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霍根(Linda Hogan，1947-)出生于印第安契卡索(Chickasaw)部落，是当代知名的土著美国小说家、诗人以及社会活动家。她的作品始终对生态问题保持着强烈的敏锐度和观察力，不断致力于探寻人类与外在环境和谐相处的各种可能性，传递她对世界和其中栖居者的持久关注。第二部小说《太阳风暴》(Solar Storm，1995)就以詹姆斯湾大坝修建一事为素材，讲述了女孩安琪拉归家溯源的旅程，她在回归故土，与长辈重建联系的过程里，重新修复自我与土地间破裂的关系，寻回自我与外在自然界间缺失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治愈由此带来的身份危机和身体与精神创伤，最终通过保护家园的勇敢行动来捍卫和巩固地方感的建立，展现了土著美国人传统文化里独特的地方概念，以及对整个地理自然景观的别样认知。

一、北美印第安地方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到现今，西方生态批评共经历了三次浪潮和两次转向，在这一过程中，评论家们从现象学、地理学、社会和文化等不同方面保持着对“地方”这一概念的持续关注和研究。生态批评界知名学者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就呼吁重视“地方”概念本身蕴含的重要价值，他具体对比并区分了“地方”与“空间”两个概念之间的内涵与外延，提倡重新研究和探讨地方理论具有的重要意义。布伊尔的观点更强调地方具有的情感意义和价值，他将“地方”看作是“赋予意义的空间”，它是具有“可感价值的中心”，也“是个别而又‘灵活’的地区，社会关系结构的设置位于其中，而且得到人们的认同。”[1]因此，地方不只是事件发生的地理背景，人类日常活动的幕台，也是一种“身体、心理、意识、历史以及环境的建构”[2]3，具有自身特点和自主性。

对北美印第安人而言，土地不仅提供了万物生灵生存所需的物质需求，更是部落人民生存繁衍、举行神圣仪式、口述故事发生的“神圣地方”(sacred place)，具有深厚的神圣意义和精神维度。人类究竟是“土地的灵性拥有者”，还是“土地的政治性拥有者”，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显示了欧美白人文化与印第安文化对土地和对地方的不同感知。印第安族群对前者的拥护，使得地方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遗产，以及人与地方关联的群体视野彰显无遗。

在印第安文化认知里，地方是人类身份形成的关键因素，人类在与地方建立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同时，也时刻提醒人类对它应该肩负的责任感和保护意识。“对地方——有界限和明确空间——的感受，包括跟那个地方的一种关系意识，一种作为联合整体——人类与地方一起——对那个地方拥有的非常具体的责任意识。”[3]“关系”“职责”“身份”“精神意义”也成为思考印第安文化地方概念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和讨论点。

在对地方重新关注和思考的同时,随之产生了对“地方感”的研究。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一词，用以形容连接人类与地方之间的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也成为地方感的两个基本维度。生态批评家内尔·爱文登(Neil Evernden)认为：“存在着一种人类现象，在某些方面它与‘地域性’(territoriality)具有相似性，这种‘地方感’，是对一个特定地方的一种认知以及成为一个特定地方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家的感觉……”[4]因此，地方感关注人类活动与物质环境的密切关系，它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之中，强调人类与地方在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联结。地方、人民和身份几者之间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人类与土地在互动中获得的地方感是自我身份和存在感得以建构的来源，使人类明确自己与万物在宇宙中的位置。

不同于弗洛依德关于梦的阐释，印第安文化对“梦”这一概念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它不是个体无意识的存储和表征，而是人类身体具有与土地交谈的能力，梦进入人体，成为土地与人类相互联系的纽带。梦像是一张地图，北美印第安人可以通过梦找寻方向。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指出，北美印第安文化里“首先将梦视为一种实在的知觉，这知觉是非常真实可靠，就像清醒时的知觉那样。此外，对他们而言，梦主要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是与精灵、灵魂和神的交往，它是个人确定自己和他的守护神联系，甚至是发现守护神的手段。”[9]在奥吉布瓦(Ojibwa)部落语言里，“梦”这一词语含有幻象(vision)的意思，所以，“梦”也意味着“一种与灵性世界主动地、有意义的、最终治愈性的互动参与。”[10]印第安文化中，人类梦境的根源是脚下的土地，梦是人类了解大地的语言，它证明了人类与大地万物构成了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它“与个人的力量和重要性无关，而是关系到爱、联系和生态的思想。”[11]

二、地方感的激发与复建

安琪拉在与自然的不断亲近中，独立封闭的小我逐渐扩展为与自然融合的大我。她在部落集体里激发的地方感，有了更宽广的平台，她开始与自然建立一种“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也就是“生态自我”。这种“生态自我”的实现是一种“人不断扩展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与他物的疏离感在缩小……在这个过程中，我将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我只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分离的、不同的个体。”[13]由此看来，人类自我的建构过程与其他生命体自我的实现相互关联，人类必须首先认识到自然万物存在本身，接着认同它们具有的内在价值，进而与之建立长久的精神联系，才能最终实现完整的自我。

5.课堂抢答。教师发布课中练习题，并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雨课堂”进行抢答，同时设置了答题最快的三名学生可以得到一个课堂红包的环节；最后，教师公布正确答案及答题结果。意图是通过课堂答题的形式，检查学生对课程相关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同时处于课堂学习中期阶段，学生的学习关注度有所下降，设置通过抢答及发红包的形式，再次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安琪拉与部落长者们的精神隔离，使她更迫切渴望回到自己生命和文化的源头。因为她深知，“对我们族人来说，(部落)源头是重要的”，“我们是谁”同“我们来自哪里”休戚相关，自我的身份是和部落土地紧密交织[5]37。部落这一特殊源头“不只是物理意义或地理意义层面的地方，也是精神性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着万物生命、整个宇宙规划，有着创世力量。”[6]所以安琪拉决意回到长辈们生活的岛屿，开启她全新的身份探寻之旅，“重新找到以源头和地方感为核心而建构的身份认同。”[2]17

但是，安琪拉对家园记忆的缺失，使她一时无法融入部落生活，她总是沉默寡言和焦虑失眠。为了安抚安琪拉的情绪，家族长者们耐心地同她讲起关于生活之地的故事。她们的口头故事相互补充，相互交织，似原音再现般的传递给安琪拉和读者，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可以“复制出一种集体的声音：多样、完整且集聚”，而且呈现出口语叙事在印第安传统文化里具有的维系、团结以及治愈力量[7]47。

反思是教师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否具有反思的意识和能力，是区别作为技术人员的经验型教师与作为研究人员的学者型教师的主要指标之一。真正的成长在实践后，不会反思、总结、提炼，多少实践都不会带来巨大的进步。反思，是指行为主体立足于自我以外批判地考察自己行为的能力。班主任的反思是指班主任在带班育人实践中,以自我行为表现及行为为依据的“异位”解析和修正,进而不断提高自身教育管理效能和素养的过程。

最终，在长辈们口述故事的引领下，安琪拉真正明白了，周围岛屿不再只是纯粹的空间，而是她文化身份得以存在和建构的源头或与之具有情感价值的地方，生活的岛屿“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一个地理位置。它是人类与一个地方相联系的视觉、听觉和经验。它是人性化的空间。一种地方感，不只是感受这个地理景观的物质特性，更是具有深刻且细微的意义。”[8]安琪拉通过部落故事加深了与祖辈的联系，恢复了与故土家园的原初记忆，重建了与土地的文化和精神联系。她在与故事、土地和族群的互动中，修复麻木的情感，促进个体自我、地方和群体身份间的认同与关联。接着，她开始以当地人的身份接触周遭，“感受到这里万物的生命”，获得新的地方认知感[5]81。因此，安琪拉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不只是空间上回到故土，也是在时间层面唤醒自身与部落相关的文化记忆。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回归，安琪拉重新建立跟土地的情感连接和文化连接，她的地方感因此得到更深层地激发和重构。

安琪拉渐渐明白，人类地方感的缺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使得他们无视自我与土地间的同一性。对于那些早期在岛上生活过的西方毛皮贸易商们，土地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意处置和挥霍的商品，土地遭到人类物化和客体化。他们极尽所能地剥削和压榨土地资源，岛上留下了因地方意识缺失而带来的累累伤痕。本来充满灵性生命的地方，虚化成空洞无意义的空间。印第安部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也因土地的损毁而遭受致命冲击,导致人类精神的异化和空虚。

对印第安人民而言，故事以地方为基础，承载着关于地方的历史记忆，所以，故事在由讲述者之口传递给后代的同时，也在世代传承着对地方意识的坚持。安琪拉也逐渐认识到自身同土地间的密切联系，意识到自己是宇宙万物编织的生命网上的一条线，自我身份的根源要回溯到生活的大地当中，要与万物生命相互依靠和连接，由此，她的个体生命“开始同土地的历史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5]80

三、生态自我的实现

近日，德州市林业局组织全体党员赴齐河党员教育体验基地参观学习，回顾党的光辉岁月，追忆党的红色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开展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党性现场教育。

古老地图和建坝地图都是人工绘制的地图，地图上的界线是在对土地进行勘测和量化的同时，达到对空间的操控与束缚，它无视自然本身具有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显示的是人类权力与欲望对自然的主宰和压迫。但是，在印第安传统认知中，土地并不只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拥有生命意识和思想，充满记忆和灵性。人工地图以人的意志为标准，切断人与土地的神圣关联，而安琪拉则在一路向北的旅途中，逐渐恢复了自身的做梦能力，成为印第安文化里的具有特殊能力的“植物梦者”(dream planter)，她通过梦境里显示的地图，与大地万物沟通，感知植物药草的样子，然后通过图纸再去找寻它们。

与东北部不同，西南部的各县市总体表现为较高的耕地增加率。常山耕地面积增加的最多，变化率为7.8%；武义次之，变化率为5.9%；桐庐和兰溪的增长率也较高，分别为3.7%和3.5%；浦江的耕地增长率最低，为0.1%。衢州盆地为浙江省主要的粮食基地，政府实施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使得衢州及其周边县市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此外，近年来土地整理的强度越来越大，产生了大量新平整的耕地，因此磐安、武义、浦江等县市的跟耕地面积呈增长态势。

梦境地图这一存在本身就是印第安文化里地方感知意识的具体呈现，它不仅显示了对土地地理样貌的熟悉，呈现人与地方万物的动态关系，更记载着部落文化和历史，是人类对环境体验和参与的体现，在那里“没有无意义的空间(empty space)这种事情。”[5]170所以，梦境地图具有更大的精神意义，它成为一种“挑战的地图，历史地植根于土著文化中，(它)是一种扎根自然的叙事，与土地相连接。由此，它能够抵抗，而非巩固殖民化。”[12]北美印第安传统里，梦境的真实性和引导性，使人类明确认识到自我与环境的关联，提醒人类只是生物圈中的渺小生命细胞，由此警示人类对土地和自然的言行。

在地理层面上，人工地图用冰冷的线条肆意切割人类与土地及自然的关系，更撕裂了人类与土地间的互动和身份认定，背后体现着西方霸权与欲望。相反，梦境地图的存在，则肯定了人类与土地生灵间共存共荣和休戚相关的亲密联系。人工地图是人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主观定义和阐释，它对土地进行故事化建构，梦境地图则是大地呼召人类群体去感受拥有丰富生命的自己——有故事的土地(storied land)。人工地图将土地看作纯粹虚无的空间，可以用地图主宰它的意志与思想。梦境地图则将土地视为人类建立情感和文化连接的地方，而且梦境的形成依赖于人类与土地还有自然万物之间亲密联系的程度。

近年来，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克服人员少、任务重、压力大的困难，坚决落实“四个最严”总体要求，始终保持打假治劣的高压态势，稽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2014年至今，全市共办理食品药品案件6734宗， 案值6991万元， 罚没2951万元，捣毁、取缔窝点3263个，吊销许可证21个，移送公安案件838宗，刑拘1065人。2015年该稽查局被评为全省系统稽查打假先进单位；2016年稽查团队被授予佛山市首批“共产党员创优岗”示范单位称号。

安琪拉成为植物梦者后，她拥有能力去“言说土地、溪水、动物的语言，甚至是言说更难的(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5]193客体自然开始有了主动性和生命力，安琪拉感知到自己与这些物种生命间的相互连接，恢复了对万物生命的感触能力，两者不断相互感知和交流，“一切都是有故事的大地(storied land)，神灵和人类行走与穿越其间，希望与这无限宇宙融为一体。”[5]177

小说《太阳风暴》里，主人公安琪拉因为生母的虐待，被送往白人家庭寄养，但与部落故土的分离，使她遭受亲情与家园意识的缺失，她总是试图逃亡，被人遗弃。在不断变换流动的空间中，安琪拉始终处于空虚无根的状态，精神信仰和身份认同感都面临挑战和危机。

安琪拉在恢复对部落居住地的记忆后，决定与长辈们一同乘独木舟北上，找寻生母，解开更多的身份之谜。长辈布什(Bush)依据殖民者绘制的古老地图去制定线路，但因为大坝的修建，开发商对土地的重新分割和标记，古老地图也失去了其可信性。

当人类缺乏整体意识，无视与地方相互依存的神圣真理时，就会不断摧毁具有灵性和生命的自然万物。安琪拉到达目的地时，这种地狱景象呈现在她和读者眼前。因为大坝的修建，土地遭到机器开掘和勘探，印第安人精神依存的地理景观不复存在，动物们的迁徙线路和繁衍之地也都荡然无存，科技理性和制度理性泯灭了人类的基本良知和责任意识。

“生态伦理之父”利奥波德在《沙郡年记》里曾说过，“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互相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14]所以，他从人类与自然生命的整体联系出发，提倡建立一种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地共同体，呼吁人类该坚守一份“生态良心”(Ecological Conscience)。这种“良心”督促人类打破自身作为“土地主人”的固有偏见，呼吁人类成为和土地生灵一同组建的社群一员，同时人类对这一生命共同体的持续健康发展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职责与道义。因此，对土地的伤害表面上是毁灭了印第安人民的生活根基，其实是人类对土地生物的体验、感知和与之相联系的纽带在减弱，最终，整个人类群体都要面对可怕的“集体性的经验消亡”，无路可逃[15]113。

安琪拉对自我和地方的紧密联系以及自我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认识越深刻，她对地方的情感依附就变得越浓烈，这份内在的情感，最终化作对部落家园的实际保护行动。首先，她通过广播站，将发生的暴行传达出去，成为言说的主体；其次，她加入静坐队伍，抗议政府的暴行；最后她更是以部落英雄的姿态，独自潜入警察储存食物的仓库偷走敌方储备。安琪拉的“新生命”里承载着部落故事，她以积极有效的姿态维护部落文化命脉的延续。通过与部落成员的集体行动，安琪拉之前建立的地方感有了更深厚和更稳固的生长土壤，她“用语言、想象和体验来摸索与这个新家园建立一种真正的——或者“真实”的关系”，地方感在实际行动中得到升华[15]67。安琪拉名字的变化也印证了她个人身份的变化，最初白人家庭称她为“安琪拉·詹森(Angeles Jensen)”，最后，当她与不同部落群体齐心协力，投身于环境正义运动后，部落长辈们一致赞同“这个女孩现在成了真正的人(human being)，曼尼可(Maniki)。”[5]295安琪拉为保护自己家园而勇敢抵抗，成为充满人性、具有生态意识的真正人类。

四、地方感的延续与传递

小说最后，安琪拉妹妹奥若拉(Aurora)降临，成为家族新的希望和力量。“Aurora”一词蕴含着光明和未来之意，寓意部落根基的延续。安琪拉作为妹妹的保护者和引导者，不仅预示个体的健康成长，也暗示安琪拉重新找回的地方感知、家园责任感以及这其中蕴含的部落生态智慧，都将会通过下一代的新生命得以不断交接和传承，肯定了整个印第安部落精神文化复苏的可能性。

最后，安琪拉又回到出生地，但因为洪水的侵袭，家园巨变，早已物是人非。虽然地方遭遇变化，家不再是地理层面上的具体地点，但是，寻源之旅后的安琪拉对家园的认知有了深刻转变，家园具有更深层面的隐喻意义，它指代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这种认知观是以恢复传统自然观为基础，它以部落人民身份的建构与土地和自然万物间的互动关系为核心。安琪拉“带着新知识和鲜活认知的回归行动，创造了一个全新领地，能使族群在其上继续成长。(这种新知识)与集体和谐以及族群整体的生存息息相关。”[16]她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遍体鳞伤、孤僻自封的孩子，而是蜕变为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部落成员，明确认识到自我与地方的深刻联系。她开始铭记与传承自己的家庭历史记忆、部族传统文化记忆，对安琪拉来说，地方感的构建不只是回归某个固定地点，而是成为一种动态的认知过程。

安琪拉从祖辈们生活的地方出发，再到双城的寻亲之旅，最后又回到起点，整个经历像是“仪式般的回归之旅”。她的地方感在这回归、离去以及再次回归的圆形结构中得到激发、构建和稳固，自我身份也因此实现了持续性的动态建构。她经历了从沉默到言说，从创伤到治愈、从孤立的个体到生态自我的巨大转变，形成了人与地方相互联系和交融的认知，这种失而复得的地方感奠定了她今后更稳健的成长之路。

今年云南省局部地区，在授粉阶段成片发生高温热害，造成缺粒减产，产量可能降低30%-50%。主要原因是开花抽丝期间，当温度高于32-35℃，空气湿度低于30%，田间水量低于70%，雄穗开花的时间会显著缩短。因高温干旱，花粉粒在1-2 h内失水干枯，丧失发芽能力，花丝延期抽出，造成花期不遇；或花丝过早枯萎，严重影响授粉结实，形成秃尖、缺粒，产量降低。如能及时浇水，改善田间小气候，可减轻高温干旱的影响。

以往审判中，嫖宿幼女罪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上有一定难度。嫖宿幼女罪会造成同案不同判，当法官获得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时，将引发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正等现象。而这也使得法官左右为难，面对法律适用时无所适从，造成法的不稳定性，严重撼动了法律的权威。

五、结语

对北美印第安人来说，土地不是供任何人随意宰割和占有的无意义空间，而是渗透着部落历史、文化和精神传统，它是感知、塑造自我整体以及认识自我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元素。人类与土地的情感连接是自身家园感和地方感产生的根基，自我存在的身份总是和生存的物质环境相偎相依。正如评论家所言，“没有哪里比美国印第安文学更显明地体现地方感和它同自我之间的关系。”[2]8同样的，琳达·霍根通过详细刻画安琪拉地方感的建构过程，呼吁读者走出自身文化的局限，从印第安灵性文化视角来审视和批判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通过重新恢复地方感来重建人类与土地的情感维系，号召人类从征服统治者的地位转变为和其他生命体平等的地球成员。人类只有重新认识到自我与地方间的关系，建立个体与地方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建立关爱自然和保护地方的地方感，并将该意识逐步应用于真正的保护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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