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些世界著名的老城相比，柏林的历史并不久远。城市自1237年建成时，还只是一个汇集着渔夫、农民、小手工艺人的小城镇。建造这座城市的是一位名叫阿伯特的伯爵，因其绰号叫作“熊”，后人就以一只站立的黑熊作为柏林城的标志。这个城市曾被一道人为砌起的墙一分为二。无数的影视作品以柏林为主题，从《柏林苍穹下》到《再见，列宁》，从《逃出柏林》到《窃听风暴》。柏林电影节更是最重要的电影盛会。然而，如果一个法律人到柏林，他/她会关注的，或许是另一些别样的风景。

国会大厦：扑朔迷离半个世纪的纵火案

我们的漫游从城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开始。向西北方向步行五分钟，来到的是曾经发生过纵火迷案的国会大厦。1933年2月27日22点，柏林消防队接到消息，国会大厦发生火灾。直到23点30分，大火才被扑灭。经过消防员和警察对大火现场的检查，发现了20捆未烧尽的纵火燃料和一个赤裸的冻得哆嗦的男人。这个人名叫马里努斯·卢贝。他是一个荷兰共产党人，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借此机会，希特勒在普鲁士新闻公报的电台上发表讲话，称“这种纵火行为是德国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最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为”。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立即要求兴登堡颁布紧急法令，废除《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自由的条款。第二天，冲锋队占领了德国所有的共产党党部。德国共产党的报刊被禁止出版，包括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的1.8万名德国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在清除掉德国共产党后，1933年3月5日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44%的席位，但仍然没有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其中国家人民党和希特勒站在一起，他们共占52%的席位，纳粹党通过了《特别授权法》。一个月时间内取缔了所有非纳粹党派，建立了纳粹独裁政权。

高粱整地工作主要是为了施肥而打基础，因此高粱种植人员需要做好前期准备。例如，耕地、除草等方法，以上操作环节主要是为了高粱种植提供良好的基础。具体方法需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具体根据种植地区的当期自然环境而定。

嫌疑人卢贝经过严刑拷打后，承认国会大厦是他纵的火，目的是为了反对纳粹党。1934年1月10日，卢贝被处以死刑。对国会大厦纵火案的起因，历史学家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卢贝出于个人原因放的火，被纳粹党人利用；另一种认为是共产党策划卢贝放火(这种说法已经被证明不实）；大部分人认为，就是纳粹党人策划的纵火。然而，直到1981年12月31日，西柏林法院才正式推翻了“国会纵火案”原判决，宣布这是一起错审错判。近半个世纪后，失业工人卢贝的冤屈才得以解开。然而，无论是当时的共产党人还是纳粹党人，在世的都已经不多。不禁让人们追问一句，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柏林墙：以人性为底线审判平庸的恶

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神经科学部主任埃利泽·马斯里亚（Eliezer Masliah）说：“这笔突然增加的资助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这真是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黄金时代！”

电影《窃听风暴》展现的柏林，是那个令东柏林人沉于梦魇的年代。人人都生活在窃听与监视之下，巨大的信息网通向“有关部门”，说错一句话便有杀身之祸。这样的一个“有关部门”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在被称为“恶魔山”的托伊费尔斯，有一个曾经的间谍中心对外开放。这里曾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个监视站。位于柏林墙边的这个间谍站，曾经是间谍情报系统的重要根据地。与之相似的，是今天的史塔西博物馆——这里是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又被叫作“千眼之家”。

堪称经典的是，在判决书中，联邦最高法院祭出了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观点：当实在法违反“国际社会共同的关于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法律观念时”，法就成为一种不法，法律就需要被超越。法院还强调了一个细节，即使阻止东德公民离境是一个正常理由，守卫也不需要以杀死逃脱者为代价，执行这一命令。在击 中高定的膝盖后，守卫仍然采取了连发射击，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命令，而具有了杀人的故意。

史塔西（Stasi），是德语Staatssicherheit缩写的音译，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成立宗旨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这张间谍网神秘而无情。早在1953年，华约阵营就挖通了“柏林间谍隧道”，以监测东德政府的一切电话通信。在东西德交界处，著名的查理检查站今天虽然是旅游胜地，过去却曾是重兵把守——大量的情报在这里交会，甚至交易。在位于西柏林的万隆和东柏林的波茨坦之间，还有一座桥名为“间谍之桥”，双方在此互相交换捕获特工的场所。许多与间谍有关的档案，要到2022年才会公布于众。

盐胁迫是影响作物产量主要的非生物胁迫之一。盐胁迫会影响作物对水分的吸收，影响作物体内离子的平衡，还会导致膜透性的改变以及生理生化代谢的紊乱，进而影响作物的生长甚至导致死亡［1］。为解决盐胁迫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在盐碱地上种植耐盐作物是其中一种解决方法。

恶魔山：窃听与监视的噩梦

因试图翻越柏林墙而殒命于枪口之下的人到底有多少？一个说法是136人，另一个说法是245人。对于射杀翻墙者的行为，从1990年11月3日开始，联邦德国的司法机关展开了追诉。一共246人被起诉，然而他们当中很多已经年逾古稀，健康条件不允许他们为当年的行为接受庭审，近半数追诉程序被迫终止。只有126人以判决结案，他们当中又有61人被无罪开释。

经过审判，柏林地区法庭判处亨里奇等四人有罪。他们不服，诉至位于莱比锡的德国联邦法院（最高法院）。1992年11月3日，联邦法院作出了关于边防部队士兵射杀翻墙者的上诉审判决。律师提出的抗辩理由是，根据东德于1982年制定的《边界法》第27条第2款，该条规定为了阻止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使用射击武器攻击人是合法的。而东德刑法第213条将未经国家允许离开国境规定为犯罪行为。由此，展开了人们对于“恶法是否非法”的讨论。

学生自主思索，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相互交流，教师巡视观察，展示有代表性的解答(不完整的也可以)，展示的时候让学生本人自己先讲思路的依据，然后其他同学点评和补充，需要的时候教师进行追问.解题后抽象概括出元素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特征.

柏林可能是唯一一个城内有原始森林的首都，郁郁葱葱，水草茂盛。施普雷河从城市穿过，在快到亚历山大广场的时候，向西拐出一段波形，从夏洛腾堡区蜿蜒而出。这条河在亚历山大广场南方拐出第一个弯时，岸上有一条与之垂直的街，叫作汉斯·利滕大街，德国律师协会就位于这条街上。协会所在的那幢楼，也是用同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

以律师之名命名的街道：你有权质问强权者

另一个形象的地名，则是“眼泪宫殿”——过去，西德人到东德访亲，必须经过这一官方过境点。许多亲离家散，在这里被见证和铭刻。然而，根据《窃听风暴》导演多纳士马克的说法，现实其实远比艺术更残酷。他为了展现间谍网的恐怖，找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这位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国会大厦的东侧，是著名的柏林墙。在两德分裂期间，人们要到达国会大厦，势必会在柏林墙的注视下默然经过。“墙倒”后的1992年，柏林地区法庭于2月5日开庭审理了一起 著名的“柏林墙守卫案”。被告是4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他们曾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好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物流信息采集技术主要是对货物的名称、数量、质量、数量、原产地等等信息，准确、快速的读取到货物的相关信息才能够更好的提升物流的运输效率，在目前的信息收集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技术主要包括条码技术、二维码技术、物流编码技术、射频识别术、RFID技术、EDI技术。

汉斯·利滕是谁？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律师协会大楼和街道？他是一名律师。当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离开人世时，只有34岁。他虽是犹太人，却出身名门。父亲弗里茨是哥尼斯堡大学的校长。按照父亲的愿望，他放弃了深爱的文学，走上律师的道路。以其家族背景，利滕毕业后，无论是选择从政还是从商，都有着光明的前程，很大概率不会受到纳粹的迫害。毕业后，主要接手民事官司的利滕，业务常常忙不过来，收入方面也还可观。然而，他最终“选择成为一名犹太人”，“想要同受压迫者站在一起”。这也为未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30年，四个冲锋队员在埃登舞蹈宫枪杀了两名工人。这就是著名的埃登舞蹈宫案。该案本不复杂，但此时纳粹已如日中天，其重要激进组织冲锋队无恶不作，民众人心惶惶。法庭往往不敢对他们的暴行说半个不字。然而代表受害人一方的利滕律师却不愿接受“未审先定”的结局。1931年5月的庭审中，27岁的利滕律师提出申请，要求纳粹党魁、42岁的鲁道夫·希特勒出庭作证。审判中，他对希特勒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质问，令这个权倾天下者当庭下不来台。法官和旁听的人们无不吓得目瞪口呆，利滕却没有丝毫退缩。

在庭上左支右绌、狼狈不堪、屡次落入律师圈套的希特勒对此恼羞成怒。他的证词也暴露出，纳粹党高层对当时德国多起纳粹冲锋队员所涉及的暴力犯罪不仅知情，而且往往加以指挥的真相。然而，在法官的庇护下，希特勒得以逃过律师的继续深入追问，避免了纳粹党鼓吹社会屠杀的面孔过早暴露在世人面前。希特勒本人也没有因为证词中诸多谎言和漏洞被依法追究伪证罪。据当时的知情人士回忆，如果法庭没有放过希特勒，当时已陷入重重危机的纳粹党，很可能因为领头人入狱而发生分裂。

最终，这次庭审以及庭审中让希特勒大失颜面的律师，也因此成为元首的禁忌。掌握最高权力后，他逮捕了一大批政界、文化界、法律界人士，其中就包括他的眼中钉——汉斯·利滕律师。入狱后的他并没有放弃生命，还致力于将中世纪的德国诗歌翻译成现代德语，将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介绍给周遭的人们。尽管他的父母一直努力营救，但利滕自己知道，他是无从逃脱的。在辗转关押多家集中营，遭受残酷迫害后，利滕于1938年在集中营里自杀。今天，法律人没有忘记这位早在1931年就痛斥过纳粹暴政并预言过纳粹更大危害的法律精英。德国律师协会更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所在的街道和大楼，甚至在非正式场合称自己为“汉斯·利滕协会”，以向那个年轻而永恒的生命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