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翻译的作用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成为中国翻译界研究的重点。葛浩文英译本的最大特色被概括为“连译带改”。这种改写被认为“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语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1]《葛译莫言小说研究》一文从内容细节改动、叙述手法上的调整两个方面通过大量例子证明，“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2]但迄今为止，学界对葛译改写的关注主要侧重于词汇和句子层面，尚未见到对葛译篇章改写的研究。事实上，葛浩文在英译本中对莫言小说的改写，在篇章结构方面更加突出和明显。本文以葛译《红高粱家族》[3]第五章为例，对葛式翻译篇章改写模式及其动因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葛式翻译特点的认识，为文学翻译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文学翻译改写现象

翻译改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或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翻译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不可避免。这种改写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无意行为。不管怎样，“创造与改变是翻译中始终动态发展的根本元素。”[4]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改写是否成功，决定了翻译文本是否被译入语读者接受。文学翻译尤其如此，可以说“翻译改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以贯之的模式。”[5]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81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推出的“熊猫丛书”(Panda Books)，其英译本推出后在西方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译者过于追求“信”或忠实原则，试图保持其“原生面貌”，因而没有采用改写策略，导致译文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5]。

历史上，无论译入还是译出，都可找到大量通过篇章改写取得成功的例子。译出方面，在翻译我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时，无论是伏尔泰的法文本还是墨菲(Arther Murphy)的英文本都对叙事情节进行了改写；庞德的汉诗英译文本《神州集》(Cathay)中的18首诗歌是对22首中文原诗改写而成的；林语堂的英译文本《中国传奇》(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为了符合现代西方小说的写法，改写了中文故事的主题。译入方面，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不仅对章节进行重新划分，而且对内容进行了删减，对结构予以重整；同样地，鲁迅在翻译《造人术》时，不仅在译本增加叙述人，使小说叙事模式发生改变，而且在小说结尾增加一段话，以表达其科学救国的心志[6]。

葛浩文本人对翻译改写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创作人生》(The Writing Life)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我的翻译经验而言，源语作者应该宽容和理解译者，因为毕竟是用另一种语言在叙述源语作者所描述的事情，改写在所难免，何况翻译其实就是改写，如普希金所言‘百分之九十的翻译都是不充分的’。”[7]尽管葛浩文强调忠实，但他对于在翻译《红高粱家族》过程中使用改写策略以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做法并不否认。

4.2.3 针对心态不好的运动员，需要培养他们果断下手的能力，把平时训练当做比赛，把比赛当做训练，通过训练和比赛的相互转换，从而克服紧张的情绪。

二、英汉段落的特点

段落是构成篇章的基本要素，是体现语篇主题思想的基本单位，体现出作者的思路。从内容上来说，段落比句子能更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不仅如此，分段有助于读者把握重点，理解思想，把对细节的分析与全篇内容的掌握很好地结合起来[8]。段落在语义和交际功能两方面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特点。

2.A的末尾部分+B。源语315-316页第四节第一段在译文(第332页)中被同时进行拆分和合并。译文除了把源语拆分为四个独立段外，还把最后一句与后一段进行合并。

葛译对篇章结构进行改写依据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主题，尤其是段落篇幅较短时是否进行合并取决于主题。如，源语359页第九节的最后两段，都只有一句话：“山人醒过来时，二奶奶咽了最后一口气，尸体的腐臭气和变质的血腥气从窗户里汹涌地扑出来。”“盛殓二奶奶时，所有的人嘴上都捂着用高粱酒浸湿了的羊肚子手巾。”从逻辑上看，这两段(句)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联系。很可能基于这种考虑，译文把两段合并为一段。

三、葛式篇章结构改写模式

本文选取《红高粱家族》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红高粱家族》虽被视为一部长篇小说，但实际上是由五部中篇小说合并而成，各个故事原本具有一定独立性，适于单独进行讨论。其二，就葛浩文的翻译生涯来说，翻译《红高粱家族》之前，他已经翻译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中文小说，其翻译风格基本形成。因此，《红高粱家族》英译本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葛浩文的翻译特点。

如前所述，英语段落以主题为中心展开，段落长度适中，不宜太短或过长。因此，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依据自己的理解，对源语中过短的一些段落予以合并。这种模式一般限于两个段落，共出现9次。具体情况如下：源语第六段和第七段(330页)在译文中被合并为一段(346页)；源语第五段和第六段(333页)在译文中被合并为一段(348-349页)；源语两段(340-341页)在译文中被合并为一段(356页)；源语第一、二段(347页)在译文中被合并为一段(363页)；源语第二段和第三段(353页)在译文中被合并为一段(369页)；源语第四段和第五段(353页)在译文中被合并为一段(369页)；源语第十段和第十一段(357页)在译文中被合并为一段(373页)；源语第四、第五段、第六段(358页)被合并为一段(374页，源语存在内容重复，第五段实际上被删掉)；源语第九节最后两段(359页)在译文中被合并为一段(375页)。上述合并模式全部发生在相邻的两个段落之间，即源语前后两个相邻的自然段在译文中合并为一段。如果用A和B分别表示源语的两个先后自然段，那么葛浩文的篇章合并模式可以归为两类：

(一)合并模式

重新安排篇章结构是葛浩文翻译改写的重要特色。其译本并不完全以源语中的自然段落为基础，而是根据英语段落的语义特点对译文进行重新组合，构建新的自然段落。这种现象出现频率非常高，称其为葛式特色毫不为过。以葛浩文英译本《红高粱家族》第五章“奇死”为例进行分析，可见一斑。该章共54页(308-362页)，据不完全统计，出现了39例篇章结构改写，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合并；拆分；综合(合并+拆分)。

1.A+B，即两个自然段在保持顺序不变的情况下合并。葛式译本中大多数合并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根据《江苏省防汛防旱手册》，洪泽湖正常蓄水位13.0 m，东线一期工程实施后，正常蓄水位抬高为13.5 m。

这种模式指同一段落同时涉及合并和拆分的现象，即源语段落开头或结尾的部分在译文中被拆分出来，不是单独成段，而是与前面或后面的段落组合成新的段落。共出现5次。如果用A、B表示前后不同的段落，那么这种模式还可细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2.B+A，即两个自然段合并时顺序发生改变，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如，译文352-353页中，源语337页第二段(只有一句话)与第三段合并，但在新段落中第二段不是被置于开头，而是被移至末尾。事实上，这不是两个段落的简单合并，而是有机结合。源语中的独立句“奶奶做了一杆秤，秤上刻了三十二个花名”在译文中被处理成定语从句on which the names of thirty-two flowers were carved.

(二)拆分模式

与合并模式相比，拆分模式出现频率更高，共出现24次。根据出现先后，具体情况如下：源语一段(308-309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三段(323-324页)；源语一段(309页)在译文中拆分为两段(324-325页)；源语一段(310-311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四段(325-326页)；源语第二段(312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27页)；源语第一段(315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30页)；源语最后一段(317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32-333页)；源语第二段(318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三段(333-334页)；源语一段(319-321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六段(334-336页)；源语第二段(323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38-339页)；源语第三段(326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42页)；源语一段(328-329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三段(344-345页)；源语第六段(333页)在译文中拆分为两段(348-349页)；源语一段(336-337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三段(351-352页)；源语一段(338-339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54页)；源语长达三页的一段(342-344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九段(357-360页)；源语第三段(344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60页)；源语一段(344-345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七段(360-361页)；源语一段(345-346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62页)；源语第五段(346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62-363页)；源语一段(347-348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四段(363-364页)；源语第三段(348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64-365页)；源语第三段(351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67-368页)；源语一个段落(355-356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71-372页)；源语第十节第一段(359-360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两段(375-376页)。拆分模式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在葛译中，大多数段落被拆分为两段，这种情况共出现15次，占近60%，而源语最长的一段(长达三页)在译文中被拆分为九段。

如前所述，段落长度是英汉语的主要区别之一。汉语段落在长度上相对比较自由。《红高粱家族》中既有许多一句话构成的段落，也有不少超过一页篇幅的段落。但在英语中，段落过短，不利于主题展开；段落过长，不仅会造成视觉上的不雅或不舒服，而且可能导致段落主题不鲜明。葛译对段落的合并或拆分主要基于这种因素的考虑。

(三)综合模式

电费：根据设备运行管理经验，每例检查一般消耗电费10元左右（含待机电费分摊），根据设备使用率提高，单位消耗电费将逐渐降低，本次分析按照单位电费10元测算。

1.A+B的前部分。源语第311页最后两段，在译文(第326页)中被合并为一段，但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又被拆分出来单独成段(A+B的大部分)；源语第322页第二段前面两句话在译文(第337页)中被拆分出来，成为第一段的结尾(A+B的小部分)；源语第349页的最后一段前半部分在译文(第366页)中与前一段合并，而描写成麻子的后半部分被独立出来，单独成段(A+B的前半部分)。

段落通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段落”，这种段落带有明显的外部标记，在书面语中表现为另起一行、缩格等；一种是“语义段落”，这种段落围绕某个话题或主题展开。这两种段落之间存在三种关系：自然段落大于语义段落；自然段落等于语义段落；自然段落小于语义段落。段落划分基于认知，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对于同一语言片断，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从这点来说，段落划分是作者个人创作意识的体现。但是，这种随意性是相对的，受制于多种因素，因此段落又往往表现出某些相似特征，通过语法、词汇、修辞、标点符号等手段表现出来[9]。

3.A+B的开头，而B的其他部分又被拆分为两段。源语322页第二段前面两句在译文(337-338页)中构成第一段的结尾，其余部分再被拆分为两段。

四、葛式篇章结构改写的动因

关于英语段落的划分标准，国外学者Bain早在1866年就提出了英语书面语划分段落的6条原则：1.所指清楚；2.平行结构；3.话题句；4.连贯的安排；5.综合的整体；6.所属性。《篇章中的段落分析》一文认为，字数、话轮、情节、标题、强调是划分段落的主要制约因素[9]。本文以此为基础，拟从字数、主题、话轮、情节、强调五个方面分析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篇章改写的动因。

(一)字数

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何影响？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中国航运景气指数编制室针对上述问题对全国各大航运企业进行了相关调查。

如果前后两段在主题上非常接近，而其中一段的字数又比较少时，葛译可能予以合并。如，源语第333页第五段只有一句话：“罗汉大爷抱着两条被子跑出去，铺在木轮大车上。”由于后面的段落是描写爷爷抱二奶奶上车的过程，在逻辑上具有连续性和连贯性。因此，译文中这两段被合并为一段。同样，源语347页中，第一段较长，但第二段只有一句话：“青年人特意数了数老人身上的伤疤，果然是十八块，一块不多，一块不少。”由于这两段都是描写青年人的行为，因此译文也予以合并。又如，源语第353页中，第四段描写成麻子擅长学狗叫，虽然由三句话构成，但都很短，只有一行多一点，后面的一段是介绍胶高大队发起的学狗叫运动，因此前后两段在主题上具有联系而被合并。

我喜欢他们，林孟是个高声说话，高声大笑的人，他一年里有九个月都穿着那件棕色的茄克，剩下的三个月因为是夏天太炎热了，他只好去穿别的衣服，林孟一穿别的衣服，他身上的骨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从衣服里面顶了出来，而他走路时两条胳膊甩得比谁都远，所以他衣服里面总显得空空荡荡。

大型客运站客运生产指挥系统投入使用，可加快铁路信息化建设，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有效的监控手段，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提高车站经营管理水平，提升企业形象和降低生产管理成本。该系统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各车站进行推广。

同样地，如果源语段落过长，被拆分成的段落数就越多。前面提到，被拆分为九段的段落在源语中长达近三页(342-344页)，而被拆分六段的段落在源语中也长达两页多(319-321页)。可能出于渲染紧张气氛的考虑，描写二奶奶和小姑姑香官被日本士兵凌辱经历的第四节，除了对话外，段落都比较长。在译文中，这些段落大都被拆分。

(二)主题

不同语言在段落上具有不同特点，对于属于不同语系的英语与汉语来说，这种差异尤其明显。汉语段落可以包含一个或以上的主题，而英语段落一般只围绕一个主题(往往以主题句形式出现)展开，这是英语与汉语在篇章结构上的最大区别。这一区别在段落长度上得到一定反映。汉语中，一个段落既可以短到一句话，也可以长达几页，如《红高粱家族》描写耿十八刀艰难生活的一段长达三页[10]；英语中，除了对话外，一个句子单独成段的情况不多，也很少会出现超过一页的长段落，因此，前面提到的《红高粱家族》第五章中的那段中文在英译本中被拆分成九段。此外，在段落意思连贯上，英语是重视形合的语言，其特色是通过语法和连接词等衔接手段使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外显，而汉语是重视意合的语言，以语义为中心，通过“内容层次或前后意思照应”达到衔接效果，因此比较偏重“词汇逻辑等语义内聚手段”[11]。鉴于英汉语在段落上的这些区别，在英汉互译中，如何进行段落翻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三)话轮

“话轮”是Sacks等学者提出的概念，“指在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具有和发挥了某种交际功能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为标志。”[12]在汉语中，一个段落可以包括两个或多个话轮，也可以只由一个话轮构成，但在英语中，往往一个话轮构成一段。在《红高粱家族》中，大多数话轮是以独立段落形式出现的，但也存在多个话轮出现在同一个段落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段落出现在源语344-345页，该段包括7个话轮。在葛译中，该段被拆分成七段，其中五个话轮独立成段，第一个话轮和最后一个话轮与叙述文字一起构成段落。

综合带教方法在带教教学中能够激发实习生自信心,由于从理论学习到实际应用需要一段时间,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来讲,内心容易承受不住压力,产生挫败感。对于眼科来说,规范操作极为重要,能够影响护理效果,所以学生在操作时较为紧张,使操作效果受到影响。综合代缴发能够有效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负面影响消除,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增加学生动手能力,为学生实践打下坚实基础,使学生紧张感降低。

在一些大型测试系统中,经常需要对设备工作环境中的多处地点的多个物理量进行准确的测量[1],为解决此类问题,提出了基于RS-485总线[2]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将不同地点的模拟信号经过采集转换成数字信号,由总线传输至主控制单元。总线的加入解决了数据采集系统中传输距离远、采集通道多的问题,相比于现有的数据采集系统,传输更加稳定,采集精度进一步提高,促进了数据采集系统的智能化。

(四)情节

文学作品中，一个故事往往由多个情节组成，而段落与情节经常存在重合性，即情节的变化往往成为段落重起的征兆。当然，如何看待情节，不同的作家并不一致。[9]葛译在对源语较长的段落进行拆分时，往往把人物的变化作为新情节的标志和段落拆分的依据。如，源语第四节第一段(315-316页)在译文(330-332页)中被拆分为四个独立段，每一段第一句话涉及到的人物都不一样。葛译第一段第一句话是关于二奶奶(Second Grandma)的，该段内容也主要涉及二奶奶；第二段第一句话以“小姑姑”(Little Auntie)开头，内容主要是二奶奶对爷爷的回忆；第三段以“爷爷”开头，内容主要涉及爷爷与奶奶和二奶奶三人之间的历史恩怨；第四段又再次以二奶奶开头，内容从回忆回到现状。描写狐狸出乎耿十八刀意料的行为的句子单独成段。

(五)强调

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突出某种信息，或为了强调某个句子，有时会使用一个句子构成的段落，以达到引起读者注意的目的。这些被强调的段落，往往体现出作者的个性，从中很难找到某种共性。“同样的句子，换个人，也许就不专门列为一个段落了。”[9]这段话非常适合解释葛译对某些篇章结构的改写。源语存在不少用于强调的一句话段落。如源语347页第二段与第一段都是描写小伙子的行为，但莫言为了突出老耿的十八块伤痕，把只有一句话的第二段独立出来：“青年人特意数了数老人身上的伤疤，果然是十八块，一块不多，一块不少。”但在葛浩文看来，这种信息不需要强调，因此在译文中(363页)被合并。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即源语中没有强调的句子，在葛译中以独立成段的形式予以凸显。如，源语311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狐狸伸出凉森森的舌头舔着他的伤口”在译文中成为一个独立段落。特别有意思的是，葛译一方面把源语第九节分别由一个句子构成的最后两段(359页)合并为一段，另一方面又自己创作出一个句子并独立成段：Some people say that when she was placed in the coffin she was still cursing and kicking the lid.(375页)

需要指出的是，葛译的篇章结构改写个别地方值得商榷。如源语311页最后两段，一段描写耿十八刀遭遇日本人的经历，一段描写耿十八刀遭遇狐狸的经历，从主题上来说相关性不大，源语分为两段是有道理的，但在译文中，这两段被合并在一起，导致逻辑混乱。又如，源语322页第二段描写日本士兵如何凌辱二奶奶以及二奶奶如何进行反抗。但葛译却把该段开头部分并入前一段中。更不可思议的是，葛译把源语同一句话拆开，其中前半句“二奶奶恨不得缩到墙缝里去”被并入前一段，后半句“汹涌的泪水冲走了脸上的灰垢”被用作新段落的开头。再如，源语353页第二段描写大队长的回忆，第三段描写成麻子模仿狗的表演，两段之间关联性不强，而且段落长度适中，各由三行组成，在英语中单独成段也很合适。但不知为何，葛译还是把这两段合并为一段。

五、结语

葛译莫言小说通过合并、拆分以及两者相结合三种方式对源语进行篇章结构改写，鉴于英汉语在段落特点方面的差异，总体来说这种改写是必要的，尤其是当原文段落过长时。这也是译者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典型体现，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语篇特点。这种翻译改写模式值得国内文学翻译工作者借鉴。

参考文献

[1] 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 孙会军.葛译莫言小说研究[J].中国翻译,2014(5):82-87.

[3] Mo Yan. Red Sorghum[M]. Howard Goldblatt, Trans. New York: Arrow Books, 2003.

[4] 吴贽.后翻译研究的内涵、意义与路径——根茨勒新著《后翻译研究时代的翻译与改写》评价[J].中国翻译，2017(5):57-61.

[5] 吕世生.18世纪以来“走出去”的中国文学翻译改写模式[J].中国翻译，2013(5):29-34.

[6] 杨柳.翻译的诗学变脸[J].中国翻译，2009(6):42-47.

[7] 甘露.葛浩文的翻译诗学研究——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J].上海翻译,2017(1):21-26.

[8]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99.

[9] 徐赳赳.篇章中的段落分析[J].中国语文,1996(2):81-91.

[10] 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42-344.

[11] 蔡基刚.英汉写作修辞对比[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23.

[12] 刘虹.话轮、非话轮和半话轮的区别[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3):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