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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人对雾霾的认知

更新时间:2009-03-28

雾霾是雾和霾的统称,但二者区别很大。雾是自然天气现象,总体上对人无害;霾是“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霾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1],也称灰霾或烟霞。它不仅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影响生态环境,更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健康等带来不利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地区都出现了雾霾天气。随着影响范围的逐步扩大,雾霾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关于雾霾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在气象学方面,吴兑等编著的《雾和霾》(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年版)对雾与霾在我国的分布与影响进行了论述。吴兑在《灰霾天气的形成与演化》(《环境科学与技术》,2011年第3期)中指出霾是一种自古就有的自然现象。从历史学角度研究雾霾的文章较少,目前还没有专著出版。王湉湉的《风霾与雾霾:试论中国历史时期的“霾”》(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以二十五史为主要资料考察中国古代蒙雾现象的时空分布规律。郑子政的《华北之霾与沙阵》(《气象学报》,1944年)一文,通过对1931年至1940年中国部分地区雾霾天气数量的观测与研究,得出中国南雾北霾的结论。总体看来,学界对于中国雾霾现象的研究大多是从气象学、环境学等方向展开,而对中国历史上雾霾问题的系统研究较少,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雾霾问题,还有待加强。本文从历史学角度,梳理了民国时期国人对雾霾的认知情况。民国时期,中国人对雾霾的认识与研究,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探索,这种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是值得学习,其很多认知与研究数据亦为正确认识并解决当前的雾霾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将WT、ΔPasrC、WT+pBAD、WT+pBAD-asrC菌株进行巨噬细胞胞内生存力实验.与WT相比,ΔPasrC在感染巨噬细胞12 h和24 h后,其胞内增殖没有明显差异.与WT+pBAD相比,WT+pBAD-asrC菌株在感染相同的时间后,其胞内细菌水平明显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图6).结果表明,AsrC的缺失并未明显改变细菌巨噬细胞胞内生存力,但其过表达能够减弱细菌的胞内生存和增殖力.

1.3.2 ELISA方法检测 留取十二指肠下端至直肠上端肠道组织约15cm,拭干称重约0.20~0.25 g,用生理盐水制成2~3mL肠组织匀浆,4℃10 000r/min离心15min,取上清液置于-20℃冰箱中冷藏,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方法)检测TNF-α、IL-10的含量。

民国时期报刊媒体对雾霾的报道与介绍

民国时期,国人认识、了解雾霾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报刊媒体等的报道与介绍。“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是作家老舍旅英期间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伦敦雾的描述,这里所说的伦敦雾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雾霾。1937年的《世界猎奇画报》刊登了伦敦街头交警手拿火把指挥交通的照片,并附上文字说明,“伦敦多雾,管理交通的红绿灯往往失却它的效用,所以每逢浓雾天气,警士都燃火炬来指挥马车行人”。[2]

民国时期,报刊媒体在关注国外雾霾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国内的雾霾。当时的《科学画报》刊文指出,“市区中通常的烟雾,包含着悬浮的极细炭粒甚多,自远距离凭散射光看起来,是呈蓝色的。经过烟雾或霾(haze)中所见太阳是红的。”[3]文章中所提到的烟雾、霾和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形成的雾已经有本质上的区别,表述的方式与今天对雾霾的专业定义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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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至1937年,天津的《益世报》有关大雾天气的报道有十多次,雾天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多次造成飞机停飞、航运停航。其中《雾的味道》一文提到,冬天雾散的很迟,并且有臭味。“入冬以来,温暖多雾”[4]。可见,天津地区的大雾已经具备现代雾霾的特性。但此时,人们并没有使用雾霾来形容这种天气,而是使用“雾”或者“尘埃”。如,《尘埃的世界》一文写道,“尘埃是人们一直在制造着的,如烟囱排放的烟、面粉厂的麦灰、磨粉厂的灰粒等。”[5]这里,作者已经认识到空气中的“尘埃”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对于如何减少“尘埃”给人带来的危害,相关报道指出,“要做到不常在尘埃飞舞的空气中做工、不常往尘埃较多的地方、不刹去鼻毛以阻尘埃入肺、不用口呼吸用鼻呼吸”[6],这说明当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种“尘埃”对人的危害,所提出的防护措施与我们今天发布雾霾防护的一些说法具有相似之处。1947年《益世报》的报道中甚至出现光化学烟雾,说明当时天津雾霾已十分严重。从《益世报》的相关报道来看,民国时期天津的雾霾逐渐成为一种类似伦敦雾的公害。但直到此时,很多媒体报道中,只是将霾认作雾或者烟雾,甚至用“尘埃”来描述它,并没有使用“霾”字代表雾霾,这说明国人对雾霾的认知依然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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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人对雾霾的不同认知

气象学家郑子政在1944年12月的《气象学报》上发表了专业学术论文《华北之霾与沙阵》,文章引用中国典籍《尔雅·释天》中对“霾”的定义,即“风而雨土为霾”,意为扬沙,并进一步指出“无数缠细之尘埃扰混空际而形为霾”[12](P51)。这里“霾”字的阐释,即空气浑浊,空气中悬浮着尘土粒的现象,实际上与现代气象学中霾含义十分相近。郑子政认为,民国的霾与中国古代的霾多为自然形成。但实际上,由于近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的增多与化学物质排放过度,民国很多霾在状态表现上与现代的霾基本是一致的,霾的成分同中国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空气中的“尘埃”包含有污染空气的化学物质。

工业革命后,雾霾成为伦敦大气污染最明显的标志。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国内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类似英国伦敦的情况。近代工业所涉及钢铁、矿业、水泥、皮革、化妆品、化工等行业极易造成大气污染。由于当时没有污染处理设备,大部分粉尘、化学污染物直接排放到了空气中,造成的雾霾影响已经初现。“据最近化学家研究,以为工业区中烟囱林立,由此发出的二氧化硫,其量甚多,这种物质与大雾中之水汽化合,成为硫酸,飞散空中,可使人中毒而死。”[10]很多民众开始担忧大雾与健康的问题,如,1947年《华商报》刊登读者提问“早雾下跑步是否有害”,但编辑的回答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由此可见,当时的条件下,国人对自然的雾与工业等原因形成的霾的认知水平有限。但同时,很多生活在都市的人们感受空气质量的恶化,更多有识之士认识到都市污浊空气不利于人的健康,进而认为城市工业化过程中煤烟的排放是造成污浊天气的重要原因,建议“改良燃料,凡能发生浓重煤烟的燃料经化学上的改善变为无烟燃料……由政府颁布煤烟取缔法令,禁止民间使用有烟的燃料……举行防止煤烟的展览会,促起民众的注意”[11]。这些建议与现在治理空气污染,提升城市质量的某些举措十分类似,也反映出国人在认识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改造环境的办法。

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农学院气象观测所自1924年开始对当地的天气情况进行常规观测,并将结果汇总,以年刊的形式公布。1932年,河北省立农学院气象观测所开始出版专业的气象杂志《气象季刊》,对于保定每年每月每日的天气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1932-1936年的《气象季刊》更详细记录了保定霾天的情况(见表1),所使用的记录霾的符号与今天的雾霾天气符号一致,即∞。

很多人认为雾霾是自然之美。当时很多旅英的中国人都对“雾都”伦敦有着深刻的记忆。“雾在伦敦,成为世界著名的一种点缀……人类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着,自然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当着雾气的袭来,所有雄伟的建筑,广大的树林,都融化在白色的烟雾里,平常的市嚣顿觉静寂,污浊的社会好似净化,然而生活在雾中的人们,仍然在蠕动着,一声不响地工作着,白天是整日在晓色苍茫之中,夜里则有阴沉沉的感觉,这样的情况是冬季常有的好景。”[7]在这篇《雾都琐忆》中,伦敦雾被作者赋予一种美感。

民国时期气象界对雾霾的观测与研究

通过观测1931年至1940年间国内部分地区雾与霾的情况,郑子政认为,华北多霾之年往往同时为江南多雾之年,中国存在南雾北霾之特点。[12](P55)作为专业气象人士,郑子政将雾与霾区别看待,认为霾与雾的区别在于霾中多尘埃,雾中多水汽,这比普通民众的认知水平明显要高,但他没有对霾的成分进行分析,仍将此时的霾等同于中国古代的霾,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反映出民国时期,国人对雾与霾的总体认知水平有限。尽管如此,从文章的研究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北方地区的霾要明显多于南方,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北方工业化进程给城市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

民国时期,国人对雾霾的认识与理解各不相同,有的将它赋予美感,有的对它持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除了相关的报道与介绍外,此时气象界人士与机构也开始记录、观测、研究雾霾。

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对伦敦雾有着另一种体验,他说“到过伦敦且度过冬的朋友们,谁不感受到雾的痛苦”,“我们外国人,堕深雾,吃煤烟,天天诅咒伦敦人”[8]。很多国人认识到伦敦雾的危害,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特点。“有一种雾名叫做‘豆汤雾’浓的最厉害。根本上此种不能称作雾。原来伦敦人家多是烧煤炭的。所以每在弄早餐、午餐或夜餐的时候,各家厨房的烟囱都冒起了煤烟。如果在晴天这些煤烟升到相当高度时,更停下了积成一幅好像灰色帐,蒙蔽了目光。如果湿气太重,煤烟升不起了,那煤台火一粒粒,一丝丝,粘到人的脸、鼻、口、眼上令人讨厌。这种豆汤雾,在日间令人感到好像沉在海底一般。在夜间虽有猛烈灯光,也给它蒙蔽。”[9]认识到此种伦敦雾“不能称作雾”,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伦敦雾与自然天气现象的那种雾有着本质区别。

 

1 1932—1936年保定霾天情况表

  

年份发生时间全年总计天数19321月11日、3月3日、9月22日、9月25日、11月(只记录共6日,无具体日期)、12月(共2日)12天19331月5日、1月6日、1月7日、1月8日、1月13日、2月27日、3月7日、3月31日、4月9日、4月26日、4月30日、5月3日、10月17日、10月30日、11月4日、11月9日、11月16日、11月18日、11月22日、11月24日、12月1日、12月2日、12月15日23天19344月25日、4月26日、10月2日、10月4日、10月22日、11月10日、11月12日、11月14日、11月15日、11月17日、11月23日、11月24日、12月7日、12月16日、12月17日、12月18日、12月22日、12月25日、12月31日19天(其中1⁃3月结果缺失)19351月19日、1月24日、2月19日、2月27日、3月8日、3月9日、3月10日、3月11日、3月18日、3月20日、3月22日、4月3日、4月19日、4月20日、4月22日、4月23日、4月25日、4月26日、5月7日、5月11日、5月21日、5月24日、6月5日、6月13日、6月16日、8月8日、10月7日、10月10日、10月13日、10月19日、10月23日、11月7日、11月10日、11月11日、11月15日、11月16日、11月19日、11月21日、11月25日、11月28日、12月4日、12月5日、12月10日、12月13日、12月14日、12月15日、12月22日、12月23日、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30日、12月31日、52天19361月10日、2月(共7日)、3月(共3日)、4月(共10日)、5月(共9日)、6月(共4日)、9月29日、11月(共6日)、12月(共11日)51天

民国以来,京津两地的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明显高于北方其他地区。因距离京津较近,受京津地缘政治影响,保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发展。从《气象季刊》1932-1936的五年有关霾的记录来看,保定地区的霾天有逐年加重的趋势,这也反映了近代工业化对城市的影响程度加深。从气象观测的结果来看,一年中保定各月有霾日数多在两个时间段,即春季3-4月、冬季11月-1月。由此可以大致判断,春季记录的保定霾天和气象学家郑子政的认为的霾天相似,多指春季北方的沙尘天;而保定冬季的霾天与冬季北方烧煤以及冬季工业污染物不容易扩散有关,冬天的霾天与现代意义上的雾霾天气更为接近。在1936年的第1期《气象季刊》对保定的天气概况中,有1月10日,“烟雾即霾天”的记录。[13]同年的第4期《气象季刊》,记录保定11月的天气概况,更直接用“烟雾”指代“霾”。[14]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记录中,关于雾天与霾天已经分开记录。由此可见,随着观测与研究的深入,专业的气象机构已经认识到雾与霾的不同之处,对霾的认知比普通民众更为深入。

结语

总体看来,通过民国时期国人对雾霾的认识与研究,可以对当时的雾霾分布空间及产生原因有一个大致了解。从地域分布看,城市的霾要高于农村地区,北方的霾要多于南方。当时南方地区,如中国的“雾都”重庆,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其主要形成的仍然是自然的雾;北方城市,如东北地区的一些工业城市、京津冀地区,霾多发于冬季,这与北方城市冬季烧煤供暖有关。北方地区雾霾天气增多的重要原因,除了生活用煤的影响外,主要源于近代工业燃料释放的有害气体和烟尘废气排放。由此可见,近代工业化、城市化是北方地区形成霾天的重要原因。

任何阶段的城市化进程,都会出现环境问题,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不例外。民国时期,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发展,一些地区出现的霾与当今的雾霾天气已经基本相同,但由于时代认知条件所限,时人对雾霾的认识程度还存在一些偏差。尽管如此,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外雾霾的情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科学尚不够发达的民国时期,人们对雾霾的认识相对落后,对其程度、范围和危害等认识有限,但此间,国人积极关注雾霾,并且开展相关的研究,这种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积极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其很多认知与研究数据亦为我们正确认识并解决当前的雾霾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祁彪佳(1602-1645),晚明绍兴府山阴县梅墅村人,著名的戏曲家、藏书家、造园家。其17岁(1621)举乡试,21岁中进士,次年授福建兴化府推官,崇祯年间授御史,出按苏、松道诸府,文治武功俱佳。弘光元年(1645)时局动乱,清军兵临杭州,以书、币诱招,祁彪佳写绝命书,在寓园自沉。

参考文献

[1]霾的观测和预报等级[M].北京:气象出版社,2010:1.

[2]雾的伦敦[J].世界猎奇画报.1937(1):30.

[3]天空为什么呈蓝色[J].科学画报,1940(5):282.

[4]王湉湉.风霾与雾霾:试论中国历史时期的“霾”[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6:62.

[5]尘埃的世界[N].益世报,1935-11-20(9).

[6]尘埃与卫生之关系[N].益世报,1933-02-21(10).

[7]天游.雾都琐忆[J].风雨谈,1944(9):120-121.

[8]兆雄.雾的伦敦[J].宇宙风,1935(1):449-500.

[9]山海客.豌豆汤一般的雾[J].抗战时代,1941(1):6.

[10]陈孔步.大雾杀人的研究[J].科学月刊,1932(5):3.

[11]无尘.都市的煤烟问题[J].新中华,1936(5):40-41.

[12]郑子政.华北之霾与沙阵[J].气象学报,1944(12).

[13]河北省立农学院气象观测所编.气象季刊[J].1936(1):1.

[14]河北省立农学院气象观测所编.气象季刊[J].1936(4):2.

 
张静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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