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杰出存在，钱钟书的《围城》自1946年问世以来，其主题一直是学者们议论的焦点。由于知识背景、研究方法、价值倾向和切入点等的不同，出现了如“围城”说① 小说《围城》中有褚慎明、苏文纨谈话中所引用的英国古话、法国古语和后来方鸿渐点出“围城”进出的形式。杨绛在给电视剧《围城》的题辞中对“围城”的进出形式作了较为形象的概括：“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转引自孙雄飞《钱锺书、杨绛谈〈围城〉改编》，解玺璋编《围城内外——从小说到电视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钱理群在文学史评介认为钱钟书的小说抒写的是“精神‘围城’”(见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86页)。 、“爱情”说、“人生隔膜危机”说[1]等十多种相当有影响的观点。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围城》主题意蕴的丰富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只有从留洋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出发，把握文化传统转换给人物生存所带来的张力，再结合作者一以贯之的文艺主张，才能得到关于《围城》这一作品的全息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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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柔弱的现代意识

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交替影响的环境中。不同的文化传统作用于这些个体，对个体“基本根性”的形成有不同的影响。正如马库斯和吉塔雅玛所说的：“人在不同的文化中拥有非常不同的自我和他者的意识，这两者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不一样。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意识能影响甚至决定个体的意识经验，包括个体的认知、情绪和动机。”[2]信奉个体独立的西方文化和讲求个体与他人相互依赖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小说中留洋知识分子的意识经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两种文化环境共同塑造了《围城》中留洋知识分子的个体特性，牵引着小说人物的命运，制约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最终决定了小说涵义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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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再度被唤醒并与西洋文化熏陶出来的现代意识相遇时，文化矛盾随之而来。这些留洋知识分子留洋的目的并不是想要真正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小说通过方鸿渐之口道出了当时人们对出国留洋的看法：“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4]76。这些人留洋的目标并没有考虑到个体获得除了“免疫力”之外的其他意义。方鸿渐们的留洋是代表着家族去的，为的是给家族在面对西洋文化时增加一点“免疫力”。这为文化矛盾形成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钱钟书为了表达中国式封建心灵影响之大，在恋爱婚姻上还特意挑选了张吉民一家作进一步展开。这一家人虽然没有到过国外，但在外表上体现出典型的“洋气”。尽管有了这么多的“洋气”，但这一家人的行事作风在骨子里还是封建的老一套。在女儿刚十八岁，中学都还没有毕业时，张先生夫妇就非常着急地为女儿选择女婿，因为“张先生夫妇保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到二十岁就老了，过二十还没嫁掉，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4]39。并且，张家选女婿前还要请算命人排男女双方的八字，看看是否为“天作之合，大吉大利”。追求洋气的张吉民夫妇有如此传统的封建意识还可以理解，然而作为洋气熏陶出来的张小姐却似乎“遗传”了这种意识。她没有通过自由恋爱去寻找对象，而是听从父母的安排进行“相亲”；她没有想着依靠自身个体的努力独立自主、自谋职业，而是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他人身上。她研究各种书籍，以便讨好未来的丈夫，因为在她看来“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4]43通过对张小姐这类人的抒写表明当时一些犹如她的年轻女性，虽然形式上洋气十足，但精神上并没有得到真正解放：她们不去自由恋爱，不去从事自己的职业，顺从、依赖的特征非常明显。其内在的实质还是相当守旧、顽固的封建意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比照一下杨绛与钱钟书对小说中方鸿渐与几位女性之间关系安排上的不同。杨绛认为：“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6]杨绛所设计的结局虽然充分体现英法谚语中离而结结而离的“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但是这样的安排很难与之前鲍小姐、苏文纨等相关的事件之间形成照应。钱钟书的初衷也不单单在婚姻上。从方鸿渐对鲍小姐自由放任的动物性欲望，到与唐晓芙纯真爱情的燃烧，再到与孙柔嘉没有爱情的婚姻，钱钟书展示了人的“基本根性”的发展轨迹，透视出方鸿渐在一次次挫败中由个性自由放任到对爱情的寻找，再到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的逐步退却。作者试图通过方鸿渐与苏、唐、孙等情感、关系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揭示文化矛盾才是脆弱感情选择的真正动因，文化矛盾才是方鸿渐左冲右突无法走出的“围城”。

这些生活上的小细节恰恰最后导致了婚姻的危机。方鸿渐与孙柔嘉婚后不断吵架，并达成了共识：“鸿渐为太太而受气，同时也发现受了气而有个太太的方便。从前受了气，只好闷在心里，不能随意发泄，谁都不是自己的出气筒。现在可不同了；对任何人发脾气，都不能够对太太那样痛快。……柔嘉也发现对丈夫不必像对父母那样有顾忌。”[4]303在突破传统规范的同时，夫妻之间的关系却变成了没有任何约束的个体放纵。既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约束，也没有西方文化相互尊重的个体性原则的规范，这种婚姻关系陷入了失范的危机状态。因此，在追求现代婚姻的困境中，方鸿渐觉得：“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4]320至此，没有规则的新式婚姻观念实质上被方鸿渐否定了。戈德温·C·丘在谈到中国自我观念变化时指出：“传统的家庭关系过去一直是中国人服从的对象，现在当自我面临危机之际，它又无形中成为他们心理上的避难所。”[5]方鸿渐在新旧两种婚姻观念的矛盾斗争中退却了。在斗争的困境中，传统的家庭关系成了其心理上的避难所。从刚上大学时对自由恋爱婚姻的向往到最后对老式婚姻赞叹的历程，表明方鸿渐在爱情、婚姻取向上逐渐退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二、顽固的中国式封建心灵

通过学成归国的情节，钱钟书巧妙地将经历西方现代文化熏陶的留洋知识分子放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连续性经留洋中断后又重新链接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小说人物“基本根性”形成的环境再度出现，并通过日常生活作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化环境的切换，作者在小说中再度唤醒了留洋知识分子因传统文化积淀起来的个体情感、认知。马库斯和吉塔雅玛在谈到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在个体品格形成的差异性时特别提到了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强调任何问题或者情境的构成部分都可以组织成完整和谐的整体。因此，每一个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将其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那就很难完全理解它们了。”[2]小说作者通过文本中人物情境的变化，实际上暗示我们：要想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些人物的个性、情感，不仅要考虑传统文化因素作为小说情节展开的大环境所起的作用，还要考虑传统文化培育的中国式封建意识对每一个体的直接影响。中国式封建意识对留洋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小说《围城》中主要从旧式的婚姻观念、顺从型性格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三个方面展开。

方遯翁非常推崇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并将其付诸日常生活实践。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孝”应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准则，其所体现的父子关系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儿子对父亲权威不容置疑地顺从。方鸿渐三兄弟与其父亲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顺从。方遯翁赞同的是“嫁女须胜吾家者，娶妇须不若吾家者”[3]的中国传统婚姻准则。方家的三个媳妇，从其出身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等方面来说都不如方家，完全符合方遯翁的传统婚姻准则。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方鸿渐也养成了顺从型的性格。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婚姻自由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在方鸿渐的生活中却只有死水微澜般地骚动。方鸿渐在订婚两年后写信要求解除婚约。他收到父亲回信后立即讨饶。在读叔本华的书时，他最后得出了“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4]8的可笑结论。对方鸿渐而言，新文化气息的熏陶激起的只是一时的冲动。通过他的言行，作者含蓄地指出方鸿渐虽有自由恋爱的渴望，但那只是受周围新环境的影响，是一种模糊的、临时的心理盲动而已。

2018年作为改革开放40周年，从青砖黛瓦到高楼大厦，从绿皮火车到高铁飞机，在中国拥抱世界的这四十年间，让中国各行业翻开新的篇章。作为一名工业媒体人， 更是感叹我国从工业化水平低到世界制造大国，完成现代化工业的华丽转身。在飞速发展的阶段，总会有一些契机，来让我们思考未来的方向。

在知识的学习上，方鸿渐留学国外，有了更为独立、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主选择专业。虽然凭自己的喜好而有所选择是个体独立、自由的表现，但作为选择主体的方鸿渐并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它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种自由的结果是任由自己的喜好浪费金钱，消磨个体的青春。方鸿渐被三闾大学解聘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没有目的、没有寄托的慵懒留学生活结出的恶果。然而，方鸿渐将原因归结为没有专家头衔和洋老师讲课的笔记。他并没有意识到通过个体奋斗提升自身能力学养是讲求个体独立、自由和自主性的重要保障。

至此，小说《围城》中留洋知识分子随着文化环境的转换，一方面是个体意识深处传统封建意识被重新唤醒，另一方面是留洋回国的“新”环境中浓厚传统封建意识所要求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对个体在认知、情感等方面形成了合围的态势，从而影响甚至制约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精神流向。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留洋知识分子身上仍然表现出浓重、顽固的封建意识。

2017年5月，习近平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发表演讲，沿线130多个国家各界代表参加此次盛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热议。它对中国树立大国形象、深化同沿线各国的互利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意义重大。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平稳推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习近平卓越的演讲能力无疑为此起着直接推动作用。该文以习近平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为研究对象，运用同一理论对演讲所采用修辞进行详细分析，挖掘其修辞策略，并首次提出运用列数据、沿线国家共性典故等方式达到同情认同的修辞策略。

与学校里这群人相对的是，作者还写了虽到了国外仍“不改本色”，对传统文化“坚守”的董斜川之流。董斜川曾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虽然到了国外与外国人打交道，但他一直“不改本色”。他的父亲是个老名士。董斜川自恃“家学渊源”，又有才气，跟着他父亲做旧诗，开口闭口同光体诗，并且以此引以为傲，蔑视那些留学生所欣赏的人境庐等人的诗，让人“只奇怪这样一个英年洋派的人，何以口气活像遗少。”[4]85这是一个直接面对西洋文化却仍然沉迷于自身传统文化的“遗少”。洋气的熏陶对他没有任何效果。这从另一个侧面抒写了传统封建文化意识的顽固性。

三、文化矛盾中的危机

方鸿渐是贯穿小说始末的人物，个体意识和自主性贯穿于其曲折的生活历程之中。方鸿渐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在朦胧的生理激发中埋下了讲求自由选择、个人独立的种子。作者用夸示性的笔触描述了方鸿渐在回国船上与被喻为“局部真理”的鲍小姐之间短暂的男女关系。这一方面是对大学时期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回应，是北平读大学时期久经压抑的男女关系觉醒后一次概念化、欲望化的释放；另一方面这种释放已经远远跨越了旧式婚姻规则，表明留洋后方鸿渐情感选择的独立性、自主性在形式上“进步”不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结婚并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情。在收到方鸿渐从三闾大学寄来的订婚家信后，其父母责怪儿子订婚前不先征求他们意见的冒失。方鸿渐结婚后，二老认为方鸿渐的婚姻和家庭形式不利于传统家庭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不利于家庭的稳定，由此反对孙柔嘉出去工作。后来，当方老先生了解到自己儿子挣的钱没有孙柔嘉多，没有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的责任担当时，他觉得儿子坍尽了天下丈夫的台。

因此，小说中留洋知识分子去国外学到的只是西洋文化的形式和皮毛，并没有从西洋文化的内在实质上去勾连和贯通。西洋文化所要求的自我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自主的实体。小说中的留洋知识分子学习并向往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实体，但由于只从表面形式上领略西洋文化，没有真才实学，没有真正的“能力”。这样的现代意识是柔弱的，这些个体的行动也是软弱无力的。他们无法应对社会具体问题，无法抵抗社会压力，表面上自主、独立和自由平等的生活难以保全，个体的悲剧也在所难免。

电路功耗包括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13]，基于零延迟假设，动态功耗常使用电路开关活动进行评价[4～7]，而静态功耗常采用电路泄漏电流进行评价[8,13,14].假设电路包括g个逻辑门，第k个逻辑门及其输出信号使用gk表示，由文献[6]可以得到如式(4)所示的电路开关活动计算公式，也称其为动态功耗计算公式.假设逻辑门gk的输入数为Ik，其第l个输入信号使用sk,l表示，由文献[14]可以得到如式(5)所示的电路泄漏电流计算公式，也称其为静态功耗计算公式.

无独有偶，留学剑桥的曹元朗以为“杂凑乌合”的杂拌跳跃加上中国文人掉书袋式的注解就是中西合璧、富有深度的诗歌。这种只讲求形式不去求索诗本身意义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诗歌中情感表达的放逐，也是对诗歌本质的放逐，透析了留洋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洋文艺思想上形式主义作风。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将这种形式主义的作风运用到学校的管理上。西洋文化在他这里似乎成了信手拈来的道具，将这些洋气扑鼻的高深学问“通俗化”到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似乎将管理高效与自己的“学养”进行了“无缝对接”。这种泛化一方面是对专业学习主体的放逐，导致学艺不精；另一方面是对泛化所指向的对象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曹元朗的诗和三闾大学管理的混乱就是最好的注脚。

这种文化上的矛盾所导致的困境除了引起情感上退缩之外，在事业上也引发了新的危机。在三闾大学教书时，方鸿渐一方面看不起李梅亭提炼成丹、旅行便携的中国文学精华片，认为“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4]192，但自己却又不将从图书馆找到的，仅有的一本教科书印刷给学生，试图用这本“宝典”让学生们觉得莫测高深，陷入到连一些基本知识都比较欠缺就上讲台的窘境之中。在这一点上，方鸿渐并不比李梅亭高明多少。他实际上舍弃了留洋期间四年换了三所大学随性有感的“聪明”，退回到像李梅亭这些传统知识分子那样追逐书橱式的才学积累。讲求个性、才情的现代意识在此也逐渐泯灭了。

在《围城》的开篇，钱钟书特意点出留学生归国的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这似乎又告诉我们新的、动荡变化的“围城”已经到来。这些留洋知识分子虽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但远离衣食之忧。他们没有救亡图存的崇高理想，更多的是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之中。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每一个体，在没有寄托、没有目的的日常生活中，他的“基本根性”更多是一种自在存在，而不是一种自为状态。个性的自为状态不单单是摆脱外在束缚争取自由的意识。胡适在谈到个体要达到个性的自为状态，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7]主体个性的发展不单单靠个人的自由意志，还需要负责任，有担当。试想，《围城》中这些留洋知识分子，如果也和易卜生戏剧《海上夫人》中的哀梨妲那样，意识到获得个体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其精神面貌和人物最后的命运也将会大大不同。而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近20年后的方鸿渐他们，虽经历了现代性文化运动的洗礼，经过欧风美雨的浸染，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但由于没有“担干系，负责任”，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无法从自主、个性自由的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换；由于没有“担干系，负责任”，无法与社会对接，只能游离于社会发展的思潮之外，其“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难以社会化、现代化。这样的个体最后逐渐退却，退回到最初旧有文化控制之下。于是方鸿渐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无用之人”；苏文纨成了传统的上层女子，留洋的气质消失殆尽；赵辛楣的“政治”也变成了传统的裙带“政治”。

四、结语

《围城》悲剧的情感特质不是源于方鸿渐等留洋知识分子不断进城-出城的职业、婚姻等形式意味，而是源于：在西洋转了一圈，为的只是一种“免疫力”，回到国内却无法面对传统文化，进而丧失了讲求个体独立、自由的现代性追求。以方鸿渐为代表的留洋知识分子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鲁迅式的苦闷和彷徨在此充分凸显出来。《围城》承接了鲁迅所提出的“自信力的有无，……要自己去看地底下”[8]，从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去解剖、探寻其文化自信力的有无。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文化连续性中断、丧失了文化自信力的知识分子的彷徨、退却。这样的“围城”才使得作者在小说的序中感叹：“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钱钟书的感叹，正如高端泉在谈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时所指出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截取西方文化中一度作为中间价值的某些理念，试图将其上升为终极价值。但是那套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在普通中国人眼里显得有些浮游无根、缺少挂搭。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放弃或悬置自由理想，原因之一，就处于上述文化心理结构。”[9]方鸿渐等留洋知识分子由于在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中找不到勾连之处，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对留洋所获得的自由主义文化丧失了信心，退回到了传统文化藩篱之中。

小说中留洋知识分子在文化矛盾中穿梭，其背景正是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中西文化论争。作为学者、作家的钱钟书以自己的创作回答了文化论争。钱钟书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10]167钱钟书反对各执一词的中西本位文化。他试图消弭东西之争的门户之见。他在有关中国诗歌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10]167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钱钟书的着眼点是文学艺术本质上的共通性。他认为，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要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中寻找共同的发展因子，共同组成文化的现代性。

小说《围城》抒写留洋知识分子文化矛盾中突围的精神苦难与钱钟书立足于文化本质之上中西兼修、中西贯通的理论探寻，共同构成了钱钟书作为危急动荡时期知识分子实践性的文化品格：跨越中西的本位之见，找到中西文化上的关联点，走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矛盾的阴霾，实现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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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98(2):22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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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 安东尼·J·马赛拉，乔治·德沃斯，弗朗西斯·L·K·许,等.文化与自我——东方与西方的比较研究[M].九歌,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265.

[6]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M]//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46.

[7]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1.

[8] 鲁迅.鲁迅杂文全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0.

[9]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19.

[10]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