争之後，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天下主義遭遇重創。第一次鴉片戰争之後，魏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雖然見識了西方列强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但對自身文化的根本處並無質疑，還是堅守傳統的夷夏觀；但到了洋務運動的後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洋務派的共識，承認了“西學”是足以抗衡“中學”的另一種文化模式，而“舊學”也有了“新學”作為對立面與參照系。1908年，《河南》第二、第三期連載魯迅先生的長文《摩羅詩力説》。文章强調中西互鏡對重新審視自身文明及發揚國光與國民精神的重大價值：“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故曰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注]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第232頁。西學東漸在清末已成潮流，中國知識人再也無法離開新學、西學的背景來單純地面對昔日熟悉的文化傳統。西學新知的廣泛傳播，極大地拓展了晚清知識人看待世界和自身的視野。若離開中西新舊之間的互照互鏡，所謂“舊學”“中學”“國學”“國粹”的概念也將無復存在。

宫颈癌(cervical cancer)是指发生于子宫颈的一种恶性肿瘤[1],临床较为常见,若不及时治疗,将延误患者病情,严重影响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临床上常采用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进行治疗,在有效治疗的基础上,如何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对于促进患者病情治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我院选择72例接受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治疗的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聚焦解决理念在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围术期护理中的效果。以下是具体的试验报告。

其實，從兩次鴉片戰争之後大清帝國不得不敞開國門面對一個日益險惡的國際環境那一刻起，近代民族國家觀念也逐漸為中國知識界所接受。1902年，執晚清輿論界牛耳的梁啓超在流亡日本期間創辦了《新民叢報》，目的就是要以西學新知造就新國民。這一年，中國知識界注意到了日本國粹主義的興起，而梁啓超也有了創辦《國學報》的念頭。我們絶不能將這一現象單純理解為以“古學復興”來對抗西學東漸的近代化歷程的反動或復辟。聯繫到之前中國歷朝歷代發生的政治變革與思想文化變革，以復興古學為旗號而行變革之實者，比比皆是。比如發生於唐宋時期的儒學復興思潮，均帶來了政治變革與思想文化變革的新氣象。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也是同樣的思路，以對儒家經典的全新詮釋來為變法維新提供思想動力。晚清國粹派對傳統學術的態度，其實與列强入侵前的態度已大相徑庭，他們最關心的是要在自身的文化傳統中找到國魂、國本，以激勵愛國之心，以堅固立國之本，以唤醒民族之魂，從文化層面尋找到應對亡國滅種危機的根本之策。晚清國粹派衡量何為“國粹”的標準，很大程度上已擯棄了傳統經學家的價值尺度，多以能否適應當下保種、保教、保國的需要為去取原則。同時，晚清國粹派所號召的“復興古學”運動，不僅以日本的國粹主義為取法對象，也以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相標榜。晚清國粹派有一個共識，認為歐洲各國國力的强盛起源於對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全面復興，要解救華夏民族内憂外患的危局，也大可以歐洲文藝復興為範本，大力復興古學，立足自身文化傳統來尋找解救危機的可行之路。以鄧實、黄節、馬叙倫、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晚清國粹派，均非拒絶西學新知的陋儒，恰恰相反，他們大多以傳播西學新知為職志，但經過多年努力，西學新知的傳播，並没有起到他們期望中的立竿見影的效果，而西風壓倒東風的發展態勢反倒是讓這批中國知識人産生了由學亡而國亡、種亡、教亡的深刻憂慮。

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取代傳統天下主義的趨勢，也刺激了晚清中國知識人對自身文化傳統獨特價值的認同與尊重。打破天下主義迷夢的晚清知識人，對强調平等獨立的近代國家概念有了新的認識。以這一新的認識為指導，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晚清知識界，都啓動了對國族身份的建構程序。晚清時期，一直將自己視為世界中心的中華帝國，第一次有了象徵國族身份的國旗、國歌，從前的官話改稱“國語”，“中學”也相應變成了“國學”。“國學”的概念，其實着力强調的是學術的國族屬性，是對之前天下主義的擯棄，不再將中國視為世界的中心，不再懷抱德服天下、八方來服的儒家政治夢想，而衹是將中國視為世界各國中普通的一分子而已。在打開國門之前，中國歷代讀書人理所當然地將浸潤其中的文化傳統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兩次鴉片戰争之後，中國知識人第一次痛苦地意識到在華夏文明之外還存在着代表堅船利炮的近代西方文明，要救亡圖存，必須汲取西藝、西政、西學的養料，但如果完全歐化，又會面臨着本國學術文化喪失的危險。晚清國粹派，絶不是要重新强調傳統學術的普世價值，而是强調“國學”“國粹”乃“國家之特别精神”，重在抒發“國學”“國粹”之於激勵種性、立國、保種的精神意義，努力尋求應對亡國滅種危機的文化策略，纔是晚清國粹派提倡保存“國學”“國粹”的重心所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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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秋，梁啓超曾就創辦《國學報》的打算寫信徵求黄遵憲的意見，黄遵憲的回信認為中國舊習病在自大保守，提倡國粹為時尚早，且國學與新學之間是互相焠礪的關係，大可不必擔心西學東漸之風會侵擾毁壞國學之基：“公謂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當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國矣。雖然，持中國與日本校，規模稍有不同。日本無日本學，中古之慕隋唐，舉國趨而東；近世之拜歐美，舉國又趨而西。當其東奔西逐，神影並馳，如醉如夢。及立足稍穩，乃自覺己身在亡何有之鄉，於是乎國粹之説起。若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開門户，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争，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時而發揮之，彼新學者或棄或取，或招或拒，或調和，或並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國力之弱，至於此極，吾非不慮他人之攙而奪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歷史，恃四百兆人之語言風俗，恃一聖人及十數明達之學識也。公之所志，略遲數年再為之，未為不可。”[注]黄遵憲：《致梁啓超函》，1902年9月；見陳錚編：《黄遵憲全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33頁。黄遵憲雖然認為當下尚不宜辦《國學報》提倡國粹，但他將西學、新學視為磨洗光大舊學之真精神的最好藉力與手段，並認為“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歷史，恃四百兆人之語言風俗”，實質上還是認為本土文化傳統纔是立國之本。顯然，此時“國學”已經開始取代之前“舊學”與“中學”的概念，成為晚清學人關注的熱點。

1902年，由留日學生戢翼翬等人創辦於東京的《譯書彙編》發表了《日本國粹主義與歐化主義之消長》一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日本甲午戰争之後為對抗歐化主義而興起的國粹主義思潮，但此文作者的觀點卻是反對國粹主義，“要之國粹主義者，即保守之别名。文明之度，未達其極，遽言保守，安望進步？亞洲諸國，欲與歐美競争，二十世紀之初，决非可以辟歐化主義之日。日本且然，若未及日本如中國、朝鮮，其更當知所從乎。”[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4頁。雖然對國粹主義持反對的態度，但晚清學人關於國粹、國學的話題由此算是正式拉開了序幕。

晚清知識人最早撰文打出“國粹保存”旗號的是黄節。他在政治上隸屬排滿革命派。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不少革命黨人都成為晚清國學思潮最為積極的推動者。1902年，黄節與鄧實在上海創辦《政藝通報》，以介紹西藝西政為主要内容，是晚清時期一份有影響的以傳播西學新知為己任的期刊。但就是在這份着力宣傳西學新知的刊物上，黄節於1902年12月30日發表了《國粹保存主義》一文，正式宣告了晚清國學保存運動的開始。何為國粹？黄節此文開篇即將國粹放在近代民族國家平等共存的世界視野中來定位其内涵：“析六洲黄色白色黑色銅色棕色人種而成一社會，一社會之獨立而成一國家。一國家有一國家之土地、之人民、之宗教政治，於是其風俗、氣質、習慣遂各有特别之精神焉。夫有特别之精神，則此國家與彼國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與其風俗、氣質、習慣相交通、相調和，則必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知其宜而交通調和之，知其不宜則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如是，乃可以成一特别精神之國家。”[注]黄節：《國粹保存主義》，見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90頁。黄節既强調“國粹”隸屬於特定民族國家的獨一性，又顧及“國粹”吸納異國經驗為我所用的開放性，對“國粹”的定位離不開世界眼光、他國經驗和異域文明構建而成的新的認知框架。黄節特别提到日本的國粹保存主義對國人的啓發之功：“夫國粹者，國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維新，歐化主義浩浩滔天，乃於萬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動力焉，則國粹保存主義是也。當是時，入日本國民思想界而主之者，純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議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學理主行之，反對者亦以泰西學理反對之，未有酌本邦之國體民情為根據而立論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倡此義，大呼國民，三宅雄次郎、志賀重昂等和之。其説以為宜取彼之長補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國之文物，並其所短而亦取之，並我所長而亦棄之，其説顧允。雖然，以論理上觀之，不能無缺點焉。夫執一名一論、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國之粹，曰我國之粹，非國粹也。發現於國體，輸入於國界，藴藏於國民之原質，具一種獨立之思想者，國粹也。……是故本我國之所有而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於我國而吾足以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於我國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國粹也。井上之言，是知我國之所有者為國粹，而不知外國之宜於我國而吾足以行焉者，亦為國粹也。”[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90—91頁。從此文我們可以看到，晚清知識人中率先明確打出國粹保存旗號的黄節，對何為“國粹”的看法頗具開放眼光，將凡是適用於本國國情的思想學説，無論來自本國外國，一律視之為“國粹”。

以中西會通的眼光來發掘“國粹”並推進本國學術的繁榮更新，以此建構足以立國保種的民族精神，成為晚清國粹派的共識。1905年，作為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刊物《國粹學報》由鄧實、黄節創刊於上海。《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一號發表《國粹學報略例》闡明辦刊宗旨：“本報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不存門户之見，不涉黨派之私。本報撰述，其文體純用國文，風格來淵懿精，實一洗近日東瀛文體粗淺之惡習。……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閲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00頁。同期，刊載《國粹學報發刊詞》云：“學術所以觀會通也。……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絶一綫。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學以證明中學，而徒炫皙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闢，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雖夏聲不振，師法式微，操鐘鼓於擊壤之鄉，習俎豆於被髮之俗，易招覆瓿之譏，安望移風之效？然鈎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神州舊學，不遠而復，是則下士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志也。”[注]同上，第98—99頁。

1905年，《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三號“社説”發表鄧實的《國學通論》。這一年，鄧實在《國粹學報》連續刊發了四篇論“國學”的文章。在《國學通論》一文中，鄧實對中國學術的歷史演變做了一番雖簡略卻全面的梳理，認為“漢以後神州之學術，在乎儒者之一家而已。儒者之學術，其大者在乎六經而已”[注]鄧實：《國學通論》，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09頁。。對於漢代以來以儒學為質幹的神州學術，鄧實大體給予了肯定的評價：“鄧子曰：神州二千年之學術，其班班可考者，如是而已。大抵以儒家為質幹，以六經為範圍，捨儒以外無所謂學問，捨六經以外無所謂詩書。……晋之將亡也，棄六經，尚清談，而晋社邱墟。宋之未亡也，禁道學，興黨禍，而宋以不振。然則非儒者之無益於人國，而人國之廢棄其學也。夫中國之地理便於農，而儒重農；中國之風俗原於文，而儒重文；中國之政體本於宗法，而儒重君父。則儒教之行中國，固由乎其地理風俗與政體者矣。此其所以行之二千年，其於人心之微，未有背也。海通以來，白種群至，其所行之政，所奉之教，無一與我合。……今夫儒之所學，亦何損於人國哉？其所以於一國之群治，不能常盛而常治者，則其弊在學在上而未普於下。故神州無普及之教育，學在利君而不利民。故下流社會罕受其益。學在專制而不能包容，故九流諸子，皆歸罷黜，而無與比觀争勝，是則儒學末流之弊也。故古之儒通天地人曰儒，通經以致用曰儒，而今之儒則訓詁詞章而已，咿唔呫嗶以求爵禄而已，悲夫!儒之真之失也蓋久矣乎!”[注]鄧實：《國學通論》，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18—120頁。在鄧實看來，中國當下的危機並非儒學之過，而是儒學已久失其真的惡果。儒教大行神州二千年，是由中國特定的地理、風俗、政體、人心所决定，大體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學術的真正問題不在以儒教為核心，而在於教育不能普及且學術專制不能包容，故儒學能利君卻難以利民，也缺乏與各派思想自由争勝的動力與環境，從而導致儒學真精神的喪失。面對亡國滅種的現實危機，鄧實給出的文化策略不是歐化，而是重新發揚光大儒學探究天道、經世致用的真精神，認為這纔是華夏民族真正可以倚靠的立國之本。

二

《政藝通報》第三年甲辰十三號和十四號(1904年8月、9月)連載了鄧實的《國粹學》。鄧實是晚清國粹派的中堅人物，1902年與同學黄節在上海創辦《政藝通報》，1905年發起國學保存會，並創辦會刊《國粹學報》，編輯《國粹叢書》等一系列國學圖書。《國粹學》云：“國必有學而始立，學必以粹為有用。國不學則不國，學非粹則非學。非學不國，其將何以自存矣。……嗚呼，國學不明，大義終塞，將有國破種亡之慘，學其烏可一日已乎？”[注]鄧實：《國粹學》，見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94頁。國學與國運息息相關，國粹絶非無用空談，而是立國之本。國學不明，則意味着國破種亡的傾覆之禍。故鄧實等人表面上是在提倡保存國粹，實質上是在尋找如何從根本上避免國破種亡慘禍的文化出路。

在這一期的“社説”中，又發表了黄節所作《“國粹學報”叙》，特别將異族專制之學逐出“國學”範圍，彰顯了其反清排滿的革命立場，認為“國學”是維繫華夏民族生存發展的特别精神，是立國保種之魂，與中國歷史上為君主服務的專制之學及為異族統治服務的異族之學無涉。黄節在此文中説：“立乎地圜而名一國，則必有其立國之精神焉，雖震撼攙雜，而不可以滅之也。滅之，則必滅其種族而後可；滅其種族，則必滅其國學而後可。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蘭也，皆先變亂其言語文學，而後其種族乃凌遲衰微焉。迄今過靈水之濱，瓦爾省府之郭，婆羅門之貴種，斯拉窩尼之舊族，無復有文明片影留曜於其間，則國學之亡也。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吾國之國體，則外族專制之國體也；吾國之學説，則外族專制之學説也。……一旦海通，泰西民族群至，以吾外族專制之黑暗，而當共和立憲之文明，相形之下，優劣之勝敗立見也，則其始慕泰西。”[注]黄節：《〈國粹學報〉叙》，1905年2月發表於《國粹學報》第一期，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第43—44頁。面對亡學亡國的危機，黄節開出的藥方是以西學焠礪光大國學，於國學中尋找立國保種的民族之魂，特别强調國學的國族屬性，堅持在面對外來一切學問時“以我為主”，視醉心歐化者為喪失主體性的學奴：“宇内士夫，痛時事之日亟，以為中國之變，古未有其變，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於是醉心歐化，舉一事，革一弊，至於風俗習慣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東西之學説是依。概謂吾國固奴隸之國，而學固奴隸之學也。嗚呼!不自主其國，而奴隸於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於人之學，謂之學奴。奴於外族之專制固奴，奴於東西之學説，亦何得而非奴也!”[注]同上，第44—45頁。但對“國學”主體性及民族獨立精神的强調並非意味着回到鴉片戰争之前拒絶外來文化影響的封閉狀態，恰恰相反，復興古學以救國保種的思路，正來自於作為晚清維新變法樣板的日本及歐洲的啓發。日本興起的保存國粹思潮以及促成了歐洲近代化的文藝復興運動，均成為晚清國粹派參照的藍本。可以説，晚清知識人所言“國學”，是中西互照的産物，是面對一個廣闊的外部世界反觀本國學問的結果。在此文結尾處，黄節果然將日本的保存國粹運動與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作為晚清中國知識人“國粹”運動的精神資源與思想背景，並道出同人創立《國粹學報》以復興古學、復興國家的良苦用心：“同人痛國之不立，而學之日亡也，於是瞻天與火，類族辨物，創為國粹學報一編，以告海内曰：昔者歐洲十字軍東征，馳貴族之權，削封建之制，載吾東方之文物以歸，於時意大利文學復興，達泰氏以國文著述，而歐洲教育遂進文明。昔者日本維新，歸藩復幕，舉國風靡，於時歐化主義，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賀重昴等，撰雜志，倡國粹保全，而日本主義，卒以成立。嗚呼!學界之關係於國界也如是哉。……夫國學者，明吾國界以定吾學界者也。痛吾國之不國，痛吾學之不學，凡欲舉東西諸國之學，以為客觀，而吾為主觀，以研究之，期光復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已。”[注]黄節：《〈國粹學報〉叙》，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45頁。傳統的華夷之辨與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羼雜在一起，形成晚清國粹派對“國學”定義的多重性及内在矛盾。尤其是對黄節、章太炎、劉師培等反清排滿革命派而言，情况更為複雜。晚清革命派最初的排滿理論最初就來源於傳統的華夷之辨，所謂“非我種類，其心必異”的儒家思想為反清排滿革命提供了思想資源。同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曾是反清復明武裝鬥争的積極參與者甚至是組織者，黄宗羲的《明夷待訪録》曾作為晚清革命派最為重要的宣傳武器。黄節等人提倡“國學”，既包含努力建構近代民族國家獨特的文化身份這一考慮，又包含反清革命派對强調華夷之辨的文化傳統無意識的强烈認同。因此，儘管復興古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應對亡國滅種的現實危機，晚清國粹派也極力强調“國學”融會中西、面嚮未來的更新整合能力，但到了實際操作層面，仍然存在着由“復興古學”走嚮復古排外的潛在危險。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到，黄節在此文中特别强調了“夫國學者，明吾國界以定吾學界者也”。可見他已經隱約認識到，若没有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意識的萌芽，中國知識人很難有真正的國家觀念，以抒發國民精神為宗旨的國學運動也就無從發生。

目前顺德逢简水乡和增城万家旅舍的开发主体是政府(如图2和图3所示)，虽然顺德逢简水乡成立了水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增城区政府成立了万家旅舍管理公司，聘请行业专业人士参与建设，但是政府主导作用发挥不足，缺乏统一规划。

梁啓超在1902年就萌生了創辦《國學報》的想法，曾和黄遵憲書信往來進行討論。黄遵憲對自身文化傳統在西學東漸潮流衝擊下的穩定性充滿自信，認為中國文化缺的不是保守主義，而是西學的進取精神。值此變法以圖强求存的關鍵時刻，不宜提倡國學。梁啓超雖然因此打消了創辦《國學報》的計劃，但卻於1902年開始撰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一章《總論》部分談及本國學問對立國及唤起同胞愛國心之不可替代的價值：“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注]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總論》，見梁啓超著，夏曉虹點校：《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頁。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早在1902年，梁啓超就對國學問題有過深入思考，並將國運與國學緊密關聯，與儒家認為“聲音之道與政通”的思想很類似。在總論中，梁啓超特别提到對青年學人淪為洋奴的擔心：“且吾有一言，欲為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焠礪之而增長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黄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唤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注]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總論》，見梁啓超著，夏曉虹點校：《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頁。梁啓超告誡青年學子，無論是面對古人還是面對洋人，都必須堅持自身的獨立精神與主體性，故他在《總論》結尾處説：“蓋大地今日衹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注]同上，第6頁。無論怎麽學習泰西文明，目的都是為了“以亢我宗”，促進華夏文明的自我更新與壯大繁榮。在完成於1904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八章“近世之學術”第三節“最近世”中，梁啓超對“西學”與“國學”之間相互助益、相互焠礪的關係做了進一步的思考：“海禁既開，譯事萌蘖。游學歐、美者，亦以百數，然無分毫影響於學界。惟侯官嚴幾道，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等書，大蘇潤思想界。十年來思想之丕變，嚴氏大有力焉。……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别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僮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注]同上，第124頁。

1905年，許之衡於《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1905年)第六號發表《讀〈國粹學報〉感言》一文，提出以國學、孔教重塑國魂，並傚法耶教實現孔子學説的宗教化，完成對儒學的更新。許之衡認為，孔子學説，從未為專制政治張目，且多主張限制君權，若能定孔學為宗教，則民志可定，國魂可塑：“歐洲自信從基督，而十字軍幾度戰争，排去外教之侵凌，兼以輸入文明，遂成今日興盛之效果。……孔子之遺經，無一為主張專制者，雖不主共和之制，然其所言君權，大抵主限制君權之説居多。以愚意度之，其殆主張君民共主之制者乎？……吾固甚尊諸子，然諸子於今日，確無足為宗教之價值。吾志在宗教，遂不得不標孔子。蓋孔子固久處國教之地位，吾因其尊而尊之，以定民志而已，豈薄諸子哉。”[注]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48頁。如何塑造作為立國之本的國魂呢？許之衡當然是要在國學中尋找思想資源，但和黄節、章太炎等人强調從諸子之學等小傳統中尋找資源不同，許之衡將黄帝、孔子等儒家傳統中的聖王聖賢視作塑造國魂最為强勁的文化力量：“國魂者，立國之本也。彼英人以活潑進取為國魂，美人以門羅主義為國魂，日人以武士道為國魂，各國自有其國魂。吾國之國魂，必不能與人苟同，亦必不能外吾國歷史。若是則可為國魂者，其黄帝乎？……愚謂黄帝而外，宜並揭孔子，而國魂始全。……國魂者，原於國學者也。國學苟滅，國魂奚存？而國學又出於孔子者也。孔子以前，雖有國學，孔子以後，國學尤繁。然皆匯源於孔子，沿流於孔子，孔子誠國學之大成也。倡國魂而保國學者，又曷能忘孔子哉!”[注]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49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力主以黄帝、孔教為塑造國魂的精神資源，許之衡也念念不忘以泰西、日本的經驗為參照系。

三

1905年7月，許守微在《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七號發表《論國粹無阻於歐化》。文章説：“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學，本之歷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之所同，而實為立國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四千餘年之古國，以聲明文物著者，若埃及，若希臘，若印度，皆以失其國粹，或亡或滅，或弱或微。而我中國猶巋然獨著於天下，不可謂非天擇之獨厚也。”[注]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52—53頁。許守微的思路也是認為國運繫於國學，國學乃一國精神之所寄，是立國之根本源泉。“是故國有學則雖亡而復興，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何者？蓋國有學則國亡而學不亡，學不亡則國猶可再造。國無學則國亡而學亡，學亡而國之亡遂終古矣。此吾國所以屢亡於外族，而數次光復，印度埃及一亡於英，而永以不振者，一則僅亡其國，一則並其學而亡之也。嗚呼!正學之儒，以學救國救天下，名豈必在一時，功豈必在一世哉!”[注]同上，第54—55頁。倡導國學的真正目的是立國魂、固國本，在許守微看來，這纔是化解亡國滅種危機的根本之道。那麽，國學如何面對歐化呢？許守微云：“國粹者，精神之學也；歐化者，形質之學也。無形質則精神何以存，無精神則形質何以立？……國粹者，道德之源泉，功業之歸墟，文章之靈奥也。一言以蔽之，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云爾。”[注]同上，第55—56頁。這一觀點，明顯脱胎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論，甚至更進一步，將“歐學”僅視為“形質之學”，而“國粹”纔是“精神之學”。兩者既然是互為表裏、不可分割的整體，當然就不存在相互衝突、相互阻礙的問題，而在這樣一個整體中，“國粹”顯然佔據了靈魂和主導的地位。但即使要强調國學、國粹“救國救天下”的功用，許守微仍然不忘古今中外的互證互照。這是晚清國粹派的共同特點，即他們總是將本土學術與文化放置於中西古今會通的視野下來審視其價值與意義。無論對新學、西學、歐化持一種什麽樣的態度，他們在倡導古學復興和保存國學時，前者都是他們念念不忘的現實語境。以異國經驗為國學的合法性辯護，是晚清國粹派最為常用的策略。

相較而言，鄧實在《古學復興論》一文中，對西學焠礪國學之功給予了更高評價。此文刊載於1905年《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九號“社説”。鄧實所言“古學”，實指先秦諸子之學。鄧實明確指出，晚清諸子之學的復興，與西學東漸之風有直接關係。就鄧實本人而言，提倡古學復興，也是希望以歐洲文藝復興為榜樣，通過復興諸子之學而開闢延續國學的另一條道路，為國家復興尋找一條新的文化出路。文章顯示出晚清國粹派有别於傳統士大夫的貫通中西的世界眼光：“十五世紀，為歐洲古學復興之世，而二十世紀，則為亞洲古學復興之世。夫周秦諸子，則猶希臘七賢也；土耳其毁滅羅馬圖籍，猶之嬴秦氏之焚書也；舊宗教之束縛，貴族封建之壓制，猶之漢武之罷黜百家也。嗚呼!西學入華，宿儒瞠目，而考其實際，多與諸子相符。於是而周秦學派遂興，吹秦灰之已死，揚祖國之耿光，亞洲古學復興，非其時邪？……夫周秦諸子之出世，適當希臘學派興盛之時。繩繩星球，一東一西，後先相映，如銅山崩而洛鐘應，斯亦奇矣。然吾即《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觀之，則周末諸子之學，其與希臘諸賢，且若合符節。”[注]鄧實：《古學復興論》，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57頁。鄧實回顧了明清以來西學傳播對復興諸子之學的貢獻，試圖證明中西會通對光大國學的積極推動作用：“學以立國，無學則何以一日國於天地。於是本國無學，則勢不能不求諸外國。而外學之來，有其漸矣。考西學之入中國，自明季始。利瑪竇諸人，接踵東來，著書譯經，布教之外，旁及曆數象器之學。而愛約瑟即以其法理醫文四科之學説，傳之中土，而士大夫多習其學。至於國初，且用湯若望、南懷仁輩，為之定曆明時。而宣城梅文鼎之算學，大興劉獻廷之字學、地文學，江都孫蘭之地理學，皆於西土之學有淵源。……夫以諸子之學，而與西來之學，其相因緣而並興者，是蓋有故焉。一則諸子之書，其所含之義理，於西人心理、倫理、名學、社會、歷史、政法，一切聲光化電之學，無所不包，任舉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處，互觀參考，而所得良多。”[注]同上，第58—59頁。在鄧實看來，本土學術的衰落，必然會引發輸入異域學術的需要，而西學傳入中土，不僅未能損害自家學問，反倒促成了明清學術另闢一番天地，另具一種胸懷，有了嶄新的氣象。西學絶非本國學術發展的阻礙，相反，它常常為中國學術的自我更新提供强大的思想助力。

考虑逆变器的平均行为，因此只需研究LC滤波器上的平均作用，而不研究开关行为本身[4]。因此定义两个控制信号为：

西學東漸，為士人提供了反觀自身學術的新眼光，對諸子之學的再發現，即是拜這一新眼光所賜。鄧實將“古學復興”視為當下中國知識人對於祖國的責任，而“古學復興”並非意味着對外來文明的拒斥，恰恰相反，鄧實所謂的“古學復興”建立在中西學術“互觀參考”的基礎上，實質上是以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為典範所進行的古學更新運動，目的當然還是為了塑造國魂、加固國本，以應對在列强瞵視下國家、種族的生存危機：“故吾人今日對於祖國之責任，惟當研求古學，刷垢磨光，鈎玄提要，以發見種種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學之聲價，是則吾學者之光也。……如有一二書生，好學信古，抱殘守缺，傷小雅之盡廢，哀風雨於鷄鳴，以保我祖宗舊有之聲明文物，而復我三千年史氏之光榮者乎，則安見歐洲古學復興於十五世紀，而亞洲古學不復興於二十世紀也？”[注]鄧實：《古學復興論》，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60頁。鄧實一方面强調中西學術的互照融通以“發見種種之新事理”，另一方面又强調要“好學信古，抱殘守缺”，堅守以儒學為核心的古學的純正性，其内在的思想矛盾於此可見一斑。

1906年9月《民報》第七號，發表《國學講習會序》，原文署名“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後收入《章士釗全集》第1册，為章士釗所作。1906年，章太炎流寓日本期間，於主編《民報》之餘，還在民報社内創辦了“國學講習會”。本文為“國學講習會”開講布告，雖説由章士釗執筆，但也代表了國學講習會成員的總體思想傾嚮。作者把國學與國運聯繫起來，認為國學之存滅關乎國家之存滅，並特别指出已淪為利禄之途的僞新學足以亡國學，要昌明國學，必須深味中西學術，能貫通，懂取捨：“科舉廢矣，代科舉而興者，新學也。新學者，亦利禄之途也，而其名為高業。業新學者，以科舉之道業之，其弊害自與科舉等。而新學則固與國學有比例為損益之用，非詞章帖括之全屬廢料者比。前之言國學者，可絶對棄置科舉；而今之言國學者，不可不兼求新識。……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争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注]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國學講習會序》，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498—499頁。

四

對晚清國粹派而言，如何以“國學”“國粹”來堅固“國本”，激動種性，發揚國民的愛國心，進而重鑄“國魂”，從文化、思想層面尋找解除亡國滅種危機的根本之策，成為他們復興古學最為强大的動機所在。

國學大師章太炎提倡保存國粹，既有為反清排滿革命尋找思想動力的因素，也有加强民族自豪感和國民愛種、愛國之心的考慮。反清與愛國的内在衝突，通過保存國粹，似乎也就得到了整合。1906年7月《民報》第六號刊載章太炎的《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講》云：“兄弟少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録》，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裏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但兩先生的話，卻没有甚麽學理。自從甲午以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纔有學理收拾進來。”[注]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講》，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53頁。章太炎顯然肯定了中西互照對重新發現、確認、提升國粹價值的積極意義。在章太炎看來，提倡國粹，纔可激發國民愛國、愛種之心，從文化層面大大增强國民的民族自豪感：“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衹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説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説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説中國必定滅亡，黄種必定剿絶。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别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注]同上，第159頁。

1905年，宋恕出任山東學務處文案兼議員，提議創辦國粹與歐化並重的粹化學堂。11月，他在寫給山東巡撫楊士驤的信中説：“大抵國粹愈微，則歐化之阻力愈大，而歐侮之排去愈難；國粹愈盛，則歐化之阻力愈小，而歐侮之排去愈易。”[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48頁。就如同一個人的身體狀况决定了其消化吸收能力一樣，國粹愈光大，國本愈固，對西學的吸納能力反而愈增强，歐化反而愈無阻力，抵禦外侮也纔真正有了保障。宋恕在信中反復强調“國粹”保存的質量决定了吸納、學習“外國之粹”的質量：“故本國之粹若微，則外國之粹自然亦格格而不相入；本國之粹若盛，則外國之粹自然亦息息而遥相通。苟其所堅守者皆非本國之粹，則其所歡迎者自然亦非外國之粹。……故欲歐侮之排去易，必先使歐化之阻力小，而欲歐化之阻力小，必先使國粹之微者復盛，此所以有必須補施特别教育、奏創粹化學堂之卑議也。”[注]同上，第149—150頁。在宋恕看來，“本國之粹”與“外國之粹”息息相通，相互吸引、相互生發、相互促進，國粹與歐化不僅不是一對矛盾，反而一榮皆榮、一損皆損，皆有利於增强國家民族扺禦外侮的能力。

國學保存會在創辦報刊、出版叢書的同時，又計劃創辦“國粹學堂”以“延國學一綫之傳”。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二十日，《國粹學報》第三年丁未第一號“社説”刊載《擬設國粹學堂啓》(總第26期)，文章一方面對西學對本土學術的衝擊深感憂慮，另一方面又肯定中西會通對國學的發明更新之功。這種矛盾的心態，在晚清國粹派中非常普遍：一方面擔心西學盛行造成國學衰亡、國民愛國心淡薄，進而傷及國本、國魂，甚至由此帶來亡國滅種之禍；另一方面卻又充分肯定西學與國學大可相互參照、相互啓發、相互焠礪。《擬設國粹學堂啓》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矛盾。文章説：“中國自古以來，亡國之禍迭見，均國亡而學存。至於今日，則國未亡而學先亡。……自外域之學輸入，舉世風靡，既見彼學足以致富强，遂誚國學而無用。而不知國之不强，在於無學，而不在有學；學之有用無用，在乎通大義，知今古，而不在乎新與舊之分。……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學也者，政教禮俗之所出也。學亡則一國之政教禮俗均亡；政教禮俗均亡，則邦國不能獨峙。……是則學亡之國，其國必亡，欲謀保國，必先保學。昔西歐肇迹，兆於古學復興之年；日本振興，基於國粹保存之論。……同人有鑒於此，故創立國學保存會於滬濱，並刊行學報叢書，建設藏書樓，以延國學一綫之傳。……况思想日新，民智日瀹，凡國學微言奥義，均可藉皙種之學，參互考驗，以觀其會通，則施教易而收效遠。”[注]《擬設國粹學堂啓》，刊載於1907年3月出版的《國粹學報》總第26期，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630—631頁。在晚清國粹派看來，國學關乎國運，保國必先保學，而為證明國學與國運的關係，則每每以日本的國粹保存思潮及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為典範，體現了中西會通的世界眼光。

在初中音乐教学过程中，学生的音乐学习水平与音乐教学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若学生在音乐学习过程中的水平较低，教师的音乐教学过于专业化，将会导致学生学习难度加大、很难跟上教师的教学节奏及步伐，久而久之会导致学生失去音乐学习的兴趣及信心，对音乐教学水平产生直接性影响。因此，教师在开展初中音乐教学过程中应针对班级内学生的整体音乐水平进行相应了解，结合实际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分层教学，针对每位学生的音乐水平实施针对性教学，提高班级整体学生的学习效率及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在适合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发展。

而要將“國學”變成“國魂”“國本”，必須面對如何處理本土學術傳統中的糟粕及不合時宜處的問題。1907年《國粹學報》第三年丁未第二號(總27期)“社説”刊登鄧實的《國學真論》，將“國學”與“君學”相區分，實際上將中國傳統學術中為君主專制服務的部分全部擯棄在國學之外，因此文章開篇就説“吾中國之無國學也”。這一論斷至少透露了兩個信息：一是對圍繞着“君學”而展開的本土學術的激烈批判，二是將建設真正能够作為立國之本、民族之魂的新“國學”視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文章説：“近人於政治之界説，既知國家與朝廷之分矣。而言學術，則不知有國學君學之辨，以故混國學於君學之内，以事君即為愛國，以功名利禄之學，即為國學，其烏知乎國學之自有真哉？是故有真儒之學焉，有僞儒之學焉。真儒之學，衹知有國。僞儒之學，衹知有君。……鄧子曰：悲夫!吾中國國學之真之失，殆久矣乎!”[注]鄧實：《國學真論》，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74頁。鄧實在文中明言，對君學、國學的區别，是因受到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啓發，“近人於政治之界説，既知國家與朝廷之分矣”，可以説是藉鑒西學來反觀和審視本國學術的思想成果。而為什麽秦漢以來的中國並無真正的國學呢？鄧實的回答正中肯綮：“吾神州之學術，自秦漢以來，一君學之天下而已，無所謂國，無所謂一國之學。何也？知有君不知有國也。”[注]同上。鄧實已隱約感到，中國自古以來其實並無真正的國家觀念，强調民族獨立、國與國平等關係的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屬於“近人於政治之界説”，衹是到了中西會通之際，國人纔真正開始將國家與朝廷區分開來，也纔真正可以將國學與君學區分開來。若不能分辨事君與愛國的區别，若没有形成真正的國家觀念，又豈能明白真正的國學到底為何物？!雖然鄧實提出的策略是回到真儒學以愛國保國，但字裏行間卻透露了新國學的産生是以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對本土學術進行重構的結果。1907年《國粹學報》第三年第五號(總30期)又刊登了鄧實的《國學無用辨》，進一步闡發了《國學真論》的思想，認為“君學”與“國學”處於此消彼長的對立地位，當今國家貧弱恰恰就是君學大盛造成的惡果，而要應對亡國滅種的危機，就必須光復國學。文章説：“學以為國用者也，有一國之學，即以自治其一國，而為一國之用。無學者非國，無用者亦非學也。今之憂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淪亡，則疾首痛心於數千年之古學，以為學之無用而致於此也。鄧子曰：悲夫!其亦知吾國之古學，固未嘗用，而歷代所用者，僅君學乎？……是故無用者君學也，而非國學。”[注]鄧實：《國學無用辨》，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632頁。顯然，鄧實所期許的光復國學，其實是要發掘本土學術的現代價值，從中尋找應對現實危機的思想資源。其基本路徑就是站在中西學術會通的高度，以時代精神對本土學術進行去僞存真、去粗取精、與時俱進的重構再造，以此堅固國本，激勵種性，培養國民愛國熱忱，塑造足以立國、足以保種的民族精神與民族之魂。

模糊数学是研究与处理模糊性事物的一种新的数学模式[2]，浓香型白酒的窖泥质量本身是一些客观存在的模糊概念和模糊现象，应用模糊数学模型可对评价中的模糊性问题进行定量化处理，以反映窖泥质量的不确定性。本研究应用模糊数学模型，从感官和理化指标上对窖泥质量差异进行评价，以数据来客观反映浓香型白酒窖池窖泥质量的好坏。

1907年7月9日，張之洞上《創立存古學堂折》。作為晚清洋務派的最後重鎮，張之洞以力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著稱。雖然張之洞作為封疆大吏和肱股之臣和晚清國粹派中多數成員以反清排滿為職志的政治立場大相徑庭，但他將“保書種、存國學”視為另一種救亡之務的思想，與晚清國粹派的文化觀念頗有溝通匯合之處。在《創立存古學堂折》中，張之洞説：“竊維今日環球萬國學堂，皆最重國文一門。國文者，本國之文字、語言、歷古相傳之書籍也，即間有時勢變遷不盡適用者，亦必存而傳之，斷不肯聽而澌滅。至本國最為精美擅長之學術、技能、禮教、風尚，則尤為寶愛護持，名曰國粹，專以保存為主。凡此皆所以養其愛國之心思，樂群之情性，東西洋强國之本原，實在於此，不可忽也。”[注]張之洞：《創立存古學堂折》，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84頁。有意思的是，張之洞在强調國粹保存為立國之本時，也不忘放眼世界，以國際視野來考察國粹對環球萬國保種强國的意義。晚清時期“國學”“國粹”的概念，已不再是一個屬於封閉的天朝上國的概念，而是將中國學術置於中西會通的開放視野下來審視考察的結果。在張之洞看來，保存國故、延續國學，成為西學東漸背景下應對亡國滅種危機必須要考慮的問題，而衹有中西貫通、新舊相資，方為實現强國保種目標的萬全之策：“孔子所言‘温故而知新’一語，實為千古教育之準繩。所謂故者，非陳腐頑固之謂也。蓋西學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國之文字經史萬古不磨，新故相資，方為萬全無弊。”[注]同上，第185頁。張之洞對新式學堂喜新忘本之風充滿憂懼，創立存古學堂即是為了以國粹來挽救學界風氣和世道人心：“乃近來學堂新進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誼，種種怪風惡俗，令人不忍睹聞。至有議請廢罷四書五經者，有中小學堂並無讀經講經功課者，甚至有師範學堂改訂章程，聲明不列讀經專科者，人心如是，習尚如是。……正學既衰，人倫亦廢，為國家計，則必有亂臣賊子之禍；為世道計，則不啻有洪水猛獸之憂。微臣區區保存國粹之苦心，或與世教不無裨益。”[注]張之洞：《創立存古學堂折》，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87頁。張之洞的觀點，因政治立場的不同，顯然與强調國學與君學之别的鄧實等人大相徑庭，可視為晚清國粹派的前身甚至是對立面。他所重視的經學，恰恰大部分内容屬於鄧實等人所言“君學”而不是“國學”的範疇。

这段话中，作者借助律师之口有意突出了男孩的个人历险与古老的史诗之间的联系；并且强调这部个人史诗应该用一种“更有力度的语言”，事实上是帝国的语言——拉丁语——讲出来，明显表现了一种帝国的怀旧情结和强烈的叙事冲动。

可以看出来，中农控股作为中国农资行业的“国家队”和国家调控化肥市场、落实惠农政策重要抓手，始终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基本使命，很早便在多点布局，构建起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雏形。经过几年的不断完善，终于宣告了中国农资——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式上线。

1908年4月，章太炎作《印度人之論國粹》一文，以印度為例，强調國粹研究對民族獨立及維繫民族精神的特殊意義，仍是晚清國粹派有關“國粹乃國魂、國本及民族精神所繫”這一基本觀點的展開。文章説：“余在印度人所，於是始見有釋迦氏矣。釋迦氏論民族獨立，先以研求國粹為主，國粹以歷史為主。自余學術，皆普通之技，惟國粹則為特别。……國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覺心。有是心，所以異於動物。……且人類所以殊於鳥獸者，惟其能識往事，有過去之念耳。國粹盡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與犬馬當何異哉？人無自覺，即為他人凌轢，無以自生；民族無自覺，即為他民族凌轢，無以自存。然則抨彈國粹者，正使人為異種役耳!”[注]章太炎：《印度人之論國粹》，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89頁。章氏所言保存國粹，既是為應對西方侵略，也服務於反清排滿的種族革命，包含複雜的政治、文化訴求。

五

對於晚清的國粹主義思潮，當時就出現了批評質疑的聲音。1908年4月25日發行的《新世紀》第44期刊登署名為“反”的《國粹之處分》一文，認為國粹主義思潮的盛行並非好事。所謂“國粹”屬於正淪為明日黄花的舊文明成果，學界若汲汲於提倡國粹，會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包袱與阻礙。文章説：“近數年來，中國之號稱識者，動則稱國粹。環海内外，新刊之報章書籍，或曰保存國粹，或曰發揮國粹，甚者則曰國粹之不講則中國其真不可救藥。嗚呼，此豈好現象乎!吾敢一言以斷之曰：是受歷史之毒，而不齒於尼采者也。夫中國之歷史，綿延四千餘載，國之精華，焉敢云無？以言形上之學，若周秦之學術，兩漢之政治，宋明之理學，皆可超越一世，極歷史之偉觀，較諸希臘羅馬未或下也。迨及物質文明之發明，若指南針、經緯度、錦、印刷器、火藥、甆器等，則大裨於全世界之文明，雖在今日，西人猶多艷羡之者。以言為中國之國粹，是誠無愧。然當萬事以進化為衡之世，是種種者當在淘汰之列。其補助於社會文明之功，已屬過去之陳迹。其所産生之新文明，已歷歷然現諸面前。未有不以新産生者為模範，而仍以未發生新文明以前之舊模型為師法者也。”[注]反：《國粹之處分》，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第192頁。國粹再值得國人驕傲，畢竟屬於已經逝去了的古老時代，當此新文明産生、興盛之際，再以舊國粹為新時代的思想指南已不合時宜。况且，“國粹”的提法本身就含有排外性、保守性、狹隘性，不值得提倡。科學以求真為目標，具有超越性，真正的學術應無種族、無國界、無東西之别:“然若專是古而非今，尊己而卑他，標異於人，而以助國界之愈嚴明，夢想草昧，而使人群之日退化，則其禍群之罪，不啻應加以大辟之刑也。科學超於國界，良知貫於萬民，固無分於東西，更無區於黄白種也。”[注]同上，第193頁。

“反”的文章雖然可以自圓其説，但其建立在將“國粹”僅僅理解為屬於舊時代的僵死學術傳統的前提之下。其實，對何為“國粹”的理解，晚清國粹派内部的意見分歧也是巨大的。大部分國粹派成員並不拒斥對西學的吸納和整合，甚至可以説將西學新知整合進“國學”之中，創造符合時代需要的新國學，反而是晚清國粹派的主流觀點。1909年6月，《教育雜志》第一年第七期刊登了高鳳謙的《論保存國粹》一文，認為值此新舊中西會通之際，新事物新名詞不斷涌現，若以禁用新名詞的方式保存國粹根本行不通，“國粹”一詞本身就是新名詞。文章説：“或謂所惡乎新名詞者，謂其來自外國也。……吾謂世界交通，文明互换，外來之事物，苟有益於我國者，既不能拒絶之，而獨計較於區區之名詞，無乃失本末輕重之分乎？今者譯本之流行，報章之傳布，上至於奏定之章程，欽頒之論旨，所用新名詞，既數見不鮮，又烏得從而禁之？平心言之，新名詞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習用，必從而禁之，不可也。……又，况國粹，新名詞也。新名詞，亦新名詞也。反唇相稽，未有不啞然失笑者矣。”[注]高鳳謙：《論保存國粹》，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196頁。高鳳謙在文章中否定了禁用新名詞和設立存古學堂兩種保存國粹的方式，他認為保存國粹的良方是廣設圖書館，“保存國粹之道奈何？曰建設圖書館為保存國粹之惟一主義是矣。今者新學初萌，舊學漸廢，通都大邑之書肆，欲求經史，往往不可遽得，誠大可寒心。為今之計，苟不設立圖書館，則舊學之書，可立待其盡也。圖書館之設，規模務宏，版本務精，固矣。然必京師或省會之力，始足興辦，而不能普及於全國也。求普及之道，宜於各州縣先設一小圖書館。……抑吾更有言者，圖書館之設，固以收藏舊學之書為主，而新學各書，亦不可不備，使人得就其性之所近者求之。然則是舉也，謂之保存國粹也可，謂之推廣新學也亦可。”[注]同上，第197—198頁。晚清時期公共圖書館事業的發軔，正是取法日本、泰西實行新政的成果。可見，在如何保存國粹的具體策略上，時人的思考也脱離不了西學東漸、晚清新政的時代語境。

1909年11月，由柳亞子、陳去病、高旭等人發起成立南社，旨在通過振興文學而保存國學，唤起國魂。1909年10月17日，《民吁日報》刊載了由高旭撰寫的《南社啓》，集中闡明了南社的成立初衷，將國文、國學、國魂與國運及種族革命緊密聯繫在一起。高旭在《南社啓》中説：“國有魂則國存，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然則國魂果何所寄？曰寄於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而中國國學中之尤為可貴者，斷推文學。蓋中國文學，為世界各國冠，泰西遠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歐風者，乃奴此而主彼，何哉？余觀古人之滅人國者，未有不先滅其言語文字者也。嗟乎痛哉!伊吕倭音，迷漫大陸，蟹形文字，横掃神州。此果黄民之福乎？人心世道之憂，正不知伊於胡底矣!或謂國學固不宜緩，又奚必社為？曰一國之事，非一二人所能為，賴多士以贊襄之。華盛頓之倡新國也，非一華盛頓之力，乃衆華盛頓之力也，社又烏可已哉？……餘惟文學之將喪是憂，幾幾乎忘其不自量矣!試問今之所謂文學者何如乎？嗚呼!今世之學為文章者、為詩詞者，舉喪其國魂者也。荒蕪榛莽，萬方一轍，其將長此終古耶？……此乃不特文學衰亡之患，且將為國家沉淪之憂矣!二三子有同情者乎？深望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與之同步康莊，以挽既倒之狂瀾，起墜緒於灰燼。”[注]高旭：《南社啓》，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205—207頁。高旭的這篇《南社啓》將歐化主義視為“保存國粹”的對立面，但其保存國學的良苦用心還是落在唤起國魂以救國家的目標上，而作為排滿革命派顯然是清王朝的敵對面，可見高旭等南社成員已將國家與朝廷做了明確區分，這一區分正是晚清中國知識人普遍接受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影響的結果。大力抨擊歐化主義的高旭，在文中卻仍然不忘以華盛頓為例來證明結社的重要性，可見即使是晚清國粹派中最為保守的成員，也已經不再是不知西學新知為何物的陋儒了。

六

其實，真正將“國學”納入超越中西古今及功利目的之科學範疇者，還是以梁啓超、王國維等人為代表的國學大師，其眼光代表了晚清國粹派的最高學術水準。1911年2月，由羅振玉、王國維主編的《國學叢刊》創刊於北京。在《國學叢刊序》中，王國維提出學術没有新舊、中西、有用與否之分，中西學術均不出科學、史學、文學三大類。顯然，王國維已引入來自西方的現代學科分類標準，以完全不同的學科分類方式對傳統學術進行了徹底改造。王國維所言“國學”，是真正意義上的以現代眼光對傳統學術進行的再建構。在這篇作於1911年初的《國學叢刊序》中，王國維説：“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何以言學無中西？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即從俗説，而姑存中學西學之名，則夫慮西學之盛之妨中學，與慮中學之盛之妨西學者，均不根之説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余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於此學固未為善。……故一學既興，他學自從之，此由學問之事，本無中西。”[注]王國維：《國學叢刊序》，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争》(上)，第209—211頁。從王國維對時人斤斤於學術有用無用之争的批評中，更可明顯看到王國維的學術眼光由古代形態嚮近代形態的根本轉嚮：“余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歐洲近世農工商業之進步，固由於物理化學之興，然物理化學高深普遍之部，與蒸氣電信有何關係乎？動植物之學，所關於樹藝畜牧者幾何？天文之學，所關於航海授時者幾何？心理社會之學，其得應用於政治教育者亦少。以科學而猶若是，而况於史學、文學乎？然自它面言之，則一切藝術，悉由一切學問出，古人所謂‘不學無術’，非虚語也。……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注]同上，第211—212頁。到王國維這裏，晚清國粹派關注的焦點不再是以國學立國本、唤國魂、保國保種保教的政治事功問題，而是變成了超越國界、種界、新舊及功利追求的科學。這一轉嚮為民國時期的國故整理運動埋下了伏筆。而以國學堅固國本、再造國魂的追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似乎就淡出歷史舞臺，未能繼續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