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是一种负性、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全世界约3%的人患有严重抑郁症，而具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比例更高[1]，我国老年人的抑郁发生率约为22.6%[2]。抑郁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情绪障碍，主要由于情绪调节困难所致[3]。情绪调节是个体对自身情绪发生、体验和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4]，其中最常用来降低情绪反应的有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分别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反刍思维这种调节策略会对情绪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使抑郁症状加重[5]，Nolen-Hoeksema等[6]发现越多使用反刍思维，越少使用认知重评，越可能出现抑郁症状。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银川市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为老年人抑郁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6年3-4月，从银川20所养老机构按地理位置分布随机抽取5所养老机构，分别是兴庆区中心敬老院、兴庆区社会福利院、唐徕老年托护中心、阅海养老中心和金凤区社会福利院，再从这5所养老机构按照本研究的纳入标准选择同意参加的505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筛选病例，以中重度抑郁者（GDS≥21分）作为病例组，共47例；采用1∶4匹配方法从同期调查的无抑郁者中（GDS≤10分）按性别、年龄±4岁选择188例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年龄≥60岁，性别不限；②养老院居住6个月以上。排除标准：①非本地常住人口；②有意识障碍、无法交流者；③精神疾病（非抑郁症）及严重的躯体疾病，不能配合调查。

1.2 方法

（1）抑郁影响因素调查：采用自拟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家庭支持、负性生活事件和慢性病数量等，共14项。（2）老年人抑郁病例筛选：采用GDS，量表包含以下症状：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以及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消极评价。30个条目中的10条用反序计分，20条用正序计分。0～10分为无郁症，11～20分为轻度抑郁，21～30分为中重度抑郁。（3）老年人情绪调节策略调查：采用Cross情绪调节问卷（ERQ）和反刍思维量表（RRS）。ERQ是评估个体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的情绪调节问卷，该问卷共有10个项目，项目1、3、5、7、8、10 测量个体的认知重评情况、项目2、4、6、9测量表达抑制情况。认知重评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越常采用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分量表得分越高，则越常采用表达抑制。RRS量表由22个项目组成，包括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反省深思三个因子，按1～4评分（1＝从不，2＝有时，3＝经常，4＝总是），得分越高表明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均衡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进行变量筛选，选择逐步回归法（α 入＝0.05，α 出＝0.10）。

2017年，盛庆余所在的高一化学教研组共有6位老师，其中有4位老师都在53岁以上，还有两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教师。作为教研组组长，盛庆余制定教研组工作计划，侧重教研组建设，以抓基础知识、抓主干知识、抓规范答题为主。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在2017年7月新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七师高级中学化学成绩的合格率为99.6%，优秀率为70.8%，创学校学科新高，由于成绩突出，高一化学教研组被评为校“先进教研组”。

2 结果

2.1 组间均衡性检验

以抑郁（否0，是1）作为应变量，以性别（男0，女 1）；民族（汉族 0，少数民族 1）；既往职业（体力劳动者0，脑力劳动者1）；文化程度（小学以下0，初中及以上1）；婚姻状况（无配偶 0，有配偶 1）；兴趣爱好（无 0，有 1）；体育锻炼（无 0，有 1）；家庭支持（无 0，有 1）；负性生活事件（无0，有1）；慢性病数量、认知重评、反刍思维和表达抑制（数值变量）为自变量，纳入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兴趣爱好、体育锻炼、家庭支持、过去一年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慢性病数量、认知重评和反刍思维（P均＜0.05），其中有兴趣爱好、体育锻炼、家庭支持和认知重评得分越高为银川市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的保护因素；而慢性病数量越多、反刍思维得分越高和过去一年经历过负性生活事件为银川市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见表2。

2.2 银川市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表1 组间均衡性检验

  

变量 病年龄/岁 75例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8±7.4 77.0±6.5 1.127 0.261性别 男 23 920.0001.000女24 96民族 汉族 44 167 0.490 0.484少数民族 3 21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0 66 0.899 0.343初中及以上 27 122既往职业 体力劳动 18 83 0.525 0.469脑力劳动 29 105婚姻状况 无配偶 30 132 0.715 0.398有配偶 17 56

病例组和对照组在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既往职业和婚姻状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2 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β S.E χ2 P值 OR值 95%CI兴趣爱好 -1.102 0.347 10.119 0.001 0.332 0.168～0.655体育锻炼 -0.872 0.389 5.039 0.025 0.418 0.195～0.895家庭支持 -1.583 0.582 7.391 0.007 0.205 0.066～0.643慢性病数量 0.650 0.142 20.933 0.000 1.916 1.450～2.531负性生活事件 2.644 0.452 34.176 0.000 14.063 5.797～34.118认知重评 -0.134 0.026 27.337 0.000 0.874 0.831～0.919反刍思维 0.223 0.048 21.578 0.000 1.250 1.138～1.373

2.3 银川市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抑郁为应变量、抑郁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纳入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有3个因素进入回归模型，分别是认知重评、反刍思维、负性生活事件（P均＜0.05），即越多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老年人抑郁发生率越低；过去一年经历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使用反刍思维策略的老年人抑郁发生率越高，见表3。

3)通过相关仿真试验得到了机械臂举升高度与举升力的关系曲线；从仿真结果可以知道，初始角度对机械臂有效举升高度有重要影响，其中θ1对有效举升高度的影响大于θ2。研究结果为此类机械臂的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认知重评是银川市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属于正性情绪调节策略，说明有抑郁的老年人较少使用认知重评这种情绪调节方式。原因可能是抑郁的老年人遇到不良生活事件时，认识不到问题可能有所转机，从而不能改变思维来改变不良认识[7]，不会积极地采取行动消除不良情绪，故更容易体验到抑郁情绪[8]。反刍思维也是银川市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说明有抑郁的老年人较多使用反刍思维这种情绪调节方式。有文献报道[9]，反刍思维也叫沉思，是抑郁的预测因子，其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遇到消极情绪或事件时，越多使用反刍这种不良情绪调节策略，就会反复思考自身消极情绪或压力事件的原因，可能会延长、加剧消极情感和抑郁症状[10]，属于负性情绪调节策略；当然也可能与老年人身体机能、认知和社会阅历等下降，而更倾向于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做出消极评价有关。本研究发现，表达抑制与银川市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无关，这与戴必兵等[11]报道的结果一致，可能是多数老年人经历压力事件后不善于言辞表达，故老年人是否用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可能与相同的情绪调节测量工具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得出的结论会有所不同有关[12]。由于本研究中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及高龄老年人阅读能力较差，本次问卷调查未能采用自评法，而是由调查员念题目，再根据老人的回答填写问卷，与自评法相比会存在一定的偏倚。但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往往应答率高，信息准确可靠，缺点是耗时较长。

其次，对交易中的客户进行风险监控和风险提示。在此阶段可以运用大数据的资源及技术手段对客户的资金链条、交易情况、还款情况及违约情况等动态变化进行实时掌握，以降低客户贷款中及贷款后的金融风险。此外，也可以随时提醒客户违约后的严重后果，让其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

 

表3 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β S.E. χ2 P值 OR值 95%CI认知重评 -0.154 0.067 5.373 0.020 0.857 0.752～0.976反刍思维 0.201 0.057 12.400 0.000 1.223 1.093～1.368负性生活事件 1.890 0.798 5.611 0.018 6.617 1.386～31.601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的老年人过去一年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比列高于无抑郁者，家庭支持程度却低于无抑郁者。吕永良等[13]研究报道，由负性生活事件所导致的长期困境被认为是抑郁发作的“环境易感性”标志，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遭受各种负性生活事件时，在养老机构中亲人给予的生活照顾和心理支持欠缺，会导致承受和缓冲精神创伤的能力下降[14]，而对抑郁和不良情绪体验更加敏感。此外，有抑郁的老年人在体育锻炼及兴趣爱好方面低于无抑郁者，提示适当的运动和兴趣爱好可以降低老年人抑郁的发生，对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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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群，何国平，冯辉，等.长沙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30（6）:746-748.

［2］ 张玲，徐勇，聂宏伟.2000~2010年中国老年人抑郁患病率的Meta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17）:3349-3352.

［3］ 王春梅.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调节的认知重评策略:ERP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2.

［4］ Gross JJ，John OP.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implications for affect，relationships，and well-being［J］.J Pers Soc Psychol，2003，85（2）:348-362.

［5］ Aker M，Harmer C，Landrø NI.More rumination and less effec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previously depressed women with preserved executive functions［J］.BMC Psychiatry，2014，14（1）:334.

［6］ Nolen-Hoeksema S，Morrow J.A prospective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the 1989 Loma Prieta Earthquake［J］.J Pers Soc Psychol，1991，61（1）:115-121.

［7］ 王敬欣，王春梅，谢芳，等.负性情绪调节中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的作用:ERPs研究［J］.心理科学，2015，38（5）:1039-1044.

［8］ 王振宏.国外教师效能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1，9（2）:146-150.

［9］ 王妍.反刍思维:类型、理论解释与展望［J］.社会心理科学，2015（10）:45-47.

［10］ 宁志军，聂衍刚，吴少波.青少年自我差异对抑郁的影响:沉思反应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23（5）:735-739.

［11］ 戴必兵，彭义升，李娟.老年人抑郁症状与情绪调节策略的横断面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3）:192-196.

［12］ 赵鑫，周仁来.情绪调节测量:工具、应用及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5）:119-123.

［13］ 吕永良，吴爱勤，李鸣，等.老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4）:254-256，261.

［14］ 张柏芳，曾爱琼.生活事件与老年抑郁症发病的相关研究［J］.实用老年医学，2008，22（5）:386-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