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装备是生产水平、经济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是战斗力的物质基础，会对作战方式与战争结局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不是唯武器论者，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确面临困境。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共军队之所以主要进行游击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极大困难。①但中共军队在抗战时期武器装备困难到何种程度，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困难局面，这种武器装备困难状况在战斗、战役、战术和战略层面上对其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不清晰可见，本文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一、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困境

1945年，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曾指出：“几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我们最困难的，是部队装备和各种军用器材问题。”［1］（P172）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困难程度，从其改编完成之际的情况即可见一斑。1937年8月，120师全师有9595人，迫击炮4门，重机枪35挺，轻机枪143挺，花机关枪1挺，步马枪4091支，驳壳枪788支，手枪91支，手提式冲锋枪67支，马刀2把，刺刀117把，各种子弹276 955发［2］；1937年9月，129师（385旅直属770团除外）有9367人，迫击炮6门，重机关枪29挺，轻机关枪93挺，花机关枪3挺，步马枪4136支，驳壳枪539支，手枪93支，手提式冲锋枪72支，刺刀55把，各种子弹102 828发［3］（P14）。新四军改编完成时全军10 329人，炮1门，轻重机枪57挺，长短枪6231支。［4］（P477）

不难看出，中共军队不仅枪支口径杂乱、重武器极少，即使是近战武器和子弹也极度缺乏，120、129两师刺刀合计仅172把，子弹平均每枪分别为29、10发。这样的武器装备与日军差距极大。当时日军一个师团的编制为2.2万人，除步马枪外，还配备轻重机枪600余挺，各式火炮108门，坦克24辆。［5］（P4）一名侵华日军在回忆录中曾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最初所使用的武器只是锄头、棍棒等”［6］（P1131）。老百姓目睹新四军先遣队“背的是一些烂枪，机关枪亦很少”［7］（P258），便对他们能否抗战深表怀疑。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中共军队武器装备的困窘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以120师为例，见表1。

 

表1 120师1937年8月至1939年12月人员、枪支增变情况

  

资料来源：《周士第日记选》，《军史资料》1987年第6期，第4－8页。

 

区 分 1937年8月 1938年1月 1938年6月 1939年1月 1939年12月人员（名）9595 29126 20721 21738 50873枪（支）54．36 23．96 41．16 40．10 46．61 5216 6979 8529 8717 23714枪人比（%）

据表1可知，120师在出师后的10个月里，人员、武器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武器增幅明显小于人员增幅，尤其是在1938年1月人员激增至2.9万人后，枪人比只有23.96%，到6月，在人数有所回落的情况下，枪人比也只有41.16%。而这并不是个例。1938年5月，129师三个主力老团（欠一个营）的长短枪仅2751支。［8］（P192）

对上述状况，1938年7月，朱德、彭德怀就指出，一年来，部队大批扩大，“但却存在人枪极不相称的现象”，所以“要求各部队首长按照兵员条件、人枪比例等”，“严格执行部队编制”。［9］（P816）但八路军人枪矛盾突出的问题很难有效解决。如120师在1939年1月、12月分别只有4、4.6成枪，不及改编时的成数。周士第日记中就记载到1939年12月120师的人员、武器与1937年9月相比，增幅分别为519.04%（实为619.04%——引者注）、450.33%［2］，人员的增幅明显高于武器的增幅。1939年7月8日，莫尔德维诺夫在中国小组会议上曾说：“八路军的人员应该武器装到100%，而不是35%。”［10］（P222）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王稼祥于1940年1月30日回复朱、彭关于扩军问题的电报时指出，“今年扩军二十万原则很对，但具体分配主要部分应放在有枪区域”［11］（P457）。2月10日，中央军委又要求扩军时“任何军队至少须有五成枪”［11］（P461）。但至4月20日，八路军全军359 274人，各种枪炮共计176 992支（门），枪仍不足五成；且3月18日，朱、彭曾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军现有步兵轻武器百分之八十均使用过度，来复线已磨平，口径已松，射击已失效”，“自动火器（轻重机枪）平均每连不足一挺”。［9］（P958、P951）在随后的百团大战中，129师又损失损坏枪1656支（挺），晋察冀军区损坏100多支（挺）。［12］（P453、P456）

八路军的另一困境是弹药不充。根据国共谈判协议，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军队武器弹药给予了一些补给，从1938年至1939年5月，八路军在弹药方面略有储存。据周士第日记可知，从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120师的弹药每枪可均百发左右（见表2）。至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的弹药还能快速进行一定量的调拨。如4月1日，朱德、左权致电滕代远、叶季壮等，“即送子弹四十万发给晋察冀军区”，“总部已给贺龙师发给子弹十五万发”；4月8日，朱德、左权又致电林伯渠、伍云甫要求将“八十万发六五弹及迫击炮弹两千发……均请速赶运渑池转垣曲”。［9］（P869-874）再从消耗而言，朱、彭于6月5日、8月15日致电程潜、阎锡、卫立煌时表示，八路军5月份消耗步枪弹1 008 300余发、炮弹2395发［9］（P891）；1至7月共消耗步机枪弹10 950 000发，自来德手枪弹566 800发，迫击炮弹9950发，大体平均每月消耗100多万发弹药。这说明，一则八路军作战频繁，消耗巨大，二则弹药供给相对有保障。

 

表2 120师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弹药增变情况

  

资料来源：《周士第日记选》，《军史资料》1987年第6期，第5－8页。

 

区 分 1938年1月 1938年6月 1939年1月弹（发）96．30 94．96 99．91 672090 809954 870959每枪（发）

到1939年5月，八路军在弹药方面的困难明显增大。早在5月2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时，就请其向蒋介石、何应钦交涉补充弹药500万发，手榴弹3万颗，并致电程潜、阎锡山等，表示“消耗弹药甚巨，现存弹药无几”，请求以飞机运补步枪和机枪弹各50万发，手榴弹1万颗，“以济眉急”。［9］（P888）如此措辞，反映了中共弹药库存告急。但国民党补给难求，中共只能着眼于“节流”。6月18日，八路军总部在致电129师时，要求“从今后领子弹依送缴弹壳数量而定”。7月27日，朱、彭在致电八路军各部时指出，“弹药的补充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并告知“总部现存子弹数目不过八十万发”，要求“以后各部请领子弹将依所送缴之弹壳数量发给”。［13］（P57）此后，朱、彭在致电各方、各部时多次表示子弹已感严重缺乏②，强调节省弹药成为常态。1940年3月18日，朱、彭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又表示，“在一二月份战斗中，将以前所有弹药大部均以耗完，近所用的多是由敌手夺来，现有平均每枪不到十粒”，“目前急需补充枪弹四百万粒、自来得手枪弹五万粒、八二迫击炮弹一千发、七五山炮弹五百发、手榴弹十万颗”。［9］（P951）在随后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弹药又有大量消耗，如晋察冀军区消耗51.3万余发，129师消耗80万余发［12］（P432、P455）。120师也从7月8日至12月底消耗28万余发。［35］（P845）而从这些数据来看，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集中作战的情况下月均弹药消耗量与1939年上半年的有较大差距，这应与其弹药存量减少有关。而没有参加百团大战的山东纵队也曾于1940年9月的某次战斗后向上级要子弹，因为“山纵军队的子弹已成问题，经此次消耗已将平均计算一旅每个战士多者十粒，少者五粒。三旅、五旅及胶东军区每人子弹三粒至七粒”［14］（P58）。1941年1月13日，朱德、彭德怀等致电各兵团首长，再次告知“总部现已无子弹，生产亦极有限”［13］（P68），再申领子弹要以一粒弹壳换一粒子弹。可见，在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初，八路军在弹药方面的困难增大了。

进入1941年后，华北敌后战场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八路军的武器弹药是捉襟见肘。以129师为例，见表3。

据表3可知，1941年11月，129师枪人比约为46%，子弹平均每枪约46发；野战兵团枪不足五成，子弹平均每枪约55发；各军分区中，太行军区只有四成枪，弹药平均量最大的冀南军区每枪也只有30发。同时，还需对表3补充一点，即野战兵团中老牌部队与新晋主力状况亦有所差异，如385旅有6865人，枪3936支，弹159 687发；新1旅为5287人，枪1936支，弹147 206发。［8］（P193）即便有差异，但武器装备不足却是共性。1941年6月，粟裕在苏中地方武装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曾说：“我们曾经看到中央有这样的指示，就是说各兵团扩大时至少要有五成枪，那末，我们就可知道，华北主力部队有些时候是还没有五成枪的。”［15］（P26）1942年1月，陈赓在总结太岳军区反“扫荡”经验时表示：“关于武器问题深感不足。岳北计有步枪七百一十五枝，但能使用者仅占半数，土枪五百八十九枝，因火药问题无法解决，能使用者亦仅百、数十枝而已，手榴弹二千五百九十一颗，最好请上级设法解决一部。”［16］（P103）

 

表3 1941年11月129师人员与枪支弹药概况

  

资料来源：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五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194页。

 

区 分 人员（名） 枪（支） 弹（发） 枪人比（%） 每枪子弹（发）野战兵团55912 27511 1507819 49．20 54．80冀 南10418 5516 167974 52．94 30．45太 行6733 2813 74621 41．77 26．52太 岳82633 38042 1771576 46．03 46．56 2370 1202 17272 50．71 14．36总 计

困难状况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有所改观。1942年冬，129师对人员枪支弹药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表4。

 

表4 1942年冬129师人员与枪支弹药情况

  

注：该表据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于1943年5月20日致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的电报制。电报中对未能对冀南军区进行统计做了解释：“冀南区以后补报，冀南因环境日趋严重部队大量分开，按季统计极为困难，已令该纵一九四三年起半年统计一次。”资料来源：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五册），第197－198页。

 

区 分 人员（名） 枪（支） 弹（发） 枪人比（%） 每枪子弹（发）师直与野战旅太行区13201 6602 353141 50．01 53．49各军分区21255 9773 203455 45．97 20．81太岳区太岳纵队直及野战旅7179 3418 101367 47．61 29．65总 计10626 4135 275642 38．91 66．66各军分区52261 23928 933605 45．78 39．01

依表4可知，一年后，129师的武器弹药状况很难说有所改观。除冀南军区外，129师枪人比约为45%，子弹每枪仅39发；太岳纵队直属和野战部队枪不足四成；太行、太岳各军分区部队子弹每枪仅20多发。《太岳纵队一九四二年供给工作总结》就指出，部队武器弹药缺乏，“各军分区的枪支弹药都不够分配”，“如三军分区游击队平均三人才有步枪一支”。［8］（P382）而考虑到八路军总部曾于1942年2月31日责成各兵团首长收集、节省弹药时指出，“子弹缺乏，成为空前未有，特别是将来，在华北最严重最困难”，总部“现已无存弹药，制造困难”［8］（P540），则129师此时每枪仅有39发子弹也自在情理之中。

新四军亦常是武器装备奇缺，弹药消耗无补。1940年10月，叶挺概括新四军三年来的情况是“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4］（P15）。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甚至在某一阶段规定不管打多大的仗，每个战士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而且要回收子弹壳，否则要受军纪处分。［13］（P452）1942年，华中局扩大全会的工作报告中也表示，三年来新四军的“武器装备与人数之比相差太大”，“缺少弹药”。［10］（P269）

同时，中共军队拥有的各种火炮也很少。八路军各部的炮兵部队多是依靠缴获的炮成立，炮的数量有限，如129师师属炮兵连就是依靠在1938年3月的岢岚战斗中缴获的1门山炮和2门82式迫击炮成立的［17］（P343），约一年后，129师全师也只有2门山炮、16门迫击炮［2］。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于1938年1月成立时也只有12门山炮。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统计，1941年3月，第一、二、八战区的中共军队分别有炮30门、14门、46门，共计90门；1943年5月，八路军约有炮98门。［18］（P23-48）据不完全统计，直到1945年8月，除小口径炮外，八路军、新四军共有山炮、92式步兵炮、82式迫击炮45门。［17］（P339）

相反，日军的常设四单位制挽马师团的一个野战炮兵联队有48门野战炮，下属的一个炮兵大队就有12门野战炮。［19］（P422）据统计，1940年，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步枪超过八路军2万余支，轻机枪为八路军的8.5倍，重机枪为八路军的7.4倍，掷弹筒为八路军的67倍，迫击炮为八路军的23倍，各种炮为八路军的24倍，且弹药充足，还有大批飞机、坦克等重型装备。［20］（P88）其武器装备远胜、优于中共军队。

二、影响中共军队武器装备改善的因素

［19］张明金，刘立勤.侵华日军历史上的105个师团［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

第一，国民政府背信弃义，断绝了对中共军队武器弹药的供应。按照国共谈判时的协定，国民党应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械进行补充。初期，国民党的确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一定补充。如1938年2月3日，毛泽东对安德里阿诺夫说从蒋介石、阎锡山和其他人那里得到了300万发子弹。［21］（P33）1939年1至7月八路军曾领到步机枪子弹190万发，自来德手枪弹30万发，手榴弹4万个，迫击炮弹1.4万枚，麦德森两公分炮弹500枚。［11］（P373）但国民党只按八路军、新四军改编时的编制配发军需物资，且经常扣发、欠发。为此，中共领导人曾多次与蒋介石交涉。如1938年1月17日，朱德、彭德怀在洛阳面见蒋时，提出“增加八路军军费和供应武器的要求”，但蒋“敷衍未允”；10月23日，朱德在汉口致函蒋：“请准予一次发给步枪子弹六百万万〔发〕，半年用的三个军卫生、通讯及炸药材料，以便坚留敌后持久抗战。”［9］（P732、P837）但蒋并不希望中共发展壮大，对人、枪、钱都抓的很紧，对中共少有的军械补充也只是部分弹药，武器很少。叶剑英曾说国民党只是在抗战初期“曾经发给我们一百二十挺轻机枪，六门反坦克小炮”［22］（P343）。对此，日军亦有所闻：“共军原是连步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23］（P82）对于新四军，国民党给的补给更少。1940年10月，谭震林曾说国民党对新四军每月战斗消耗的弹药至多补发1/3，“武器简直没有拿过一支步枪补给过”［24］（P40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从事传统民居保护工作的研究，各级政府也都划拨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扶持，但传统民居形式上的丰富多彩，造成了其保护难度较大。以往，传统民居的保护多侧重于基于测绘的二维平面图档的保存，这已不符合如今三维动态保护的需求。因此，亟须引入新技术解决传统民居二维图纸与三维表达之间的矛盾。

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很快停止了对中共的武器装备的拨发。1939年间，朱、彭多次致电八路军各部，说明国民党在“限共”“防共”的政策下弹药拖欠不发，并提醒以后可能停发。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军械补充。这就加重了中共武器弹药供给的困难局面。

第二，苏联援助有限。抗战时期，苏联政府将注意力放在国民党方面，重点支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对中共领导的军队虽有援助，但数量甚微。当时苏联对中共军队的援助主要是通过新疆至兰州这条线路进行。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有明确时间记录的有：1937年12月21日，苏联军车将步枪15箱、子弹31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苏联军车16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一车，押送至迪化；1938年5月初到6月初，苏联接济延安的军车共有三次51辆，装载物品可能系武器。［25］但此后国民党加紧对苏联军运车队的交通管制和监视，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基本断绝。后来，在1940年间中共曾与共产国际探讨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运送武器装备的可能性，为此，中共还向共产国际提供了三种方案③。不过中共有无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值得存疑。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军事上策应苏联，中共借机表达了希望得到援助的意向，但当季米特洛夫致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询问如何答复中共“能否指望得到一定数量的弹药，以便对日本可能采取的反对苏联的行为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时，莫洛托夫表示“在弹药方面暂时不作许诺”。［10］（P206-207）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综述·大事记·表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第三，战场消耗大，但缴获困难。中共军队历来重视对敌缴获，抗战伊始八路军就执行了“取之于敌”的方针，但缴获日军比较困难。林彪在总结平型关的战斗经验时即说日军“战败负伤亦不肯缴枪”［26］；彭德怀也说平型关大捷“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27］（P151）。1940年7月，聂荣臻说：“一般战斗中缴获较少，只大龙华战斗，消耗与缴获相等，各约五万发。陈庄战斗消耗与缴获比为五比一。路东路西弹药消耗数与缴获数之比相差约百万发，数目很大。”［28］（P123）1941年1月，叶季壮在八路军后勤工作报告中总结到，与敌军作战，常是在大胜之后，“亦不能补充我军之消耗，有时亦仅刚刚够本而已”［29］（P94）。新四军缴获亦很困难。1939年3月，叶挺、项英表示从1938年6月以来新四军共进行了299次战斗，缴获了1924支枪。［7］（P251）即平均每次战斗仅能缴获6支枪。1941年6月，粟裕在告诫苏中地方军不要再向主力部队要枪时也说：“现在枪的来源很少，而且很困难，过去缴的枪差不多都发完了……缴敌人的枪吗?那就比较困难，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缴到一两支枪。”［15］（P26）中央军委在指示中也明确指出：“与日寇战斗中，枪械弹药之缴获较少”；“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13］（P77、P86）所以，缴获日军不仅困难，且“入不敷出”亦属常有之事，这对将缴获作为武器装备最主要补充渠道的中共军队而言，无疑十分不利。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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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1年后，敌后斗争环境恶化，中共的兵器工业只能缩小规模，改变生产方针。4月23日、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先后发出指示，提出“在山地抗日根据地上，应设立中等后方……在平原上只能建立很小的、分散的、秘密的后方”。“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和地雷等……以量胜质。”随即，陕甘宁边区首先停止了步枪生产；接着，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也中止步枪生产，将重点放在弹药生产上；晋察冀、晋绥军区1942年后也中止了步枪的生产，增设手榴弹厂、弹药厂和火炸药厂。［13］（P77-87）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各根据地共生产刺刀123 842把，枪支11 046支，机枪33挺，枪榴弹筒2196个，50毫米掷弹筒4155门，迫击炮908门；手榴弹近450万枚，地雷20万个，子弹（主要是复装子弹）780万发。［13］（P761-762）

三、武器装备上的困境对中共军队作战的影响

中共军队在武器装备上长期面临困境，对其战斗、战役、战术及战略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在战斗中，影响中共军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和战果的扩大

武器装备是直接关乎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由于在武器装备上面临严重困难，中共军队的战斗力时遇受缚之况。平型关战斗“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27］（P151），在占据有利地形的情况下，八路军的伤亡依然很大，这显然与其火力不够强大有关，日军史料记载，“面对的这支军队似乎弹药很少，三次齐射之后就发起冲锋进行白刃战”［30］（P192）。129师385旅769团夜袭阳明堡时，也只能“以手榴弹抛在飞机上”，又因“缺少大刀、刺刀”，“肉搏时，我只以手榴弹杀敌，我战士用脚踢敌”。［11］（P71）1939年11月，左权在总结八路军两年抗战时就指出，“武器不足与窳败，障碍了八路军更多胜利之获得，被我击败之敌眼见得不难立时消灭，但往往因武器落后，火力不足，竟被其漏网或竟不能消灭”［31］。

百团大战后，晋察冀军区在报告中也总结到，在第一阶段中对乏驴岭铁桥进行爆破时，“工兵干部的意见要用四百五十块黄色炸药”，但“为了节省而少用药”，“只给一百五十块”，“致使任务不能完成”；“因今天我之火器与技术仍逊于敌，能一枪不响以最迅速的运动进入短兵相搏，是最有利的，尤其是夜间”。［12］（P396、P393）又如129师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主要战斗进行了12次，其中有6次在进攻敌人的碉堡或据点时不能一次攻克：芦家河战斗中，一个营进攻由12残敌死守的车站，未攻下；上湖战斗中，参战的两个营消灭了车站守敌，但东南之碉堡未攻下，后反复冲锋，终克；马首战斗中，一个连未攻克敌死守的车站，后集中两个连再攻，最终敌乘隙逃跑；冶西战斗中，两个连强袭驻守之敌，未攻下，几日后继续强攻，终克；狼峪、张净、芹泉车站战斗中，一个团激战两日，未攻克目标，后继续攻击，克狼峪、张净；燕子沟战斗中，一个连进攻该处之敌，因敌增援，未攻下，次日复攻，终克。由此可知，129师在攻坚时常需反复冲锋，且有以绝对优势兵力进攻敌据点仍需苦战的情况：芦家河战斗中，以一个营的兵力未能攻克敌由12人把守的据点；此6次之外的坡头车站战斗中，以一个营的兵力经6小时激战才攻克仅有10余守敌的车站。［12］（P441-443）如此状况与八路军缺少强力炮火支援有关。据统计，129师在第一阶段仅消耗各种炮弹400发。［12］（P455）

（二）在战术上，中共军队不得不以袭击作战为主

战后，日本陆上自卫队第八师团师团长塚本政登士撰书写到，由于“他们的主要装备为轻机枪、步枪、手枪和手榴弹”，“此外，使用各种应用地雷”，“此种装备决定了共军的战术”，但他也表示中共对奇袭战术“利用得很高明”，“因此，日军通常不能不考虑到奇袭的情况”。［23］（P639）

随着几个月实战经验的积累，中共将领和高层都认识到，要战胜军力尤其是武器装备远优胜于自身的敌人，袭击战术是上乘之选。1937年底，刘伯承在对击退正太路南进之敌进行战术考察时即表示，伏击和袭击是游击队实战生活的主要部分。［33］（P63）而中共高层也形成了以袭击战术对抗优势装备敌人的共识。1938年1月11日，毛泽东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半个月后，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对日军作战的战术原则》，两者都突出强调了袭击驻止和运动之敌的战术动作。

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袭击战术原则本就是在同前线军事主官的互动中形成，得到了他们的认同。1939年5月，陈毅总结到，日军“扫荡”时常有飞机和机械化部队配合，所以对日军作战，“最好方式是打敌人的埋伏”，“最好方式是白刃战、夜战，切记进行火力比赛”。［7］（P267）1940年7月，聂荣臻也要求部队在“战术上要多用袭击和伏击”［28］（P137）。1941年6月，吕正操认为“由于敌我技术装备条件悬殊太大，就不能在战斗上与敌人作火力竞赛”［34］，并说明伏击和袭击是平原斗争的典型。

从中共军队的战斗方式统计来看，其的确是长期以袭击为主。如晋察冀军区平汉路西各军分区自1937年11月成立到武汉失守，共作战342次，其中截击78次，袭击114次，伏击60次，急袭28次；自武汉失守到1939年12月底，共作战681次，其中截击293次，袭击125次，伏击96次，急袭28次。［35］（P452-453）也即共进行的1023次战斗中，采用袭击战术的比重约为80%。1940年，冀中军区共进行了799次战斗，袭击与伏击为574次，占了总战斗次数的72%。［36］另据129师1941年的战役战斗总结统计，袭击与伏击占68.9%。［36］（P1）1941年1月至10月，八路军各兵团所有大小战斗所采用之战斗方式比例为袭击27.7%，伏击14.8%，一般进攻战斗14.3%，破击13.9%，袭扰4.7%，遭遇3.8%。［37］（P769）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120师主动战斗比例为69.3%，而袭击、伏击又占了主动战斗的55.75%。［38］（P183）

无疑，中共军队长期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方式，就是想借主动、灵活的战术及肉搏战抵消敌军的优势火力。毛泽东曾指出在袭击、伏击时都要迅速猛烈，使敌人措手不及，要用刺刀同敌人进行格斗。如此做的目的，正如刘伯承在1939年8月所道，袭击时要“突然、迅速、猛烈、干脆”，“要注重白刃战在解决战斗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为了“使敌人的新式武器大炮、机关枪、毒气之类，还来不及摆出来，战斗就完了”。［33］（P125）同年10月，彭德怀也说八路军应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在“一接触时，要突然投入战斗，白刃冲杀，与敌混战，使敌人的优良兵器不能发挥作用”［27］（P73）。对此，左权在理论上进行过论述：一切战斗方法的决定，是根据经济条件、人员的质量和武器，由于长期面临敌强我弱的形势，特别在军事力量与技术装备上，敌我是极不相称的，因此，优良的袭击的战斗方式、速决的进攻的战术基本精神，就成了劣势装备的军队抗击优势装备的侵略军的正确方法和指导原则。④

有效的战术之提出和运用离不开对敌我武器装备状况的审度。对日军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平型关之战后中共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此战所得经验更成为中共制定战术的重要依据。林彪在总结战斗经验时即指出，“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26］；为了避开敌人飞机、大炮的优势火力要快速接近敌阵，进行肉搏，要进行夜袭。朱德也对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表示，武器较好并善于发扬火力是日军的特点，并说：“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32］（P494）

（三）在战略上，游击战难以“向运动战发展”

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深刻指出，要解决战争命运得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为此，他为游击战提了“向运动战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在战争中将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转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邓小平曾说“这是游击队最光荣的前途”［39］（P103）。但这一转化必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升两个条件，也即组织和技术条件的改变，而后者必须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武器的改善才能实现。

一般来说，游击队的数量对中共并不是难题，在卓越的政治教育下部队也很顽强，但武器装备上的困难明显制约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1938年2月，毛泽东同安德里阿诺夫谈话时说，“八路军的总任务是进行游击战，而如果出现有利的条件，就建立一支5000到10000人的兵团来进行运动战”，但他表示“阻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缺少资金和武器装备”，“不缺少人力”。［21］（P33）1939年10月，在实际上由中共组建和领导的山西新军中工作的廖鲁言曾坦言，“决死队要争取正规化”，在提高技术装备这点上“需要加倍地努力”。［40］（P17）1940年，子弹严重缺乏影响了山东纵队“实现全面的正规兵团来坚强与坚持开展山东游击战争”［14］（P58）。进入1941年后，广大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向运动战发展”的可能性更为减小。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指出“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41］（P212），强调分散的游击战仍是今后的方针，反对空喊运动战；并对山地及平原根据地的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作了要求，指出在某些特别困难的地区则要全部地方化；同时还说明各部队的武器装备面临极大困难，但又不得不缩小兵器工业规模，将重点放在生产落后性群众性武器上。紧接着，129师便在军事工作报告中表示，以后将尽可能缩小需用子弹的火器使用范围，加强使用落后性武器，如手榴弹、地雷、大刀、矛子及土枪等，并称“已开始编拟使用这些武器的教材，即在野战与地方军队中，同样进行这些训练，求得普遍善于使用这些武器，达到以数量战胜质量的要求”［8］（P104）。在这种状况下，要想使军队快速正规化，大规模进行运动战是不可能的。1942年，萧克曾谈道:“要认识今天在敌后主要的战争形式是分散的广泛的游击战争，运动战的可能已大大的减少了……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只想打大仗，总是想把部队集中训练，以便一有机会，就大干一场；这种想法是不适合于今天的斗争环境的。”［42］（P236）萧克之所以讲这段话，是因为敌后斗争环境的恶化使各种困难更突出了，武器装备的提高可谓难上加难。如罗荣桓所说：“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城市及交通运输线，而我们则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装备亦极低下，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更无法解决技术上之贫困。”［43］（P154）当时中共中央军委也宏观地指出：“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41］（P386）

尽管条件困难，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向运动战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共曾适时、不断地对部队进行整训，如山东纵队从1939年2月至1942年2月，先后进行了五期整军，有力地促进了军队正规化；1943年8月，中共在林南、卫南战役中开启了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之门；1944年整体形势转好后，中共中央军委在9月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转变游击战为阵地战与运动战为主；12月6日，中央军委在给新四军的指示中又指出，为了准备反攻，准备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决定加强武器装备，成立炮兵学校，并决定动员干部学习炮兵。这些都是中共为实现“向运动战发展”做出的努力，虽未完全实现，却体现了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也为后来完成战略转变奠定了良好基础。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共在武器装备上长期面临极大的困难局面，这不仅影响了其在对日作战中获得本应获得的更大战果，也致使其在战术和战略上都只能选择长期坚持游击战。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这种选择是正确的、成功的，是在敌我军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所做的科学抉择，它弥补了中共武器装备的不足，给日军造成极大的打击。对此，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在《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中曾中肯地评价道：“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本步兵很大程度上依赖现代武器的帮助，日军在应对传统军事战役时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成法可循的游击战术却无所适从。”［44］

④这些表述在左权的《埋伏战术》（《八路军军政杂志》1938年11月13日第1卷4期）、《论坚持华北抗战》（《前线》复刊号，1939年3月1日第3期）、《袭击战术》（《前线》半月刊创刊号，1940年7月）、《战术问题》（《前线》半月刊，1941年2月15日第8期）等文章中多有体现。

注释：

①不少学者认为中共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武器装备与日军有巨大差距是中共选择游击战的重要原因，如李东朗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共选择游击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武器装备太差；梁柱在《毛泽东与党在抗战初期的军事战略转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一文中也认为“党从国内正规战转向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军武器装备精良。卢毅在《抗战：中共为何主要是打游击》（《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一文中既认为武器装备太差是中共主要打游击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对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进行了分析。

②在《朱德年谱》中，从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之前，朱德、彭德怀等，致电各方、各部时至少有8次提到弹药严重缺乏，其中仅有1次是发给程潜、阎锡山、卫立煌的，其余多是发给各兵团或部队首长。

③1940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时提供了三种方案，分别为：一，从绥远秘密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派出骑兵游击队（约有300匹马），接收武器装备后运送至绥远游击区，再转运至晋西北根据地；二，以数万人的部队渗透到平绥区，以骑兵队伍（约有1000匹马）定期通过游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武器运至游击区，部队再去接收；三，收买在绥远西部活动的傅作义，以便从蒙古人民共和国经绥远和定河（音）之间的地区直接向陕甘宁地区运送武器，这样可以较大规模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1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115页。

事业单位应该在内部设置专门的预算绩效管理岗位，并配备合适的人才来担任此职务。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从业人员有较强的分析能力，由于技术性强、专业化程度较高，因此应对预算和绩效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不定期的培训，以丰富他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提升绩效管理人员的业务素养，让绩效管理工作得到更好地开展。同时邀请第三方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聘请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参与绩效考评，提高绩效评价报告质量和机构人员的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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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士第日记选［J］.军史资料,1987,（6）.

［3］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饮食总公司对于食堂日常食品安全的管理，结合当前食品安全发展的时代潮流，重新界定了服务督查部的工作内容，强化了该部门的食品卫生专项检查职能，并投入近20万元新购了相关检测设备，全面升级了原来食品化验检验室的功能（检测范围涵盖了农药残留、铝含量、大肠杆菌等5大类27项），进而形成从物资采购、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各环节、全覆盖的检查能力，从根本上确保了校内食堂的食品卫生安全。

［5］陈诚.八年抗战之经过概要［M］.版次不详,1946.

［6］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0卷［M］.太原：《山西省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

［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8］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五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治疗过程中还应该密切随访，长期观察生长曲线，适时调整rhGH剂量。如根据体重的增长增加rhGH剂量；对处在青春发育期的矮身材儿童要适当加大rhGH剂量；还可根据IGF－1测定结果调整rhGH剂量。发现合并其他异常时（如甲低、肾上腺及性腺功能低下等）应及时予以相应纠正才能保证全面治疗效果。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1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1986.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

［14］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三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1.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闻言，则表现为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更高质量的需求、人民群众接受更好教育的需要与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矛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和法律繁多复杂，成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相关建设者存在语种沟通障碍，无疑会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2]。以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为基础，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法律英语教学，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解决主要矛盾，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15］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七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16］陈赓军事文选［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由图1可知，煅烧温度为900 ℃的生石灰活性度为461 mL；煅烧温度升高至1 000 ℃时，得到的生石灰活性度最大，为475 mL；而后随着煅烧温度的继续升高，生石灰活性度降低，1 200 ℃下煅烧的生石灰活性度下降至417 mL。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1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军事（五）［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中共军队武器装备差，除了中共在红军时代的家底薄外，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20］罗平汉,卢毅.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James Cheadle是汽车摄影领域的专家。在这次创意拍摄中，他前往英国一个著名的滑板公园，以街头涂鸦的形式达到了酷炫的城市效果。

第四，自给能力不足。为改善武器装备，抗战初中共中央就强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生产武器弹药。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等人致电周恩来、朱德等，要求“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是自己造”。［13］（P41）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要求每个“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13］（P44）。随后，各根据地相应建立了修械所、兵工厂，并先后建立了兵工领导机构。无奈受限于技术、材料、交通及其他因素，武器弹药的产量十分有限。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参考资料：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24］马洪武.红旗十月满天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1.1 胶质瘤组织标本的来源 301例 WHO Ⅱ～Ⅳ级脑胶质瘤标本来自 CGGA 中登记的 2005年1月至 2012年12月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其中男180例、女 121例。所有组织标本和患者随访信息的采集均经过北京天坛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25］孙艳玲.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J］.中共党史研究,2013，（4）.

［26］林彪.平型关战斗的经验［J］.解放,1937,（25）.

［27］彭德怀军事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8］聂荣臻军事文选［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其中，开放科学源自“地平线2020”下卓越科学这一优先领域，目标在于支持高质量前沿科学和研究成果的创造和扩散。该优先领域包括3部分内容：（1）由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科研人员自下而上的研究想法。（2）由玛丽·居里人才流动计划通过人才流动奖学金资助的欧洲境内外科研人员的交流、互访。（3）以及由欧洲科研基础设施专项经费资助的科研基础设施的建造和升级换代。

［29］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一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1.

快步走是孕期控制体重的一种好方法，它能增加体内热量的消耗、燃烧多余脂肪，防止体重增加过快。在怀孕中期孕妈妈和胎儿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稳定，可以适应快步走的运动强度。快步走的锻炼能有效提高血液的氧含量，促进新陈代谢，增加身体耐力，对今后顺产会有很大的帮助。快走时间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而逐渐延长，以不感觉劳累为宜。和散步一样，孕妈妈应穿着宽松舒适的衣裤，尽量选择宽敞、空气新鲜的场所。快步走后不宜马上进餐，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孕妈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

若结合时间节点来看，中央苏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正是在两次“宁都会议”之间形成的。此间，毛泽东不计较个人得失，以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全词能尽扫抑郁情绪，而洋溢着乐观、自信、豪迈的革命情怀，是因为他站在解放劳苦大众、造福工农群众的高度去看待个人际遇。词中“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一句，言在此意在彼。既描写“弹洞”装点苍翠的关山，而别有一种美丽；又诗意地表达了自己的革命情怀，即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去“装点”人民的事业。

［30］黄治.百年中国兵器谱［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31］左权.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11）.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3］刘伯承军事文选［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34］吕正操.论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16）.

［35］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2［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观察图9～图12中衰减值分别为20dB和30dB时测量数据可知，文献[1]的方法只能够实现互调频率为fc=|ft-fj|的准确测量；文献[2]的方法虽然可获取频率为fc=ft+fj的测量值，但难以判断测量数据的准确性；由于没有采用线缆长度的调节方法，文献[3]能否获取准确的测量值，完全取决于所选用的电缆长度.

［3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1941年战役战斗的总结［M］.版次不详，1941.

［37］左权军事文选［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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