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对理想人格的培养各陈所见，阐发颇多。张耒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士人，对于如何修身养性、涵养人格也颇有自己的见解。拙著《张耒及其诗歌创作研究》对此有所探讨［1］，本文再作辨析，并就正于方家。

一

《论语》中谈及“君子”百余次，意涵有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但突出指向一种人格的追求。《论语》对君子人格提出了一些质的规定性，这些又正是对“君子”的道德修养的要求。诸如：

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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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孔子明确提出，君子所以为君子，在于“仁”，在于“义”，在于“知”与“勇”，在于“和而不同”，在于“求诸己”。君子行事，以合宜为原则，依照礼节来做，并表现出谦逊的言语与诚实的态度。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以合理恰当为衡量标准。孔子对“君子”的种种言论与要求，形成了后世士大夫关于君子人格的基本观点，历代儒者将君子人格视为一种理想人格来阐释发挥、倡导培育。

张耒关于如何修身养性、涵养人格的观点，与他对“治心”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在此稍作论析。

在张耒看来，君子应当“无须臾而不学”，如此则“为德”“无须臾而不进”。“自其为士而至于圣人也，如日之运于天，小之为旦夜中昃之变，大之为寒暑春秋之异，然微细而察之，则虽求毫厘丝忽之间而不可得。呜呼！士之欲进于道，其勤苦勉强，盖必如是而后至，则亦已劳矣。后世之士，其不至于圣人也，亦可知矣。”［2］781“学”乃“为士而至于圣人”之津梁，“学”乃“士之欲进于道”之正途。《送吴怡序》说：“君子进德修业，夙夜强学，其所操者岂万金之货也哉？”［2］749“进德修业，夙夜强学”，是张耒心目中君子的标准形象。

二

张耒认为，“学”是涵养君子人格的最好门径。他在《进斋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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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学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学则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铄我者也。尧舜之于涂人，其本则一而已，彼为是尧舜涂人之别者，学不学异矣。［2］758

张耒论“君子之道”，特别强调“中”，主张“得其中”“择乎中”。《鲁仲连论》说：“昔者君子之于仁义，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笃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则君子不为。是故罪至于可杀，则君子不生之以为恩，而乡闾之斗，势之所不能救，则舍而不顾。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为而非不义者，君子不强以为义也。”［2］651君子行“仁义”以“得其中”为宗旨，不能拗着人情，也不拗着事理，所谓“当其位而后忧，食其禄而后劳，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忧而享其乐”［2］651。基于这种认识，张耒说：“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后世而不能废者，惟其不强仁义以为贤，而不舍仁义而求自便也。不强以为贤，故为善不难；不舍以为便，故不为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为，而为之不难，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废。”［2］652能够顺乎天下常情，不勉强以仁义为衡量标尺，也不舍弃仁义而放纵“自便”，如此既不强人所难又可导人向善，是合理且恰当的做法。正如其《临淮县主簿厅题名记》所说：“吾闻之君子之道，使内不伤己，外不伤物可也。不当事物之责，而求尸天下之至劳，则伤己；必求甚安至乐之地，而不能少行所不欲，则伤义。是二者皆过矣，择乎中而无伤者，君子之道也。”［2］768君子之道正在于“择乎中而无伤”，张耒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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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进一步指出，“古之君子，饮食游观疾病死生之际，未尝不在于学”，批评“今之所谓学者……未几见而自以为业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则冠而弃之，壮而仕，则壮而弃之，以夫灭裂苟偷之习，而亟舍于既仕之日。故后世之君子，大抵从仕数年，则言语笑貌嗜欲玩习之际，比之进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异矣。古之君子，其学也，内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学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于世，则天下被其福。呜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见于世，而生民之望于君子者，未能厌满其欲，岂非士之学未至而道未立哉！”［2］781“古之君子”与“后世之君子”的差距就在于“学”。古之君子可谓活到老、学到老，后世之君子一旦走上仕途，就弃学不修了。古之君子之学“内以修身，外以治人”，今则“士之学未至而道未立”。

在《李德载字序》中，张耒一方面从“不得学则不明”立论：

古之君子，无须臾而不学，故其为德，无须臾而不进。鸡鸣而兴，暮夜而休，一日之间，出则莅官治民，事师友，对宾客，入则事其亲，抚其家，教其贱幼，振其族姻，与夫诵说讲辨上世圣贤之言语文章、制度服物。而燕乐则御琴瑟，布樽俎，拜服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须臾之间，习其事，学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训戒，无顷刻不切于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无事，精思而深念之，矫揉其心志，调伏其性情，观天地之道，察万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终者，亦未始有顷刻之休，是故其德日进而不可止。［2］781

指出“学”不是人与生俱有的，“非性之所素能”。“尧舜”与“涂人”“其本则一”，其差别取决于“学”与“不学”。另一方面，把“学”的功用说得无与伦比：

夫学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积之者，行而能远，涉而能高。下则鸟兽虫鱼器械服物之理无不通，中则修身正家治天下之业无不立，上则达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万物，独立于万物之上而无与为侣，而学庶乎至矣。［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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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尽快解决县镇学校大班额问题。据统计，目前贫困地区小学、初中的大班额分别占13.9%和37.1%。各地要严格按照已备案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科学调整学校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避免因撤并过快导致学生向县镇过度集中。要疏堵结合，一方面对大班额现象严重的学校，要限制招生人数；另一方面要采取新建、扩建、改建以及学校联盟等措施，挖掘学校潜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合理分流学生。

三

在张耒的文章中，对于“君子”有相当多的褒扬，对君子人格也有自己的体悟。他认为“天下之事，要其终，而后知君子之用心”［2］634，“古之君子，其智虑深远而较利害也详，量分审力而不诱于天下之浮说”［2］641。“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奸，才不足以止乱，而可以谓之仁人君子乎？”［2］671张耒心目中的君子“智虑深远”，善“较利害”“量分审力”，“德”“才”出众，处理事务合宜得当。此其一。其二，张耒认为君子不能只是嘴上会说，重要的是“能行”，“行其学”。他说：“君子之所谓仁义者，非谓其知仁义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义责之于躬行。”［2］734“君子不敢乐其所私而无志于天下，故自其壮也，则出身委质，奔走从事于四方，以求行其学。”［2］769其三，君子抱持操守，洁身自爱，不以其才邀宠。《代高玘上彭器资书》称赞子思、孟子：“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轲之徒，其廉洁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于世。”［2］843《司马相如论》说：“司马相如虽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风，盖其心不专以其技易宠禄，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2］663文中赞赏司马相如讽谏帝王，“不志于利”，对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一些不当做法有所补正，“不忍默默”“不忍自欺”。

1.2.2.2 环境准备 为患者提供一个舒适、安静、光线柔和的房间，没有条件的可以拉上屏风或帘子营造一个相对独立、私密的空间，请其他病友保持安静，不要大声讲话，手机关机。给予患者舒适体位。

张耒《说化》云：“夫人之所以为人，其精神为之主而肢体为之物，精神清明而后其为身用。”强调“精神”的主导作用。又说：“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师政教之具于四方，而主治于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动乎身而见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认为先王治理天下，虽然设立“官师政教”，但着力处还是“治于吾心”，以“心”为出发点，牵制其“身”而“化”之。由此得出结论：“是故赏罚号令谓之政，陈物显容谓之教，修身治心以达其意于政教谓之化。”［2］738

张耒《斋说上》赞赏“人心”：“夫天下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静而不摇，则万物不得藏其私。其诚而不散，则天地阴阳之无情，而吾可以动焉。”［2］743《斋说下》谈到“斋”与“治心”的关系：“圣人之于斋也，将以清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盖其道非出于祭祀而后设也，其原乃出于治心，推其治心之术而用之于祭祀而已矣。”“斋”可“治心”，“治心”以尽“天下之道”。《斋说下》云：“盖斋者，圣人之所以洗心涤虑以尽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渊静冲泊，万物不足以入之，故举天下之亹亹日夜交于前，而不足以入吾之灵府，动静并作而不相乱，往来同应而不相舍。凡吾所受于天者，无纤毫为之蔽，心完质具，而天下之道尽矣。”［2］744

“学”在“有道”“有序”情况下“能远”“能高”，可通万物之理，可立天下之业，乃至于“达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万物，独立于万物之上而无与为侣”，这似是圆融内外诸境，得道而成圣矣。对“学”作如此高度评价，也是张耒好学深思的一种体现吧。

有研究者指出，治心养气是宋儒的一代之学，也是当时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汇集处。苏辙《历代论》谈到父兄之学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秦观《答傅彬老简》言“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所谓“性命自得”即指治心养气而言。晁补之《书鲁直题高求父杨清亭诗后》说黄庭坚“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张耒《答汪信民书》说：“词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气不入于心，僻学不接于耳目，中和正人之气溢于中，发于文字言语，未有不明白条畅。”苏门一派的文人都把治心养气作为调节心理平衡和思维感觉的一门学问。黄庭坚所说的“尽心于克己”，“全用其辉光以照本心”，也与当时理学家提出的心性诚明的哲学体认和道德修养相通［3］。此论颇能勾勒出苏门一派文人对治心养气的共识。龚鹏程先生说：“儒者一方面慎乎所养，一方面学问充富，‘梦寐食息，必念于是；造次颠沛，必念于是，则将超然悬解、躐等顿进，径至妙处，一日万里’（李廌《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达到佛家所谓妙悟、道家所谓换骨的境地。这一境地，主要是在自我道德主体的挺立与修持，以存心养性为其功夫。”［4］张耒《送张坚道人归固始山中序》谈到道人所教“养性之妙”：“大道甚简，守心而已。守心无他，守一而已。静一之极，则玄通四达而真气应之，大非意之所能测，言之所能尽也，得者知之矣。”［2］754治心养气也好，存心养性也好，都与人格修养不无关系。张耒对修身治心的体悟在苏门中是比较突出的。

也正因如此，张耒颇倡言“至诚”，并撰《至诚篇》阐述其观点。他说：“操至诚无间之心于内，则其动于外也，心之所存必能发之于外，外之所示必能致之于物，故人望其齐壮恭肃之容而无慢心，闻其和豫雅正之音而无邪气。夫岂特容与声之所能为哉，其诚之所动，物虽欲不感，不可得也。”［2］690“心诚之而无隙，则物不可得而间，物不可得而间，则心一，一心以格物，则物为之动，物为之动，则天地之远，化育之微，鬼神之无形，阴阳之不测，吾从役之矣。”［2］691以诚修身治心，则存养良心，明其本心，由是灵府虚湛，沛然四达，忘形忘相，体悟无限，进入道的境界。

对于事业单位而言，要想形成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力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①培养员工自我开发意识，积极上进的员工不断将自己的开发动机付诸实际，但是消极的员工总是被动产生镜像动力后方开发自身潜力，而对于顽固保守的员工安于现状，直接拒绝人力资源开发活动；②增强组织管理人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程度，组织管理人员应积极引导员工开发个人潜力，表扬积极开发员工、鼓励不积极员工，通过相关宣传、培训工作量员工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对自身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韩文奇.张耒及其诗歌创作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142-155.

［2］张耒.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131-132.

［4］龚鹏程.龚鹏程讲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