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是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介于官民之间，进可出仕，退可自保；既受朝廷的青睐，又受到民众的崇奉。由此，作为认识古代社会生活、政治活动的媒介，隐士构成了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话题，成为众多学者所研究的课题。但是，具体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隐士，相对来说就极为少见。由此，详细考察桓灵时期的隐士，可以说是非常必要的。

一、桓灵时期隐士的有关统计

隐士作为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主要涌现于历史转折时期，如夏商、商周、秦汉与两汉之际，至于桓灵时期，由于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也出现了大批的隐士，简略统计，大约有48人，见表1。

 

表1 《后汉书》中记载的桓灵时期隐士统计表

  

时期姓名籍贯纪元事迹 官职 文献顺桓吴祐陈留长垣自免归家,躬灌园蔬,教授经书河间相卷64杨厚广汉新都71-153称病求退;修黄老,教授门生侍中卷30赵康南阳宛隐于武当山,以经传教授,朱穆师不仕卷43王符安定临泾85-163隐居著书,号曰《潜夫论》不仕卷49姜肱彭城广戚97-173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就学者三千不仕卷53周勰汝南汝阳109-159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卷61荀淑颍川颍阴90-159讥刺贵幸,为大将军梁冀所忌郎陵侯相卷62荀靖颍川颍阴有至行,号曰玄行先生,淑慈内润不仕卷62荀爽颍川颍阴128-190弃官,隐于海上,南遁汉滨司空卷62

 

续表1 《后汉书》中记载的桓灵时期隐士统计表

  

时期姓名 籍贯纪元事迹官职 文献顺桓孟尝会稽上虞隐处穷泽,身自耕佣,民慕就居不见用卷76袁闳汝南汝阳127-184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不应卷45桓灵魏桓安阳数被征,乡人劝,不可不出卷53徐稚豫章南昌97-168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不起卷53徐胤豫章南昌笃行孝悌,亦隐居不仕卷53李昙躬事继母,与徐孺子并名不仕卷53申屠蟠陈留外黄116-190博贯五经,明图纬不应卷53种岱河南洛阳好学养志,举孝廉茂才,辟公府不就卷56钟皓颍川长社世善刑律,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不就卷62钟瑾颍川长社110-169好学慕古,有退让风卷62范冉陈留外黄111-185遁身逃命,卖卜于市太尉府掾卷81董班南阳殓李固尸归葬,遂隐身,莫知所终卷63杨匡陈留礼殓李、杜,隐匿不仕平原令卷63郭泰①太原介休122-169好奖训士类,不为危言,弟子千数不应卷68田盛陈留浚仪与郭林宗同好,以寿终不仕卷83符融陈留浚仪耻官,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都官吏卷68皇甫规安定朝那101-174托疾免归,教授《诗》《易》,门徒三百太守将军卷65陈寔颍川许103-187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太丘长卷62杨秉弘农华阴104-165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太常卷54杨赐弘农华阴?-185传家学,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文烈侯卷54延笃南阳犨?-167以病免归,教授家巷京兆尹卷64许劭汝南平舆少峻名节,好人伦郡功曹卷68公沙穆北海胶东98-158习《韩诗》《春秋公羊传》,锐思河洛推步之术属国都尉卷82许曼汝南平舆善卜占之术,多有灵验卷82赵彦琅琊少有术学卷82樊志张汉中南郑博学多通,隐身不仕卷82董扶广汉绵竹107-189少游学隐志,学图谶侍中卷82韩康京兆霸陵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口不二价卷83矫慎扶风茂陵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卷83法真扶风郿100-189好学无常家,关西大儒,范冉师傅不就卷83庞公南郡襄阳以居官为危,耕耘为安卷83汉阴老父见桓帝过,独耕不辍卷83陈留老父党锢事起,劝党人无惧卷83灵献卢植涿郡涿139-192三起三落中郎将卷64蔡邕陈留圉133-192两隐两起中郎卷60刘翊颍川颍阴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太守卷81赵岐京兆长陵110-201耻疾宦官,俱祸,自匿姓名议郎太仆卷64王烈太原141-219以义行称,以德感人不就卷81荀悦颍川颍阴148-209灵帝时阉官用权,托疾隐居侍中卷62①范晔为避父范泰讳于《后汉书》作郭太。

关于表1的编制，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时间限制在桓灵时期。因隐士自然生命的延续，间或上追至顺帝，下延至献帝。所以表1中出现了“顺桓”“灵献”的时间概念。

2.隐士身份的认定，一是从时间上来判定，看其归隐时间是否在桓灵的时间段内，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其归隐时间跨越了顺桓或灵献时间，前者如王符，后者如荀悦；二是其本身已经入仕，但因各种因素，却在桓灵时期曾经归隐，如朱穆、蔡邕。

3.隐士与士人党人是不同的概念，隐士的归隐是自觉自愿的，而党人的归隐则是被迫的。在历史实际中，尽管隐士也遭遇了党锢的伤害，如陈寔，但那些因避祸而被迫归隐的士人党人，则不能算是隐士。如冯颢，“初为谒者，威仪戚戚；迁越郡太守，所在著称。为梁冀所不善，冀风州追迫之，隐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说》，修黄老，恬然自终”[1]。据此，冯颢属于士人党人之列，虽然归隐而善终，但是毕竟与真正的隐士是不一样的。有的学者将其归为隐士，显然是不恰当的[2]。因为冯颢是遭到梁冀的胁迫而归隐的。

二、桓灵时期隐士的类型及其评价

隐士的类型很是复杂。如齐涛先生认为，东汉的隐士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因‘邦无道’而隐居者，其中以新莽末及东汉后期为多”；“另一类以严光为代表，是因潜心养性，不求闻达而隐者”；“以隐求名干禄的隐士是东汉隐士的主要构成”[3]。孟祥才先生分析说：“纵观东汉一朝，虽然隐逸者蔚为大观，但仔细分析，每个人的情况却又千差万别，其中，不但有真隐和假隐的区别，永久隐和暂时隐的不同，而且真隐者中还有道隐与儒隐的差异，以隐为目的和以隐为手段的分野，等等。”[4]聂济冬则说，东汉隐士分为：“屡辟不就、终身不仕乃真隐”，“为仕而隐、以逸养名、待机出山是假隐”，“为道德修行而隐的君子之隐”，“专心向学、志在著书立说或传道授业的学者之隐”，“有远大政治抱负、不甘屈沉下僚、自尊自重的精英之隐”等五种类型[5]。显然，这些人事的差异，主要是划分标准的不一致。在我们看来，东汉隐士的分类，其科学的标准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生活轨迹或者说个人经历来看，隐士可以分为全隐士、半隐士两种类型。

所谓全隐士，就是其人整个一生都处于隐逸状态，从未有做官的经历，其履历表上“官职”一项当属空白。从表1看，如赵康、王符、姜肱、种岱、周勰、荀靖、孟尝、袁闳、魏桓、徐稚、徐胤、李昙、申屠蟠、钟皓、钟瑾、董班、郭泰、田盛、许曼、赵彦、樊志张、韩康、矫慎、法真、庞公、汉阴老父、陈留老父、王烈等28人，都是没有做过官的，他们或者被举荐，或者被征召，但不是“不就”“不仕”，就是“不起”，或者是“不应”，总之就是不接受，依然故我地过着民间生活，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即被管理者，是被统治阶级的成员。

所谓半隐士，就是其人一生之中，有做官的经历，或者先做官后隐逸，或者先隐逸后做官，总之，在其人生履历表上“职位”一项，不是空白。从表1看，如吴祐、杨厚、荀淑、荀爽、范冉、杨匡、符融、皇甫规、陈寔、杨秉、杨赐、延笃、许劭、公沙穆、董扶、卢植、蔡邕、刘翊、赵岐、荀悦等20人，都是做过官的，最低的官职是陈寔，职位是太丘长；最高的官职是荀爽，职位是司空，主掌水土、营建事宜，仅次于三公。在这里，不论级别高低，总之都是曾经出入官府，走出民间，走向社会的上层，即管理层，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另一方面，从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结构来看，隐士可以分为儒隐、道隐两种类型。

姜肱：“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闻。”一次，姜肱与其弟季江拜谒郡守，回家时已经是深夜，遭遇强盗抢劫，并要杀人。两兄弟争相赴死。强盗感念其兄弟情义，只拿了衣服和钱财。姜肱回家之后，为了保护强盗，借口其他原因，说自己的衣服丢了，没有说明被抢的真相。强盗听说之后，非常懊悔，于是前来谢罪，返还衣服和财物。姜肱不仅没有接受和怪罪，而且宴请盗贼，以自己的情操感染盗贼，使其改邪归正。

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典深敬焉。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

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

赵岐：“少明经，有才艺，娶扶风马融兄女。”

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

范冉：“到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

周夑：“十岁能学，能通《诗》《论》，专精《礼》《易》。”

这里淡水渔业资源丰富，年水产品总量近20万吨，罗氏沼虾产值突破30亿元，是国家级罗氏沼虾标准化养殖示范区，江苏省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证整体推进示范县（市）。

申屠蟠：“遂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

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原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陈寔：“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

周勰：“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

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

郭泰：“早孤……就成皋曲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

符融：“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后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块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橡皮在8个角都被擦掉后就比较难用了。针对这点不便，一款积木橡皮诞生了。特殊的几何造型使它拥有28个角，非常适合擦除细微之处的痕迹。不仅如此，积木橡皮还采用了环保树脂材质，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

董扶：“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

公沙穆：“自为儿童不好戏弄，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

A段旋律是一条小小的抛物线，旋律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最高音是固定音高小字二组的2，最低音到达固定音高的小字一组的2。A段旋律停在主音上。接着一个八度的大跳进行到了B段的b1，b1在“冲开封建家庭的牢笼，去寻求自由的爱情，去寻求自由的爱情”这三句是第三拍的节奏的后半拍开始，节奏以八十六为主，增强了歌曲的力度，表现了子君冲破牢笼的决心。接下来节奏用长音加三连音了歌曲的高潮部分，使乐曲节奏紧凑又舒缓，在这段中还加入了升下属音，加强了力度上的变化和戏剧性。A1是再现乐段，使用了“同头换尾”的手法，让歌曲结束时意犹未尽，给人想象。

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法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

钟皓：“为郡著姓，世善刑律。”

钟瑾：“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

如上所列，加上李固的弟子董班、杜乔的弟子杨匡，是拥有儒家知识的人，或者说是儒学的传人，大约有21人之多。

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是央地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赋予地方政府相应“财权”后如果其仍然收支失衡的一个重要补充。目前大的改革方向是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原因显然是由于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事一议”、“易上难下”等容易产生许多问题。但从目前来看，转移支付制度的关键在于如何明晰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界限，更好地发挥两种转移支付制度各自的优点，更好地完善制度框架设计，不能简单地提高或降低某项转移支付的比重。

所谓道隐，就是说隐士的知识属于道家的。从表1中看，桓灵时期的隐士，属于这方面有：

统计胜利油田多个区块原油黏度与水驱采收率后发现，区块水驱采收率随黏度增大呈指数下降（图4），当原油地层黏度大于100mPa·s时，其采收率小于20%。

杨厚：“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满足结合律和分配率的运算符号函数π,可以选取为多边矩阵⊗本身，此运算与矩阵的阶数没有限制，但是在结果张量矩阵不能进行加法运算时，可以取运算符号函数π,的所有元素的和，所有数值是可以进行加法运算的。

汉阴老父：延熹年间，桓帝巡游，百姓见之，蜂拥围观，“有老父独耕不辍”。

“你应该向大阪总领馆说声道歉！”9月13日，徐静波在其公众号上推送这篇文章时，距离关西机场撤离事件已过去一周有余。

朱穆：“及壮耽学，锐意讲诵，或时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颠坠坑岸。”

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

韩长赋强调，土地制度作为农村最基本的制度，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进行改革和完善，这是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要明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线、目标、重点、路径和底线，准确把握改革的形势要求，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大对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强化土地制度供给。

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

在我国的林业产业建设中，林场经营和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林场经营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不重视养护，而只重视移植，种植之后的管理工作不到位，这造成林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很容易发生火灾、病虫害等问题，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林业经济的发展建设。本文阐述的主要内容是我国林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对管理工作的意义和提升管理质量的措施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

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

许曼：“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庞公：刘表劝其入仕，说：“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回应说：“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庞公对于传给子孙的家财，有着更为辩证的认识，认为不是世俗的官禄与财物，而是能够保持生命安全的躬耕生活。

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

如上所列，再加上樊志张、汉阴老父、陈留老父、庞公等，大约有14人。如果定格于桓灵时期的历史实际，结合学者所论，其实全隐者就是道隐，即所谓的真隐者；而半隐者则是儒隐，即所谓的假隐者。

本来，儒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以积极入仕为使命的，但是因为受到孔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生活理念，遭遇并看破了世事的浑浊，于是混迹于社会民众之中，践行着儒家的理想信念；一旦时来运转，则跻身官场，谋求一官半职，借以实现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和梦想。所以，儒隐的特征大多是入仕的，是半隐者、假隐者。由此，古今学者的认识和评价是不一致的。有的学者完全给予否定的态度。齐涛先生就说：“这批隐士的隐居目的是求名干禄”，“一般都读经通典籍，且多明风角推步之术”；“聚徒授业是这批隐士的重要活动内容”；“这批隐士的最终目的虽然是求名干禄，但他们有了一定的名声后，又往往不肯轻易出山，而是通过对征辟的回绝，造就‘连辟不就’的更大声名。求取更高的地位，待时机成熟时方出仕宦”。总之，儒隐的隐只是获取官职的手段，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目的。有的学者持以肯定的态度，认为儒隐是能够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如范晔说：“若二三子，可谓识去就之概，候时而处。夫然，岂其枯槁苟而已哉？盖诡时审己，以成其道焉。”[6]卷53《周黄徐姜申屠列传》，1741孟祥才先生也称赞说：儒隐的“隐、仕都出自主观的真诚。他们不是伪君子，他们的行动体现着自己的信仰，闪烁着人格的力量与光辉。《儒林传》《文苑传》和《独行传》中的一些人是他们的代表。在东汉，他们是一个较大的群体”。有分析指出，儒隐的出仕是有条件的，其一，官职的获取必须是“以道得之”；其二，不能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其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总之，“这些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所以，他们即使隐逸时也关注国家社会的命运，并时刻准备结束隐逸而入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儒隐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隐者’”。

道家本来讲究无为而治，推崇黄老之术，所以，道隐者与儒隐者的区别，其主要特征是不入仕，借隐匿以修身问道。由此，道隐是全隐，也可说是真隐者。范晔借《易经》与《荀子》称赞道隐者，他说：“《易》称‘《遁》之时义大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孟祥才先生说：“他们是隐逸者中的正宗，他们惧怕官场的恶浊，厌恶尘世的嚣扰，以隐为目的，不求富贵利禄，不慕权势声名，只求保身全家，在无拘无束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分析其特征在于，道隐是无条件的；道隐者对文明持以否定的态度，“混乱之世是强盗露出了本来面目，太平盛世只不过是强盗戴上了‘圣人’的桂冠，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所有文明社会的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观念，如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统统违背人类生命的自然要求，都是对人类本性的侵害”；所以，道隐者“特别珍视自己的自然生命，因而千方百计避开所有危及生命的险境”。

三、桓灵时期隐士的生活及其成因

桓灵时期的隐士，无论是全隐或半隐，无论是道隐或儒隐，其实都是士人的另类生活方式。正如孟祥才先生所说的：“他们的隐逸，既不是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也不是为了在无为中消耗自己的自然生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桓灵时期的隐士是如何生活的呢？考察其生活的轨迹，可以概括为以下特征。

(一)耕读于家，自得其乐

隐士一边凭借自己的劳动，挣得衣食自足，一边又潜研经典，修身养性，且又乐此不倦。

吴祐：其父曾任南海太守，12岁时就跟随父亲生活，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及年二十，丧父，居无檐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守志如初。”吴祐被举孝廉，出任胶东相，后来因当面指责梁冀陷害李固，遭到梁冀的嫉恨。“冀遂出祐为河间相，因自免归家，不复仕，躬灌园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

徐稚：因太尉黄琼有荐举之恩，黄琼辞世，徐稚“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隐士郭泰母亲去世，徐稚拿着一束“生刍”前来吊唁，盖取《诗经》“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之意。

袁闳：“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从父逢、隗并贵盛，数馈之，无所受。”

申屠蟠：“家贫，佣为漆工。”“后郡召为主簿，不行。遂隐居精学。”

荀淑：遭大将军梁冀所嫉恨，“顷之，弃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年六十三，建和三年卒”。

范冉：桓帝时，被举荐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间，徙行敝服，卖卜于市。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符融：“妻亡，贫无殡殓，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葬而已。’”

赵康：“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传授。”

原料先进行蒸煮，冷却后加入酒母等酒精发酵剂，进行固态酒精发酵，酒精发酵完成后加入麸皮、谷糠，接种醋酸菌种，使醋酸进行好氧发酵成熟，最后经淋醋、灭菌得到成品食醋。

庞公：“居岘山之南，未尝如入城府。”“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刘表劝其入仕，说：“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回应说：“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

由上所述，隐士随处而安，富而不奢，贫而自足，自立自强；以读书求道为使命，不气馁，不浮躁，一心问道，自得其乐。可以说，这是桓灵时期隐士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

(二)践礼履义，自觉自愿

隐士虽然过着耕读自乐的生活，但是不仅没有与世隔绝，而且积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履行儒家的道德礼制。

汉水流域随州考古出土的曾侯乙墓二十八宿天象图，拉开了中国最早天文学之序幕；而《甘石星经》的作者之一甘德是楚人，远远早于印度发现彗星，更比伽利略早1300多年。

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

参照以上单因素实验的结果，对微波烘干后的凤尾鱼片的质量影响最大的3个因素分别为：烘干功率、烘干时间和质量。因此，将以上3个因素设置为自变因素，硬度(Y1)、感官评价(Y2)设置成实验的评价指标，设计后的响应面因素与水平的实验见表1。

赵岐：“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

所谓儒隐，就是说隐士的知识属于儒家的。从表1看，属于这方面有：

徐稚：“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申屠蟠：“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每忌日，辄三日不食。”15岁时，“同县大女缑玉为从父报仇，杀夫之从母兄李士”。为给继父报仇，缑玉杀了丈夫的继母兄李士。于是吏就捉拿缑玉交给外黄令梁配，将要判以死刑。申屠蟠劝梁配说，缑玉是“节义”之举，不仅不能杀，而且应该予以表彰，“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梁配于是赦免了缑玉，“乡人称美之”。申屠蟠曾经与济阴王刘子居是太学的同学，刘子居临终前，托身于他。申屠蟠于是“躬推辇车，送丧乡里”。路上遇到司隶的随从，感佩其义举，于是给他开具公文(符牒)，请沿途驿站协助。但是申屠蟠不接受，扔掉了公文，亲自送刘子居尸首至家，然后返回学校继续学习。

董班：梁冀杀李固之后，“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李固的弟子汝南郭亮、南阳董班，“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怜之，乃得听襚敛归葬”。

杨匡：梁冀杀杜乔之后，“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莫敢视者”。陈留杨匡曾经是杜乔的故掾，头戴赤帻，假托门吏，“守卫尸首，积十二日”。梁太后听说后，才同意杨匡“送乔丧还家”。

由上所述，隐士虽然远离官场，但是仍然生活在社会之中，只是秉持着道德礼制，践行之，贯彻之。礼治所要求的非礼勿视，卢植、赵岐做到了；礼治所要求的行孝达义，姜肱、申屠蟠做到了；礼治所需要的践礼履义，徐稚、董班、杨匡做到了。由此，可以说，隐士并不隐，而是自觉自愿地履行礼制的规范而已。简单说，隐士的特征就是进退有矩，出入守礼。

(三)识微察著，顺势自保

隐士所以能够进退有矩，出入守礼，就是因为有着过人的识别与观察能力，能够看透历史发展的大势，遵从历史发展的规则。这用范晔的话说，就是“识去就之概”，即能够趋吉避凶，顺势自保。

郭泰：司徒黄琼、太常赵典都举荐他，但是他看到刘汉政权即将崩塌，“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于是并不接受。又如：“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郭泰还很会做人，即使对宦官的专权擅政，也不过多讥讽，“这表明他对沧海横流己为鱼的恐惧和防范一直存在”，所以“他始终不应征辟，不肯走入仕途”[7]。但是，这并不说明郭泰就没有政治抱负，他对窦武、陈蕃的执政就抱着极大的希望。徐稚请人捎话，说陈蕃、窦武不能挽救濒危的东汉政权：“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建宁元年(168)，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被宦官所害，郭泰恸哭于野，第二年春抑郁而死。可谓是希望大，失望也大。可见，与徐稚相比，郭泰的政治热情要炽热一些，所以，有讥讽其“不隐”，其因即在于此。

符融：有识人之明。当郭泰到京城游学，别人还不知道时，符融已经认出来，赶快告诉了李膺。其时，汉中的晋文经与梁国的黄子艾，恃才邀名，炫耀京城，并且卧病拒客，惹得朝廷要员纷纷拜谒。符融“察其非真”，于是向李膺说明了真相。不久，两人的名声“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事实证明，两人确实是“轻薄子，并以罪废弃”。

申屠蟠：很悲伤地预测到了党人范滂将遭遇祸患。范滂是汝南人，在京师肆意非讦朝政，惹得京城公卿大夫、太学生纷纷围观，错以为朝廷将重用士人，文学将由此而繁荣昌盛。但是申屠蟠想到了秦朝焚书坑儒之事，“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

汉阴老父：尚书郎南阳张温劝其围观汉桓帝，汉阴老父说：“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袤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汉阴老父的三问，充满着道家的辩证观点，使得人们对于桓帝的使命和职责有了清醒的认识。

赵彦：“少有术学。”

总之，因为隐士对历史发展、社会政治与现实生活有着独到的见识，所以，其虽为隐士，却能够进退有矩，出入守礼。

综上所述，可以说，桓灵时期隐士的生活方式，由两方面构成：客观方面，是耕读于家、践礼履义与识微察著；主观方面，则是自得其乐、自觉自愿与顺势自保。两相融合，就成为桓灵时期隐士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情形。

全国性的职业技能大赛创设真实的工作环境，提供贴近生产实际的项目，要求参赛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完成生产要求[3]。职业技能大赛规程强调学生通过小组分工合作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任务书，故比赛方式不仅体现了参赛学生的职业技能，还提高了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参考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比赛模式，改变和调整了通信专业的教学方式，以达到提高通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桓灵时期的隐士及其生活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

范晔认为，隐士的形成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披阅历史，范晔以为，隐士是从唐尧时出现的。如尧那样的圣君，出现了不愿归附的巢父、许由，周武王那样的明王也出现了坚决不合作的伯夷、叔齐，光武帝那样求贤若渴的明君，也出现了薛方、逢萌、严光、周党、王霸不愿屈从的贤者，至于王莽那样的篡位者，“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的隐士，“盖不可胜数”。可见，隐士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只是其出现的具体形式有所差异而已。“自兹以降，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志，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进而，范晔分析了隐士出现的主观成因，是因隐士怀抱着自己的志向与诉求，所以才甘心情愿委身于民间的。他说，隐士所以“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并不是“亲鱼鸟乐林草”，主要是其志向所在，“亦云性分所至而已”。由此之故，隐士能够“蒙耻”“蹈海”，坚持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不改变自己的情志，即所谓“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初看起来，隐士好像是沽名钓誉，但“蝉蜕嚣埃之中”，与欺世盗名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也因此之故，隐士敢于蔑视权贵，轻视王公[6]卷83《逸民列传序》，2755。可以说，范晔对隐士所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与主观性因素的认识，是准确的，其描述也是精彩的。

袁宏也曾分析了隐士的主观成因，是因隐士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钟皓传》中记载，钟皓兄钟瑾有“进退之行”，钟皓于是称赞其不“招人过”，能“保身全家”。袁宏说：“钟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内修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侠者，正身而不及于物。若其立朝，为不得已而后明焉。事至而应之，非伺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犹复托以烝黎，使过而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长，君子道广而处身之途全矣。”在袁宏看来，隐士，即所谓的善人，就是能够修身强己，严格要求自己，而宽容地对待别人。其聪敏者，赞扬人的好处而不披露其短处；其实诚者，只是做好自己而不妄议。如果出仕，不得已才表明自己的意见；有事说事，不要专拣人短处予以揭露；即使有其实，也要放置到社会实践中，让其自身领悟悔过。可见，修身养德的路是漫长的，隐士的方式与保身全家的方法也是完全、完整的。由此，袁宏所谓隐士的主观成因，是基于保身全家责任上的出仕目标而展开的。换句话说，隐士的隐居生活，其目的是为将来的出仕做准备的，而这种准备主要是处世方法的圆和周至。显然，与范晔相比，范晔所谓隐士的志向诉求，是理想的、信念的，而袁宏所谓的隐士保身全家的论析，是现实的、生活的。

考察两者的不同，即可发现，袁宏是站在其时选举制与征召制而言的。也即袁宏所论析的隐士成因，是从桓灵时期的时代因素讲起的。“末世凌迟，臧否聿兴。执铨提衡，称量天下之人；扬清激浊，绳墨四海之士。于是德不周而怨有余。故君子道亢而无必全之体，小人途穷而有害胜之心。风俗凋薄，大路险巇，其在斯矣。”[8]桓灵时期，其官员的选拔，主要是依靠察举，臧否与铨衡成为士人晋升的唯一门径。由此，隐居修志、积攒声望，就成为士人的普遍生活方式。但是，毕竟朝廷职位有限，每次遴选是有数的。这样，势必造成士人之间的品评与攻讦。“德不周而怨有余”，德高望重者未必能得到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善果，卑鄙龌龊者却经常操着毁誉的坏心眼儿。这样，桓灵及其前后的东汉社会，其社会道德风俗是越来越浇薄，仕途也越来越凶险了。加之外戚与宦官的政权弄私，“两次党锢事件给东汉士人集团带来沉痛打击，也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对他们而言，既然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与其身陷政治泥沼之中，倒不如退而保存自身”[9]。于是，大批隐士就这样涌现出来。可以说，察举制所造成的恶性竞争，与外戚与宦官的专权所造成的政局动荡，当是构成隐士形成的时代因素。

由上述，范晔是从历史讲到隐士，而袁宏则是从隐士谈到现实，从而系统地论析了隐士形成的三个因素，历史方面是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个人方面是隐士的求志修德(范晔的观点)与保身全家(袁宏的观点)，时代方面则是察举制所造成的恶性竞争。

四、桓灵时期隐士的社会地位及其贡献

隐士虽然竭力摆脱官场，远离社会，但其社会地位却是很高的。唐尧时期的巢父、许由，周初时期的伯夷、叔齐，虽然抱着与当局者的不合作态度，其时却代表着被征服部族集团的利益；东汉初年的薛方、严光等，不接受光武帝的招贤政策，却是代表着平凡士人对成功士人的态度和立场。因为刘秀与薛方、严光等，属于儒家教育下的同学、同门，唯所不同的是，刘秀的成功，只是表明其捷足先登、时顺运济，其招贤薛方、严光等人，炫耀了同学的恩赐与施惠，这对于薛方与严光等人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薛方与严光等人的隐逸，撇开同门的羡慕嫉妒恨外，实际上表明了同为士人的人格之独立，正如齐涛先生所说“东汉隐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一定的独立人格”。至若桓灵时期的隐士，除了表明士人的独立人格，还有着反对宦官与外戚专权弄私的意愿，其政治诉求与憧憬尤为鲜明。由此，可以说，隐士是桓灵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承载着儒家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愿景，徘徊于保身全家与舍生取义之间，秉持并践行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与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理念。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隐士的历史贡献呢？

有的学者持以否定的意见。齐涛先生说：“东汉隐士身上明显地带着无主体意识，也就是对国家政治、民生疾苦的冷漠与不关心，面对乱世，面对政治的黑暗，隐士们多明哲保身，一味退缩逃避，即使是那些隐求名干禄者，虽然时时期待着‘出身以效时’，但一旦出山，所关心的也多是个人名位，很少虑及民生与国事。”也有的学者持完全不同的意见：“儒家的仕隐观是‘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东汉士人退隐的本身即是对‘无道’社会的反抗，并非全然是消极避世，因而实际上也就参与了现实政治。”当然，“退隐毕竟是对社会的一种软弱无力的反抗，无可奈何的回避”，“他们的生活一般是比较清贫的。清高—清贫—清苦，似乎是隐士经济生活的必然规律。‘君子忧道不忧贫’的精神胜利法，显然并不能掩饰他们经济的困窘”，“他们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来维护士子的人格、尊严，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中国社会的悲剧”[10]。显然，两种观点的对立是比较鲜明的。

依照历史主义的要求，评估桓灵时期隐士的历史贡献，其科学的要求，就是必须将其放置在相应的历史情境中，考察其历史活动的轨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披阅《后汉书》，可以发现，桓灵时期的隐士本着反对宦官、外戚的态度，成为政治进步力量的推进者与捍卫者。这表现在，一方面，他们不接受以朝廷名义的征召，不出仕。如灵帝时，宦官曹节等人诛杀陈蕃、窦武后，为了赢得民心，“以释众望”，征召隐士，请姜肱出仕。姜肱深知其中的奥妙，赶快遁身海滨；不久，诏书又到，委任“太中大夫”，姜肱又装病，而后只身一人逃走，卜卦为生，甚至将家人也隐瞒了。何进为大将军时，隐士如荀爽、郑玄都耐不住寂寞，接受了大将军何进的征召，但是申屠蟠依然如故，拒不接受。于此，王子今评说，“拒绝征召，清醒避世，其实也需要一定的勇气”，“表明其志向‘独幽远’”[11]。另一方面，他们在任职中竭力反对外戚与宦官。如杨厚以侍中的身份服务顺帝，大将军梁冀为了笼络他，让其弟弟侍中梁不疑带着车马、珍玩送给他，杨厚称病退隐。太尉李固多次举荐，梁太后也以古礼征召，杨厚都予以回绝。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一边举荐贤德，“辟用清德长者，多至公卿、州郡”，一边又严格追讨宦官赵忠的僭礼葬父行为，却被桓帝所贬闲居数年；再次出仕担任尚书，坚定了清除宦官的决心，遭到了桓帝的拒绝，“愤懑发疽”，忧郁而死。

桓灵时期的隐士本着践行礼制的初衷，虽在陋巷，依然秉持修德行礼的品格，潜移默化着敦厚的世风民俗，由此成为现实社会道德秩序的践行者、督察者。如颍川人陈寔，以德行高尚被人称颂，乡里人传说：“宁愿遭受刑罚，也不要陈寔指责。”其时闹饥荒，有贼晚上行窃爬到陈寔家的栋梁上。陈寔发现后，悄悄整理好自己的衣冠，叫来家人，围集于客堂内，训诫说：“做人要自己勤勉修善。每个人生来都不是恶人，但若积习难改，就会成为恶人。你们抬头看，栋梁上所藏身的人就是这样！”贼听了之后，赶快下来，磕头认罪。陈寔看其不是惯犯，于是劝其归善，并送其二匹绢。由此，整个许县再没有出现盗贼。太原人王烈，也是以修德行义著称于乡里。其时，有人抓到了盗牛贼，盗牛者说：“杀了我都行，请不要让王烈知道。”王烈听说后，送给盗牛者一匹布，希望能够加深他的羞耻之心，从而促其悔悟。不久之后，有老父丢失了宝剑，有人在路上捡到，守候在路边，一直等到老父寻来。王烈知晓此事后说，这个捡到并归还宝剑的人，正是之前盗牛者。再如郭泰，“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一次在陈梁游玩，恰好遇到天下雨，很随意地将头巾折了一角。时人看到之后，觉得很时髦，于是挽头巾时故意学着郭泰折起一角，并称这种戴头巾的方式为“林宗巾”。可见，隐士对世风民俗的影响，不仅是德行，甚至到衣饰。

桓灵时期的隐士，归根结底，仍然是士人，依然是传统学术的承传者、创新发展者。从师承关系来说，桓灵时期隐士的师承，主要有三个圈子。一是马融，相关者有：王符、矫慎、卢植、赵岐、范冉等，其中王符与矫慎与马融同辈，其他则是其弟子或弟子辈。二是荀淑的圈子，相关者有：荀淑、荀爽、荀悦、郭泰、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史叔、黄允、谢甄、王柔等约有60余人。三是朝廷的太学，相关者有：申屠蟠、姜肱、陈寔、董扶。此外，有些隐士与豪族有关，如杨氏家族的杨秉、杨赐，李膺家族的钟皓、钟瑾。从承传的创新来看，主要表现在论著上，即隐士运用元典思想对现实问题的解析。如王符，“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再如蔡邕，桓帝时，因不满意宦官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闲居玩古，“感东方朔《客难》及扬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娇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王符与蔡邕都是在隐居中时有所惑，心有所思，而后挥笔撰著的；朱穆则是官至侍御史，与“无术学”的大将军梁冀多次接触后，有感于世俗的“浇薄，慕尚敦笃”，先后撰写了《崇厚论》《绝交论》。据此，桓帝时期的社会情状，可以说是尽收书中。

[参 考 文 献]

[1]常璩.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84.

[2]蒋波.秦汉时期的隐逸现象及其相关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2:153.

[3]齐涛.论东汉的隐士[J].安徽史学，1992(1):12-17.

[4]孟祥才.评东汉时期的隐者群[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6):13-21.

[5]聂济冬.东汉士人隐逸的类型、特征及意义[J].民俗研究，2011(1):129-228.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胡秋银.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J].安徽大学学报，2002(1):41-45.

[8]袁宏.后汉纪集校[M].李兴和，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254.

[9]史静.东汉隐士家庭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9-10.

[10]黄宛峰.论东汉的隐士[J].南都学坛，1989(3):1-6.

[11]王子今.论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兼说汉代“处士”的文化表现与历史形象[J].中州学刊，2009(6):176-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