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坛，贾平凹无疑是一位大作家。无论是作品收入中学课本，日记手稿在家乡传诵，还是多次获国内外大奖，都可见贾平凹已被中国乃至海外读者熟知，拥有广泛的阅读群体。这是谈贾平凹小说通俗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贾平凹的小说研究，一直是热点，学界多从技巧、思想内涵等入手，对贾平凹小说中存在的通俗化因素，关注极少。鲜有的几篇，也是从语言观和民俗学角度来考察。因此，对贾平凹小说通俗性的整体把握，就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贾平凹曾说:“写小说就是写故事。”不论是“老西安”故事还是“商州”故事，他都写出了自己的味道和体验。故事性也成为贾平凹小说通俗化最明显的特征。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贾平凹通过创作题材的刻意选择、多类形象的塑造、民俗生活的描写、悬念冲突等手段的运用，体现出创作的趣味性和日常性，这是贾平凹小说通俗性的重要组成要素。此外，作为一位成熟的作家，贾平凹的创作逐渐呈现出稳定的气质和风格，有一些固定的结构和情节设计，例如“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出现、“不圆满”的悲剧爱情的书写等，这些构成他创作通俗性的隐性因子。

一、创作的故事性

故事是构成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对于作家来说，精心打造一个巧妙曲折的故事，不仅能显示自己高超的写作才能，也能迎合读者喜爱阅读故事的天性。无论有意与否，贾平凹的小说，从不缺乏丰富精彩的故事。贾平凹创作的故事性，体现在小说中故事描写丰富，并注重故事本身的完整性，有传统的小说写作技巧。同时，他的故事讲述也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地方风情，偏爱乡村的价值判断，形成了贾平凹式的故事风格，受到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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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讲述的丰富性

贾平凹的小说，总体采用“表现论”写法，但也注重故事讲述。而故事性正是通俗文学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贾平凹既写城市故事，也写乡村故事。贾平凹描述城市的作品，如《废都》《高兴》《土门》《白夜》等小说，都有契合故事发生背景地“老西安”的城市故事。《废都》中四大闲人的故事，十分新奇。故事开头便是西京城出现四个太阳，“戏仿”的意味十分浓厚。名作家庄之蝶与几个女性的爱情故事尤为惹人注目。庄之蝶作为作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与“学生”周敏的妻子唐宛儿借鸽子传情，与保姆柳月偷情，与景雪荫的官司，与阿灿姐妹相识等故事描写完整，将庄之蝶从名作家到名声扫地，写作才能消失，最终被迫出走的事交代得十分清楚。《高兴》讲了进城农民工在西京城捡破烂的故事。贾平凹笔下的捡破烂故事，对走街串巷的捡破烂细节，四大破烂王传奇，西京城的破烂分区描写十分具体，展示了类似于“乞丐帮”的完整捡破烂组织，描写详细，甚至逼真。《土门》讲述城中村拆迁的故事。“仁厚村”村长换届，村长成义带领村民抗拒拆迁，云林爷给人治肝病的故事有头有尾，村长成义被枪毙的结局也有明确交代。《白夜》开头讲了一个“再生人”自焚的故事，十分新奇。这些故事的讲述，并非插曲或是片段，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故事是完整有趣的。这些写城市的故事，数量虽然不多，但凝聚着贾平凹在西安多年的观察，是作家熟悉的西京城，具有鲜明的西京味儿，是市民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物，是地道的“老西安人”的故事。

贾平凹的乡村故事十分精彩。他称自己为“农民作家”，在自传《我是农民》中写道：“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资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褪去。”[1]贾平凹写农村的小说，多数见于“商州”系列，如《浮躁》《妊娠》《高老庄》《秦腔》《极花》等。《浮躁》讲述乡村青年金狗从乡村到城市再回到乡村的故事，夹杂着河运队盛衰，金狗与多个女性的爱情纠葛。《高老庄》讲述了回乡探亲的作家子路与妻子西夏、前妻菊娃在高老庄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秦腔》采用“生活流”式的原生态笔法，描述了清风街从古老传统走向城镇化的过程，包含了清风街大部分人的故事和生活等。《极花》在西北圪梁村这个特殊的地域空间，展开被拐卖女性蝴蝶的故事。可以说，贾平凹小说中的故事本身十分丰富有趣，不仅成为其小说的特色，也是贾平凹小说通俗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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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事讲述的倾向性

贾平凹的小说，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生动的故事，同时巧用悬念、冲突等手段，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悬念，本指读者对人物命运、故事发展的一种迫切期盼的心理状态。在小说中设置悬念，一方面能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使故事情节更曲折离奇，增加可读性。以《土门》《高兴》《极花》为例。《土门》最大的悬念，是村长成义的身份。在小说中人们有种种猜测，暴富或是杀人？而小说最后揭秘成义是大盗，劫富济贫，颇有武侠小说的意味。《高兴》里的悬念便是刘高兴的肾究竟卖给谁，去了哪里？小说精心设计了一个最有嫌疑的大老板韦达，然而直到最后，小说也未揭晓谜底。《极花》中的悬念，则是蝴蝶究竟有没有被解救？小说以梦幻笔法处理蝴蝶被解救细节，充满无限遐想。而冲突的体现，主要是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引发城市人与乡村人的纠葛。贾平凹的小说，很难以单一的城市或乡村为背景，城市和乡村互为影响，不仅构成了人物生长的典型环境，也以自身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冲突，带来更丰富的内涵。《浮躁》中金狗与石华、英英的矛盾，是城乡观念影响下，农村人与城市人格格不入的产物。《土门》中仁义村是否拆迁，也是城乡权力比拼的较量。《高兴》中捡破烂的农民工与城市人也有道德观念、生活习惯方面的冲突。《极花》中西北圪梁村与西京城形成落后与繁华、原始与文明的强烈对比。这些悬念和冲突，城与乡，何者占上风，据具体的时代心境和人物自身心境而定，冲突的存在使得贾平凹的小说十分精彩，扣人心弦。

贾平凹小说的许多题材都与社会热点有关，容易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兴趣。小说《土门》反映了城中村拆迁和肝病治疗问题。《怀念狼》反映了生态保护主题。《高兴》反映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带灯》反映了基层干部工作问题。《极花》反映了贩卖妇女问题。无论有意与否，贾平凹小说题材的热点化，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难发现，小说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大都出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与社会发展、百姓民生、社会公平、城乡差异密切相关，已经引起社会和大众的广泛关注，是普通大众了解、熟悉的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此类小说出版，在舆论影响下，自然容易吸引大众的关注。

二、创作的趣味性

模式化是通俗文学的典型特征之一。模式化向来为精英作家所避讳，却是通俗小说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雷达在《模式与活力》一文中，专门谈到贾平凹小说的模式化。在他看来，“模式是一个作家懂得局限和自由的象征。如果以作家的主体为圆心的话，他的‘模式’便可看作一个边界多变、富有弹性的圆圈。它显示着由作家的经历、气质、艺术思维方式和生活视野所决定的作家与现实的对应关系”[3](P56)，“作为作家特定时期艺术思维和把握生活的相对稳定性特征”[3](P62)。对贾平凹小说模式化的分析，主要体现为两点，即“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和悲剧爱情写法。

1.题材的热点化

可以说“乡村本位”价值观，一方面决定了贾平凹讲述故事时，偏向乡村与农民，更多地展现乡村与乡村人的美好善良、城市的虚伪与险恶。他塑造的“商州”世界排除城市的弊端，呈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引起读者的向往与追忆。另一方面，“乡村本位”价值观，也使得贾平凹故事的“乡土味”极为凸显，符合传统文化的审美，是作家所谓“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2](P8)

2.形象的生动化

贾平凹的小说中有很多民俗描写。民俗源于日常生活，囊括种地、饮食、搬家、治病、婚丧嫁娶、祭祀、过节、禁忌等,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祭祀、节日等密切相关。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商州多山，山中多鬼怪、庙宇；商州较闭塞，闭塞之地，多神秘传说。贾平凹小说中的生活描写，总是离不开各种习俗，如唾沫抹在乳头可以治夏热，头顶火焰大小是生命力强弱的象征，栽上桃木可以辟邪等。《秦腔》中秦人吃锅盔的讲究，清风街人爱唱秦腔的传统。《极花》中家家屋中挂极花、门前立女人石像、人人有大名和小名。此外，还有很多日常生活场景，如商州人喜爱的酸菜搅团的做法。这些生动的民俗描写，一方面充满了陕南特色和地方风味，是陕南商洛独有的习俗。同时，这些民俗活动本身生动有趣，充满神秘感,受到人们喜爱。

3.生活的民俗化

“写小说创造鲜明难忘的人物形象”[3]是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鲜活生动的形象，不仅能增加小说的趣味性，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赢得赞誉和好评。贾平凹的小说中形象十分丰富生动。《浮躁》中迷失又寻回本心的金狗，《土门》中劫富济贫的“大盗”成义，《白夜》中自焚的“再生人”，《高老庄》中像“猪八戒”的作家子路，《废都》中的庄之蝶、唐婉儿、柳月，《怀念狼》中的老猎人傅山，《秦腔》中鄙视农村的作家夏风、热爱土地的夏天义、痴迷秦腔的夏天智，《高兴》中捡破烂的刘高兴、五富等。《秦腔》中的引生看似疯癫，却有通灵的本事，能听懂动物的语言，对待白雪的感情十分纯洁，既有小人物的悲哀，又有善良的一面。《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众人仰慕的作家，却在时代中格格不入甚至迷失自我，纵情于女性肉体，最终走向毁灭。此外，动物形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十分出彩。《废都》中的牛来自终南山，以哲学家的视角看待西京城发生的一切，代表着智慧和上帝之眼。《土门》中亮鞭的狗，象征着外表光鲜，失去生殖力的城市人。还有《怀念狼》中15只性格迥异的狼、《秦腔》中通晓灵性的狗“来运”、《高兴》中能听懂刘高兴箫声的鸟、《极花》中黑亮家的狗和驴等。贾平凹小说中的动物，不是简单的描写和陪衬。这些动物，常常采用拟人化手法，充满灵性与感情，有人的情感、智慧，生动而鲜活，并常常具有象征意味。这些不同年龄、爱好、性格的人物，以及通人性的动物，因其形象的生动鲜活，赢得人们喜爱。

4.悬念冲突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在讲故事时，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无论城市故事还是乡村故事，贾平凹的小说都有浓厚的“乡土味”，偏向表现传统的生活，讲述“旧式”的人物和生活，形成贾平凹式叙事风格。贾平凹故事里的城市与乡村不再是“精英文化”与落后地区的鲜明对比，城市与乡村都延续着各自的古老传统。贾平凹的《废都》不是时髦的西安城，而是“四大名人”早已过时的生活和做派；《土门》展现城中村的生存与挣扎；《白夜》里念念不忘的是几乎失传的目连戏。在同样守旧的城市和乡村书写中，贾平凹显然更偏爱乡村。贾平凹故事里的城市，是《浮躁》里诱惑乡村少年金狗、藏污纳垢的金钱交易所；是《怀念狼》中充斥着虚弱、失去生命力的城市人的聚集地；是《极花》中容纳不了来自乡村的蝴蝶，并充斥着拐卖妇女交易的西京城。而“商州”世界则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浮躁》中代表乡村美好的女子“小水”，是爱与善良、美好与忠诚的代表。《高老庄》中代表异域文明、城市文明的西夏被高老庄里的农村文化折服，甘愿留在乡村，更是城市与乡村抉择中，乡村绝对胜利的代表。《极花》中更是为被拐妇女蝴蝶安排了一个被解救后自愿回到拐卖地的结局。

三、创作的模式化

在创作中，“趣味性”常常意味着作家写作的生活化和日常化。贾平凹小说的“趣味性”与故事性紧密相连，趣味性作为一种审美追求，体现为题材热点化、形象生动化、生活平民化、悬念冲突不断四个方面。

1.“城乡二元对立”结构

在写作中，贾平凹持有“城乡二元对立”思想，但他并不偏向城市，反而倾向于农村。贾平凹曾说：“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4](P92)“城乡二元结构”正出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贾平凹写农村，有城市；写城市，也有农村。他最负盛名的“商州”系列与后来的“老西安”系列，正是典型的城乡对比。“商州”世界是安详、宁静、美好的；“老西安”世界则是繁华、热闹、藏污纳垢的。这是贾平凹早期对城乡的基本态度和认识。城与乡截然对立的创作心态在来自乡村的城市作家中十分普遍，作为农民作家，总是用局外人的眼光来观察、审视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容易发现城市光鲜背后的弱点。贾平凹写出了城市人生命力的衰弱、失去道德、信仰崩塌，而乡村人淳朴善良、生命力旺盛。这种对立，最终归于贾平凹创作的“商州”世界与“老西安”世界。最典型的是《浮躁》，《浮躁》中主人公金狗从乡村来到城市又选择回到乡村，对城乡两个世界的风貌、人情、世情都有详细的描绘和说明，并在对比中突出乡村的可贵。但贾平凹后期的作品，却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实现对城乡的双重批判。“农村是落后的，城市也有城市的弊病，尤其在中国，如何双重地批判呢？”[4](P93)在《土门》中贾平凹创造了一个调解城乡矛盾的地理空间——“神禾塬”，同时否定了乡村的落后与城市的虚伪。“城乡二元对立”的出现，使得贾平凹的创作有了固定的视角和观察角度，“商州”与“老西安”也成为读者熟悉、作家不断重复的写作天地，带来写作和阅读的熟悉感；同时，“城乡二元对立”隐含着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冲突，使得贾平凹的小说不再是城市化政策的宣传普及，或是简单的故乡回忆录，而是活生生的故事和生活，有冲突，有斗争。

2.悲剧爱情的书写

情不是社会关系之外的抽象个体，情与生活相关，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令人动容的一部分，雷达曾将贾平凹小说的模式源头概括为“情”。贾平凹的小说写男女，也写爱情，贾平凹写情，多是不圆满的悲剧爱情，基本模式是爱而不得，包括一见钟情的单恋、暗恋和苦恋。《土门》中的梅梅和成义，虽辈分有别，却有暗恋的因子，最终成义被枪毙，两人的感情未开始便匆匆结束。《秦腔》中引生痴恋白雪，爱而不得的痛苦，使引生选择自宫。《带灯》中带灯仅仅凭着听说，便在心中埋下对元天亮暗恋的种子，借不敢寄出的信寄托相思。《极花》中蝴蝶对房东儿子青文的暗恋，还未开始，便因被拐卖而结束。苦涩悲剧的爱情，在贾平凹的写作中不断重复，并成为贾平凹写爱情的一种固定姿态。悲剧爱情的写法本是对传统“大团圆”式结局的背离，是作家刻意为之的处理方法。而当悲剧爱情的写法在作品中不断出现，便成为一种写作常态。同时爱情作为一个永恒的讨论话题，爱情描写也能增加小说的可读性。

非计划拔管的发生有医生、病人、管理、环境等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准确评估患者的各种导管,采取正确的固定方法、充分有效的沟通、适度镇静和约束管理,积极开展医护一体化和加速康复外科,可以有效预防并减少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保证患者安全。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通过使东方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使东方主义臣服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在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国家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则总是被赋予积极的特征：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在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人民则被称为“他者”（萨义德 2007：1-36）。萨义德认为，在西方文学家或者学者眼里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同上：136），是被西方控制的对象。

整体来看，通俗化因素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更多地体现为创作手段而非创作目的。通俗化不是贾平凹的整体艺术风格，更非终极艺术追求，而是作家在写作中有意或无意地与大众审美的接近，对故事性、趣味性等传统小说写作要素的重视。从创作的整体性看，贾平凹作为一位具有现实情怀的作家，故事、趣味、模式等通俗化因素是他小说中容易被忽略又切实存在的部分，理解贾平凹小说创作的通俗性，才可全面把握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从研究者角度看，贾平凹研究的热点多集中于作品分析、与各文学思潮的联系以及贾平凹在当代文坛的独特地位，对贾平凹小说中通俗化因素关注较少，多倾向于将其看作作品研究的一部分，单独提出“贾平凹小说通俗性”这一话题就有创新性和独特性。从文学史角度看，贾平凹的小说是关注较多的话题，全面估量贾平凹在文坛的地位，需要对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有更全面的把握，因此研究贾平凹小说的通俗性也就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贾平凹.我是农民[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13.

[2]雷达，梁颖.贾平凹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37.

[4]贾平凹.关于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