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标志着新文学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同时也吹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以和封建旧文学决裂为基础的，“五四”时期文学创作者们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下，主动和象征着封建愚昧的旧文学作别，并广泛译介西方文论和文学作品，加紧对于西方的学习。西方文学中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思潮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心理分析等创作手法，固然为中国文坛吹进新鲜的气息，提升了文学的品格和创作技法。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坚决否定、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的态度，也在另一方面导致了作家们对中国本土民间文化形态的忽视。事实上，民间作为作家生存与成长的场所，其间所包含的民俗风情、文化传统、野性精神等，无一不在潜移默化地对作家创作产生影响。

专注于民间文化形态研究的王光东指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强调‘民间’是有意义的，中国的民间社会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空间，而是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转系统，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容，而且对于当代人精神的生成和真正中国化的现代性作品的出现都有着重要意义。”[1]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文化形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建构性作用：民间俗语、风俗习惯和自然风土人情自身便可作为文学作品丰厚的审美资源；具有鲜明民间印记的文本会因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在和世界文学交流过程中坚守民族品格，抵抗西方化的冲击；民间作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它顽强反抗的野性精神是知识分子宣扬“个性解放”的支点；它迷信愚昧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促使创作者开展启蒙性写作的动力；它奇骏变幻的神话思维模式是激发作家想象力腾飞的根源所在。因此，探讨民间文化形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正确定位民间文化形态在文本中的作用，从而提供给文学创作者更多的写作资源和书写可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兼具现代性和民族性。

一、 民间风情和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审美资源

“民间”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空间所在，其内部包含着丰富的审美资源，这些审美性素材经由作家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加工进入文本中，与文本的形式、结构、意蕴等共同成为作品的审美要素。于民间土壤和民间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创作者，由于其长期接受民间文化的浸润，对民间语言、民间风俗和民间风土人情甚为了解，因此在其创作过程中必然会将自身所熟悉的民间文化融入作品，从而使文本产生更多的审美可能。于是谙熟沅水流域自然风情的沈从文勾画出纯洁静美、犹如“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了解东北黑土地农民生存方式的萧红再现了闭塞、呆滞的呼兰小城；深知老北京胡同文化的老舍在作品中创作出颇具幽默感的京味儿语言……这些民间中存在的独具特色的语言风貌和自然山川等，经由作家主观的审美性关照后均转化为文化形态，在丰富作品审美意蕴方面功不可没。

4.严谨务实态度。审计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审计组长必须在审计项目实施全过程中严格遵守审计行为准则，时刻保持严谨、科学、公正、严格的职业态度。要以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对待审计工作；要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审计发现的问题；要沉着冷静地对待和处理面临的困难；对审计内容要严守纪律，坚持原则。

沈从文以乡村民间作为审美对象，描绘出富有诗情画意的湘西民间世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湘西是促使《边城》具有田园牧歌般情调的审美来源。钱理群在谈民间文化对建构沈从文审美世界的影响时说道：“他(沈从文)自小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2]由此可见，天然质朴的湘西民间是沈从文构筑文学审美世界的客观来源。事实上除沈从文外，芦焚的河南果园城、废名的京西城郊和黄梅故乡、汪曾祺的大淖等，都是以民间自然文化作为审美资源，并由此开拓出文学文本的审美世界。

煤矿井下断层常以大中断层和小断层为主，采掘生产中常见到的大中断层的落差一般在5 m以上，这种断层在地质勘探阶段生产准备阶段就能查明，常将其设置为采掘区或工作面的自然边界。但是小于5 m的小断层则不宜查明，若前期工作不十分仔细，会给后期工作带来不便。须在进行采区和工作面设计之初，调查清楚各断层的展布及延伸状况，避免“二次工作”支出的额外费用。

文学作品葆有民族风格的有效方法之一，便是通过在作品中描绘多彩的民间风情、刻画民间生存状态、展现民间风俗文化等，向民间大地汲取养料。前文已经提到民间自然文化环境和民间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审美资源，在增强文本审美意蕴、体现地域风貌特色方面的重要作用。本部分则着重探讨民间文化形态中的民间风俗在提升作品民族风格方面的积极意义。

二、 民间风俗增强作品本土风格和民族特色

3)预制光缆两端由密封帽或密封套管保护，敷设时不能打开，敷设到柜内，安装时再打开密封帽或密封套管并找到对应的安装位置固定。

自2017年8月“平安西江”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珠海海事局结合广东海事局开展的各项专项行动加强现场检查力度，扩大检查范围，重点核查船舶开展开航前自查情况、AIS及VHF开启情况、船舶进出港报告情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7年7月至今系列行动现场出动执法人员2433人次，开展夜巡81次，巡查、值守时长累计超过2344小时，检查船舶5092艘次，依法查处违章违法船舶201艘次。通过“平安西江”专项行动结合系列行动的开展，船舶违章违法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和震慑，辖区水上通航秩序保持了良好态势。

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多变性和独特性使其在文学文本中发挥着重要的审美作用。民间文化形态作为滋润作家成长的养料和审美的客观对象，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作家关注的目光，而作家也正是由于将关照的视点投放在民间文化形态上，作品才呈现出独一无二的审美内蕴。

在深厚的现实主义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大都将关注视角放置于现实的生活之中，其作品大都带有鲜明的写实色彩，这类文学作品在展现时代变迁和社会风貌方面功不可没。然而文学创作者的艺术殿堂应是多姿多彩的，不应仅仅固守某一种写作原则，文学作品中艺术想象力的存在有利于开阔文学创作视野。民间神话和传说中暗含的想象模式可以提供给作者全新的写作灵感，从而创造出变幻多端、奇骏多彩的文学文本。

由萧红的创作实例可以看出，追求文学创作的现代性和民族性并不冲突。民间风俗于文本中的存在既是使作品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原因，也是创作者借以展开思索“人性”“生存”等现代性命题的支点。理清民间风俗与民族性、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民间风俗于作品的深远意义。

三、 民间传说与神话激发作家想象力

作家的想象力是作品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创新精神的原因所在，作家如若不能拥有奇特的想象能力，便不能够创作出天马行空的艺术世界。作家想象力的生成和天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后天的学习对于激发作家想象力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古代民间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就包含着一个令人思绪飘飞的想象世界，中国作家在神话和传说的浸润下长大，无疑会受到民间传统神话、传说等思维模式与想象方式的影响。

民间神话与传说中蕴含的想象，“它一方面与民间的底层社会有关系，另一方面又对抗现实，依靠想象完成有希望的人生，浸透着浓郁的审美化人生精神，具体在民间文学中就是人、神、鬼以及动、植物可以相通相生，人间、地狱、天堂可以自有来往，呈现出圆融博大的想象空间”。[4]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神话传说中就因其主人公可在人、神、鬼三界中自由往来，而呈现出虚拟性、幻想性的想象特点。中国本土作家在这类民间想象的熏陶下自然受其影响，从而使自身的小说创作充满鲜活、生动的想象因子。

民间自然文化作为客观的审美对象在文本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民间语言作为独特的流行于民间的沟通方式，若是能被作家加以巧妙的利用，也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审美要素。出生并成长于老北京的老舍就是因为对北京市民民间的语言有着特殊认识，才形成了唯老舍本人才有的幽默式京味儿语言风格。老舍在小说创作中精巧地运用北京民间俗白浅显的口语，成功地把语言通俗性和文学性相结合。如《断魂枪》中沙老师面对徒弟的求教说道：“教什么？拿开水浇吧！”又如《柳家大院》里“我”面对漏雨的房子自嘲道：“这个世界哪去找不十分漏雨的屋子？不漏的自然有哇，也得住得起呀！”老舍在小说中对于这类民间口语的普遍应用，使小说语言幽默但不粗俗，简洁却充满意味，无疑增加了语言的审美内涵。

1990年代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从文学史角度阐释了民间的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民间的价值与意义等，自此“民间”作为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正如陈思和所言，“民间”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民间不仅包含着犹如世外桃源般的清新俊美之所，包含着普通市民和底层大众生生不息、和谐融洽的生存状态，同时在民间大地上也存有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污垢与邪恶的价值取向。陈思和正是看到了民间呈现出的不同侧面，因此指出了民间“藏污纳垢”的特点。

中国本土民间风俗历史悠久，意蕴深厚，且不同地区的民间风俗有着不同的呈现样态。民间风俗体现着民间的精神信仰和追求，文学作品中对于民间风俗的描绘，最能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萧红《呼兰河传》中的第二章便专门讲述呼兰河日常生活中的“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作者文本中对于这些民间风俗的细致刻画，为读者呈现出东北黑土地呼兰河这座小城内民间的生存状态。呼兰河中的这些风俗仅仅归中国本土所有，甚至仅仅归呼兰河所有，因此作品中这类风俗的存在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小说中的风俗画又不仅仅为作品增加了民族色彩，这些风俗背后也暗含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思考。正如矛盾所说：呼兰河小城中的人们“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3]萧红小说中的民间风俗描写因为本真和原始，促使她的作品自然具备了民族文化印记，同时作者融于文本中的人生体验也使这些风俗背后包含着关于“人性”的现代性思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不断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和世界文学的接轨与沟通，现代文学发展之初许多优秀创作者便开始了向西方文学的学习：文化巨人鲁迅的《狂人日记》因其内涵深刻、现代化技巧突出而被定义为新文学奠基之作；郭沫若的《女神》深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影响；象征诗派、海派等创作均将现代主义技法发挥到极致；进入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消费文学等作品中更是包含着后现代主义的因子。但是，当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断追赶西方创作潮流以求跻身于世界文学之列时，本国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土风格却在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创作有鲜明本土文化内涵、体现本土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对于增强文学的民族特色、展现别具一格的文学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四、 民间为作家提供启蒙性写作动力

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曾自述自己的创作受到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细致分析其《生死疲劳》等小说中的想象因子时，不难发现传统民间神话和传说对其想象世界的开拓作用。《生死疲劳》体现出作者高度扩张的想象力，其间的想象模式和传统民间神话中的想象特点如出一辙。传统民间神话的想象世界中主人公大都具有超能力，可以在三界中自由变换身份，《生死疲劳》便是以这样的想象模式展开叙述。故事主人公“西门闹”被枪毙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穿行于阴间和阳间，见证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作者赋予兽以人的思维方式，赋予人以兽的外貌特征，这种由人兽互换、转世投胎而展开的想象，和民间神话中的想象世界合二为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民间神话和传说中的想象模式，对于激发作者飞扬不羁的想象力的重要作用。

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这一事实，提供给文学创作者们不同的关注民间、书写民间的视角。一些作家有感于民间不受污染的、浑然天成的生存环境，因此着力描写民间的静美，体现民间生活的诗意化，如沈从文《边城》；有的作家沉醉于民间和谐融洽的相处模式，及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状态，从而专注展示民间的质朴和单纯，如废名《竹林的故事》；还有些作家自幼受民间文化风俗的渲染，对民间风俗习惯有着天然的了解，因此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刻画民间风俗场景，如赵树理的大部分小说。对于以上这几类作家而言，他们大都关注民间中美好的、诗性的一面。而另有一类作家则将关注视角放置于民间大地上存在的愚昧、腐朽和僵化。这类作家往往具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他们看到了民间中暗含的呆滞、沧桑的一面，看到了民间中人们落后、缺乏生机的精神面貌，因此想要通过写作实现批判民间中暗存的腐化因子、启蒙民间大众、重唤民间进步精神的目的。

鲁迅先生作为具有深刻思想的文化巨人，当他犀利的目光触及民间时，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民间存在的封建腐朽思想，民间的“国民性弱点”让充满责任意识的鲁迅心感痛苦与煎熬，因而激发起他的启蒙性写作事件。在《药》中“华老栓”一家补满补丁的被子暗示了民间生存的艰辛，蘸着鲜血的馒头揭示了民间中的愚昧精神；《故乡》中闰土的一声“老爷”反射出民间大众内心的麻木；《祝福》里祥林嫂“间或一轮”的眼神中充满着民间的苍凉。其实不仅仅是鲁迅，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家，都是有感于民间的落后而不自知才展开启蒙性写作的，如蹇先艾《水葬》、台静农《天二哥》、萧红《生死场》等。民间存在的邪恶、污垢和丑陋，是这些具有鲜明启蒙意识的作家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激发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开展写作的驱动力。

狠抓落实 攻坚克难 全面推进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访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陈明忠 …………………… （24.31）

民间文化形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呈现水乳交融的状态，作者生于民间长于民间，自然受到民间文化的浸润和熏陶，因而必然在创作中自觉向民间大地寻找审美资源。民间的神话和传说中固有的想象模式培养了作家飞扬不羁的想象力，民间精神中滞后的一面激发起作家启蒙写作的动力。作家将关注的视点放在民间文化形态之中，使其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本土地域色彩和民族风格，使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面向世界的同时，又葆有别具一格的民族色彩。文学创作过程中向世界文学进行学习和借鉴固然重要，然而本国民间文化形态在文学创作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周作人所说：“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情。”[5]因此，认识到民间文化形态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积极建构性作用，对于文学写作、文本分析以及发现本国文学之根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光东.民间文化形态与八十年代小说[J].文学评论,2002(4):164.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2.

[3]萧红.呼兰河传[M].武汉:华东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145.

[4]王光东.民间文学传统与“我们”[J].当代作家评论,2012(2):120.

[5]周作人.在希腊诸岛[J].小说月报,192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