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水县位于海南岛南部，东南面临海，西南直至藤桥，西北至通什市，北部则与万宁县相接，自古以来便是少数民族聚集地，黎、苗和汉族杂居于此。全县黎族聚居和散居地域，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0%。民国时期的陵水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复杂，交通条件较差，加上兵匪为患，土豪劣绅的压迫，该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广大黎民百姓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革命时期，陵水县成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

一、陵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25年，陵水县全县共有土地约5万亩，其中超过半数为地主所占，农民依靠缴纳高额地租和税务勉强谋生。同年，陵水大旱，土豪劣绅勾结官府，垄断市场，提高粮食价格，逼迫农民向其借贷，再收取高额利息，沉重的苛捐杂税使整个陵水县民不聊生，长期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反动阶级的不断压迫，使农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也为日后陵水人民揭杆起义埋下了伏笔。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跨海南征邓本殷时，有一批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从外地随军返琼，这批人中有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黄振士原名黄福生，是陵水县西区坡村人，其祖父黄宗贵是黎族峒长。黄振士在广东大学深造时与徐成章、杨善集等互有交往，1924年经杨善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黄振士是黎族人民中最早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黄振士回到陵水后，筹备成立国民党陵水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任党部书记长。他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发展我党的地方组织，于1926年2月成立陵水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黄振士任小组长*肖焕辉：《琼崖曙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叶晓晓用手机登了QQ，发现陈小北给她留了好长一段话。原来明天要见记者，他就有关问题，给了她标准答案，要她记住要领，明天顺顺溜溜地表达出来。

1927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4月22日屠杀的战火烧到海南岛，以国民党革命军第33军团团长黄镇球、参谋长叶肇为首的琼崖国民党反动军制造了“四二二”海口反革命大屠杀惨案。全琼被缉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达二千多人。一些共产党员开始向农村进行转移，陵水、琼东、临高等县的党组织都带领党员撤至农村，深入黎族汉族杂居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以黄振士为代表的中共陵水县党组织深入黎族群众中，得到黎族百姓支持与拥护，以七弓峒峒主王昭夷为代表的黎族峒长们都将其手中的武装力量贡献出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行列。同年5月，一支以黎族人民为主体的农民武装队伍在坡村成立，正式命名为陵水县农民自卫军，由王昭夷任总指挥。7月，中共陵水县委在坡村正式成立，黄振士担任县委书记，陈贵清、周文朝为委员。有了领导核心之后，广大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县委通过分析敌我武装力量对比情况，决定立即开展武装起义，以夺取陵水县县城为目标，创建工农民主政权。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举行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通过武装暴动来夺取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工农革命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但在这些正确主张当中也包含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建立初期，政权尚未稳定，琼崖特委受广东省委“短期内完成全岛暴动，肃清全岛反动势力”冒险计划的指示，命令徐成章带领东路工农革命军回师陵水，北上攻打万宁县城。广东省委错误地认为当时琼崖革命正处于高潮阶段，提出“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方针，认为理应率先攻打和夺取中心城市，放弃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契机，琼崖特委迫于上级压力也不得不开展那些毫无胜算的暴动，而随后开展的万宁县第2次万人暴动和中原暴动都以失败告终。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武装起义是党带领全琼人民解放海南岛的正确道路，但是在得知敌方兵力强大过我军数倍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与之抗衡，在策略方法上没有做出最适合当时情况的调整，导致琼崖许多暴动都以失败告终，这就带有严重的军事冒险主义倾向。由于当时广东省委的指示严重脱离了实际，未能指导琼崖特委率领红军击破蔡延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导致陵水县城失守，以致最终陵水苏维埃政权走向失败。

陵水苏维埃政权是以黎族人民为主体，黎汉两族人民共同浴血奋战所创建的琼崖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少数民族干部是带领革命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例如黄振士和早期的王昭夷等人，都在陵水县黎族群落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其手下的武装力量也是开展武装起义的根基。但是，在当时阶级斗争不断加深、民族冲突越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个别少数民族干部心中由于共产主义信仰的缺少，导致滋生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最终叛变革命。

陵水起义乃至整个琼崖武装暴动中都存在着著名的“一把火和一把刀”说法。“一把火”是指焚烧反动派的房屋，“一把刀”则指的是杀尽豪绅地主。1928年1月25日，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枪毙了一大批恶霸地主、反动豪绅和反革命分子。1928年4月的《中共琼崖特委代表在中央会议上的报告》指出：1927年10月到1928年4月之间，焚烧反动派房屋千间，陵水琼山万宁等地共杀反动派约四千人。在几乎杀尽了陵水县豪绅地主之后，虽然受到广大穷苦黎汉农民的拥护与支持，但同时也造成树敌众多的事实，此为封建性。再者，在陵水苏维埃政权建立过程中，出现了主要领导人叛变革命，一些地区组织混乱，盲目行动不听指挥问题，这些都是旧式农民起义的通病，种种弊端都在陵水武装起义过程中得到承袭，彰显出农民阶级内在的局限性。

我国古代最大的私立藏书楼是涵芬楼。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主理商务印书馆编务的张元济广集藏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图书资料室基础上，建立涵芬楼。涵芬楼是藏书多达463083卷，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私立藏书楼。

二、陵水苏维埃政权失败原因

(一)受到“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带有军事冒险主义倾向

1927年7月18日凌晨，在打探到县城内驻守的国民党军队主力调往万宁县，城内仅300人防守的情况后，由黄振士、王昭夷率领的讨逆革命军搭起人梯，翻墙而入，打的守城敌人措手不及，七百多手持步枪、火药枪、长矛、大刀、弓箭的农军和一千多手持鱼叉、扁担、锄头的农民直指陵水县城冲杀而来。城外与城内里外夹击，敌人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措手不及，乱作一团，一些人在抵抗中被击毙，多数人纷纷向东门夺路而逃，陵水县城最终被讨逆革命军所攻克*肖焕辉：《琼崖曙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陵水起义，是在中共陵水县委领导下琼崖武装暴动的先声。7月21日，中共陵水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陵水县人民政府，琼崖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由此诞生。由中共琼崖特委军政干部欧赤任县人民政府主席，黄振士、王昭夷、何毅等任委员，同时还成立了县工会、农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人民政权之后，县人民政府、中共琼崖肃反委员会陵水县分会和琼崖讨逆革命军第八大队部联合发出安民布告，宣布没收国民党反动官僚及地主、资本家的住宅及其财物*李德芳：《琼崖革命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深受黎族百姓拥护，给国民党反动派带来沉重打击，但是对于土豪劣绅来说则是损害其利益的眼中钉。人民政府成立后，陵水县城内的反动势力一直跃跃欲试、伺机而待，在陵水县工农民主政府诞生后的第5天，国民党反动县长邱海云纠集土匪、民团共一千多号人展开对陵水县城的反扑。敌人兵分三路包围农军，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均优于农军，苦战至拂晓时分，县委当机立断，为保留革命火种先退出陵水县城，向坡村转移。数日后，陵水县委在坡村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决定开辟新区，开展自卫游击战。

(二)带有旧式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以曾经的陵水农军总指挥王昭夷为例，王昭夷率领农军开展武装斗争，英勇奋战，为陵水苏维埃政权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他自恃功高,对县苏维埃主席职位一直心有所想,对组织安排的县苏维埃委员一职表示不满。他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使其对黎族成员在革命队伍中占重要部分而在苏维埃政府中占不足三分之一的比例感到不平。以上种种因素成为王昭夷叛变革命，投奔国民党反动派的导火线。纵观王昭夷一生的活动轨迹，黎族农民运动的革命浪潮,将他推到革命斗争的浪头,使其成为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他丧失理智、疯狂反共时,其心理深处亦涌动着狭隘的民族意识浊流。他毕竟没有受过科学理论的陶冶,主要政治舞台限于本土一隅,他拥有武装力量的峒主地位使其难以认识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这一理论实质,没有认识到解决民族间题的正确道路,因而,他没有能够沿着他踏入革命的初途走下去*符和积：《黎族头人王昭夷述评》，《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928年1月25日，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分给贫农，公布了《土地革命条例》，得到黎族人民热情拥护，但在执行土地政策过程中也出现了操之过急现象，如1928年1月，“陵水自攻下新村港和南区后，全县的豪绅地方等几乎杀尽”*《琼崖特委一月份总结报告》(第6次，1928年1月25日)。这种情况，势必造成树敌众多，仅仅争取到了贫农的支持，反而推动了中富农与反动势力的勾结。同年3月，特委和工农革命军一些领导深受“左”倾思想影响，迫切希望进攻和夺取有大量敌人驻扎的大城市。3月中旬,蔡延锴国民党军队随之抵琼，向全琼展开围攻，中国琼崖特委命令驻扎在陵水的主力军北上六连岭，仅留少数农军配合农民革命军守护陵水县城。果不其然，在敌军重兵压境情况下，陵水县委无奈决定放弃陵水县城，兵分两路分别撤离到陵水西区的东光村和陵水北区的马村。15日，马村据点被攻占，农民自卫军连夜突围撤离至彭谷园，次日凌晨，国民党军队突袭彭谷园，采用火攻手段围攻我军阵地。彭谷园燃起熊熊大火，中共陵水县委书记许邦鸿在内的三百多民黎汉族农民自卫军战士壮烈牺牲，五十多人被敌军捕获并于次日英勇就义。彭谷园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存在达半年之久的陵水苏维埃政权的终结。

陵水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琼成立最早的县一级苏维埃政权，也是整个华南地区继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之后建立起来的又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它在琼崖人民心中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它开创了琼崖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先例，告诉人们反动政权是可以消灭的，工农政权的建立要在武装斗争基础之上，给琼崖各地军民极大激励与鼓舞，从而使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来，推翻反动阶级、土豪劣绅的统治与压迫。它领导黎族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农民，使得穷苦的黎汉百姓，享受到了翻身做主的权力，推动了琼崖各地区土地革命的快速发展，为琼崖各县今后的武装暴动提供了现实基础。

(三)个别少数民族干部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1927年11月初，中共琼崖特委在乐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议总结9月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琼崖进一步扩大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黄振士在参加特委扩大会议之后回到坡村，传达了会议精神，县委决定再次攻打陵水县城。11月25日，陵水讨逆革命军一千六百多人在黄振士、王昭夷带领下对陵水县城展开围攻，由于敌军早已打探到农军此次进攻人数数量庞大，早早便弃城逃亡，所以农军兵不血刃便顺利拿下陵水县城。12月16日，陵水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陵城镇召开，宣布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推选王业熹为主席，黄振士、许邦鸿、王昭夷等为委员，苏维埃政府下设宣传、土地、财政、民政、交通、妇女、军事7个科。为保障战时供给，苏维埃政府还特别设立了经济委员会，任命符良清为主任。这是琼崖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程昭星，邢诒孔：《黎族人民斗争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版，第105—108页。。

虽然说陵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过程是陵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所开展的革命行动。但是，在其建立过程之中仍带有旧式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三、陵水苏维埃政权创建的历史地位

(一)陵水县苏维埃是海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奠定了海南武装斗争的基础

寄畅园位于惠山东麓，倚山临水，毗邻惠山寺。明朝正德年间，尚书秦金买下惠山僧舍，辟为花园并取名为凤谷行窝。其后，秦耀、秦德藻等人不断增补，终成一代名园。康、乾二帝南巡时几乎每次必游此园，使寄畅园的知名度大为提高。

高速公路运输以其点多面广、方便直达、机动灵活、服务能力强，既可为其他运输方式提供集疏运服务，又自成体系等特点，在交通运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 近年来，全国高速公路网在规模总量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据交通运输部《201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2.35万km，国家高速公路里程达7.96万km，全国高速公路车道里程达54.84万km[2]. 随着高速公路建设规模的不断增大，相关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日趋增多，从而对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二)陵水县苏维埃是海南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丰富了党的民族革命斗争实践

1926年，陵水县率先成立中共陵水县党小组，其中黎族党员干部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在陵水县建立的陵水西区委员会、坡村琅牙党小组、坡村马村党小组其主要负责人均为黎族，在陵水县委创办的陵水农民运动训练所，其57个学员中有30人为黎族农民。1927年，陵水县农民军成立，其中黎族武装力量占很大比重。在陵水县委的号召下，各黎族峒主积极响应，一千余人的黎族武装大军加入陵水农民军与之协同作战，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在黎族聚居的陵水县，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正是因为有了以黄振士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优秀共产党员的参与，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黎族农民运动才能蓬勃发展，最终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创建琼崖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

陵水苏维埃政权其诞生是陵水各族人民，特别是黎族人民浴血奋战，奋勇拼搏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一个伟大创举，是琼崖23年红旗不倒的历史丰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陵水苏维埃革命运动，在斗争中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府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

4.总揽全局，把好项目协调关。审计组长是联系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与审计组内外各方面的交涉与协调任务。为确保沟通、协调顺畅，需要审计组长紧紧围绕审计项目整体大局，巧用沟通技巧和方式方法取得被审计单位领导及部门的配合，达到协调工作高效运行的目的。如部分领导由于害怕问题被披露，会采取各种办法来为难审计组，甚至影响审计项目的顺利开展，使审计工作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时候，就需要审计组长及时改进审计策略和方法，与被审单位的领导主动沟通，谈话时，以诚相待，注意沟通技巧，以达成共识，确保审计项目的顺利运行。

1928年6月18日，陵水县苏维埃政权在彭谷园战斗后结束，当天，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密切注视着琼崖黎族、苗族在琼崖党组织下进行的少数民族革命运动。中共六大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认为中国“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于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孙善根：《少数民族革命斗争道路的探索—中共琼崖党组织领导的少数民族革命》，《竹林里风雷——中共琼崖一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准备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加入党纲。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琼崖陵水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之后，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理论，从而在实践中指导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完成革命，实现地区和人民的解放。

参考文献：

[1]肖焕辉.琼崖曙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2]李德芳.琼崖革命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3]程昭星，邢诒孔.黎族人民斗争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4]符和积.黎族头人王昭夷述评[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5]孙善根.少数民族革命斗争道路的探索—中共琼崖党组织领导的少数民族革命[A].竹林里风雷——中共琼崖一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选[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6]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琼崖革命研究论文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