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究竟何为“知识分子”？学术界给出了多种答案。布尔迪厄将知识分子视为“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1］（P85）的群体。齐格蒙·鲍曼、刘易斯·科塞、萨义德则赋予知识分子捍卫“理念、正义、自由”的神圣使命。与西方相比，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阐释主要有两种话语方式：一种是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角度来定义，如有著述将之定义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掌握较多科学技术知识，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为专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2］（P7）。另一种则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使命。如林贤治所强调的“批判性”、尤西林力倡的“意义阐释”、许纪霖偏重的“公共情怀”。通过梳理我们大致发现：知识分子是一个拥有知识资本，追求独立、自由的生存方式，以批判、启蒙、担当为己任的社会群体或阶层，精神导师、道德楷模、文化精英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大学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除具有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属性之外，还有其特殊性：一是集中分布在大学、科研院所等场域，主要从事与脑力劳动有关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工作；二是拥有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或解决方案；三是怀有关注天下的平民情怀，维护公共利益，捍卫“学术共同体”尊严；四是依附于某个阶层或集团却又心怀独立、自由、批判之精神；五是坚守道德良知，承担着引导时代主流价值建构的重任；六是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启蒙与批判、担当与责任是其精神表征。这些方面应该是大学知识分子主体人格之表征和价值诉求之所在。自从现代意义的大学知识分子产生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知识分子坚守着这种优良传统，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制约着他们的精神塑造。令人遗憾的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勃兴，这种传统被逐渐打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全面实施。市场经济所倡导的公平竞争、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等观念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体积极性，助推社会高速发展，然而，它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觑，其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市场经济片面强调利益最大化原则，使物质欲望合法化并让欲望无限膨胀。既然如此，社会主体一旦进入市场，就得遵守市场游戏规则。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与“市场话语”相契合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中国逐渐形成并影响到中国文化生态与逻辑秩序的建构，原有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话语迅速被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话语所取代，中国文化秩序显示出市场价值逻辑规约的痕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临深刻的挑战”［3］。知识分子丧失“启蒙领袖”“精神导师”的地位，从鲍曼所说的“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4］（P41-42）知识分子被再度“边缘化”。这恰如许纪霖所言：“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有时受迫害、受侮辱者反而更能激起整个社会的同情。正如法国的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言：‘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5］（P15）

作为知识分子富集之地被誉为“象牙塔”的大学，是人才培养、真理探索、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散发着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相辉映的光芒。可是，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市场文化价值观念如同一双拥有巨大权力的“无形之手”引导甚至调控着大学价值理念的重构。大学主动调整发展战略，积极融入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战略，利用自身资源与市场利益进行交换，大学及大学知识分子染上功利主义色彩，大学蜕变成与普通社区并无差异的“小社会”。就栖居在大学之中的大学知识分子而言，自然会受到市场负面效应的影响：一是大学知识分子的启蒙意义被“祛魅”；二是大学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让位给大众文化；三是大学知识分子阵营严重分化。在“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解构下，大学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元话语”成为历史。可是在原有价值体系瓦解后，大学知识分子没有建立起新的精神话语体系，很多大学知识分子转向对世俗利益的追逐，放弃大学精神/学术伦理建构“导师”与社会启蒙/道德标杆“代言人”的身份认同。这直接导致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迷失自我；一部分人起初拒绝与市场合作，最后被市场俘获；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坚守道德良知，然而受各种外部力量挤压，生存空间日渐缩小。总体而言，大学知识分子精神蜕变或异化是一个既定事实，对此大家不能回避，而应该引起社会关切并寻找拯救的方法。

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大学知识分子蜕变或异化之后又自我救赎的镜像，还与市场经济兴起而出现的“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文学消费语境不无关系。从中国的社会状况看，中国交织并存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文化形态，可是“后现代”顺应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语境，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迅速跃居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形态。后现代话语形态主张“解构”元话语、消解深度、反对精英文化、倡导大众化等，这种价值诉求之于大学叙事而言产生深刻影响，即大学小说生产从原来强调“作家”“作品”而转向了“读者”“市场”。这种转向使大学小说生产者不得不考虑作品接受日益平面化的状况，而后现代话语所强调的“去深度”“去中心”“去精英”的文化原则恰好为大学叙事解构光辉的大学形象提供合法性依据。正是如此，大学叙事小说往往采用“亵渎大学之真”“遮蔽大学之善”等艺术策略解构大学的本来面貌，人为地扩大“诗意大学”与“现实大学”这两者形象上的差异。运用这种猎奇手法只是作者为了迎合读者口味、提高图书市场占有率一种策略，并非要刻意丑化大学及其大学知识。实际上，大学叙事小说作家心中依然保存着鞭挞“假丑恶”、弘扬“真善美”的艺术精神，文本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不尽如人意的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与救赎并存的倾向，这在客观上迎合了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逻辑秩序，从而实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与获得不菲市场价值的双赢目的。

历史与实践告诉我们，人类的“救赎”源自于世界的堕落。“不过，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最初那完满而简单的真理并没有泯灭，它总是以碎片的方式散落在历史的行程中并以特殊的方式显现。艺术就是那碎片式的真理得以显现的场所。”［6］（P24）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就承担着“救赎”的重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中，作家对置身于市场语境中蜕变、异化的大学知识分子进行深入思考，字里行间表现出强烈的“救赎”情怀，具体而言，它们主要表现为“出走”“忏悔”“死亡”这三种“救赎”模式。这些救赎模式表现出作家对大学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思考，也为如何拯救异化的大学知识分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对于观察组，全身麻醉，患者取截石位行患侧输尿管逆行插入F6导管并留置导尿管。取俯卧位后。针对患者的腹部施以垫高处理，B超引导下完成目标肾盏穿刺操作，通过穿刺针鞘，置入J型导丝，将患者皮肤切开后，顺导丝针对患者的肾造瘘口展开扩张操作，完成后置入F18一次性可撕开鞘。鞘内置入F15 Wolf肾镜，对结石进行明确后开始钬激光碎石操作并取石，能量设置2.0 J，频率20 Hz。手术后输尿管内置入F7输尿管支架管，肾盂内留置F16造瘘管。

二、大学知识分子的出走者形象

自从现代意义的大学产生以后，大学不仅指涉与科研、教学等相关的“物理”意义上的实体空间，而且指涉与知识生产、权力运作等有关的具有“人文”意义的虚拟空间。在这个虚、实交错的大学空间里，开展教书育人、知识生产、权力运作等多种活动。要确保这些活动有条不紊地推进，就必须通过某些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加以协调、规范，于是在运行过程中会衍生出一个隐形的权力空间。这正如学者所言：“权力是在学校空间的社会生产中得以体现的。”［7］（P191）为保证学校工作的有序运转，拥有权力支配权的高层管理者必须对权力进行差序分配，从而“在力量的对比与交换之中将学校空间包裹成一个权力的‘铁笼’，学校在空间分配与布置中完成对于成员的规训与控制”［7］（P191）。这样，当面对带有“规训与控制”特征的权力空间时，人们常常会根据个人权力与利益冲突的大小做出相应的选择，即“要么承认被权力所强加的区别，随遇而安；要么奋起反抗，依凭他们被学校空间/权力公认的‘位置’和‘他性’，与大权在握的强迫者展开斗争”［7］（P192）。对于大学这个特殊空间而言，大学内所发生的斗争、冲突主要围绕学术、行政话语权力进行。

在市场经济时代，大学校园内围绕追逐世俗利益这个中心而出现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寻租及凭借学术、行政权力打压大学知识分子的丑恶现象时有出现，大学已不再是一片“净土”。当陷入权力争斗、利益冲突漩涡中的大学的神圣光环逐渐褪去时，那些怀有良知的大学知识分子进行过奋力挣扎，当他们的正义之举对拯救大学颓败以及大学知识分子失落的灵魂无济于事时，他们选择出走/逃避那个充满是非欲望并日渐迷失的大学，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中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想象。从表面上说，这似乎是大学知识分子悲剧精神消解的表征，而实际上，选择“出走”是保持自我灵魂崇高的一种有效方式。从现实角度上说，他们选择“出走”表现出对当权者滥用权力的不满与反抗，对丧失良知的大学知识分子起到警示作用。因此，“出走”在实现自我拯救的同时，客观上对沉沦的部分大学知识分子也起到较好的救赎作用。

《大学纪事》中的卢放飞于公、于私都从严要求自己，诚诚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然而，在目睹执着的盛副校长、严谨的海伦娜、直率的陈副校长等有正义感、有良知、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遭到当权者无端排挤、驱逐、报复，而以阿黄、阿古为代表的那一群不学无术、溜须拍马、泯灭良知的人却顺风顺水、深得重用的颠倒黑白的荒诞事情后，卢放飞彻底认清了H大的所谓功臣何季洲背后的丑恶灵魂。卢放飞对未来的人生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不再贪恋那个副校长的职位，也不贪恋别的什么权力”，“希望能做一点儿对得住良心的、自己感兴趣的事情”。［8］（P211）在悟出人生真谛后，卢放飞选择离开H大，去寻找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果说卢放飞的“出走”是对行政权力的反抗，那么龙在田（《丽娃河》）的“出走”则是对行政、学术权力联合压迫的一种反抗。可是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龙在田的挣扎与反抗只是一场徒劳，甚至将他推向痛苦深渊。

经过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精简为29个。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100多项；部门内设机构减少200多个，精简了四分之一，改革后行政编制由原来的3.23万名减至1.67万名，精简了47.5%，分流干部的安置工作顺利进行。

卢放飞、龙在田等人因坚守大学知识分子学术理想、道德良知而遭到排挤、放逐后，选择“出走”的方式来维护个体人格尊严和学者良知，以此来实现自我救赎，而水清浊（《大学囚徒》）、田家宝（《裸体问题》）等大学知识分子则不愿意生活在物欲横流、权力错位的压抑环境中，怀着对未来人生的憧憬，纷纷做出逃离大学的选择。《大学囚徒》中的水清浊是怀有人文理想的大学知识分子，可是市场经济打破了水清浊的人生梦想。面对窘迫的生存现实，他接受好友游海的市场价值理念，从大学走向商海。然而，在交织着欲望、利益、冲突的市场中游弋的商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庸俗、丑恶甚至不择手段的生存方式，又让他感到窒息。在经历诸多痛苦之后，他静下来思考自己当初做出的“下海”选择，最后认为只有回归大学校园才能让他身心安宁。而当他回到大学后，昔日清净的校园已经面目全非。“回归”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形态，反而还导致他在住房分配、职称晋升、婚姻维持上的更大溃败。种种出乎意料的人生溃败，使他坚定再次出走大学校园的决心，最后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大学教授职位，来到当年插队的大别山区，创办职业学校。从本质上讲，水清浊从大学“出走”，只身来到大别山，不是消极逃避生活，而是他绝望反抗和自我救赎的一种有效方式。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中，还有一些大学知识分子在清醒地认识到大学体制内存在的弊病无法革除的事实后，他们为了避免灵魂被“污染”的危险，纷纷选择出国或下海这些方式逃离大学。如何秋思（《所谓教授》）、田家宝（《裸体问题》）选择出国，而陶乐天、姜丽人（《丽娃河》）则选择下海，等等。

我们使用两个公开数据集测试模型的精确度和时延。第1个数据集为MobiAct。该数据集使用Samsung Galaxy S3智能手机内置的LSM330DLC惯性传感器模块采集志愿者运动过程中的三轴加速度计、陀螺仪及方向计数据,采样频率设置为200 Hz。数据集采集自66名志愿者(51名男性,15名女性,年龄分布为20至47岁),包含了4种不同类型的跌倒姿势和12种不同类型的非跌倒运动。智能手机被随机放置于志愿者任意一侧的裤袋中,且不规定手机放置的方向。利用时间窗对数据集进行序列化预处理后,我们共得到7 633例非跌倒数据和767例跌倒数据。

三、大学知识分子中的忏悔者形象

“忏悔”是一个带有很强烈的宗教色彩的词汇。从基督教角度而言，“忏悔”发生的基础在于人总是不完美或者“有罪”，总是存在“无限的完善”的可能空间。［9］（P164-165）既然承认“有罪”，那么人就要进行救赎，而救赎发生的起点在“忏悔”。当然，忏悔“不是一般意义上对自己行为的过错检讨，而是对生活中建立起来的道德、人格结构的彻底反省和审判……忏悔体现出在灵魂的自我谴责中对某种处在自我的实在或精神存在的价值认同，包含着对‘我是谁’和‘我应该是谁’的道德、人格、身份的追问”［10］（P64）。“忏悔是一种情感宣泄方式，也是灵魂的自我赎救与人格的自我修补的一种手段。”［11］（P17）可是，在词义演变的过程中，“忏悔”的语义也染上世俗生活色彩，即“忏悔”包含对以往过失的深刻反省与自责，蕴含着对背叛良知的自我惩罚，更指向对人格蜕变的自我救赎。长期以来，大学知识分子是一个被赋予道德伦理建构、人格良知坚守使命的特殊群体，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很多大学知识分子的人格发生蜕变。因此，他们会在人生意义、价值探索与“承认政治”的惯性思维中衍生出对于自我人格“不完善”以及意义缺失的颓败感或忏悔需求。对此，作家们对蜕变的大学知识分子持一种同情、批判的态度，也试图表现出陷入市场利益漩涡中的大学知识分子灵魂挣扎的阵痛及反思、忏悔的意识。忏悔意识的萌生充分说明大学知识分子正视自我、解剖自我的决心，是大学知识分子灵魂救赎的较好方式。

［6］朱宁嘉.艺术与救赎：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金河（《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的内心世界始终交织着情与理、权与利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他悖论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第一，金河认为E大学申报电影学博士点是急功近利的做法，而事实上又在为“申博”拉关系、走后门的差事奔波；第二，金河无法接受学校“申博”上报材料弄虚作假的行为，愤怒地删除电脑中存储的材料，然而在关键时刻又恢复删除的电子版材料；第三，金河携5000元现金火速赶赴机场送给嫌讲座报酬少而不辞而别的老教授后，金河深感自责而闭门思过三天。显然，金河悖论的言行是“具有介于积极和消极的感情和观念之间的持久的、不得解决的‘矛盾’的特点”［12］（P26）的矛盾心态的外化。换言之，金河的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是“以一定的价值准则为前提的”，“依据价值准则对错误进行改造的记录”，显示出“对价值准则的寻找、发现、确立或修正”的忏悔意识。［13］（P156）也就是说金河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是对其背叛良知的救赎。

如果说金河带有“忏悔”意味的“矛盾心理”是他经受自我灵魂分裂的痛苦之后幡然悔悟的产物，那么，白明华（《所谓教授》）的忏悔则是其目睹他人的不幸遭遇之后大彻大悟的结果。白明华妻子的仕途在老书记退休之前可谓顺风顺水，可是自从老书记退休后，她很快从掌握实权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放逐到徒有虚名的老年活动中心当副主任。妻子被迅速放逐的遭遇让白明华感到莫名的发慌，伴随这种怪异感觉而来的是白明华对自己这些年浑浑噩噩活法的深切反思，“这让他痛彻地感觉到，单一把宝押在官场是靠不住的，这些年把学术丢了是最大的错误，而且是大错特错”［14］（P276）。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推翻白明华以前所认同的“权力大于学术”的价值观念。当朋友刘安定事业、权力达到顶峰却为妻子精神分裂、岳父身患重病等烦心事情折腾得狼狈不堪时，白明华对刘安定的人生之路感叹不已：“我能理解你的心，其实咱俩的心情一样，处境也一样，结果也差不多，都做了一场梦，梦醒了，都会留下遗憾。”［14］（P338）白明华与刘安定之间的这段对话，是对刘安定悲剧人生际遇的体恤和悲悯，也是白明华对自己这些年心路历程、人生归属等问题深刻反省、忏悔的一种表现，更是他自我救赎的生动表征。

很多大学知识分子在世俗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呈现出与其应有的人格要求相悖的行为方式，这是对大学知识分子本有“身份认同”的背叛与践踏。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很多大学知识分子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懂得迷途知返，表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大学知识分子的忏悔“说到底是为了过失者自己，忏悔固然不能抵消过失，却使你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15］（P16）。这充分说明“忏悔”对于大学知识分子救赎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反之，大学知识分子如果对于过去的错误始终回避而不愿忏悔，那么他们将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大学知识分子的忏悔实际上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有效方式。

四、大学知识分子中的死亡者形象

受中国传统的“重生恶死”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一般都十分忌讳死亡或与死亡相关的现象。随着人们对死亡问题认识的深入，死亡书写的禁忌被打破。作为以大学知识分子为书写对象的大学叙事，也出现很多涉及大学知识分子“死亡”书写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死亡”的涵义很丰富：既表达了作者对市场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知识分子人格精神颓败的一种现实关切，又是对人格蜕变、沉沦的大学知识分子进行救赎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知识分子“死亡”是摆脱困境或反抗社会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寻求精神、灵魂超越的最后选择，“现代社会中无处可去的人，死亡是最好的拯救方式，将他们从精神痛苦中彻底地解放”［16］（P101）。既然如此，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热衷于书写大学知识分子“死亡”就不足为怪了。从大学知识分子“死亡”形式看，大致有自杀、病亡、他杀这三种方式。

《欲望的旗帜》中的贾兰坡是某大学哲学系的知名学者，他认为哲学研究者应主动承担起社会转型时期价值秩序建构的重任。可是，他自己倾心建构的哲学体系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面临着被瓦解与分裂的危险：一是随着世俗化时代的推进，应用性不强的哲学专业招生出现困难，哲学系面临没落甚至可能被撤销或合并，从而导致哲学系以及哲学系教师生存陷入困境；二是贾兰坡作为精神信仰的建构者与守护者，却不顾教师身份，干着包养情妇、骚扰学生的勾当，呈现出人格分裂的特征。对于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贾兰坡没有把握，也不愿委屈自己从他人那里获得解释。既然贾兰坡丧失对世界阐释、建构的能力，那么也就丧失存在的意义。因此，在一个重要学术会议开幕前夕，他选择跳楼自杀。

李洱小说《导师之死》同样探讨了“导师”无法克服重重危机而“死亡”的问题。吴之刚在世俗“权力”的压迫下，爱情、事业等都出现无法克服的危机，而他却找不到拯救自我的办法，也没法获得他人的拯救。从某种程度上说，死亡的发生来源于对自我、世界的不可克服的绝望，“当‘生’的焦虑无以解决时，死也就意味着更具有反抗性的行为，对平庸现实的弃绝反映了自杀者的反叛精神”［16］（P102）。而吴之刚正遭遇这种无法克服的焦虑所带来沉重痛苦，因而他选择死亡来结束生命的痛苦，死亡在此被赋予救赎的意义。

待牧民将羊群圈入圈中，休息2 h。通过询问牧民以及观察羊群，发现部分山羊有蹭墙、转头用角蹭身、摇头等症状。在颈部、肩部、腹部、四肢末端拨开羊毛，可见羊体虱寄生在皮肤表面，不停蠕动，用药前、后的体虱检查见图1、图2。

［7］石艳.我们的“异托邦”：学校空间社会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汤吉夫.大学纪事［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大学知识分以“死亡”来救赎自我，在大学叙事中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从救赎对象看，以“自杀”“病亡”的方式进行救赎的人多半是因为自己犯下难以饶恕的罪恶而无处可逃，或因为对世界已经绝望而找不到生的勇气。正是如此，“自杀”既是对自我罪过的主动承担和自我救赎，又是警示社会、唤醒良知的方式。而以“他杀”方式来进行救赎的一般是因为被杀者超越道德底线或者被欲望完全异化已无可救药。当然，不管自杀、还是病亡、抑或他杀所致的大学知识分子死亡，也显示出作家的价值诉求之所在。也就是说，不管人物采用“自杀”、还是“他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在本质意义上都是一致的，都指向“正义、道德、善等有价值意义的最高存在”的终极价值，并“体现了艺术家的伦理精神”及通过艺术家对“人物死亡的情感态度寄寓了他的道德观念”。［17］（P40）而作家之所以会在作品中将大学知识分子设置成这种悲惨的死亡结局，隐含作者“惩恶扬善”的意图，蕴含着作家试图对大学知识分子进行救赎的强烈愿望。

许纪霖认为：“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意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5］（P31）正是大学知识分子拥有一颗不安分的灵魂，所以在大学遭遇不公正对待时，他们总是会在良知与责任的驱使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姿态。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知识分子选择“出走”是反抗绝望之后采取的另外一种自我抗争、自我救赎的方式。从这些人物出走后的情形看，他们的结局不见得很完美，但是他们以“出走”的方式来反抗现有不合理制度，既彰显出令人敬佩不已的大学知识分子情怀，又反映出他们自我救赎的勇气和魄力。

五、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是大学叙事传统、学院派写作群体兴起、市场利益刺激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小说对蜕变、异化的大学知识分子的物质、精神世界进行深层次的审视，全方位地呈现出他们“有罪”的镜像。大学叙事热衷于描绘那种带有负面特征的大学知识分子形象，这在大学中可以找到现实的踪迹，但是它顶多只是一种局部现象而并不代表全部。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删繁就简”的方式来展现大学知识分子形象，这与大学叙事的文化语境、文化逻辑的变化以及作者文化审美观念、市场价值诉求的转向等因素有关。对于栖居在大学“学术共同体”当中的大学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而衍生出来的异化、蜕变甚至堕落的现象，作家并不止于简单意义上的暴露，而是试图发掘他们异化背后的深层动因，并寻求一些有效的救赎方式。从大学叙事小说的文本看，它们所描绘的大学知识分子采取的出走/逃离、忏悔、死亡的救赎方式，实际上是他们寻求自我拯救、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另外一种方式，同时，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置身于市场化语境中作者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解剖的态度与勇气，暗含着作者对异化的大学知识分子的情感立场与价值审视，表现出作者对未来大学精神建构与大学知识分子信仰重构的冷静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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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存在亚健康状况的学生中肺器官能量阻滞与能量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能量不足的人中男生10人，女生16人，占亚健康总人数的52%;能量阻滞的人中男生2人，女生11人，占亚健康总人数的22%；能量不足者要多于能量阻滞者.肺器官能量不均衡则讲话有气无力,容易感冒,易产生肺气不足、短气咳嗽等现象.

［4］（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必须使H型钢对正，不应出现中心偏斜。一般施焊时先焊下部，为了补偿这部分焊接过程中所造成的上缩，应把H型钢的上部间隙放大0.5～2.0mm，作为反变形量。如发现有缺陷，必须铲平重焊。

8、柴油机烧机油冒蓝烟。柴油机烧机油冒蓝烟，除了检查缸套活塞组是否磨损、活塞环弹力是否减弱、油底壳机油是否添加过量、空气滤清器油面是否过高等原因后仍未解决问题，应注意检查气门杆与气门导管的配合间隙是否过大这一潜在的病因。

《大学之林》中的俞道丕在院长任期期满后试图寻求连任，然而，他以前拙劣、贪婪的表现使之丧失民众基础，干部考察的群众评议环节惨败而使得他连任院长的算盘落空。这让他伤心至极，突发脑溢血而半身瘫痪，成为一个活着的“死人”。《第十一诫》中的齐教授追逐名利、玩弄女人，最后突然猝死。此外，还存在因为他杀而导致死亡的方式。《桃李》中的邵景文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赚钱，将知识资本迅速转化为财富。可是，他成功之后玩物丧志，最后为情妇梦欣所杀。

大量的实验表明，在Java EE环境下利用OpenCV机器视觉库函数对蓝印花布图像进行一系列标准化处理后，再利用动态的搜索空间树实现蓝印花布纹样数据库的搜索功能，不仅在时间效率上有显著提高，而且在准确性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9］季玢.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易晖.“我”是谁——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11］张仲谋.忏悔与自赎：贰臣人格［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但仅从初中教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再把相关概念再复述一遍。我们只需在小学的基础上更深入的理解、熟练应用。所以变换教学应建立在小学的基础之上进行。

［12］（英）诺埃尔·蒂姆斯.社会福利词典［M］.岳西宽，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13］李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肉牛的饲料利用率通常还会直接影响到其养殖效益，因此相关养殖人员还需要通过多种改进措施，来不断提升肉牛的饲料利用率，这样也就能够有效保障肉牛的生长速度、产肉量跟牛肉品质，借此来获得良好的肉牛效益[3]。

［14］史生荣.所谓教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15］余开伟.忏悔还是不忏悔［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16］李亚萍.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的主题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7］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