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晚、发展快的我国职业教育已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为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进一步增强新时代产业强国、人才强国的支撑服务效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科学解析德国工业4.0，以4.0时代视野理性审视我国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严峻“关口”，这样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掌握4.0时代教育发展主动权。

一、德国工业4.0的内涵与影响

（一）德国工业4.0的内涵

德国工业4.0是继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技术之后，为有效应对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及熟练劳动力减少等形势，于2013年提出的以智能化为主导的工业升级计划。该计划虽为工业战略，却包含商业服务、职业培训、智能管理等系列战略，含物联网、服务网等生产应用前后一公里，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2+3+8”，即“1”个核心——智能化；“2”个战略——领先的供应商战略及市场战略；“3”个集成——企业间横向集成、企业内部纵向集成、价值链端到端集成；“8”项举措，凸显“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的特征。工业4.0战略实施主要结合信息通信技术（ICT）和信息物理系统（CPS），为实现制造产业的智能化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建立高度灵活、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生产模式。智能化是工业4.0战略的灵魂，即通过智能工厂与智能生产，使人、设备与产品、资源实时连通、相互识别和有效交流。借助全新的信息物理系统平台，各类要素模块智能组合、灵活调配，可根据客户需求灵活生产产品，可实时对商业模式进行全过程监测，可自我调节以应对不同形势；可自我配置，实现数字和物质两个系统的无缝融合；可分散配置，将智能计划管理系统渗透到公司间的价值网络，提高可控性。

（二）德国工业4.0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德国工业4.0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技术路线，使跨界技术成为新常态，而且对劳动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标准。未来的产业发展需要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尤其在数学、信息、科学和工程等领域。

首先，德国工业4.0将改变劳动力结构。在工业4.0战略的驱动下，企业的改造升级将会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工作岗位，从而使职业人才需求呈现三种变化：一是从业资质上，企业更看重员工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应用处理能力，具备IT技能；二是岗位意识上，企业要求员工从工作流程的操作者角色意识转变为工作流程的设计者和管理者；三是人才规格上，企业更需要高端型、跨领域、复合型人才。

其次，德国工业4.0将催生“智能化”。工业4.0的核心为“智能化”，产业岗位的性质更青睐人机结合，岗位技能更趋向于劳动知识密集型。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内部更多地以智能方式连接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逐步发展为自动化体系，由此，某些工作岗位将被机器替代，人机合作更加密切，传统技术工人将逐步被知识型劳动者取代。

二、德国工业4.0视角下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面临“三关”

2.理清政、校、企等各类人才岗位标准，打通高层次人才流动关节。制订人才合理流动促进办法，畅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人才进入职业院校工作的通道，科学界定前后衔接对应标准，探索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职称直聘办法，放宽急需紧缺人才职业资格准入，推进水平类职业资格评价市场化、社会化，从而促进各类高级人才向职业院校合理流动。此外，健全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柔性引进机制，支持各类优秀人才依托众创空间与职业院校联合建立工作室，助力职业院校创新人才培养。

（一）协同关：政、校、企脱节，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对接不畅

2.横向衔接体系没有建立。在我国，人们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厚此薄彼。职业教育人才跨领域、跨学科、跨教育属性的学习发展困难很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发展存在障碍，工作实践、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不能互转互通，线上与线下学习不能有效对接，学校之间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存在困难。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学生一朝进入职教，终身就被打上了职教烙印，被归入只会“舞枪弄棒”之列，而普教人才想要获得技术技能提升也十分不便，必须另起炉灶。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那么现代职教人才的复合型发展将困难重重。

1.产教对接缺乏精准方向。由于职业院校、企业之间依存度低，导致校企合作程度不深，合作方式以教学见习、顶岗实习为主，形式单一，“校热企冷”的尴尬局面突出。一方面，企业作为人才的使用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加大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投入，不愿意将企业的“真经”拿出来让学生学习；另一方面，学校难以从企业获取用于教学和研究的真实情况，缺乏稳定的人才培养方向，只好在校企合作方案上走形式、“撒大网”。以重庆市为例，虽然有200多所职业院校与7000多家企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举办企业冠名班200多个，但是八成以上流于协议，企业实际参与率不到两成。

HGIS以其较大的优势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HGIS在电网中运行时间的增加，由于设计结构、安装瑕疵等造成的缺陷逐步显露，给电网安全运行带来了威胁。

其中，yit表示企业出口价格、加成率或边际成本取对数，lnFRERit表示企业层面实际汇率，vsi表示企业i样本期间内的平均垂直专业化水平，其余符号的含义同式(9)。

3.产教对接缺乏足够推力。受行政级别、专业职称、职业资格、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影响，政、校、企之间人才流动困难，特别是党政机关、企业等单位人员到职业院校工作的壁垒很深，职称对应问题、待遇对接问题、身份认可问题等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严重限制了职业院校人才引进通道，制约了高素质管理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从而对推进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和融合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二）结构关：培养模式单一，人才终身发展路径不畅

9月4日，印度中央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二季度GDP同比增长8.2%，为2016年一季度以来最快，主要由于制造业和农业稳步扩张，消费者支出不断增强。

黄昏时回到豪宅，秦川的身边，坐着他们的私人医生。菲儿过来。秦川表情痛苦地说，尽管我很伤心，不过我还是想请你面对现实……

1.纵向衔接体系没有贯通。工业4.0时代更加需要具有跨领域复合型素质的职业教育人才。职业院校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技术，还要学习相应的管理知识；毕业后不仅能做具体工作，还能从事管理工作。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主要为中职和大专。2015年，全国约1.25万所中职学校的515.47万毕业生中只有约15%升入高职，1334所高职院校的350万毕业生中只有约5%升入本科。“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专科教育—应用技术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纵向衔接体系没有形成，分段联合培养的立交桥未真正建立。虽然近年来不少地方开展了“3+4”分段人才培养及“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培养的改革试点，但是由于试点规模小、招生指标少、管理难度大、体系衔接不够科学等，高职院校对实施“3+4”、本科院校对实施“五年制”的积极性都不高。纵向衔接体系未有效贯通，导致职业教育人才提升学历层次困难，削弱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和就业竞争力。

从根本上说，这项改革属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只要涉及财政的方面，就涉及财务的变化。目前来看一系列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仍处于顶层设计阶段，与现实之间仍有较大的距离，需要进一步落实具体的操作性措施、逐步谨慎地推进改革。

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协同性是体系完善的试金石。德国工业4.0是一个基于跨界协作，打通产业链、行业链、产品链的大智能系统。为应对工业4.0，德国职业教育以市场为核心，以智能化为手段，充分发挥企业作用，有效推进学校与各行业领域、上下游产业的对接，有效解决技术技能人才供需矛盾。反观我国职业教育，尽管近年来校企合作不断加深，产学研联系日益紧密，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不断提高，但是政、校、企的关系仍然没有理顺，各自定位仍然不够清晰。教育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职业院校之间信息割裂，形成了众多“孤岛”，给专业与产业、人才与市场的精准对接带来了诸多问题，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结构是体系高效的助推器。只有建成畅通的人才发展立交桥，才能对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实现高效人才供给。德国工业4.0的智能化特点决定了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和拓宽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培养更多满足工业4.0需要的基础性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但是，目前我国职教人才的成长和发展通道远未打通，大量低端单一的技能人才培养结构远远满足不了中高级复合型智能人才需求。

3.职教师资培养渠道匮乏。目前，全国180多所师范院校几乎都是培养普通教育师资的。受职业教育学历层次的影响，职业院校本身又不能为本系统输送师资力量。职业院校的教师除了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外，大多数是来自于普通高校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主要在工作中通过驻企工作或挂职锻炼获取实践知识，但由于校企之间的流动性、开放性不够，因此，得到“真刀真枪”的锻炼机会较少，导致难以掌握核心技能或关键环节，技术技能水平难以获得质的提高。师资培养是一个持续性过程，需要校企之间有机联动、协同互动。很多职业院校缺少完全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这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造成了很大影响。

（三）价值关：价值认同氛围未形成，缺乏优秀职教人才辈出的外部环境

价值链是体系畅通的催化剂。为全面实施工业4.0，德国构建了从理念到实施、从生产到需求、从设施到服务互联互通、同步推进的一体化体系。在德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尊重，成为经济腾飞的翅膀。而在中国，职业教育虽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但是至今仍未形成全社会广泛认同的良好发展环境。

新时代下，需借鉴德国推进工业4.0的经验，从构建协同育人、终身发展、价值认同三大机制入手，着力推进我国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产教对接缺乏动态响应。由于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少有协同，因而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产业发展对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跨界复合型人才在培养规格、数量、结构等方面的需求，无法对职教专业发展趋势及时做出研判，职业院校的专业调整始终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目前，全国职业院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虽然达到90%以上，但是就业对口率很低，就业后离岗率很高。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城镇化战略、京津冀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战略等，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但是职业院校在专业调整、专业建设方面的对接跟进力度、反应速度明显滞后。

2.制度环境不给力。从外部环境看，职业院校受行政主管部门的限制较多，学校自主权较小，可调动资源少；国家和地方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较少，多数院校仅靠自筹资金和贷款进行建设，资金压力较大；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普遍低于本科院校，按照职称结构核定的绩效水平大大低于本科院校；职业院校教师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困难重重，往往因为“出身”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在科研及技术成果的认定上对职业教育也存在着不少歧视性规定和做法。从内部环境看，由于职业院校发展历史较短，发展速度较快，因此，普遍存在着管理机制不健全、激励监督机制欠缺等问题。

车厢四壁之所以围成椭圆形，那是因为，两侧都包上比巴掌还宽的毛竹片，足有半人高！每根毛竹片都被黑布缠得严严实实，不仅便于隐蔽，而且增强了竹片的韧性，不至于被拉裂拉断。那么多毛竹片被强行拉弯，暗藏了多大力道？瞬间爆发，肉体凡胎岂能敌得过？李陆峰腰腹间巨痛钻心，不禁暗暗担忧，右边肋骨是否被坚韧的毛竹片打断了，打断了几根？

3.舆论环境不积极。社会、家长甚至教育系统内部对职业教育的偏见重，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多数人认为只有成绩较差的学生才会进入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学生自信心普遍不足，自我认同度不高，学习动力缺乏，学习成绩不佳，不少教师对他们也缺乏信心。这些因素相互交织，降低了职业院校的吸引力。不少学校的新生报到率一直低位徘徊，买卖生源现象严重，这进一步在大众心目中加深了职业教育属于“次等教育”的印象，极易形成恶性循环。

三、德国工业4.0对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启示

1.法治环境不健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样，是教育的一种类型，而不应被看成是教育的一种层次。《职业教育法》虽然对职业教育体系做出了规定，但是对职业教育的定位并不明确，没有为职业教育公平发展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现实中，职业教育被普遍认定为是一种低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层次。高职教育主要是专科，只有少量本科，没有研究生教育。管理中，高职院校总是与专科并列，不少地方统称“高职高专”，在国家行政部门中也未将高职教育归入高等教育序列。从生源来看，职业院校主要招收的是没有考上普高或没有考上本科的学生，职业教育天生就比普通教育低了一等。即便是目前正在热推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试点，纳入试点的也主要是水平相对较低的本科院校。

（一）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格局

1.加强政、产、企、学研跨界合作，打破“半封闭”育人系统。改变目前由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唱主角甚至独角戏的状况，成立由不同层级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品牌企业、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组成的跨界合作联盟，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学校主体、行业监管”的原则，使职业教育的相关各方真正参与进来，统筹协调有关资源，共同加大资金投入，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共同开发培训内容，共同加强质量监管，共同推进高质量就业，使职业教育成为以市场为标准、多点发力、耦合联动的开放系统。

周祖谟先生指出，“禅母等韵图列为正齿音三等。禅母古音，黄侃音略归之于定母，高本汉之《汉语分析字典》则考订禅母之古音d，与定母相近。”[4]周先生运用经籍异文材料证明了禅母与定母的关系最为密切，郭店楚简中也是如此，共有5例。

从德国工业4.0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以看出，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之间在体系、结构、视野等方面均实现了协同。用德国工业4.0的要求来审视，发现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面临“三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3.落实企业人才培养责任，激发人才培养活力。建立以职业资格为基准，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符合企业生产实际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能力评价机制。学校主要负责学生相关理论知识和普通技能的教育，企业主要负责培训实习生特有设备和工艺所需的专业化技能，学校和企业各施其责、相互协同，从而解决学习与工作脱节、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隔离的问题。加强“订单式”人才培养工作，推进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支持企业与学校共同建设实训基地、驻企工作站、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同创新中心，使企业真正成为职业人才培养的参与者、实施者，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产学研高度结合的校企利益共同体。

（二）构建终身发展机制，与时俱进提升职业教育人才质量

1.设计多元化学制路径，畅通中高级人才成长通道。加快推进地方一般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变，提高专科类职业院校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本科院校对专科类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招收有实践经历人员的比例，完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专科教育—应用技术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纵向衔接培养体系。加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积极发展专业硕士、职业教育硕士和博士教育，推进工作实践、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之间学习成果互转互通。针对一些地方试点联合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成立分段培养工作协调会，建立定期会商、交流、评估与考核机制，厘清分段联合培养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建立合理的培养成本分摊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协调解决分段联合培养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健全分段联合培养体系。

2.探索学分银行与课程模块联动，强化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逐步推行学生根据学习基础、学习能力、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等，按照开课计划和选课规定进行跨学期、跨专业、跨班级选课。积极开发创新创业类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发明创造或科技活动、竞赛活动获取学分。对具有较好经济社会效益的毕业论文（设计）、专业论文、调研报告给予一定学分，并允许替代部分选修课学分。在重视专业核心技能的基础上，通过复合专业方向、复合课程设置、复合能力结构、复合资质证书等，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探索企业、学校双导师制度，加强学生通用岗位、专业岗位、迁移岗位职业能力培训，指导学生获得专业核心能力资格、职业核心能力岗位证书，培养学生适用、通用、活用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提高学生首岗胜任能力、岗位迁移能力和可持续能力。

3.建立职业教育立方体，完善终身学习培训系统。依托教育云平台，以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为基础，以大规模课程资源建设为前提，建立职业教育立方体，实行高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职（教）普（教）继（教）学分转移认定、职业院校毕业生及各类岗位人员在职在线培训等制度。制定线上线下课程学分、具体课程替代和学分换算办法；推进线上线下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鼓励区域内高校联合开设优质课程，支持学生基于互联网学习平台选修课程，实现师资、课程资源共享，为职教人才终身学习创造良好条件。

（三）构建价值认同机制，造就职教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1.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职业教育应有的地位。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厘清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人才培养规格，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规定学生可以在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之间互转，从法律角度让全社会认识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仅仅是教育类型的不同，而不是教育层次有什么不同，从而使职业教育回归本位。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义务，促使企业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加强职业技能人力培养。开展校企合作立法工作，明确企业的职责和权益，规定合作内容，规范合作形式，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结论：程序所得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延长，各特性征点温度越来越高，到加热3h以后，变化得越来越缓慢，说明室内已基本达到了热平衡状态。

2.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健全职业教育多元办学、经费保障、质量评价、技能鉴定、教师资格、促进就业、社会分配及继续教育标准等制度。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星级制度，制定财政、税收激励措施，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财政教育经费增量重点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提高财政职业教育支出占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职业院校生均财政拨款应不低于普通本科院校。把行业标准、岗位要求作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整体设计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等职业教育层次的评价标准，科学评估办学水平、培养质量，提高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认同度。推进职业院校招生、科研及技术成果认定等改革，清理并消除不合理的规定和做法，创造公平的政策条件。

3.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增强全社会的认同度。办好职业教育活动周，设立职业教育日，加强现代工匠精神的解读，加强宣传优秀技术技能人才和职业教育。依托高职院校校园实训中心、应用技术推广中心、公共实习实训基地，建立面向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的职业体验中心，加强职业启蒙教育和体验分享，推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渗透。注重全社会职业精神、职业理念的培养和传承，探索实践技术技能人才地位待遇保障制度，完善表彰奖励制度。赋予职业技能人才应有的尊严感和社会地位，使更多的优秀学子主动接受职业教育。加大职业院校“走出去”“请进来”的力度，鼓励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职业院校“走出去”，与国外教育机构或具有国际业务的大型企业联合办学；支持职业院校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高办学水平、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增强职业教育对全社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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