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是世界“恐怖小说”的鼻祖，那乌拉圭地域小说代表作家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1878～1937）则是拉丁美洲“恐怖小说”的先锋。作为“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基罗加于1904年至1935年30年间撰写了大量短篇小说。在1904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别人的罪行》（El crimen del otro），于191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大森林的故事》（Cuentos de la selva）。随后，短篇小说集《野蛮人》（El salvaje）和《阿纳孔达》（Anaconda）以及《被放逐的人们》（Losdesterrados）分别于1920年、1921年和1926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问世。1935年，短篇小说集《来世》（El más allá）出版，成为基罗加的收官之作。而《被砍头的母鸡》（La gallina degollada）是作者1917年问世的短篇小说集《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Cuentos de amor de locura y de muerte）中的一篇，这部被视为基罗加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使他赢得‘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的盛名”［1］249。

20世纪初至30年代，拉丁美洲“地域主义”文学兴盛，该时期的作家将写作目光投向拉美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正是因为这种创作视角的转变，让拉丁美洲文学走出了传统欧洲文学模式，成功地披上了具有拉美民族特色的面纱。从严格意义上讲，“地域主义”时期有三个分支，它们分别是：墨西哥革命小说、大地小说以及土著小说。基罗加则是“大地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大地小说”关注人与自然的斗争，在此基础上，基罗加将虚幻主义和（恐怖）现实主义贯穿于创作之中，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从虚幻主义角度而言，基罗加“在作品中引入‘破坏现实的因素’，而又不能确切说明这种因素产生的根源”［2］；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考量，基罗加则以森林生活为题材，继承并发扬了“大地小说”的精髓，与此同时，加入自己对死亡的诠释与解读。因此，不难发现《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中的多个短篇不仅具有“地域主义”时期“大地小说”的风貌，而且体现了作者推陈出新的思想。

10月中下旬，中国农业银行出台《中国农业银行茶叶区域信贷政策》，《政策》将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

从作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别人的罪行》到最后一部的《来世》，基罗加始终将虚幻和恐怖作为写作的主线，将众多边缘化人物作为作品的主角，例如流浪汉、吸毒者、傻子、农民、猎户、处于精神或心理病态的两性等，作者用他们的生活经历和遭遇折射出自然、疯狂、死亡等宏观主题，引导读者在走进人物内心的同时去感受孤独、恐惧、彷徨、爱恨交加等情感带来的心灵触碰。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中的《事物的正确比例》（La justa proporción de las cosas）中，作者讲述了男主人公由于交通堵塞而变疯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如果着眼于城市交通拥堵已是常态的当下，我们是否会像主人公一样，在喧嚣、充斥着压力与浮躁的城市生活中变得神经错乱直至生命消亡？在《儿子》中，作者讲述一个男孩想拿着猎枪独自上山打猎，儿子答应父亲到吃午饭的时候便会回家，但是直到中午12点半依旧未归，在此期间，父亲听到了一声枪响。焦急不安的父亲随即动身前去寻找儿子，神情恍惚的父亲看见儿子从林中走来，父亲便搂着孩子一同回家，然而这一切却是幻觉。其实男孩在上午10点钟就已经身亡了。作者借此表达死亡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主题，它带给人们的是痛苦和焦虑，而失去亲人的悲剧则让人们感到孤独甚至精神崩溃，这样的心灵碰撞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大学新生在学习适应方面主要表现为老师授课方式的改变、学习方法的适应以及没有明确的目标[3]。中学的学习目标是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无需个人思考，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抹杀了很多学生学习的独立性。于是，致使大学阶段成为“理想间歇期”。不少大学新生反映“感觉大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很空虚、无聊，课余时间那么多，不知道要做什么，除去上课时间，大多时候是上网打游戏或在宿舍宅着”。新生心理普测反馈时，当问及“你打算怎样过自己的大学生活”时，不少同学的回答是“争取大学不挂科，顺利拿到毕业文凭”。当问及“你打算怎样开展大学的学习”时，不少同学的回答是“不知道，争取不逃课吧”。

基罗加秉承自己的创作理念，不断创新，在《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中将爱情、疯狂与死亡这三大“生命主题元素”糅合在一起。这部小说集由15篇短篇构成，所有短篇均聚焦在上述三个主题上，展现了人生和命运的无常，生命与死亡的较量，现实与幻想的碰撞。这些文章的背后都或多或少蕴含着作者的经历以及更深层次的含义，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品读。本文以研究短篇小说《被砍头的母鸡》的叙事策略为主线，结合作者的自身经历，解读作者以“死亡”为创作主题的原因；在诠释隐喻含义的基础上探索作者对提升女性地位所做出的呼吁。

一、基罗加的“死亡”情结

我们将从两个层面解读基罗加的“死亡”情结，即基罗加以“死亡”为创作主题的原因。第一个层面，即直接原因，通过梳理作者体味生死的经历，走进作者的内心展开论述；第二个层面，即间接原因，通过整理作者的相关作品并结合实例进行分析。

（一）“死亡”——终生的枷锁

基罗加于1878年12月出生在乌拉圭，虽然在文学上成就颇丰，但他的一生跌宕，难逃“死亡”的魔咒。1879年，他的父普鲁登西奥·基罗加由于猎枪走火而不幸身亡，由于母亲目睹了这一幕，惊吓与恐惧使基罗加从她怀中坠落。基罗加从小不善于和他人打交道，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他异常好斗。在基罗加的求学生涯中，他的发散性思维对他之后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1891年，基罗加母亲再婚，他与继父的关系良好，但是随后继父也因病自杀，基罗加又目睹了这一场景。1901年，基罗加的哥哥和姐姐相继去世，次年，他在和挚友费德里科·费尔南多（Federico Fernando）一同摆弄手枪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手枪走火，他打死了自己的朋友。1909年，基罗加和他的学生安娜·玛利亚·西雷斯（Ana María Cires）结婚，而他的妻子却在1915年服毒自杀。1936年，基罗加罹患前列腺炎，最后疾病恶化为癌症，他本人也在1937年2月19日服氰化物自杀。

参考文献：

（二）“死亡”——创作的源泉

基罗加用短篇小说记录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感悟。这些珍贵的“方法论”不仅给予他同时代作家以精神食粮，对现当代短篇小说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他们创作短篇小说的风向标。基罗加在1925年4月发表《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手记》（El manual del perfecto cuentista），于 1927年 7月发表《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El decálogo del perfecto cuentista）而后者以其独特的方式，即基罗加给出的十条撰写短篇小说的建议，巩固了他在拉美短篇小说史上的地位。

《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中第一诫则是：“要相信大师——爱伦·坡、莫泊桑、吉卜林、契诃夫——如同相信上帝一样》。”［3］由此可看出美国著名“恐怖小说”代表作家爱伦·坡在基罗加短篇小说创作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翰·E·恩格尔柯克（John E.Englekirk）曾指出：“没有任何一位西班牙语作家像基罗加一样生动传神地表现出爱伦·坡的故事精髓。”［4］1955年荣获“阿根廷国家文学评论奖”的阿根廷作家胡安·卡洛斯·吉亚诺（Juan Carlos Ghiano）指出：“（基罗加）对爱伦·坡写作主题的偏爱在《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中》得到了完全展现。”［5］因此，毫无疑问，《被砍头的母鸡》作为基罗加“恐怖小说”的佳作，我们从中必能辨识出爱伦·坡式“恐怖小说”的痕迹。正如阿根廷文学批评家豪尔赫·拉福格（Jorge Luis Borges）的评论：“《羽毛枕》和《被砍头的母鸡》除了是基罗加最广为流传的两篇作品之外，它们还意味着作者被自己的两位导师——爱伦·坡和莫泊桑同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他们的叙事策略，但与此同时，基罗加也运用了自己的恐怖元素。”［6］此外，在1925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当采访者询问基罗加喜欢读哪位作家的作品时，他回答道：“有许多优秀的乌拉圭和阿根廷作家，但我热衷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作品。”①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他的作品在于探索自杀、贫穷及道德等主题，这一文学风格对20世纪世界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综上所述，基罗加将“死亡”作为创作主题的外部原因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即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爱伦·坡等文学大师的影响。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基罗加并非“拿来主义”，在借鉴的基础上，创作出特有的恐怖叙事风格，从而形成了独具拉美特色并以“死亡”为叙事主题的“拉美恐怖小说”。

二、《被砍头的母鸡》的叙事策略

叙事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诞生、发展并成熟于20世纪60年代。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言语、共时／历时、能指／所指），法国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等都为叙事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本文对《被砍头的母鸡》的叙事策略研究主要围绕叙事学中的叙事视角以及叙事时间这两部分展开。

叙事时间是叙事文学的生命，叙事文学的“双重时间性质赋予了叙事文根据一种时间去变化乃至创造另一种时间的功能”［7］63。分析逆时序与现时叙述的时空建构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作品主题，也在完善叙事结构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叙事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它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本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7］19。就视角的承担者而言，由于短篇小说《被砍头的母鸡》属于第三人称单线叙事文本，因此其视角承担者可以是故事中的各类人物。马基尼·费拉斯夫妇、四个傻儿子以及小贝尔塔构成了《被砍头的母鸡》中的视角承担者，叙述者通过这三组主要叙事视角的移动来进行叙事。

叙事视角的类型划分与研究是解读视角时必不可少的步骤。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杰出代表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在划分叙事视角类型时率先引入“聚焦”这一概念。根据叙事文中视野的限制程度，将视角类型分为非聚焦型、内聚焦型以及外聚焦型三大类。《被砍头的母鸡》中的叙事视角则属于内聚焦型。在内聚焦型视角中，故事中的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有时，还会凭借人物的视觉和听觉对事件展开叙述。围绕马基尼·费拉斯夫妇、四个傻儿子以及小贝尔塔这三个叙事视角的各类事件在文中均固定在这些人物视角之内。例如《被砍头的母鸡》开篇则叙述四个傻儿子坐在长凳上发生的事件，此时这些事件则严格限定在四个傻儿子这一视角上。当他们在厨房看到女仆杀鸡时，尽管有女仆这一次要视角的加入，但“杀鸡”这一事件却为四个傻儿子的听觉和视觉所感知，通过他们的感官对该事件进行二次诠释。

由于内聚焦视角的独特性，按照焦点的稳定程度，它又被分为固定内聚焦型、不定内聚焦型以及多重内聚焦型。我们将《被砍头的母鸡》中的内聚焦视角归纳在不定内聚焦型中，不定内聚焦型的特点是通常采用多个视角来叙述各类事件，但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中必须限定在某一单一人物身上。就四个傻儿子这一视角而言，围绕他们的事件有如下四点：（1）四人平日里“傻态”中的行为举止；（2）四人变傻的原因和过程；（3）四人目睹杀鸡场景；（4）四人看着妹妹翻墙随后将其杀害。前三点均是围绕四个傻儿子发生的事件，最后则将焦点限定在小贝尔塔身上。针对马基尼·费拉斯夫妇而言，不定内聚焦视角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小贝儿塔由于吃饭过多，开始发烧，夫妇二人担心女儿会死去或变成白痴，在马基尼来回踱步时，二人发生了剧烈争执，“直到小贝尔塔的呻吟声暂时封住了他们的嘴”［8］51-62。由此可见，马基尼·费拉斯夫妇激烈争吵这一事件由于小贝尔塔的呻吟声结束，再次将焦点限定在了小贝尔塔身上。其次，小贝尔塔遇害前，夫妻二人外出散步，太阳落山时才返回，而且妻子贝尔塔要在问候邻居之后才能回家。在四个傻儿子杀害小贝尔塔的过程中，丈夫马基尼在邻居家听到了女儿的喊声，回家后马基尼开始呼唤女儿的名字，当他经过厨房时便发现女儿在血泊中已经身亡。因此，在马基尼·费拉斯夫妇外出、走访邻居这一事件发生的时空范围中，通过“女儿的喊声”“呼唤女儿名字”直到赶回家中发现“一汪鲜血”，将焦点三次限定在小贝尔塔身上。

闪前，顾名思义就是叙述者提前叙述后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即“预叙”。与闪回相类似，根据闪前和故事结尾时间（叙事文最后的时间位置）的关系，它也被分为外部闪前和内部闪前。《被砍头的母鸡》中，四个傻儿子看女仆杀鸡的场景即为内部闪前。内部闪前是指对叙事文中将要发生的事件的一种提示，也可以是对故事结局的预言。四个傻子目睹女仆杀鸡预示着小贝尔塔的命运结局，与后文现时叙述中他们按照同样的方式将妹妹杀害形成情节上的呼应，杀鸡这一发生过的场景在故事进入高潮时从小贝尔塔身上加以印证。这种内部闪前形成的预叙让故事在整体上得以延伸，同时也满足了读者获得求证的快感。

内聚焦视角由于视角的限制，可以拉近故事中人物与读者间的距离，与此同时，充分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人物的思想与内心冲突。通过内聚焦视角，小说全方位刻画出了马基尼·费拉斯夫妇从最初长子降生的喜悦，到四个儿子变傻的无奈，再到女儿出生并健康成长的兴奋，直至最后女儿意外夭亡的绝望。这种波浪式的内心波动与冲突到女儿死亡时达到顶点，故事也随之进入高潮。不定内聚焦在叙述发生在四个傻儿子和马基尼·费拉斯夫妇身上的不同事件时，在特定的范围内将焦点严格限定在了小贝尔塔这个单一人物身上，突出了小贝尔塔这一女性人物的悲剧性，对故事情节的推动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二）叙事时间

《被砍头的母鸡》在叙事上采用独特的叙事方式，通过叙述不同的事件，将焦点多次限定在小贝尔塔这一女性人物身上，利用小贝尔塔的悲惨命运暗示了其母贝尔塔的人生经历。于小贝尔塔而言，四个傻哥哥以残忍的方式杀害了无辜幼小的她；于贝尔塔而言，丈夫马基尼从一开始的爱怜到冷漠再到无情，让她既失望又愤懑。作者借此揭示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即女性要么被男性无条件压迫或宰割，要么如同生孩子的“机器”一般，认为繁育后代是女性唯一的职责。小说通过揭露夫妻间病态的关系，批判了男权中男性的虚伪与冷漠，也对女性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马基尼在辱骂贝尔塔后，忍无可忍的贝尔塔也开始进行反击：“不错，我是毒蛇……但是我的父母身体健康……我父亲没有死于疯癫！”［8］51-62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虽然依旧没有摆脱男权的束缚，但作者支持女性并鼓励她们勇于摆脱社会边缘化地位，以此来彰显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闪回就是叙述者回头叙述先前发生的事情，即“倒叙”。通过回忆或者追叙来表达故事中人物的经历。按照闪回和故事开端时间（叙事文开始叙事的时间）的关系，可将其分为外部闪回、内部闪回以及混合闪回。短篇小说《被砍头的母鸡》使用了外部闪回技巧，故事的开端定格于四个傻儿子整日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呆若木鸡的场景，叙述者只交代了四个儿子精神不正常这一事实，却忽视了导致四人变傻的原因和过程。当读者萌生疑问并自行猜测答案之时，出现了外部闪回。外部闪回即叙述发生在开端时间之前的故事，是对过往的追述。此时，叙述者开始回叙四个儿子变傻的过程，长子和次子分别在出生后第二十个月和第十八个月由于抽风病变成了白痴，医生告诉马基尼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遗传问题。随后的一对孪生子依旧没有逃脱变傻的厄运，四个傻儿子之后便疯癫痴狂，马基尼·费拉斯夫妇则万般无奈，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种以开端时间为基点的外部闪回叙事技巧让故事的时空得以扩展的同时，增加了故事的悬念，为后续故事的铺陈埋下伏笔，使叙事结构更加紧凑。

吃东西时，不管端到眼前来的是什么，都立刻“敬礼”似的在上面浇一圈酱油。有时，嫌不够味，还抓一撮盐拌进酱油里。

交错是指闪回与闪前的交融，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交织在一起，让读者仿佛进入时间的迷宫，若想走出这座迷宫，需要我们对上述三种时间进行仔细剖析和解读。在《被砍头的母鸡》中，交错则体现在小贝尔塔出生前。“有了这一对孪生子，这种可怕的生殖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三年后，马基尼和贝尔塔又急切地渴望再要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相信，过了这么长时间，厄运应该结束了。”［8］51-62根据前文的分析，叙述者站在故事开端之前来讲述孪生子的降生与变傻——“过去”的事件，然后又从这个“过去”叙述“三年后”——“将来”的事件。这就是闪回中的闪前技巧。交错这一逆时序技巧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它的出现也预示着小贝尔塔的命运如同交错本身一样曲折且多舛。

《被砍头的母鸡》讲述了在陆续生出四个傻儿子之后，马基尼·费拉斯夫妇决定再生一个孩子，第五个孩子是个名叫小贝尔塔的女孩儿，她的精神完全正常，因此夫妻二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她身上，对她百般呵护和宠爱。一天午饭后，小贝尔塔趁父母外出跑出屋子停在围墙下，随后开始顺着墙往上爬。四个傻哥哥紧紧盯着妹妹，等到她即将翻越墙头时，他们将其拉下来拖进厨房，像午饭前目睹女仆杀鸡一样杀害了自己的妹妹。当夫妇二人看到被杀害的爱女时，曾经的希望彻底破灭。

考虑到工作人员巡视时现场检查参数，设计了节点显示模块，通过显示接口连接到节点。当工作人员现场巡视时需要某节点参数时，将显示模块连接到节点显示接口即可，这样可以避免每个节点都有显示模块导致成本增加，而且可以减少节点电能消耗。

三、隐喻背后的象征性解读

隐喻即用一种事物暗指另一种事物，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对隐喻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表明隐喻在日常生活以及艺术文字中无处不在，并阐述了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厄瓜多尔现当代作家劳尔·佩雷斯·托雷斯（Raúl Pérez Torres）曾表述到：“……写作不仅是缪斯女神赐予灵感的产物，也是一种需要不断探究的真实表达……日常事物充满内涵及象征……一切描述都具隐喻意义。”［9］因此，解读叙事文本中的隐喻含义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隐喻喻指性方面，《被砍头的母鸡》也是一篇值得研究的作品。小说的题目、故事中的人物、作品中的比喻等都具有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

其次是用典修辞格的使用。歌曲化用易安居士“人比黄花瘦”的典故，引用自然，表现主人公的思念之难熬并为之憔悴的状态，使人顿生惆怅。

小说的题目“被砍头的母鸡”实际上构成了全文的“预叙”，与故事中的女仆杀鸡场景以及四个傻儿子以杀鸡的方式杀害妹妹小贝尔塔形成一种远距离的对称。这种叙事文本内的对称是通过叙述者采用多种叙事技巧将其串联起来的，当读者阅读至杀鸡事件时，会感到该事件与小说的题目产生了“真实对称”，形成题目与情节的呼应，造成一定的悬念并留出一定的遐想空间。当读者阅读至小贝尔塔被残忍杀害时，顿时体味到小贝尔塔夭亡与小说的题目形成了“隐喻对称”，即“母鸡”象征小贝尔塔这一女性角色，“被砍头”象征小贝尔塔的生命结局。因此，这样的谋篇布局使题目“被砍头的母鸡”超越了文字自身的含义，除了象征小贝尔塔外，“断头”以最直接的方式彰显了基罗加的“死亡”主题，使整篇文章处于“死亡”阴霾的笼罩下，这不仅让读者不寒而栗，更为文章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1］朱景冬.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奥拉西奥·基罗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作者在文中多次描写的日落场景也耐人寻味。“看到太阳西沉、渐渐隐没到山后，这些傻孩子快活极了……望着太阳，他们像野兽见到食物那么快乐。”［8］51-62由此可见，四个傻儿子喜欢日落的场景，但是他们到底喜欢日落场景的哪一点呢？我们可以在后文中寻找出答案：“他们总是大吼大叫，直叫得满面通红……只有吃东西，或者看到鲜艳的色彩……才会振奋起来。”“……看到四个傻孩子正肩挨着肩，惊讶地瞧着杀鸡。红的……红的……”［8］51-62因此我们可推断出，四个傻儿子喜欢的是日落时太阳发出的红色光芒，是红色这种鲜艳的颜色让他们兴奋。在小贝尔塔身亡之前，日落场景两次现出：马基尼·费拉斯夫妇去散步，直到“太阳落下”时才返家；“四个傻子一直坐在长凳上一动也不动。太阳开始下沉，已经落到围墙后面”［8］51-62。正是因为此时日落的红色让他们感到激动，促使他们联想起杀鸡时鸡血的红色，把即将翻过墙头的妹妹当作那只母鸡，将其残忍杀害。由此，日落场景这一隐喻的象征性得以解读，日落的红色即象征鲜血，作者多次提及日落的场景也预示着小贝尔塔会在日落中由于失血而死亡。

作品中还有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妻子贝尔塔（Berta）和女儿小贝尔塔（Bertita）这两位女性角色，因为“基罗加作品中特别重要的（是）对女性心理的表现”［1］74。不难发现，这两位女性人物的名字无论是被翻译为中文还是西班牙语本身都极为相近。在西班牙语中，“Bertita”是“Berta”的指小词，实际上二者同源。由此可发现小贝尔塔的命运也是对贝尔塔一生的折射。叙述者起初将马基尼和贝尔塔塑造成一对恩爱夫妻：长子病后痴呆，马基尼还能不断安慰妻子；随着四个儿子接连变傻，这对苦命鸳鸯从同呼吸共患难直面命运不公到频繁发生口角，“除了辱骂，还指鸡骂狗，气氛紧张得让人受不了”［8］51-62。此时的马基尼一改先前的态度，开始变得冷漠起来。随后，夫妇二人在小贝尔塔生病时再次因为马基尼的踱步声这一无足轻重的小事发生争吵，这一次夫妻二人的关系开始迅速恶化，言语中夹杂着大量的人身攻击。马基尼称贝尔塔为“痨病鬼，毒蛇，烂了肺的毒蛇……”马基尼这样说的原因是长子变傻时他曾问大夫原因何在，大夫告诉他是由于父辈遗传问题，母亲只是有一片肺叶不好，不构成儿子们变傻的原因。由此可见，马基尼在争吵的过程中毫无顾忌地以妻子的疾病作为挡箭牌，而将父辈遗传问题抛之脑后，这时马基尼从冷漠开始变得丧失理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二者如此争吵后却能和好如初，“骂得越是厉害，事后越是亲密”［8］51-62。叙述者以此句做结，实为一种暗喻亦或是讽刺这种非常态的两性关系。当贝尔塔看到血泊中的爱女，“双手不由地抱住了头……一下子扑倒在地板上”［8］51-62。此时的小贝尔塔已命丧黄泉，母亲贝尔塔虽未香消玉殒，但心却死去，如同行尸走肉。小说到此结束，等待贝尔塔的不仅是丧女之痛，也许还有夫妻二人不断的争吵、埋怨与隔阂。

小说的“摹士”一节，人物关系集中在太子丹之与麹武、田光、荆轲三人之间的递接，即由麹武引出田光，由田光引出荆轲。从提炼主题的角度，可关注他们所共同呈现出来的精神气概。

叙事时间是叙事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取消了时间就意味着取消了叙事文”［7］63。为了更好地梳理叙事文中复杂的时序关系，叙事学提出了逆时序和非时序两个概念。其中，逆时序是叙事时间研究的重点，它主要包括闪回、闪前和交错三种时间运动轨迹。短篇小说《被砍头的母鸡》中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上述三种逆时序叙事特征。

奥拉西奥·基罗加不仅让读者体会到了他笔下“死亡”主题带来的黑暗和恐怖气息，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了黑暗中的光明，即对女性的同情与支持。作品中的深层含义以及隐喻背后的象征性对当今社会也起到了警示作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依旧存在不同程度的男女不平等甚至性别歧视现象。因此，践行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依旧是当今世界关注的话题之一，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人权和全人类的自由与发展。

注释：

①“……有许多优秀的乌拉圭和阿根廷作家，但我热衷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作品。”此句是在一次采访中由基罗加本人所说，笔者按照采访稿进行摘译。

由此可见，从孩提时代起，基罗加就背负着“死亡”的桎梏走完了他离奇的一生，他所经历的死亡犹如恶性循环，呈明显的周期性，最后就连他自己都陷入了死亡怪圈，面对死亡的无可奈何和病痛的折磨，用一剂毒药了此一生。此外，基罗加目睹的多是亲人或朋友的死亡，这些死亡方式具有共性，即突发式的非正常死亡。因此，不难发现，基罗加的自身经历造成了他以“死亡”为创作主题的直接原因。通过阅读其他短篇，我们能感受到作者不断深化这一主题，从不同的叙事视角阐释生命消逝的过程抑或是死亡的刹那间。由于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产生于基罗加童年时期，且对其创作产生了影响，所以他笔下的文本同时具有创伤叙事的特点。在《被砍头的母鸡》中，四个傻儿子因目睹了仆人砍杀母鸡，于是采用同样的方式杀害了妹妹，这种亲人间的非正常死亡，让读者既能感到震撼和恐惧，又能从中窥探到作者的身影。

除上述的问题外，税改之前建筑企业在计算营业稅时，所根据的主营业务是含税收入，而税改之后的主营业务收入为不含税收入，增值税被独立出来。因此，财务指标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赵德明，赵振江，孙成敖，等.拉丁美洲文学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02.

［3］Horacio Quiroga.Decálogo del perfecto cuentista［M］.Ciudad de Buenos Aires：Editorial del cardo，2003：1.

［4］John E.Englekirk.“Influencia de Poe en Quiroga”［J］.la revista Número l，1949（4）：323-339.

临床试验的高风险及不确定性使受试者常暴露于高风险中，应提高对临床试验的风险管理认识，当受试者承担的风险高于最小风险时，应采取措施降低风险等级保护受试者。临床试验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受试者管理风险大部分是可控的，因此，研究各责任方应在遵守和完成各自职责的前提下，鼎力合作，提高受试者管理中风险识别水平，通过人为干预、受试者风险管理、科学化的决策来制定相关管理措施，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实现风险最小化，保护受试者权益。

［5］Juan Carlos Ghiano.“Temáticas y recursos expresivos.Los temas”，En：ángel Flores.Aproximaciones a Horacio Quiroga［M］.Caracas：Monteávila Editores，1976：83.

［6］Jorge Lafforgue.“Introducción biográfica y crítica”，En：Horacio Quiroga.Los desterrados y otros textos［M］.Madrid：Castalia，1990：7-97.

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转矩过载或转矩异常波动等情况，会造成膜片的疲劳损伤超出设计范围。为避免机组转矩过载或转矩异常波动给膜片造成损伤，应在机组运行时对发电机的转矩进行监控。如发现有转矩过载或转矩异常波动的情况，应检查机组是否出现扭振或控制异常的情况，并及时进行调整。

［7］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015年底大港油田未动用储量3.5亿吨。这些储量具有储量单元块数多、单块储量规模小，以中深层、深层为主，低孔、低渗、低丰度、低流度等特点。开发上表现为注不进水，产量低和产量递减快，效益差，内部收益率不达标。如何经济有效开发这些储量，实现储量到产量的转化，一直是困扰油田开发的难题。

［8］奥拉西奥·基罗加.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M］.朱景冬，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9］张珂 .《灰飞烟灭》的叙事策略研究 ［J］.外国文学，20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