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本事考据是现代《儒林外史》研究中的一大传统，其旨趣在于钩沉人物原型在历史现实中的“前身”，建立一座以历史文献为内容的小说素材库；它肇端于清末张文虎等的小说评点，集成于何泽翰的《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证》《儒林外史研究资料汇编》。与清代读书人相比，现代文学研究者采取文学、历史二分的方法，显著提高了本事考据的广度和精度，使小说文本背后的文献素材越积越密。它在为读者提供大量参考资料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巩固现代学术对“文学”“历史”的认知图式：小说文本是虚构的，历史文献是真实的。

本文正欲借《儒林外史》楔子叙述策略的研究来反思本事研究中这种习焉不察的“理障”。《儒林外史》虽然属于子部小说类，但其第一回在文体学上却更接近于记一人之本末的传记。钞撮和改写既有文本一直是古人撰写传记的惯例，这种书写传统中所生产出来的文本常被当做可资考据的史料，列于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近来的先唐文史研究已经表明，无论编抄者的取材是否真实，编抄行为本身都很难摆脱“文学性”的缠绕：后代读者对前代纷繁多端的“原始文本”进行抄写、编纂，难免会对不同的史源施加“控制”，此时编抄者自身的个人臆断、阅读习惯、阐释向度就会渗入“衍生文本”当中。

王冕殁后，从元末直至清代中叶关于其生平的传记层出不穷，各家关于其出处问题的认识和阐释又呈现出深刻的分裂。那么吴敬梓是如何对系带着不同历史信息和建构向度的史源施加“控制”？其效果又如何呢？

1.4 测定方法 试样分析测定采用GC-MS-2010-plus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按“1.3.2”项色谱-质谱条件准备好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按“1.3.1”项顶空固相微萃取制备样本热解析进样分析，同时启动色谱工作站GC-MS Solution记录数据，通过GC-MS Solution色谱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检索NIST05谱图库，进行谱图解析，确认其各个挥发性成分结构；定性分析后通过色谱工作站GC-MS Solution数据处理系统按面积归一化法进行定量分析，分别求出各挥发性成分的相对百分含量。

一、楔子的素材来源

楔子涉及的主要人物包括王冕、王母、秦老、时知县、翟买办、危素、朱元璋；所叙的事件都发生在元末明初，与叙述者相差约四百年。尽管王冕的故事一直为明清文人所津津乐道，但真正产生历史解释力的传记类史源并不多，唯徐显《稗史集传》、宋濂《王冕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明史·文苑传》、朱彝尊《王冕传》而已。

这个李洪是一名文学青年与业余新闻工作者，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打听人的隐私，以前在本市文联下属文学杂志发表过一首小诗，后来又迷上写新闻，因为火车站是新闻高发地，所以他也有许多消息向一些新闻媒体报料，因此也认识了几个本地新闻媒体的记者——比如江城快报的记者边峰就是。这会儿，他正眉飞色舞地谈论这条新闻，说：“这是我哥们边峰写的，这家伙的新闻敏感还是很强的……喂，我说话你们在不在听啊？”

笔者参考历代王冕传记，辅之以明代笔记材料，将小说叙事与史籍记载的互文情况进行比对，并将其对应关系用图表罗列出来，某一小说情节史籍无之则记为“无”，史籍有之且相似度较高则记为“有”，史籍有之然有重要不同则记其具体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小说情节与其他史料对比表

其他史料与小说对比人物 事件 徐显 宋濂 钱谦益 《明史》小说情节朱彝尊 明笔记王冕 画没骨花 无 无 有 无 有古服驾车 无 有 无 有 有北游济南 游燕都 游燕都 游燕都 游燕都 游燕都题诗讽刺 有 无 有 无 有言天下将乱 有 有 有 有 有教化朱明 有 无 无 无 有未受参军 有 无 存疑 无 有王母 有 有 无 有 无秦老 王艮 无 无 无 王艮翟买办 小吏 无 无 无 小吏时知县 申屠无无无申屠朱元璋问策 胡大海 无 无 无 胡大海聘咨议参军 无 有 有 有 有危素 携手出城 顺帝礼遇 无 无自称老臣 无 有 无 有守余阙墓 无 无 有 有

秦老、翟买办、时知县分别对应着朱彝尊《王冕传》中的王艮、小吏、申屠，他们在各自的叙述语境中都是作为缙绅社会的代表而出场的。而朱彝尊关于他们的叙述则直接来源于徐显《稗史集传》，且相较其原貌做出了重要的删改。

将上述 A、B、C三个厂家的化成箔各取 2组，每组 3张样片。按照左、中、右顺序将试样用三枚夹子夹住，确认有效测试面积（30*150mm或10*50mm）足够浸入测试液中（上切口以上不少于5mm浸入）。

朱元璋在楔子中出场两次，第一次是王母去世之后，时为吴王的他登门拜访，王冕对其进行帝王教育；第二次在“一代文人有厄”的谶言之后，朱元璋欲聘其为咨议参军。这两个事件都由来有自，但朱彝尊《王冕传》是现存史源中第一种将二事并提同时借此彰显王冕高尚品格的文本。

《外史》的地方社会是由秦老、翟买办、时知县与危素支撑起来的，王冕与地方官僚的关系以对抗状态为主，且随着情节的进展这种张力还在不断加强。王冕对危素的第一印象是在其十岁时听到几个士人的闲谈而建立起来的，其间危素、知县的形象可以说是既伪且俗；二十岁时，翟买办闻风求画，在知县与王冕之间积极地牵线搭桥，甚至难为邻里，引起了王冕的激烈反感；在时知县装模作样的寻访之后，作者更迫不及待地借王冕之口做出了“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的断语。

二、现存的三种叙述模式

在吴敬梓进行写作之前，历史上存在着《明史》、钱谦益和朱彝尊这三家具有较强解释权和竞争力的叙述模式，而三种叙述模式争议最大的争议点是王冕在至正十九年（1359）军阀战争中的反应，而这种叙述分歧的背后是诸家对于传主政治归属以及其人品、性格等问题的解释权之争。

1.正史版。在雍乾之际，王冕传记最权威的版本来自《明史·文苑传》，源出于明初宋濂所作的《王冕传》。《明史》版虽然在篇幅上较宋濂版大大压缩，但是从意识、语言、情节上的相似度来看，基本可以确定它并没有受到其他史源的影响。

以万斯同的《明史稿》校对《明史》，我们会发现《明史》版与《明史稿》版之间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其著者可归结为两点：第一，删去了王冕对同时权贵的发言，如弃进士举业时原有“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之语，辞泰不花荐时有“公诚痴人。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仕为？”之言，言天下乱时有“我不为狂，谁当狂者？”之言。第二，删去了评语“冕负隽才，能诗文，有志用世，既遇明主而不获一试，论者惜之”。

这样的处理之后，隐没了王冕矫厉桀骜的发言，削弱了其狂狷厌世的形象。同时，唯一被保留的言语是“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其潜藏的用世之心就被悄无声息地加强了。万斯同以遗民身份自居，其称朱元璋为“明主”并且有“论者惜之”的判断，《明史》定稿时删去这样的感慨应是出于政治身份的考虑，然而这样的删改没有影响万斯同对于王冕“有志用世”的判断。简而言之，《明史》版的《王冕传》突出了有心用世的“豪杰”形象，而这一点也符合宋濂、万斯同在这个人物身上的意见。

2.钱谦益版。钱谦益《列朝诗集》为王冕所作的小传是介于《明史》版与朱彝尊版传记之间的一种叙述版本。钱谦益的小传以“其大略如此”句为界，前后分为书史、考史两个部分，书史与考史相互辅翼共同构成一段完整的历史叙事。虽然钱谦益在这段小传中引用了多家传记，但他并不是机械地沿袭前人的叙述，在王冕政治归属的问题上建立了别具一格的解释路径。

首先，钱谦益为我们展示了他搜集到的三种史源：

2.关于地方士绅。至正年间与王冕交往的地方官僚是元廷势力的延长线，也是朱彝尊、吴敬梓努力消除的声音源头。徐显眼中的地方官僚是在元末地方社会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力量，《稗史集传》还提到王冕曾经在地方贤士宋章的影响下“强起”讲学：

岁己亥，君方昼卧，适外寇入，君大呼“我王元章也”，寇大惊，重其名，与至天章寺，大帅置君上坐，再拜请事。君曰：“今四海鼎沸，尔不能进安生民，乃肆虏掠，吾宁教汝与吾父兄子弟相贼杀乎？汝不能听我，即速杀我，我不与若更言也。”明日君疾，遂不起，葬山阴兰亭之侧。（徐显《稗史集传》）

郡人王冕，字符章，负气偃蹇，居九里山中。大兵至，民皆避兵入城，冕独不入，大军执而欲杀之，自言善能韬畧兵书，得不死。大军将谢佥等资之偕行至婺州，领见太祖高皇帝于军门，请定官额，陈设攻取方畧。上大悦，即命授以重任，命军前督众攻取绍兴，复治攻城器具，又定决水之策，画图本以示诸将。（佚名《保越录》）

这三份文献材料在时间上接近，都属于元末明初的史料，但是三者书写者的政治立场却颇不同：宋濂属于明王朝的官方立场，徐显尊元廷为正统，而《保越录》作者则紧密依附于守城方（张士诚将吕珍）势力。

宋濂认为王冕依附了朱元璋政权，但没有来得及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去世了；徐显认为，王冕与朱元璋政权划清界限，义正言辞地斥责胡大海不能安民、放肆掳掠的暴行，第二天病卒；《保越录》作者认为，王冕积极地依附朱元璋政权，并曾经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但很快遭到冷遇，死亡时间不详，但绝对不是到对方军营第二天就死了，从《保越录》的时间记载来看，其在朱元璋阵营至少活动了二十五天。

其大帅置君上坐，再拜请事。君曰：“今四海鼎沸，尔不能进安生民，乃肆虏掠，灭亡无日矣。汝能为义，谁敢不服；汝为不义，谁则非敌？越人秉义，不可以犯，吾宁教汝与吾父兄子弟相杀贼乎？汝能听吾，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即速杀我。我不与若更言也。”大帅复再拜，终愿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为之具棺服，敛之葬山阴兰亭之侧，署曰“王先生墓”云。（徐显《稗史集传》）

《传》、《录》载冕军前事多互异。徐《传》所云“大帅”者，即胡越公也。天下未定，敌国指斥之词流传简牍，习其读者或有考焉。

他否定《传》《录》的原因是怀疑这两份文献中包含了不少对朱元璋政权的攻讦，扭曲了关于王冕的事实真相。钱谦益的怀疑颇具深意：徐《传》中记述王冕义正言辞地斥责乱贼胡大海，而胡大海唯唯诺诺、洗耳恭听，这是尊元统、反割据的立场，因此作者就极有可能抹杀王冕对朱明政权的倾向性。在《保越录》作者看来，王冕对守城方起到巨大负面作用，其对王冕的叙述就近于激进的攻讦，而这非常有可能导致书写者夸大王冕对朱明的政治倾向性以及其在敌对阵营中的作用。

在王冕的政治归属问题上，钱谦益显然意识到：宋濂的官方立场固然不能十分信赖，但采纳《传》《录》记载所导致叙述失真的危险系数更大。他的办法是摆出宋濂的观点，接着将《传》《录》罗列在后，标明自己存疑的态度，以让这三种史料充分地发出自己声音，以此呈现出一个“习其读者，或有考焉”的开放式的结尾。钱谦益搜集到关于王冕生平的这三种传记史料已臻完备，到吴敬梓生活的年代更是如此，甚至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能在此基础上补充更多，鉴于此，我们只能说钱谦益在此问题上给出的方案是最为明智和冷静的。

3.朱彝尊版。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之《王冕传》的末尾交代说：

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积极在土地流转、用工用料、社会环境等方面，为能人回乡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当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宪《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读徐显《稗史集传》，冕盖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别为《传》，上之史馆，冀编纂者择焉。

朱彝尊丝毫没有掩饰徐《传》对自己的影响，而根据朱版对徐版中标志性事件和语言的继承（如王冕与王艮等的交往、“黄河北流”的言语），我们同样可以判定《稗史集传》是朱彝尊撰写该传记最重要的底本，但朱彝尊《王冕传》与徐显《稗史集传》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首先，朱彝尊根据《保越录》更改了王冕进入朱元璋阵营的方式：

太祖旣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窜，冕不为动，兵执之，与俱见大海。（朱彝尊《王冕传》）

岁己亥，君方昼卧，适外寇入，君大呼“我王元章也”，寇大惊，重其名，与至天章寺。大帅置君上坐，再拜请事。（徐显《稗史集传》）

郡人王冕，字符章，负气偃蹇，居九里山中。大兵至，民皆避兵入城，冕独不入，大军执而欲杀之，自言善能韬畧兵书，得不死。（《保越录》）

根据燕尾段初期支护应力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初期支护体系基本处于安全状态，其中以大跨段拱底位置所受拉应力最为明显，因此施工过程中更应该注意仰拱施作的及时性，以使初期支护体系及时闭合成环，充分发挥支护作用，有效控制大跨隧道的变形收敛；初喷砼层压应力以连拱段先行右洞左拱腰处(即中隔墙右上方)最为显著，小净距段中夹岩柱次之，施工过程中应当注意对连拱段中墙上方岩体和小净距段中夹岩柱的保护；锚杆支护体系发挥的作用在大跨段中最为显著，连拱段次之，小净距段最小，拱腰位置处的锚杆所受拉应力最大。

在这一情节上，朱彝尊当然不会选择明清官方版本中“物色得冕”的叙述，但贴近张士诚方的《保越录》版居然也可以成为朱版塑造人物的素材来源，可见朱彝尊也在试图通过揉入一些疏离元廷的声音来稀释徐版中的政治正统意识。

其次，在王冕进入军营之后的情节中，朱彝尊《王冕传》叙述大大削弱了徐显《稗史集传》中王冕对朱元璋政权的激烈反感。原文对比如下：

接着，钱谦益评述道：

公元一三七〇年，纳哈出被北元割据政权封为太尉，拥兵二十余万，分成三营，一营驻扎饮马河，二营驻扎榆林，三营驻扎养鹅庄，自己坐镇金山，时常侵扰辽南，意欲卷土重来。为扫清一统东北的最后障碍，一三八七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命大将军冯胜统军二十万北征，兵锋直抵纳哈出老巢。纳哈出兵败请降，东北遂平。冯胜携纳哈出由北至南来到饮马河，正式收服残卒两万多人，战马数千匹，战车四万多辆。名将常遇春后人也随大军出征，其中一支便留在饮马河流域，逐渐被同化为汉族。如今，九台境内的常姓汉族人，多是常遇春后裔。

大海延问策，冕曰：“越人秉义，不可以犯；若为义，谁敢不服？若为非义，谁则非敌？”太祖闻其名，授以咨议参军，而冕死矣。（朱彝尊《王冕传》）

引入水稻先进种植技术提高单产。保加利亚的水稻种植是采取直播的方式进行，一般栽培品种选择135天成熟品种，田间管理粗放，单产较低，直接导致近几年水稻栽培面积减少。保加利亚公司针对这一情况，从国内聘请专业团队，引入了中国自主研发大棚育苗技术、旱育秧技术、水稻插秧机等机械设备，将中国的35个水稻品种在225亩水田进行了实验，通过育秧、机插秧等技术，使水稻生长期延长30-50天，极大地提高了水稻单产，吸引了周边众多农场主的参观交流，为下一步组建以保加利亚公司为龙头、其他农场主为联盟的产业创新团队，扩大水稻种植，树立中国企业水稻自主品牌奠定了基础。

徐显借王冕之口表达了自己奉元朝为正朔的“遗民”意识，而朱彝尊则把王冕视为一个坚守道义而超越于元廷、朱元璋、张士诚等政治势力之上的“逸民”。朱版所做出的改动，无论是写王冕处乱不惊地走进胡帅的军营，还是删去其对割据势力“灭亡无日矣”的诅咒，或是窜入一个“闻其名”的太祖，都是围绕着“逸民”这个中心主旨的建构。

总而言之，雍乾之际的吴敬梓面对着三种关于王冕的叙述模式。第一是《明史》版，这个叙述模式源自宋濂，突出王冕的用世之心，肯定王冕对朱元璋政权的倾向性，这种叙述会引向对“豪杰”王冕不能乘时逞才的惋惜；第二是钱谦益版，这种版本基本强化了多种史源的共鸣效果，在王冕的政治倾向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观念导向；第三是朱彝尊版，它否定王冕对任何一种政治势力的依附关系，乃至于消弭王冕的用世之心，这种叙述会将王冕引向“逸民”身份和纯粹形而上的理学价值。

三、单一叙述模式的膨胀

前文已经提到，现存关于王冕的早期史料都带有强烈的建构意图，彼此之间的叙述分歧只能等待新史料来检验真伪。朱彝尊在钱谦益之后重写王冕传，其策略是努力使王冕疏离于各种政治势力，但由各种政治势力书写的现存史料之间又存在着巨大分歧，这种叙述行为必然给传记文本带来无法弥合的缝隙。如《儒林外史》本事研究一致认为的那样，吴敬梓主要继承了朱版的叙述模式并发扬光大。本章以选取元廷、地方官僚、明廷为观察视角，展现朱版叙述模式在吴敬梓笔下继续膨胀的过程。

1.关于元廷。《儒林外史》中直接表现王冕疏离于元廷的情节是王冕北游目睹济南水患，并亲口说出对元廷失去信心的话。这一段情节可以上溯至《稗史集传》，朱彝尊传记中也有体现：

至正戊子南归，过吴中，谓予言：“黄河将北流，天下且大乱。吾亦南栖以遂志，子其勉之。”（徐显《稗史集传》）

燕京贵人争求画，乃以一幅张壁间，题诗其上，语含讽刺，人欲执之。冕觉，乃亟归，谓其友曰：“黄河北流，天下且大乱矣。”（朱彝尊《王冕传》）

那日清早，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这里做甚么！”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旧回家。（吴敬梓《儒林外史》）

与此同时，原料价格上涨拉高了二铵的生产成本。磷酸、磷矿、硫磺价格上半年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磷肥价格的风向标磷酸价格自去年四季度起就不断大幅上调，今年三季度摩洛哥对印度磷酸的供货价格758美元/吨CFR较去年四季度的570美元/吨CFR上调188美元/吨，折二铵价格为86美元/吨。

非常有趣的是，在徐显的叙述中主语“黄河”和谓语“北流”之间还有一个副词“将”，也就是说，黄河北流、天下大乱都是王冕所推测的内容，两个分句都是将来时态。这个句子在朱彝尊的叙述中发生了第一次变异，“天下且大乱”被保留下来，而“黄河将北流”的时间副词被抹去，这个句子的意思就变成了王冕根据黄河北流的事实推测出天下将要大乱，第一个分句变成了过去时态。

吴敬梓保留了朱彝尊的语法，与此同时又踵事增华，从朱版叙述的一字之差中演绎出一段山东地区遭遇水灾、流民遍地、官府无所作为场景。这无疑是一种具有重大政治意味的隐喻，作者制造了关于元廷的坏消息，促使王冕做出了天将亡元的大局判断。

吴敬梓显然是要替朱彝尊圆场。他异常大胆地延长了王冕的寿命（小说中王冕至少活到了洪武四年），让王冕能够亲手切断自己与朱明政权之间的所有联系。

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宋濂《王冕传》）

既重王公言，且奇其为人，进谒礼益恭，以白于其大尹宋公子章，具书币，制冠服，俱造其庐以请。君为之强起，入爨舍讲授岁余。

从见诸报端的并购大事件来看，2018年的并购大事有顺丰收购DHL、顺丰与美国夏辉成立新夏辉公司、万科物流并购太古冷链、满帮收购志鸿物流；2017年则有货车帮与运满满合并、苏宁物流收购天天快递、中远海运收购东方海外。并购一个接着一个，物流行业并购这两年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朱彝尊那里，这一情节被彻底抹去了，我们只看到王冕在王艮、申屠二人面前反复做出高姿态，同时既看不到宋章的影子，也看不到王冕在地方“入爨舍讲授岁余”的经历。

危素形象的来源颇复杂。危素第一次出场在王冕十三四岁时，王冕给秦家放牛时听到三乡绅讨论“学者”危素可能“要出来做官”；第二次出场是在王冕二十岁时，危素受了时知县的礼物欲约王冕相会；第三次出场是在“洪武四年”，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墓”。由于吴敬梓对危素的建构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之内，这一部分叙事的史源在此就略而不谈。

这样，吴敬梓渐次恶化了王冕对翟、时、危三人的观感，使王冕与地方社会激烈对抗，最后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以至于他不得不离家避祸。《外史》成功地在小说镜像中完成了朱彝尊不能完成的任务，压制了徐显《稗史集传》中缙绅力量的话语权，同时也颠覆了元廷的合法性。

因苗、因地制宜。冬前未浇冬水或冬灌较早，返青时较干旱的麦田可适当早浇返青水，但水量不宜过大。冬水浇灌适时，麦苗生长健壮的可适当晚浇返青水。

3.关于明廷。朱彝尊的《王冕传》曾说：

太祖旣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窜，冕不为动，兵执之，与俱见大海。大海延问策，冕曰：“越人秉义，不可以犯；若为义，谁敢不服？若为非义，谁则非敌？”太祖闻其名，授以咨议参军，而冕死矣。

作为佛教重要概念的佛性，总体上讲，是指一切众生都有的觉悟之性，是生命的内在本性。如分而论之，“佛”指觉，觉悟了的人就是佛。可见，和其它“神论”宗教不同，佛不是万能的神，他只是个觉悟的人，是用其所觉之理教导他人的“导师”。“性”的意思在“佛性”范畴上涵盖广泛，据《央掘罗摩经》记载，有真实、常、恒、不变易、寂静、不坏、不破、无病、无垢等含义。综合“佛”和“性”的表述，可知，佛性的存在是真实的，它是人的生命本体，构成了生命的根本并决定着生命的方向和意义。佛性的与生俱来、不为外因而改变的性质，是人们成就终极解脱的根本原因和依据，正是有了先天存在“觉”的本性，人们才可能由凡入圣。

朱彝尊尝试着讲述这样一个颇具意味的故事：在两军对垒的当口，高人逸士王冕从张士诚力量所控制的诸暨县从容走入胡大海的军营，向胡大海作了一番传经布道的教育之后引起了明太祖的重视，旋即死去。但是这种改写并不能自洽。王冕既然在张、朱之间选择朱元璋加以“点化”，就说明所谓的“逸民”还是挂怀于政治的。如果我们假设他的大限没有这么快降临，他就很有可能如宋濂所期待的那样做一个为朱明政权效力的文人。因此，朱彝尊关于“逸民”王冕的构建无疑是失败的。

吴敬梓应当深知：如果明太祖不曾服膺王冕，那么“天”“道”的权威（在吴敬梓看来，王冕就是“道”的化身）就没有干预现实的力量；如果王冕在朱元璋、张士诚之间主动地做出选择，那么其“逸民”的身份就很难站得住脚。于是他的办法是让王冕被动地遭遇访贤求教的“政治正确”的军阀头目朱元璋。

故而王冕与朱元璋的相遇就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展开了：

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窃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

这种乌托邦式的叙述已经让真命天子朱元璋和世外高人王冕各得其需，无疑也为接下来叙述朱、王关系开了一个好头。但吴敬梓如果要坚持把这个故事讲完，就不得不在他的叙述中处理一个棘手的历史悬案：王冕到底有没有做过朱元璋的咨议参军？

各种史料都认为王冕与明军接触是在至正十九年（1359），而朱元璋称王是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吴敬梓至少把王冕与朱元璋相遇的时间延迟了八年。全知作者在小说镜像中有意设置了时间的错位，其目的是宣布朱元璋的唯一合法性，取消各路军阀与朱元璋之间的竞争关系，顺便也替王冕解决了一个要在张士诚、朱元璋之间进行选择的麻烦。

明清两代的官方口径一致认为王冕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依附于朱明政权，做了吴王幕府的咨议参军。但朱版对此持否定态度，朱彝尊认为王冕在接受朱元璋的征聘之前就已经去世。前文已经说过，这个答案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从应然的层面上讲它不能排除王冕应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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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将明政权对王冕的征聘消息释放出去，而王冕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独自一人逃遁到了会稽山中。接着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员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那官与他施礼，秦老让到草堂坐下。那官问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献过了茶，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蟏蛸满室，蓬蒿满径，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仍旧捧诏回旨去了。

吴敬梓通过自己的小说叙事否定了以往所有传记史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在这个“关于真相的真相”中，传旨官员、秦老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传旨官员“咨嗟叹息了一回”的描写绝非向壁虚构，因为从宋濂到万斯同再到张廷玉，明清官方史籍对于王冕的死都持有“论者惜之”的态度，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传旨官员当作正史叙述文本的代言人。再来看秦老，正是秦老“久矣不知去向”这句话引导传旨官得到王冕失踪的结论，明朝官方关于王冕的认知是以秦老为中介而获得的。换句话说，秦老作为舆论中的重要一环参与制造了明廷对王冕的认知，是秦老让明清两代官方史籍的记载变成了一段误会和谎言。作者巧妙地颠覆了正史话语，从而确立了朱版叙述模式的权威地位：

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作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作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

吴敬梓在延续朱彝尊叙述逻辑的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制造出了一段完全脱离于（甚至是对立于）正史叙述的、名副其实的“外史”。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不符合作者意志的史料声音都被压抑着，如徐显《稗史集传》中对元朝正统和地方官僚的维护，宋濂《王冕传》对明朝正统的认同，《保越录》中张士诚一方对王冕归附朱元璋的谴责。

四、有意或无意的“失控”

被压抑的话语对权威叙述者无疑构成了巨大威胁，能否有效地控制文本是摆在吴敬梓面前的一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吴敬梓有时主动放弃了既有文本事实的约束，表现出小说家充沛的想象力，有时则在浑然不自知地违反了解释历史所应遵守的基本规范。

首先我们从《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入手。谈凤梁《儒林外史纪历》曾推算过一次第一回的纪年，认为其叙事“始于一三二三年，终于一三七一年”［1］，这一判断犹可商榷。

小说自身提供了许多时间点。王冕二十岁之前，其生平事迹与年龄可以根据作者的提示一一对应，然而此时的系年并不清晰；二十岁开始离家北游，在济南待了半年之后再返回浙江，这一过程的耗时、系年均付之阙如，此后王冕的年龄无法准确推算；王冕返乡后六年母亲亡故，又过了约五年“天下就大乱了”［2］11-12，此时系年亦不清晰；又不知过了多久吴王出场，此时纪年是吴元年（1367）；次年“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到洪武四年（1371）初夏，王冕得知危素被贬和州、朝廷开科取士 ［2］13；洪武五年（1372），朝廷派人征召王冕。

谈先生根据这些信息梳理完整系年方案的办法是将小说中王冕的年龄及事件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对应，其给出证据者有：（1）返乡的时间，“据史书：黄河北堤屡次决口，曹、濮、济、兖等地严重受灾，当在1344年（至正四年），其时王冕二十二岁”；（2）服阙，根据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张士诚的起义时间判断“当为一三五五年，王冕三十三岁”；（3）见朱元璋，根据吴王年号定其为1364年，“王冕四十二岁”。

关于第一条证据。谈先生在“黄河北流”的情节上运用了文史互证的思路，然后将小说中王冕二十岁之前的纪年也补齐了。但是根据“黄河北流”四字的史源学探讨，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徐显《稗史集传》中的“黄河将北流，天下且大乱”一句，这一句话的系年很明确，在至正八年（1348）；而到了朱彝尊的传记中，“黄河北流，天下且大乱矣”的系年就已经模糊了；《儒林外史》所保留的不过是“黄河北流”的隐喻义，并将这一场景以铺叙的文字再现出来，史书中济南何时有黄河水灾并非吴敬梓所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一条证据是无效的。

关于第二条。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原文“到了服阙之后……乃是王者之师”这段文字，则此事的上限可以方国珍首义为始，下限以朱元璋破方国珍为止，即从至正八年（1348）到吴元年（1367），未必一定要在谈先生所设定的1355年。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吴敬梓此处为朱元璋排除竞争对手的行为是他延续朱彝尊《王冕传》叙述逻辑的不得不然，否则设若方国珍、张士诚之流贸然来访，高士王冕与之见与不见都是两难。所以这一段如果完全用史实来解读就会显得穿凿了。

关于第三条。《儒林外史》原文明确说到此时朱元璋尚称吴王，本文认同谈先生对此事的系年，但不同意其对于王冕年龄的推算。因为小说提到王冕十岁时听传闻时知县是壬午（至正二年，1342）举人［2］4，而按照谈先生的纪年，王冕十岁时竟然是元统元年（1333），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根据壬午举人这条证据，我们推知王冕出生不能早于1333年。另外，小说明确交代了返乡六年以后王母病逝，再过了四年多天下大乱，即从王冕返乡到天下大乱经过了至少十年时间；王冕返乡之前约为二十一岁，则其见朱元璋时至少应有三十一岁，则王冕出生不能晚于1337年。小说叙事时间与事件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在此叙事时间之下，我们再来核对小说中关于王冕的叙述，可以看出有以下四处“失控”。

表2 小说叙事时间与事件的对应关系

时间 王冕相关 危素相关1333～1337年 0～1岁7岁 丧父1342～1346年 10岁 去秦老家放牛13～14岁 画荷花，旁听危素传闻任学官17～18岁 以画作自给，离开秦家

时间 王冕相关 危素相关18～19岁 满腹经纶，古冠服驾牛车与诸暨缙绅交恶，出游受礼20～21岁与济南缙绅交恶，见难民回燕京 丧母1367年 31～35岁 吴王拜访1368年明建国1371年定科举之法 谪居和州1372年避太祖征辟

1.自学成才。在朱彝尊所作《王冕传》中明确提及王冕的师承：“安阳韩性异而致之，遂从性学，通《春秋》。”《外史》关于其学习经历的描述有：“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到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从叙事时间的角度来看，让王冕生而知之似乎是不得已的选择。王冕唯一在史籍中出现过的老师韩性殁于惠宗至元元年（1335），此时小说中的王冕无论如何绝无问学于韩性的可能，于是吴敬梓就不得不砍掉这一支线情节。这样的处理使得人物愈神通广大就愈发具有漫画感，令读者无法生信。

2.吴元年事。吴敬梓说吴王“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王冕教育吴王时又说“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这两处言外之意似乎是把方国珍当作当时控制诸暨县的军事力量。从史源的角度看，这段对话从朱彝尊版传记中王冕对胡大海的说辞演绎出来，然而太祖攻越时守城一方是张士诚而非方国珍，且绍兴自始至终都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吴敬梓在此之前简单地将张、方二雄与吴、越二地对应，于是导致了将诸暨归于方国珍势力的错误。

3.洪武四年事。明廷颁布《开科举诏》是在洪武三年五月，是年八月即开科举；危素被贬，根据宋濂所作墓志铭，在洪武三年冬。这两条信息并列有着重要的隐喻性，正如天目山樵评语所说“借危素事撘入八股取士，便捷”，危素由学者而官员而贰臣而被贬恰恰影射着全书文人与功名相纠葛的主题，接下来引出关于文人命运的讨论也顺理成章。于是《儒林外史》不惜在知识上犯错，也要将这两件原本无法出现在同一张邸报上的消息缀合在一起。

1.2 康复医学及其进步 康复医学主要面向残疾人，以及有各种功能障碍进而影响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老年人、慢性病者。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康复医学列为继预防医学、治疗医学之后的第三医学[5]。康复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特殊儿童发展、重伤、残疾人康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康复医学更加注重全面康复、整体康复，即不仅在身体功能方面而且在心理精神层面使病伤残者得到整体功能的提升，并提高康复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促进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6]。从这一角度看，康复医学事业是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

4.洪武五年事。朱元璋在至正十四年（1354）脱离郭子兴之后逐渐吸纳知识精英建立幕府，该机构具有军事顾问团和临时政府的功能。明廷建政之后，幕府机构即解体，原来的谋士大多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要职，如李善长、刘基、陶安等。而所谓“咨议参军”也仅是朱元璋幕府时期的职位，如洪武五年朱元璋欲征王冕入朝为官，决计不会用“参军”的名号。吴敬梓决心要继续朱彝尊的思路在王冕政治归属问题上做一篇翻案文章，结尾处甚至信誓旦旦地说道：“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曾何做过一日官。”却懵然不知其为了完成朱版的叙述意图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第一、三条还能算作小说家为了叙事的需要而舍弃了知识上的准确性，那么第二、四条则完全是由于史学素养不足而导致的缺陷。这种缺陷又几乎是无法弥补的，其原因在于：如果作者要坚持“逸民”建构的意图，就务必将至正十九年（1359）同时发生的两件史事分别挪到吴元年、洪武五年发生，否则就很难解决朱版底本遗留的问题。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为了写作意图而任意驱策事件，却罔顾该事件与文本语境、历史常识的关系，其编纂意图之充盈与文本控制能力之缺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可见传记体裁在为作者提供书写范式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写作负担。

五、余论

在王冕命运谜局的问题上黄进兴对《儒林外史》楔子报以热烈的赞誉，认为与诸多史家相比，小说家吴敬梓才是“呈现了风格完整的理想形象”“至能体现王冕的真精神”的叙述者［3］。

黄先生的见解不可不谓得风气先。但落实到对王冕故事的具体研究中，我们至少还应该追问两个问题：一是“《儒林外史》楔子是一个有意于解释历史的文本吗？”；二是“如果是，那么楔子的解释是否有效？”

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小说部分地对史实进行了改造，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它是有志于向正史争夺解释权的文本。首先，作者选择以抄撮史传的方式来重释元末明初的高士王冕，这一叙述行为的手段和目的都是面向历史而非反历史的。再如，小说中传旨官的失察造成了王冕在官方文件中的失踪，作者无疑希望借此突破权威史料和稗官小说之间的真实性壁垒，提醒读者正史叙述也有可能背离真相。此外，作者在叙述王冕前二十年的生活时故意插入许多记录其年龄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塑造王冕形象来说完全不必要，现存各种严肃的传记也未曾如此着意于王冕的年龄问题，如果作者意在纯粹的虚构，那么设置这些纪年信息岂非作茧自缚？

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悲观地认为吴敬梓关于王冕的历史解释是失败的。任何史料都不可避免地粘带着叙述者的立场，小说文本也并不洁净。朱彝尊的建构意识极其强烈，致使其传记文本中已经含有重新删节、编排既有史料的成分；吴敬梓又不予反思地加以继承，任由其叙述逻辑在文本中膨胀，导致“失控”效果被放大，严重破坏了文本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谈凤梁.《儒林外史》纪历［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3）：44-57.

［2］吴敬梓，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黄进兴.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王冕之死［J］.书城，2016（9）：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