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痴庵、嵩樵、烟潭渔叟等，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和诗人。王铎诗作甚夥，众体皆工。其众多反映现实、忧国轸民的诗作，再现了明清易代之际风云变化的时代风云，感情真挚，格高调古，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王铎深入生活、博览群书；另一方面，也和他很好地继承了中州先哲李、何“七子”的诗学传统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格调论诗 推崇真情

格调，顾名思义，在诗论话语里面主要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张少康云，格指的是诗的立意，“亦即诗歌的审美意象之构想”，调“是由声律所形成的诗歌音乐美，以及由这种音乐美所产生的悠远之韵味。”[1]167而且他还指出：“格调说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和文学上的复古模拟思潮联系在一起的。”[1]168

明代较早对传统的格调诗学进行自觉探讨的是弘治年间文坛盟主李东阳。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2]

可是，没想到，老秦有过一段婚姻，因为感情不合离了。女儿判给了他，还不满一岁。乡下教师的工资很低，老秦把老乡做的扫把买来去桂林卖，搭生活用。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挑柴火卖。有时候，他还用摩托车搭客人到山里来玩儿，能挣十几块。但这个活儿比较稀有。摩托车是借钱买的，债还没还完。

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於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这外，不亦难乎？[2]544-545

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汉以上古诗弗论。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苟非心领神会，自有所得，虽日提耳而教之，无益也。[2]539

由上可以看出，李东阳主张以声论诗，眼主格，耳主调。他从诗歌的音乐性入手，诗歌必须具有自然之音韵，眼读耳听后方能辨别诗歌之时代格调。

他对李杜之诗歌非常推崇：

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今泥古诗之成声，平仄短长，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若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远别离》，杜子美《桃竹杖》，皆极其操纵，曷尝按古人声调？而和顺委曲乃如此。固初学所未到，然学而未至乎是，亦未可与言诗也。[2]530

土体恢复系数与沉桩方式（如打入桩、静压桩、锤型等）、土体性质（如土体的粘性、密实度等）、桩基特征（如桩径、桩长等）、休止恢复时间等因素有关。一般而言，在相同其它条件下，静压法施工对土体扰动破坏较弱，土体恢复系数小于锤击法施工，而对于锤击法施工，锤重越重，恢复系数越大；黏性土恢复系数较大、粉土较小、砂土更小；桩径越大、桩长越长，土体恢复系数越大，所需要的休止恢复时间也越长；桩基承载力随着时间增加而增长，开始增长迅速，最后逐渐趋于稳定。

总而言之，地表覆盖和施肥的处理方式能够有效改善陕北土壤质量和环境，对于陕北枣树生长、提高枣树果实产量和品质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值得推广和利用，但是需要在科学的指导下结合土壤现实和气候环境进行科学的配比，切忌“一刀切”，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枣农的利益，助推陕北经济的发展。

王世贞有云：“长沙至于何、李，其陈涉之启汉高乎？”（《艺苑卮言》卷六）作为后学的李梦阳、何景明自然对此一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也是应有之义。针对宋代以来诗文界限模糊、台阁诗风萎靡以及性气诗忽视艺术风格等现象，李梦阳从诗歌“格”与“调”的角度入手，表达了他主张恢复汉唐格古调逸的复古主张。在《缶音序》中，他写道：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3]李梦阳《缶音序》)

当然，市场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诸如环保限产、能源供应、尿素期货上市等。但短期而言，在保障来年春耕用肥的前提下，结合国内的供需形势，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也以利好居多。尿素期货上市即使经历了长期准备，各方面研发工作也基本就绪，但也难以在今年完成上市。

故辞断而意属者，其体也，文之势也；联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义也；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调也；沈着、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而发于辞，辞之畅者，其气也；中和者，气之最也。[3]（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

在李梦阳看来，唐诗虽然已无汉魏六朝古调，但也保留了一定的音乐性，“可歌咏。”而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主理不主调，既无宋调，亦无唐调，古调更不必论。李梦阳主张格古调逸，“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李梦阳《潜虬山人记》)他主张以情感来统帅格调：格要高古凝重、调要超越流俗、气要舒畅徐缓、句要浑然一体、音要圆润流畅、思要情感强烈，但是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唯有“情以发之”，以情感统帅全篇，才能创作出真正的好诗。

何景明有感于明初性气诗派以诗论道而丧失古诗格调的作法表示了不满：

只要出自一己之胸臆，即便作者并未刻意合声律，而作品自然合律。

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4](何景明《海叟集序》)

他认为杜甫虽号“大家”，具有沉郁顿挫的鲜明风格，而其格调却没有流畅圆转的音律美，所以成为近体诗歌之变体。

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八《四箴并序》也说明了追求格调与表达情感并不冲突：

何子曰：好恶者，情之发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穷达者，天之命也。毁誉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修，而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修矣，而犹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乐天而知人者，圣人也。惩乎情，无违乎天，持乎身，无愿乎人者，贤人也。任情以忘乎身，希天而望人者，众人也。圣人者，吾不能也。众人者，吾不敢也。贤人者，吾愿学焉。于是著好恶、言行、穷达、毁誉四箴，书之座右。[4]

党建工作是民办高校全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证民办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组织建设为基础，建立健全党委、支部、党小组各级组织，以制度建设为关键，建立健全适应民办高校特点的各项规章制度。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使命感、责然感为重点，为民办高校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

何景明《内篇》曰：

夫诗之道，尚情而有爱；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诗之道也，慈惠出焉；经德纬事者，文之道也，礼义出焉。[4]

何景明主要从文体角度分辨诗文，从辨体的角度来明确诗歌最本质的特征为“尚情”，从而区别于“尚事”之文。但是，李、何二人又非常强调法度、规矩，主张作诗要“以我之情，诉今之事，尺寸古法”（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作者的创作要严格受到格调法度的制约和限制，不能逸出其间。如此才能达到格古、调逸的风韵之美。

但由于带着镣铐跳舞，所以李何之诗文，难免落入模拟，难于创新。正所谓“情动于衷而形于言”（《毛诗序》），“情动则言行，比之音而诗生矣。”（李梦阳《题东庄饯诗后》）这种“以情为本”的格调理论也启发了王铎对格调和情感关系的探讨。王铎主张“格贵老”，且“文不能降格以偕俗，改度而求工”（王铎《文丹》），直接承袭了“七子”一派推崇的格高调古。如果才情和格调有冲突，他宁愿“弃格取才”，留取真情。王铎在不同的场景多次强调“风雅性情之正”：

当前人们的节能减排意识不断增强，房屋建筑施工期间，技术人员不但应确保其施工质量，还应结合实际施工情况采用有效的节能方式，以充分降低能耗，提升工程的节能效果。对此，房屋建筑在节能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循相关的施工原则，对工程的门窗、墙体以及屋面等部分进行节能施工，增强建筑的使用性能。

觉斯因抵掌谈诗，必以得风雅性情之正。

觉斯言，诗大概取神理具足，而昨所言得性情之正者，至于浓淡平奇，在人各出手眼，要以不诡于正宗耳。[5]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涉北程言》)

采用偏心轮夹杆夯机夯填，夯填顺序同成孔顺序，夯填垂直直径30cm夯锤重量120kg，提升高度0.5m。填料时，分层回填夯实，压实度大于0.97。夯机就位后应保持平稳，夯锤正对桩孔，自由下落到孔底。按照取得施工参数进行控制，施工中成孔清底夯实、夯平，夯击次数为4击，夯填土分层夯实填筑，每次填料0.08m3，留好夯击记录用来控制参数和质量。

可见在王铎看来，情唯有真且诚才可通达天低，感化人心。其《孙北海诗序》云：

作为一个以诗歌为一代文学的唐代巅峰的诗人之一，杜甫的诗歌创作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影响深远，历来受到众家的推崇。“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7]而明代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号召，自然也会对杜甫予以极大的推崇和学习，所以尊杜、习杜的现象俯拾皆是。“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学士辈出，力振古风，尽削凡调，一变而为杜，时则有李、何为之倡”[8]，风气波及文士圈，其时陆深也提到：“弘治末，予初登朝，士大夫之贤者皆喜习颜书，学杜诗。”（陆深《停骖录》）杨慎在《诗话》卷七《胡唐论诗》条说：“至李、何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李梦阳《海叟集序》称：“叟诗法子美”，称许凯对杜诗的效法。虽然何景明对杜甫的“词固沉着，而调失流转”，多“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然这并不意味他对杜诗的鄙弃。何景明的《海叟集序》言及自己“学诗”所取：“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可见，在以杜诗为尚这一点上，他和李梦阳的观点比较一致。李梦阳《海叟集序》称尊杜为诗法的最佳途径，说“唐之诗最李、杜”，《诗集自序》也言及自己“为李、杜歌行”。其《答周子书》批评何景明及其随从者，“今其流传之辞，如抟沙弄螭，涣无纪律，古之所云开阖照应、倒插顿挫者，一切废之矣”；《再与何氏书》又提出：“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迭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胡应麟即指出：“李梦阳云：迭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如杜‘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前半阔大，后半工细也。‘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前景寓目，后景感怀也。唐法律甚严惟杜，变化莫测亦惟杜。”（胡应麟《诗薮·内编》）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云：“国朝习杜者凡数家，华容孙宜得杜肉，东郡谢榛得杜貌，华州王维桢得杜皮，闽州郑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梦阳具体而微。”胡应麟指出李梦阳所宣称的“半阔者半必细”“迭景者意必二”和杜律篇章技法之间的一种密切的对应关系。所以后来王维桢也看到了这一点：“本朝作者，空同老翁圣矣，即大复犹却数舍。盖空同有神变无方之用，有精神不杂之体，读一篇诗见一事。首终虽纵横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琚璜，弗一其形，而温栗同也。至若倒插顿挫之法，自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9]七子后学，“末五子”之一的胡应麟曾有言：“今人因献吉祖袭杜诗……就仲默言，古诗全法汉魏，歌行短篇法杜，……古今影子之说，以献吉多用杜成语，故有此规，自是药石，非欲其尽弃根源，别安面目也。”（胡应麟《诗薮·续编》）这是说，不仅李梦阳“祖袭杜诗”确为事实，且连曾指责梦阳仿袭“古人影子”（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声称“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的何景明，亦实以古作为法，不欲“尽弃根源，别安面目”，其中不乏效法杜诗之篇。但是正如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批评的那样，李、何二子的诗作之所以“风骚稍远”，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真情实感的表达，把《诗经》比兴的创作手法丢弃殆尽，而采用杜甫所擅长的过于直白的铺陈叙事的创作手法，最终使得诗歌远离了它的根本，成为诗歌的“变体”①。

王铎认为创作诗歌唯有以真挚而充沛的感情为出发点，为情而造文，又要以晓畅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来，否则诗歌便会沦入萎靡纤巧，毫无生气。

二、宗法杜甫 创作“诗史”

世之好诋诗者，皆不知诗者，不知诗乃人哀乐饮食之事也。日学之，不壅阏湫底之。其于此道也，始情深。……夫情以深入，以浅出，荏萎无强，纤靡无弘，皆由不浚其源，不溉其根者乎？……要亦情之深，不深入浅出，不知也。……情深文明，能无不强乎？无不弘乎？所谓斯道之龙象，今而后可与言诗。[6]（王铎《孙北海诗序》）

但是王铎对杜甫的继承和接受，却没有如此的缺憾。王铎的诗学，远祧杜甫，近崇七子之二李——李梦阳和李攀龙。他最尊崇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王铎“于作者之源流宗派无不晰”，有着较强的源流观念和宗派意识，故他“一往孤诣，直追诗书浑噩之遗，而置位于先秦两汉之上。即其遐览乎后世者，间有推许，然诗惟少陵，文惟昌黎；兼之者，明惟崆峒、于鳞。即信阳、州，犹未满于怀”（何吾驺《叙》）[6]111。王铎“留心经济，志在救时”（梁云构《王觉斯先生一刻序》）[6]120，“亦诗亦史”（杨观光《王先生诗序》）[10]，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主张诗不仅要存史，更要忧国轸民，“察风俗，审王化”（王铎《冷心诗序》），继承风雅美刺的诗教传统，反映政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用以匡时定国。他之所以“半夜诵读哭子美，此道千年交有神”，大抵亦是因为杜甫诗歌所抒发的忧时伤事的心情和描写的晚年漂泊流离生活以及诗史特征和圣者情怀能与王铎的心境暗合，能引起王铎的共鸣。《答明吾》《宿良乡柬长店居人述变》《始信》《甲申旅处哭》《前年行》《壬申七月》《罢都统守镇滑州作》等诗作都客观描绘了当时哀鸿遍野的民生民瘼和朝廷政治的黑暗腐败，真实再现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动乱与沧桑巨变；而《言志》《有咏投梦范呈日葵》《低回》《负良马》《歌声》《狂歌行》《座间闻击筑》等诗篇都真实抒发了自己早年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愤懑悲号和晚年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忏悔和反思，呈现了作为一个贰臣的王铎在沉重的心灵枷锁下的自责与自赎、寂寞与悲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诗作都很好地实践了他所推崇的诗圣杜甫的“诗史”精神。

[6]王铎.拟山园选集八十二卷[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8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53.

三、诗风雄浑 关注现实

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与他所处的人文传统和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铎大量的诗歌作品也体现了与他成长的中原人文与风土的文化环境、诗歌的传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①何景明《明月篇序》有云：“乃知子美……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趁帖，情出附辏，此则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二人皆从诗歌抒发感情的角度谓杜诗为“变体”，可以和杨慎的观点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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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发扬了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精神。而随着汉唐时代中原文化精神的兴盛，杜甫也再一次的继承和发扬了“爱君忧国、伤时悯物之意”（ 杨士奇《读杜愚得序》）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而成为诗歌集大成的典范人物，并形成了“雄深浑厚，有行云流水之势”（杨士奇《杜律虞注序》）的艺术风格。可以这么说，杜甫所坚持诗歌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开拓了中晚唐诗歌创作的广阔道路和崭新局面。

李梦阳的诗歌上承《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学杜甫干预时政、指摘时弊的诗史精神，主张诗歌创作要“以我之情，述今之事”，针贬时事，干预社会，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诸如《君马黄》《野战》《朝饮马》《环县道中》《玄明宫行》《朝行马送陈子出塞》《明远楼春望》《观灯行》《赋大隧》《公仪休》《博浪沙》《左袒行》《栗太子》等均是关注现实、体恤民瘼之作。形式上虽未抹去拟古的痕迹，但是这些诗却充满了社会现实的愤慨之情，以及关注世道民生的入世精神，雄浑苍凉，“气象高古”[13]，在“台阁体”盛行的年代尤具特立独行的时代意义。边贡在《题空同书翰后》中说：“鲁公圣于书者也，子美圣于诗者也，李子兼之，可谓豪杰之士已矣，今之学省之为诗若书，莫不曰乃所愿则学李子也。及其成也，弗颜弗杜，别顾曰非我也，天也。嗟乎!诗有宗焉，曰三百篇;书有祖焉，曰虫沙鸟迹：斯李子之学矣。今之学者，求颜杜于李子，无乃已疏乎!古之人有言乎：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斯李子之谓矣。”[14]由此可见，从杜甫“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到元稹白居易对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评价，再到他们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新乐府运动，再到李、何关注现实的“七子”群体，其实都与儒家诗论所主张的发挥诗歌的政治功用的精神一脉相承。

他认为“诗之道，关世道”（王铎《乔文衣诗序》），“诗以论世，亦可以寤世救俗”（王铎《顾总伯诗文序》），论诗则“繇少陵，而以《三百篇》为根本准则”[6]121，直接继承了从《诗经》而下的现实主义诗风。因为关注现实，而非单单从故纸堆里寻觅灵感和诗心，所以王铎的诗歌呈现出了一种宏大超凡的气势和格局。万历时期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主流诗坛，或着意描写日常琐事和自然景物，或专心刻镂“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脱离现实，因此被王铎斥为“雕虫细小”之技。他欣赏如沧海般具有“元气茫茫，渊奥无极、阔大莫涯”、能够“意志贯天地之中”的“元气弘灏”。而堪当此一重任的正是“亦风亦雅颂”[15]，有着薛蕙《戏成五绝句》之所谓 “粗豪”[16]之称的李梦阳，将“自是忧时者”（王铎《净业堂闻山事》）的杜甫奉为一生的偶像加以膜拜，评价薛所蕴“深于诗，深于经济。……忧国轸民，合风合雅，即此是诗，即此是经济之诗文。”②他称赞薛所蕴有一颗经世济民之心，《冷心芬诗序》云：“夫诗以察风俗，审王化，系国家之盛衰。”在王铎的观念里，诗歌是连接高层和底层的桥梁，可以兴观群怨，可以美刺言志，观风俗之盛衰。

更为可贵的是，王铎在辩证扬弃中发展了“七子”诗论，有力地扭转了“户公安而家竟陵”的诗坛颓风：“三十年来户公安而家竟陵盈尺之面安在乎？此非薄视古人而反高待今人也？吾乡王孟津当年尝感风气之靡，与余矢心共挽。海内有力之士间有所孤奋以自标，置于世乎丕变矣。”[17]而且李何因为过度拘泥于格调而深陷模拟的弊端也被王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得以救助③。“先生之诗无所不有，见有若戴晋人一剑而材矣，见有若大将军翔步上殿者矣，见有若王乔飘凌云者矣，见有若野老说农朴簌无他者矣。要以得其心，而后可以读先生之诗，不得其心者，并未可与读先生之诗也。夫北地、关中、历下、琅邪六七公者，可谓盛矣。然其为诗也，尤有句栉字比存乎诗之见也。至先生则或合或离，虽不及琅邪、历下诸公，然不可谓不得诗家之心者也。”[18]王铎的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内容，究其原因，一则因为他的博学崇古，以《诗经》为创作和批评的圭臬；另一个方面则是由于他人生经历丰富，深得江山之助，真情流露笔端，在明清之际的中州诗坛留下了璀璨瑰丽的篇章。

注释：

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北方文化和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南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有着强烈关切社会人生的现实精神。《诗经》的风雅传统一直是衡量诗歌价值的重要依据，“儒家诗学的价值系统从总体上说乃是一个尊重传统的复古的系统”[11]。而王铎也曾说：“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12]可见他就是以《诗经》风雅颂之“六义”为创作和批评的圭臬。

②王铎此《叙桴庵诗》见薛所蕴《桴庵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9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03-204页。

万：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听到有人如此称赞老师，当然非常高兴.我知道，科学史所原来并没有人专事医学史研究，那么其他领域的前辈对您的研究又是如何给予指导或帮助的呢？抑或纯属无师自通？

③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诗文用字须有来历》批判了李、何等人学习杜甫，只是袭皮毛而遗神髓，他们或是七子之领袖，或为七子之追随者，摹拟剽窃、生造杜撰，真真可谓“拆洗杜陵者”，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第866-867页。

参考文献：

[4]何景明.大复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李东阳.李东阳集：第二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4.

[3]李梦阳.空同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张少康,刘三复.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0）.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568.

事实上，学生分层、目标分层与作业分层是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的。不同层次的学生有不同层次的目标，通过不同层次的作业巩固才能实现其目标。A类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冲刺题，选题要精，避免无选择性的题海战术，这样只会挫伤其英语学习积极性，同时，教师可以通过课后沟通提供一些学习资源，布置一些有挑战性的开放性任务，以提高其学习兴趣；B类生应选择一些难度较为平实的题目，并且要重视错题的订正，明确自身薄弱点以寻求突破。C类生的首要目标是掌握基础题，平时练习中频繁出现的单词和词组搭配要熟记。结合目标分层将作业分层后，不仅仅有望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还能减轻教学双方的负担。

[7]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23.

[8]黄宗羲.明文海 卷二百四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王维桢.王氏存笥稿 卷十四[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刊本)集部 第103册.

综上所述,高度近视患者的发病原因和眼底病变的危险因素探讨可以给临床防治提供依据,此次研究的患者多数都是后天用眼不良,阅读姿势不正确和营养不均衡所引起的,患者的近视大部分都没有超过一千度,因此对患者的用眼习惯应该从小就进行纠正,保护眼睛,关注眼睛的保健。高度近视的群体以男性为主,高龄、屈光度高、眼轴长是导致患者眼底病变的危险因素,对于高危群体我们建议需要采取综合干预,让患者的眼底病变几率下降,降低高度近视眼底病变发生率。

[10]王铎，撰.黄道周，选.拟山园选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0：60-61.

[11]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4.

[12]王铎.琅华馆帖册后[J].香港虚白斋藏.

[13]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135.

[14]边贡.华泉集 卷十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王铎.拟山园选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第11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440.

[16]薛蕙.考功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彭而述.读史亭文集［M］．//四库全存目丛书集部 第20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2.

“互联网+教育”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定论，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互联网+教育”是互联网平台和现有教育的深度融合，其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教育平台，设计更多方便、多样的教育工具，更好地帮助教学者、受教育者以及教学机构达到预期教学效果，最终实现“多赢”局面。

[18]孙治.孙宇台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13.

生理生化特征分析结果见表5，参照伯杰细菌鉴定手册，菌株R1，R2，Y1，Y2，Y3，Z1，Z2的生理特性和植物乳杆菌、戊糖片球菌、淀粉液化芽孢杆菌、多粘类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亚种、镰刀霉、黑曲霉的基本特征相吻合。根据结果可知7株菌株都具有良好的分解糖类的能力，其中葡萄糖、蔗糖和麦芽糖所有菌株均能分解，具有糖酵解能力是发酵菌所必须需能力。此外，2株乳酸菌也具有良好的分解乳糖的能力，它们不仅能利用来自青稞的糖分，同时也能利用来自牦牛肉的糖分进行发酵，属于优质发酵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