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大都、平阳、真定、东平为元杂剧最早流行的四大活动中心。正定，古代称真定，作为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之一，也是元曲创生中心，为元杂剧兴起、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走到现在，元曲创生中心，成为河北正定要打造的城市文化名片之一，正定期待通过进一步挖掘整理、传承弘扬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那么正定为什么是元曲创生中心、元曲发源地呢？下面，笔者就通过历史回顾与史迹钩沉，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

使用SPSS 15.0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成组设计定量资料的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和等级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或 Kruskal‐Wallis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一、蒙金战乱中的真定得到有效治理，成为中原文学的唯一“绿洲”

蒙金战争时期，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城市变为废墟，人民惨遭屠戮，文化受到摧残，蒙古军队初入中原，中原社会的安定与繁荣，以及文化艺术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条件都惨遭摧毁。然而当时河北真定、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和山东东平等地却奇迹般成为相对安定繁荣的绿洲，并孕育出元杂剧这一艺术奇葩，不能不说与蒙元统治者招降汉人世侯有密切关系，而真定，则与史氏家族有着密切联系，其中以史天泽为代表。[1](P92-93)

史家原是河北永清县地方豪强势力。公元1213年，史天泽随父亲史秉直投降蒙古国国王、军师木华黎。公元1225年，史天泽打败叛归金国的威州(今河北井陉)人、恒山公武仙后，成为真定都元帅。公元1229年，史天泽又被元太宗窝阔台授予五路万户之职。史天泽的辖地范围扩大到州县三四十个，两三千里，自此标志着史氏家族对山东、河北一带统治权的确立，史天泽在汉人世侯中的势力达到最大。《元史》记载，史天泽率领子侄随蒙元军队参加灭金、灭宋战争，战功无数，一直做到了元朝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和中书左右丞相。史天泽“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因此忽必烈对史天泽评价很高，说他“竭忠徇国，尊主护民”。真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应该说很大程度上赖史天泽之力。

当时的真定，由于蒙古军队和金国军队反复争夺，饱受战争蹂躏，城市残破，生活动荡，处处留下了战争的创伤。史天泽“尊主护民”，主要体现在他从家族利益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修筑城池，收留散亡，涵养民力，发展经济，保护文化，使真定的社会经济较早、较快地恢复发展起来。

饲料的保质期受饲料水分含量影响很大，但其中水分的存在状态也很关键，自由水含量较高的饲料更容易变质[6]，保存期更短，草料的内部结构使其在制粒加工过程中与调质水不易结合，使生产出的颗粒饲料中自由水含量较高，且冷却过程中不易散发，使用水或蒸汽调质生产的羊全混合颗粒饲料保存期很短。而不含草料的配合颗粒饲料加工过程中较高的淀粉在制粒过程中可与调质水分部分结合，且冷却中水分散失相对容易，故饲料保存期较长。

二、蒙元真定名士众多、群贤毕至，促进了诗歌词曲的延续和发展

蒙元时期，真定集中了不少具有文学素养的缙绅显贵，招揽了大量文人学士，其中代表人物是史氏家族。史氏家族中，很多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文学素养。据记载，史天泽四十而读《资治通鉴》，颇有见解；《元诗选》辑有史天泽《巡历太康》一诗；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把史天泽列为“已死名公中，史有乐府行于世者”，可惜作品未能传世。

白朴出生于金国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白华是金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进士，这一年白华来到汴京任职。白华幼年和元好问相识，二人义结金兰，成为异姓兄弟，情谊一直很深。元好问是金末元初的大文豪，公元1224年和公元1232年，曾短期就职于金国都城汴京。由于白华和元好问情谊深厚，在金国“壬辰之难”中，白朴因为父亲白华随金哀宗出奔汴京，母亲张氏在战乱中失踪而失去父母翼护，被元好问及时收留。北渡后，白朴跟随元好问在山东聊城、冠氏生活了四年，元好问对白朴悉心调教，关心备至。受家庭熏陶和元好问影响，白朴很早就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白朴的散曲从表达主旨上，大概分为隐逸避世、男女情爱等几种，从描写对象上大概分为咏物写人、描写自然风光等几种。白朴的散曲反映了蒙元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白朴对没有世间烦恼、自由快乐的隐逸生活的向往，抒发了白朴对一身九患身世的悲伤之情以及文人社会地位低下的牢落不平的心志。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白朴的散曲)如鹏抟九霄。风骨磊块，词源滂沛。若大鹏之气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

和白朴同一时代的元代政治家、文学家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在《忠烈史公家传》一文中记载，北渡后，真定史氏幕府可考金末著名文人十八人，史天泽“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经常与他们研究经史，谈论治国之道。真定一时汇集了包括元好问、杨果、王若虚等一批诗文散曲大家。其中就有白朴父亲白华。当时在蒙金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文人名士纷纷来到真定，一时间真定成为文人荟萃之地，给真定带来了“故都遗风”。史天泽及其子侄在“公余闲暇、迎送之间”，偏好提倡风雅，参与了很多文化活动，他们与文人交际应酬，关系密切，留下了许多诗词赠答作品。他们开设幕府，开学养士，扶植孺子，很好地保护了中原文化。

李文蔚，略少于白朴，与白朴是好朋友，晚年还与白朴有书信往来。李文蔚曾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瑞昌为官。李文蔚为元代重要剧作家，擅散曲，创作开始于真定的青年时代。共创作杂剧10余种，代表作为《同乐院燕青博鱼》，是元杂剧中水浒题材的重要作品之一，作品着力塑造了梁山好汉虽身处困境，却敢于同地方恶势力杨衙内作斗争的形象，除此之外，现存还有《圮桥进履》《破符坚》两种。

光阴似箭，一晃就是一年。春天，杨家庄村边的小树林里空气清新，野花遍地。这天，杨力生与李秀花依旧在这里约会。二人拥抱亲吻完毕，杨力生说：“秀花，我要和杨秋香离婚，离婚后咱俩结婚，好吗？”

白朴虽然不是史府幕僚，但是自从白朴从山东来到真定与父亲团聚后，长期居住在真定，写下了很多诗词篇章，表现了他对史天泽和史枢的仰慕之情。如《水调歌头·三元秘秋水》《水龙吟·送史总帅镇西川》等词作。史天泽四子史杠官至行省右丞，盲诗人、真定杂剧作家侯克中(正卿)，写下了《史右丞退居吴山读书》《同史右丞游白石洞天留别杜南谷》等诗歌，记载下他与史杠诗文唱和的交往经历。蒙金战争时期中原文化几乎陷于灭顶之灾，史天泽及其子侄这样做，保护了文人名士，延续发展了中原文化，创造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条件。[4]

三、真定剧作家代表人士白朴精于度曲，引领了蒙元初期元杂剧创作

白朴出生于公元1226年，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他不仅元杂剧作品最多，而且影响大，是真定元曲作家的领军人物，在古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采访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思绪似乎仍然停留在瑞安那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被拥有20多年生产历史的华岳所吸引，更被学识渊博的夏碎娒深深折服。

1.白朴年轻时的教育经历

史天泽的次子史樟，生于公元1240年，做过真定、顺天新军万户、武昌万户，还是一位散曲作家。他以“史九散仙”“史九敬仙”自称，在曲辞创制上颇有兴趣。《太和正音谱》评其为：其词势非笔舌可拟，真词林英杰。史樟“喜《庄》《列》学”，《录鬼薄》录其《破莺燕蜂蝶庄周梦》一剧，称赞“此剧通本俊语，曲文特佳，不胜枚举”。《庄周梦》开了“神仙道化”题材的先河。明末文学家张大复在《寒山堂曲谱》中说：南戏《东墙记》，为史樟所作。他和马致远又合撰《李勉三负心》。史樟是元代位高权重人士中少有的杂剧家兼南戏作家。[2]

回用水调节池容积400m3，尺寸10.0m×10.0m×5.85m，回用水调节池配备3台Q=92m3/h，H=16m，N=11kW潜污泵，两用一备。回用水调节池容积430m3，排泥水调节池设计尺寸10.0m×10.0m×4.8m，池内配备1台独立的潜水搅拌机。排泥水调节池配备3台Q=62m3/h，H=13m，N=5.5kW潜污泵，两用一备。

史氏家族主政真定后，白华和一大批金国文人来到真定。公元1237年秋，元好问携白朴经真定回山西忻州老家，白华、白朴父子终于在真定团聚。此时由于史天泽的治理和保护，真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很快恢复起来。当时真定比较著名的教育场所是封龙书院，著名的教授是“龙山三老”，即今天栾城的李冶、忻州的元好问和真定教育提点张德辉。白朴和李文蔚、戴善夫、尚忠贤等一批青年学子都曾就读于封龙书院。白朴在这里度过了“经卷琴囊，酒樽诗笔”的年轻生活，既勤奋充实，又自由快乐，白朴对此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王博文的《天籁集原序》中称白朴“有能声”“翘楚者”，元好问还写诗称赞白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他们都给予年轻的白朴很高的评价。

白朴由于童年惨痛的生活经历和自身个性的特点，从青年时代就“栖迟衡门，视荣利如蔑如”，“凡当歌对酒，感事兴怀”，皆以曲词名之，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散曲、杂剧和词作。为白朴《天籁词》写序的王博文评价白朴“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认为继承元好问文学水平和文学风格的，不是白朴又是谁呢？

2.白朴给后世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

白朴现存41首散曲，两本完整的杂剧以及105首词作，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虽然深圳港驳船业务起步早，已具一定规模，但珠三角港口群的不断发展，使得深圳港早期高效、全面的服务优势逐渐下降.从深圳港水上“巴士”的班期稳定性、运价公开性、覆盖范围及对港口的贡献4个方面具体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据《录鬼簿》记载，白朴一生创作杂剧16种，仅留下《鸳鸯简墙头马上》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两本完整杂剧和两个残本，《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一说是白朴和史樟合作完成的作品。《鸳鸯简墙头马上》和元代施君美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合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喜剧。它描写了一个“志量过人”的女性李千金冲破封建礼教，自主择偶，追求幸福婚姻的故事。《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描写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因为纵情声色、荒废朝纲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具有强烈的谴责、嘲讽意味。王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梧桐雨》一剧“为元曲冠”。两本杂剧一喜一悲，白朴写的悲哀凄绝，雄浑悲壮，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对后代戏剧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白朴的剧作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文学史、戏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称白朴是蒙元时期真定杂剧界的领军人物，实则当之无愧。

四、真定杂剧作家灿若星辰、著作至富、名誉昭然，使真定真正成为元曲的兴盛中心

《录鬼簿》记载，元杂剧鼎盛时,涌现作家共56人,活跃在真定的以白朴为首的作家群有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克中、史樟、汪泽民等人,共创作杂剧约45种。当时因为真定辖地甚广，有的研究者把大名、保定、彰德(今河南安阳)的杂剧作家也涵盖其中。

比如武仙叛归金国，蒙军要杀害随武仙叛乱的老百姓，史天泽力劝蒙军首领孛鲁，使数万真定老百姓得以幸免。据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记载，金国灭亡后，史天泽将中州数万流亡百姓迁移至真定安顿，免受战争涂炭。当时老百姓欠西域商人包银60多万两，无法偿还。史天泽奏请“请官为偿，一本止息”，还倾其家资，代百姓缴纳。另外蒙古统治者还有一种繁重的“羊羔利”(一种高利贷)，老百姓负担不起，史天泽侄子史楫权真定时，则合并诸税，银两减半，这种做法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蒙军南侵过程中，驻军于真定路州郡中，砍伐桑树，践踏庄稼，恣意妄为，弄得民不聊生。史天泽奏请太后梭鲁禾帖尼(忽必烈母亲)，将蒙古军队迁徙至岭北，“由是田里遂有生之乐”。忽必烈时期的平章政事廉希宪赞扬史天泽“将兵牧民，悉有治效”。史氏家族统治真定30多年，做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善事。《河朔访古记》称：真定路极其繁华壮丽，“豪商大贾并集于此”，一派歌舞升平的城市盛景。当时真定的丝织业非常发达，《马可·波罗游记》笔下是如此描述的：“恃工商为生，饶有丝，以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堪能比南宋杭州。显然，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所以说，战乱之际，北方一片萧条，真定地区一片繁荣景象，相对于其他地区，被时人誉为“独为乐土”。

和史天泽及其子侄进行诗歌赠答这一方面，王恽留下的作品最多。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集》中有《寿史开府》诗，赞颂史天泽的威望德行；《赠史九万户》诗，则赞颂史天泽次子史樟追求自由的精神以及不喜欢弄兵、爱好庄子之学的品行。史天泽三子史棣，字子华，曾任中山知府、卫辉路总管。王恽作《潜宅歌赠中山知府史子华》《偶得二绝寄府尹史子华》等诗，描写史棣去除浮华以后的儒生形象。又作《宿睢宁梦总帅史子明见教》《代书奉寄子明宣慰》等诗，以赠史天泽侄子、行北京元帅府事史枢。史枢曾作友松亭，很多文士以此题诗作文。王恽作《史宣慰子明友松亭诗》，另一位金末文学家刘因作《友松轩铭》，来表现朋友间深厚的友情。[3]

2组均于第1、8、15天给予1 000 mg/m2吉西他滨静脉注射，以100 mL 0.9%生理盐水为溶剂配制，每次静脉滴注30 min。联合用药组在此基础上，于第1天给予卡铂5 mg/(mL·min)静脉注射，以250 mL 0.9%生理盐水为溶剂配制，每次静脉滴注2 h。以28天为1个周期。2组均治疗4个周期。

戴善甫，又作戴善夫，曾在江浙行省为官。所作杂剧5种，今仅存有《陶学士醉写风光好》，另有取材于宋人郑文宝所撰的《南唐近事》的《玩江楼》残曲一套。戴善甫加以发挥改编，成功塑造了陶谷与秦弱兰两个人物形象，歌颂了秦弱兰与命运拼死抗争的坚强意志，辛辣讽刺了陶谷假道学、伪君子的无赖与虚伪，成为鲜明生动的讽刺喜剧，在元杂剧中别具一格。

尚仲贤，元代重要剧作家，工乐府。创作杂剧约11种，今存《汉高祖濯足气英布》《洞庭湖柳毅传书》《尉迟恭单鞭三夺槊》等三种，尤为著名的是《柳毅传书》。《柳毅传书》在我国戏曲传统剧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取材于唐人李朝威所作的小说《柳毅传》，全剧通过主人公浪漫的神话爱情故事，抨击了封建礼教，鼓励青年男女大胆追求婚姻幸福，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所以《柳毅传书》在历史长河中盛演不衰，成为元杂剧中璀璨的明珠。清代李渔的《蜃中楼》就是由《柳毅传书》和《张生煮海》合并改编，根据此剧改编的还有近代的京剧《龙女牧羊》。

侯克中，与史樟年龄相仿，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虽幼年失明，却能听诵熟记，博闻强记，酷爱读书。著有《大易通义》一书。与史天泽、胡祗遹、徐琰等交好，切磋诗文，诗作累累，流世有《艮斋诗集》，散曲《客中寄情》，虽著有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却无传本。

汪泽民，名德润，字泽民，真定人。贾仲明吊词说：“盛时人物多才俊，编《糊突包正臣》。上《鬼簿》、可羡钟君。生前姓，死后身，名不沉沦。”

《录鬼簿》中记载的元杂剧作品总计345种，《太和正音谱》分杂剧为12科，分别是隐居乐道、风花雪月、神仙道化、忠臣烈士、烟花粉黛、孝义廉节、叱奸骂谗、皮袍秉笏、逐臣孤子、搏刀赶棒、悲欢离合、神头鬼面。这12科杂剧，在真定作家45种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近代著名诗词作家、戏曲理论家吴梅在《中国戏曲论》中评价道：“真定一隅，作者至富，《天籁》一集，质有其文，《秋雨梧桐》，实驾碧云黄花之上。文蔚《博鱼》，摹绘市井，声色俱肖，尤非寻常词人所及。尚忠贤《柳毅》《英布》二剧，状难状之境，亦非《蜃中楼》可比拟。戴善夫《风光好》，俊语翩翩，不亚实甫也。”这一段评论，确立了真定杂剧家很高的历史地位。[1](P93)

元代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说，“(杂剧)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又非唐传奇、宋戏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而语”，故元曲初起即能以沉雄刚健之气，一扫宋金末年词曲萎靡不振之风。看来，元曲开始兴起就具备了文学艺术所应有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意义。[5]台静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谈到元杂剧时说，元杂剧作家，不管生活在哪个城市，不管活动的年代早晚，基本上都是汉人作家。元杂剧是异族统治汉人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所表现的正是汉人被蒙古族统治者野蛮控制下的心声，不仅有痛苦的呻吟，还坚强地保守了汉人的文化传统。[6]真定的元杂剧作家就是这样，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于戏曲之中，反映了汉民族的思想感情，成为蒙古统治下汉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明证。

因为真定有史天泽这个保护伞，形成了以白朴为代表的杂剧作家群，他们继承发展了宋杂剧、金院本等说唱艺术，创造了一种形式和内容都有创新的杂剧艺术，并推动了杂剧的兴盛和发达，奠定了真定作为元杂剧前期中心的历史地位，使真定成为元杂剧最早发祥和流行的四大活动中心之一。

参考文献：

[1]田同旭，刘树胜.论元杂剧的兴盛与金元汉人世侯之间的关系[J].晋阳学刊，2003(3).

[2]张建伟.河北汉人世侯与元初文学[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50-55.

[3]田同旭.论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与金元汉人世侯之关系[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3):29-36.

[4]栗永.回望滹沱河[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11.

[5]郑海涛.元杂剧作家史樟生卒年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9):82-83.

[6]胡小伟.元杂剧繁兴原因新探[J].上海大学学报,2008(15):4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