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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复的性格与文风

更新时间:2009-03-28

清代光绪三年,在苏州冷摊儿上被人发现的《浮生六记》,一经出现便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俞平伯先生对这本文学作品评价很高:“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晶莹,不见晨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1]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浮生六记》中最为动人的浪漫主义文风,与沈复的性格——多愁善感息息相关。基于此,本文对沈复的性格和文风进行深入分析,将这种现象全面展现,并力图对文风中“人人平等”的思想意义进行一定程度的揭示。

沈复性格特征——多愁善感

沈复本人的性格有种与生俱来的多愁善感,它包含着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和对美好易逝的伤感,这种纤细敏感的心理特质会从主体方面影响他的文风。沈复的性格中有纤细敏感的一面,从而造成了患得患失的伤感心态,表现出了绵密的多愁善感的情绪。“如书中记述若干夫妻情爱弥笃之事后,就突发议论说‘恩爱夫妻不到头’,让人在诗情画意中如一团阴云陡然从心头掠过;再如,描述闺房中若干快乐后,又紧接着‘古云乐极生悲’一笔,让人在花团锦簇中惊闻悲凉笛音的长啸。”[2]在第一卷《闺房记乐》中,写到了沈复与妻子陈芸第一次相见的情形: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3](P3)

当他看到了自己深爱的女子时,先是内心对她灵慧气质进行赞美,但转眼间就担心这气韵超绝的女子福泽不深。因爱而担忧,这种患得患失、喜忧交织的复杂心态,正是因爱之太深而产生的。在沈复年幼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了他多愁善感的情感特质。

在《闲情记趣》中,沈复写到自己与妻共制盆景的事:

一夕,猫奴争食,自檐而堕,连盆与架顷刻碎之。余叹曰:“即此小经营,尚干造物忌耶!”两人不禁泪落。 [3](P37)

这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思维:“中国人思维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通常会将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相比附。在儒家的天人相应观中即认为,个体人的每一部分都能够与天地进行对应。”[4]一个盆景突然被小猫撞倒摔碎,一件在常人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小事,竟惹得沈复联想到造物主造化弄人的无情,不觉与妻子一起悲痛落泪。在普通人心中一件轻于鸿毛的日常小事,他却联想到宇宙天命对个体人生的悲剧性暗示,一件小事在他心中却是重于泰山,竟悲痛伤感到落下泪来。可见沈复的性格中有着极其敏感的一面,在小事面前可以因纤细心思的牵动而联想到人生命运的大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多愁善感并没有减少,反而是愈演愈烈,这是沈复与常人的性格极其不同的一面。正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比常人更加敏感,所以才牵动他对各种微小的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并进一步影响到了他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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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僧徐步出,向云客拱手曰:“违教两月,城中有何新闻?抚军在辕否?”忆香忽起曰:“秃!”拂袖径出。余与星灿忍笑随之,云客、竹逸酬答数语,亦辞出。[3](P102)

“多情重诺”四字便是沈复对自己性格的理性剖析,因为多情,所以重诺,重诺反过来更能映衬他的多情。沈复的情不是单一的情,一个“多”字可见他情感的纷繁复杂、敏感多愁。这人生坎坷的大部分是源于他人生观中对自由与人性认识等观念与现实的格格不入而造成的,而这缘由,便是拖累他一生的多情。可见,对于自己性格中多情善感的特质与导致的恶果,沈复是清楚认识到的。

正是在沈复这种多愁善感性格的影响下,他的文章也往往表现出浪漫主义文风。

沈复的文风——浪漫主义

1.向往自然无拘

在卷一《闺房记乐》中沈复写了自己与妻子陈芸的一件逸事: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也。檐前老树一株,浓荫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3](P8)

此段可见,沈复因为当时天气炎热,便到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避暑。写尽了小轩、流水、老树和游人玩乐往来之态。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细致入微,可见他对自然热爱之深切。即使带书入住,都毫无苦读进取之意,而是和妻子陈芸一起课书论古,以书本来作为消遣愉悦的工具;品月评花,借文学修养来体悟美景。并且在其间与妻饮酒,耍酒令,一句“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将沈复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喜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沈复拿牛来比喻素云,素云娇嗔而对沈复反驳,并做出了一个动作“捶”,封建礼法一直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一条,而素云却做出了捶打沈复肩膀的动作,而二者都毫不在意,可见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男女等级礼法的束缚。沈复对素云饮酒情态的描写也可见女性地位在他心中的提升,几个很有气势的词连续使用:“量豪,满斟一觥,一吸而尽。”这本是形容男子的词汇,沈复在这里却用来形容女子的豪迈,将船家女素云的豪爽、大度、刚烈的豪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物似乎是一位豪情万丈的“关东大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充满了血气方刚的“男儿本色”。文中的素云虽然是一位女子,但沈复的笔法使她拥有了和男子一样的气魄,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作者对男女平等理想境界的追求。

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3](P47)

余为众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归家向芸艳称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忽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怂恿曰:“庙中司事者谁不知我,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吾母现在九妹丈家,密去密来,焉得知之。”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挽之,悄然径去,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3](P21)

2.追求男女平等

根据河北地区10年来降雨情况,设定降雨历时ti为3 600 s,降雨强度ri为20 mm/h,调蓄池出流过流能力值对应的降雨强度rc为29 mm/h,径流系数α为0.5,流域面积A为550 hm2,调蓄池设计容量15 000 m3.两台调控离心潜水泵,流量均为1 275 m3/h,功率60 kW,扬程8.7 m.

佛门本清净之地,修心养性之所。而佛徒根据教义也应四大皆空,空心明性,理应对尘世凡俗之事保持距离,以免六根不净。然而这一所谓的僧人,出口便是世俗官僚之事,明显是一副倾慕儒家仕途经济与污浊俗世的嘴脸。而友人忆香的扫兴一叹与我和友人们的嘲笑,也可以清楚看出沈复对以此僧为代表的儒教卫道士的鄙视与嘲弄。沈复一行人本是入山寻访古寺,欣赏美丽的自然环境,追求心灵的释放与自由,实现各自道家清净无为、自由自在的浪漫主义追求。然而此僧一出,大煞风景。可见当时社会儒家仕途经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连出家的僧人都深受沾染,相比之下更加能够突显出沈复虽身处世俗社会中,却一心亲近自然的可贵。

沈复观赏了水仙庙里面的美景,便想带妻子陈芸一起去欣赏,妻子一句“惜妾非男子,不能往”,可见陈芸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着清醒的认识。当时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出行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按照封建伦理规范,女子当深处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无事不得窥中门’,何况外出游玩,‘靓妆艳服’,当然被视为不守妇道。”[7]正因为封建礼教对女性外出自由早已进行了严格规范,所以相比外出自由的男性而言,突显出了男尊女卑的礼教意识。陈芸作为一个从小接受封建教育的女子,自然,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意识在她的心中已根深蒂固。然而沈复作为一个享有社会性别等级特权的男性,却对自己的性别优势没有过于看重,更没显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一句“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可见沈复对妻子的同游提议并不是玩笑话,而是十分认真地提出了解决方法。之后的“怂恿”“强挽之”两词更是突显出了沈复的态度之坚决。水仙庙作为一个物象,象征着男女等级的门槛,男性可入而女性不可入已经是社会群体两性观的思维定式,然而沈复将其打破,他使一个女性进入了这个门槛,将男女平等的理想境界写入了文中。

1897年德国殖民者以“巨野教案”为由强租胶澳[注]胶澳:德租前清廷以“胶澳”称呼现在的青岛地区.德租时期将新建设的城区命名为青岛,但也属于胶澳的一部分.后“青岛”一词指代的范围逐渐扩大至整个青岛地区. ,并于次年编制完成第一版青岛城市规划图,开始建设他们的远东理想城市.

自2016年4月~2017年4月共有60例腕管综合征患者纳入本研究,每组各30 例,所有病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分组前充分告知患者具体手术方式及治疗方案,术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在写到关于自己和女性朋友素云一节时,沈复书写出了男女平等的情境。《闺房记乐》 一处写到他与妻子和船家女素云一起游湖玩乐,其中有一处记载沈复拿素云开玩笑一事:

“在夫权社会中女性必须遵从‘三从四德’,守‘女诫’,她们没有独立自主生活的权利,仅是男性的附属物,男性是可以任意改变她们的生存状态的。男权话语是以男子中心主义为意识深层存在的。”[5]另有学者进一步论述道:“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妇女深受父权与夫权思想的双重压迫,男权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制定的种种压迫妇女的章法,使得女子永远处于臣属地位。如‘三纲五常’之说,其所谓‘三纲’者,就正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种伦理关系。在商代甲骨文中‘女’字就是一个屈身下跪的形象。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女性处于沉默、不自信、不敢言说自我的状态,确切地说是一种不在场的状态,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人格,更没有哪位女性敢言‘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样的豪言壮语了。”[6]由上可知,在沈复所处的封建社会中,女子一直处于社会权利的边缘,处于一种地位低下,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地位。而沈复却无视这一封建社会礼教规范,在他的文中,多次写到了男女平等的理想情境。《闺房记乐》有一处载:

余曰:“鹤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无乃劳乎?”素云笑捶余肩曰:“汝骂我耶!”芸出令曰:“只许动口,不许动手。违者罚大觥。”素云量豪,满斟一觥,一吸而尽。[3](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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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卷《浪游记快》中写到沈复与众友人一起入山寻访无隐庵,刚准备进入白云精舍,竟出现了很可笑的一幕:

沈复对自己这种过分敏感的性格也有着清楚的认识。在《坎坷记愁》的开头他便提到了这一点:

在写到关于妓女阶层的情节时,沈复也表现出了平等相待的浪漫主义风格。在《浪游记快》中,他写自己在寓所和喜儿等妓女饮酒作乐。房东的一个无赖的侄子想带人上楼诈骗钱财。沈复的第一反应很是奇特:“余即唤仆速雇两轿,先脱两妓,再图出城之策。”[3](P97)在此危机之际,他不是先想自己怎么脱身,而是先要让这两个妓女逃走。这简短的第一反应,表现出了沈复对妓女深挚的关切。事情后面的发展更是离奇:

教学存在于细节中,细节的力量温暖且强大。在特定的情境中聚焦细节,探求故事的神韵,可以激发情感的共鸣。细节是情感“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放大细节可以让学生更容易、更快捷、更全面地进入故事的情感状态和精神世界,更好地把握故事的思想内涵。

两轿已备,余仆手足颇捷,令其向前开路,秀挽翠姑继之,余挽喜儿于后,一哄而下。秀峰、翠姑得仆力已出门去,喜儿为横手所拿,余急起腿,中其臂,手一松而喜儿脱去,余亦乘势脱身出。余仆犹守于门,以防追抢。急问之曰:“见喜儿否?”[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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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复在文中写到自己为了妓女喜儿的安危不惜与人大打出手,逃出后仍不忘喜儿的安全。对妓女的关怀到了可冒生命危险为之捍卫的境地,可见他对妓女阶层的关怀是真心实意的。妓女在一般人眼中是地位低贱的一个阶层,而在沈复的眼中,妓女不但是与自己平等的,而且是要去帮助、关怀甚至保护的。不得不说,他在文中写到的珍视妓女的情节,也是很罕见的。比如,与沈复对妓女的态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影梅庵忆语》写到在逃亡的过程中,冒襄为了自己一家的安全,竟要丢下虽原是妓女、但现已为其小妾的董小宛不管。可见在冒襄眼中,妓女始终是低贱的,是不值得为其牺牲的。而在沈复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妓女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她们同样是需要尊重和关怀的。通过以上的对比,更能显示出沈复与当时士人截然不同的浪漫主义文风。

沈复浪漫主义文风的意义

在封建时期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有男女的不平等,有倡优阶层与普通阶层的不平等,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封建制度高度发达的清代,尤其如此,通过当时最能体现社会地位的科举考试资格,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清代的规定更加严格,凡是娼(妓女)、优(演员)、隶(下等役吏)、卒(劳役)的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家有娼、优、隶、卒,就为‘家世不清’,隔了三代家中没有这类人,才算是清白。另外,佣人、看门人、轿夫、媒婆、剃头修脚者都属于‘身世不清’,他们的子孙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8]人与人的不平等已经是那个时代被普遍默认的事实,然而沈复却不愿当一只“沉默的羔羊”,他通过自己的文章大声疾呼人与人的平等及彼此的真心理解,希望打破一切等级限制与人类偏见,真正迎接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从微观经济个体的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相关行业出口企业感受到了阵阵倒春寒。

从沈复的浪漫主义文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追求夫妻之间的平等、与女性朋友的平等,即使是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受人鄙视玩弄的妓女,他也做到了真心相待,坦诚相处。这在当时“男尊女卑”的时代背景下必然是不被人认同的。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当时具有超前的时代意义,及至到了如今的社会,男女平等仍作为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理想而被无数的人向往并努力着。但是,不论在任何时代,人类都不会真正消除等级与阶级,而超越阶级的人际关系更是一种幻想与奢望。但这种“人人平等”的理念却是难能可贵的,那个时代的沈复坚守着这一点,他愿意在文中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并为平等梦想的实现做出自己的努力。虽然他的努力收效甚微,但这种殉道者精神的意义却是极为深远的,它将永远给人以希望与力量,让人们大胆地去为理想与美好做出努力,而不是空虚的守望。

综上所述,沈复多愁善感的性格对他的浪漫主义文风影响很大,而这种文学风格所体现出的人人平等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超前的时代意义,及至如今的社会,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俞平伯.俞平伯序跋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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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效端.《春江花月夜》的宇宙意识与诗情探析[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1):81-83.

[5]褚大庆.《浮生六记》的现代意识[J].东疆学刊,2009(1):50-54.

[6]李宛悦.李清照宋词中的“花样人生”[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4):70-73.

[7]宋立中.明清江南妇女“冶游”与封建伦理冲突[J].妇女研究论丛,2010(1):39-48.

[8]杨德柱.谈《儒林外史》与科举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4):81-84.

 
李亚飞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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