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字是我国古代民间识字课本，童蒙、贩夫走卒多藉此识字。其历史悠久，西汉史游的《急就篇》或许是现存最早的杂字书。以“杂字”命名此类字书始于东汉，常镜海在《中国私塾蒙童所用之课本研究》一文中称：“据《明国史经籍志》载，《杂字指》一卷，后汉郭显卿撰；《要用杂字》三卷，邹里撰；《俗语杂字》一卷，隋王邵撰；《杂字要》三卷，隋李少通撰。观此知汉时已有杂字之书”[1]。不过，这些早期的杂字现多已亡佚，其内容无可稽考。杂字的大量出现，并作为民间私塾识字书是在宋代，陆游在《秋日郊居》诗第三首的注释中云：“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2]。朱熹在训诲门人认真读书时，也指出：“须是仔细看，看得这一般熟后，事事书都好看。便是《七言杂字》，也有道理”[3]。明清时期杂字的内容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成为除“三百千”外的重要民间识字课本。但是这种供庶民小儿识字的杂字书历来备受忽视，官修正史，语焉不详；历代书志、书目很少著录，散佚各处，渐趋消亡。有研究者称：“宋元版杂字现在已经没有了踪迹，明版杂字已成凤毛麟角，清代和民国版杂字已不多见”[4]。杂字书大多通俗易懂、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是研究地域民俗文化不可多得的资料。被誉为“文献之邦”的徽州，明清时期的杂字仍有一定数量的留存，仅笔者购藏就有200多册、60余种。现叙录清代徽州六种有代表性的杂字，以飨读者。

1 《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

《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是明崇祯年刻本《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的增补本，也是目前所见内容最丰富、收词最多的徽州杂字。这种杂字书目前所见有多种刊本，如仇村黄文仪梓行的《开益堂增订释义经书便用通考杂字》，徽郡黄惟质订补的《新刻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等，但大多是残缺本，所见的全本是由歙县虬村黄云景在乾隆戊子年（1768年）梓行的《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为黄山学院徽学资料中心所藏。全书三卷，共两册，其版权页明确注明“徽郡徐三省编辑王旭林增补”“乾隆戊子年新镌 歙西虬川黄云景梓”等内容，并在其后录有一则近四百字的序言，说明编辑增补的原因及增补的内容。序言中指出“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儒者对“海志山经，稗官野乘、巷议街谈、纤微琐屑、日用所必需者”都应知晓，不然“麟篆百亟反不及兔园一册，而三家村之学究反胜于万卷之宿儒也”。原来的版本虽上自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星卜医药，无所不备，但“顾其中犹有缺略者，则缙绅之品秩未全而冠带之朝仪未载也”，而“设官分职乃一朝之大典，而服物采章亦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不可忽略，需要增补，故而增补了“文职公署类”“武职公署类”“历代状元考”“大清官制总数”等内容。

《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分上、下、外三卷，分类编排，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饮食器具、人物身体、商贾百工、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上卷包括天文类、地理类、时令类、人物类、文职公署类、武职公署类、身体类、病症类、人事类、俗语类、婚姻类、丧祭类、讼狱类、士文类、农业类、百工类、商贾类、妇道类、数目类等23类。下卷包括释道类、木料类、宫室类、船只类、杂货类、珍宝类、银色类、首饰类、衣冠类、丝帛类、颜色类、靴鞋类、五谷类、蔬菜类、果品类、荤食类、素食类、酒名类、屠宰类、农器类、铁器类、军器类、乐器类、玩器类、酒器类、瓷器类、瓦器类、石器类、磨器类、木器类、竹器类、漆器类、花类、木类、竹类、草类、药类、禽类、兽类、马类、鳞类、虫类、古字类、疑字类、易声类等48类。外卷包括算法类、药方类、文约类等5类。全书总共收录70余类。虽然种类庞杂，但其地域色彩非常鲜明。如徽州世家大族多为“中原衣冠”的后裔，是孔孟之道的信徒，秉承儒家文化，《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人事类”开篇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四教文行忠信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代表儒家伦理思想的内容。明清徽州商业发达，徽商足迹遍及天涯海陬，《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不仅在“商贾类”中收录大量“经纪牙人贩子伙计行肆交易贩放借贷典赁兑换估值”等商业经营中的常用词汇，在“杂货类”列有各类货物名称，在“文约类”介绍各种契约的写法外，还在下卷收录“水陆路程便览”，列有“一徽州府由徐州至北京陆路程”“二徽州府由有严州至杭州水路程”等十余条水、陆路程，便于人们掌握外出经商必备的程途知识。而《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中的“俗语类”“古字类”“疑字类”等所列的一些方言俗语值得语言学研究者关注，如“俗语类”：

其次是奶源和生产工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奶粉的品质。三聚氰胺事件后，消费者对奶粉安全性更加重视，来自爱尔兰、新西兰等北南纬45度黄金奶源带的奶源都是不错的。此外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工厂才能保证所有的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致性，也更有品质保障。

积渐姑待暂时权且悄地临期登时循例激切霎时叮咛嘱咐唠叨使令阿谀谄媚反悔不测撩路舞美戏耍伏水划汹行移勾当来历行止缘故是非破绽没意思不觉的下场头没巴臂不长进酩子里积阴德

这些俗语俗字为徽州方言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2 《启蒙切要杂字》

《新刻易见杂字》是典型的分类编排的杂字书，其独特性在于不仅分类，还注重分类的层级性。全书按照“农业第一、种子第二、作山第三、园坦第四、百工第五、器用第六、衣冠第七、行商第八、坐贾第九、技艺第十”进行了清晰的十个大类别的划分，并用简洁的语言在开头或对此类别进行概述，如“种子第二”的开头为“各样种子，各色无数，麻豆粟麦，稻黍稷菽”；或点明其重要性，如“衣冠第七”的开头为：“人文盛世，衣冠而治，簪缨束带，出人头地，胸罗星斗，人不知识，身披锦绣，竖子敬避，心昧礼仪，外整装饰，如沐猴冠，马牛襟裾”。之后再进行更细更小类别的划分，上述“种子第二”“衣冠第七”就分别细分为谷种类、粟种类、豆种类、麦种类、麻种类和巾帽类、首饰类、衣服类、鞋脚类。《新刻易见杂字》从整体上看，结构严密，内容井然有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杂字书。

郑阿才等人在《敦煌蒙书研究》一书中指出：“童蒙读物的编纂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和阶段性，编纂每每与时俱进，随时改易”[5]，作为蒙学教材重要类别的杂字书这一特征更为显著，一些杂字书的编者常以这样的话语结束：“山人拙语，高者再添”（同治八年新刻《使用杂字》）、“所载物件，且顾眼前。如不够用，贤者再添”（《童蒙急就编》抄本）、“山人谚语，贤者再添”（京都打磨厂宝文堂梓行的《四言杂字》），都鼓励人们根据日常需要进行增添改易。《启蒙切要杂字》作为手抄本，在传抄的过程中删减增补的情况非常明显，目前和《启蒙切要杂字》内容、形式相近的徽州杂字书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柯佳爆的《十言杂字》、宣统五年（1913年）歙县南乡水竹坑柯秀堦的《新刻增减十言杂字》。尤其是《新刻增减十言杂字》，其正文之前作者用朱笔做了说明：“此是古传之遗书，乃前辈贤士所作，流传后世。今有蒲草氏增减，博通学者既有其不尽心乎？”明确表明是在前人著作基础上进行了增减改易，对比其内容，依据的底本就是《启蒙切要杂字》。

《启蒙切要杂字》属于不分类杂字，全文采用“三三四”十言句式，将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俗字俗语联缀成篇，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实态。如对当地婚俗的描述：

夫《杂字》一书，由来久矣，虽考订者甚众，然其间字画不无传习之谬，音释复多错解之愆，且文约一途繁，卖者宜删而削也；事类多端，未备者宜增而补也。予虽不敏，切[却]有志焉，因为之极力详审，重加精订，庶后学习此者，既免差讹之弊且睹全书之乐。然则是集也，岂仅启蒙已哉？人苟熟读之、细玩之，服膺而弗失爱通以运用，即文字两者，虽不尽此，亦庶几矣。讵可勿乎哉？

在徽州，书名未称其为“杂字”但实为杂字的情况很常见，《开眼经》即为其中之一。因为，判断一本书是否为杂字书，不能仅仅根据书名，应结合其内容和形式来综合判断。敦煌文献中的《碎金》《杂集时用要字壹千三百言》等书名上就没有“杂字”二字，但学界一般都将其作为杂字书，如徐梓在《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一书中将《碎金》《杂集时用要字壹千三百言》作为隋唐五代时各种杂字书的代表予以介绍[7]。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一书中就将《碎金》作为杂字中“分类词汇”的代表予以介绍，认为“这种杂字书宋元以下，不可胜数，都是分类编排，以词为主，并不联属成文，也不编成韵语”[8]。

市场化程度（mart）:樊纲等则在问卷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场化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出市场化指数[8]4-7。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水平。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reating the disease of...is...

两种版本的《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均未注明编纂、刊刻的年代，但在下栏正文之后所附的“历代帝王统纪”中，古香堂刻本从“盘古生于太荒”一直叙述到“大清顺治奠鼎，传至康熙雍正。乾隆在位六十，嘉庆永远万春”，由此推断《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古香堂刻本的刊刻年代应在清嘉庆年间，因为按照童蒙教材时时改易的特点，对年代这样的大事，后世刊刻时一般都会随时改易的。这在延古楼刻本《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也得到印证，因为延古楼刻本将“乾隆在位六十，嘉庆永远万春”改为“乾隆在位六十，嘉庆二十五春。龙飞道光即位，万年四海升平”，这说明延古楼刻本的刊刻时间为道光年间。

3 《开眼经》

上引部分完整地叙述了从批庚换帖、下聘定亲、嫁娶亲迎、洞房花烛，到婚后“拜三朝”的过程，从中可见徽州人对古代婚俗基本礼仪的遵循，也反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婚俗活动，如唱撒帐歌、吃上床饭等。其中“唤伴当，搬嫁资”中“伴当”，据傅衣凌先生考证，“伴当”一词起于元代，以元明两代为盛，是与随从、奴仆、梯己百姓、奴婢等一样，都是元代社会中的不自由贱民。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但以徽州府为盛，甚至到清代仍有大量留存，“伴当”也就成为徽州的一个专有名词，清雍正五年四月间的上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上谕内阁，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厉廉耻而广风化也。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6]。

《开眼经》在徽州流传比较广泛，留存下来的也有一定数量，就目前笔者购藏的《开眼经》就有徽州刻坊茹古堂、延古楼、开益堂刊刻的三种木刻本和数量较多的手抄本。三种木刻本中都收录了完整的序言，序言落款明确表明此书是“唯堂父”在“康熙庚寅岁蒲月”（即1710年5月）编于“新安斋”。作者“唯堂父”为何许人不可考。从序言中可知，作者编辑此书源于儿童在村塾中整天学的是“子云诗曰”，而“日用之粗俗字眼，经书不多概见”“一旦命其登账籍、读家书，无怪乎提笔问字入目盲然也”，作者认为责其子而咎其师均于事无补，因而“不辞旬日之劳苦，检阅《通考》《群珠》之眼前紧要者，纂集付梓，使村塾童蒙人人置一帖焉。”目的虽为小儿启蒙之用，但也兼及目不识丁的村夫俗子，即“是虽专治小儿眼科，亦可略开村野盲瞽”。这也是书名“开眼”之由来，至于“开眼经”的“经”字更多地来源于《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就是作者所谓的“书虽粗俗，名则大雅”。

《开眼经》正文从形式上看无分类的标志，但实际上仍是分门别类，正如序言所云“虽分门析类不见标题，然汇集详明各有眼目，且拣字成句，选句成行，音韵铿锵，易于记诵”。其内容“始以开天之象”，开篇即为天文星象：“天文星象，日头月光。发风落雨，下雪飞霜。云霓电雹，霹雳雷霆。烟霞雾露，辰宿阴阳。”接着便是地理舆图、人物身体、宫室殿宇、日常用具、粮食菜蔬、疾病药草、死丧祭祀、百工技艺、行商坐贾、律法诉讼、人事交往、飞禽走兽、水族昆虫、花草树木、衣饰女工类，最后是婚嫁生子：“分娩贺喜，叶孕添丁。弄璋弄瓦，报囝看生。”即序言所说“终以生人之事”。

《开眼经》专门为童蒙、贩夫走卒识字而编选，解决的是登账籍、读家书等日用需要，因此其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是研究清代徽州庶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如“另居各爨，事业轮流。家私盛貯，安歇拈阄。”描述的就是徽州人析产分居的习俗。尽管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一直是古代封建统治者提倡和表彰的典范，而在宗法制度异常完备的徽州，累世同居共爨的大家庭也确实很多。但是到了明清，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观念的变化以及徽商的大量外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逐渐被析产分居的小家庭所取代，徽州现存为数不少的分家析产的文书，而作为童蒙课本《开眼经》中的上述描述，更能说明在清朝初期的徽州，析产分居已成为民众生活的常态。又如：“健讼斗殴，勒逼围匝。凶手保辜，踏勘访察。攀扯拖拽，坑陷连累。词讼认状，鞫间审理。钻剌离间，缉探监押。依拟申呈，触犯责罚。”从中可见徽州乡民“健讼”的风习。徽州民间历来健讼，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形成“习律令，性喜讼”的民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的转型，利益的频繁冲突导致明清时期徽州民间“健讼”之风愈演愈烈，康熙年间的《徽州府志》称“讼起杪忽而蔓延不止”。因此，饱受诉讼之苦的徽州人让子弟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会写诉状、能打官司，“如要与人争斗事，诛语状词便挥毫”（徽州《三十六行杂字》抄本）。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开眼经》收录有关诉讼内容的良苦用心了。

4 《新刻易见杂字》

目前所见这种杂字至少有五个书坊镌刻，分别是：“婺邑王青云阁”“屯溪茹古堂”“婺邑文林堂梓”“婺邑文林堂”“婺邑文和堂”“乐邑曹义顺堂”。各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而书名却有所不同，如婺源王青云阁、文和堂与屯溪茹古堂梓行本的封面均题作“农业杂字”，首页亦都题为“新刻易见杂字农业”；婺源文林堂梓行本封面、首页则直接题为“农业杂字”，而乐邑曹义顺堂的梓行本却将书名题作“新锲易见杂字启蒙”。称其为“杂字启蒙”更多的强调这种杂字是用于蒙馆启蒙识字，称其为“农业杂字”主要是因为此书的开篇即为“农业”，更多强调它的日用功能。五种版本中仅婺源文和堂梓行本在封面标注了翻刻的年代，即“光绪辛丑”年（1901年）。

6）将装在袋中的承口配件放置在管段旁，并在管道上配件长度一半加20mm的位置做参考点标记，用于在连接完成后对刮除区做目检。注意此时不要拆除管件包装。

光绪十四年（1888年）手抄本，为黄山学院孙承平先生家藏。其著作者是歙县南乡磻川江峰的方彩森。全书内容完整，字迹清晰工整，作者在正文末尾对页数、行数与字数都作了明确的统计：“共二十八页五百五十四行五千五百四十个字”。其正文以“凡训蒙，习杂字，勤苦有功。粗俗语，口边言，眼前撮要。勿忽略，心牢记，茅塞顿开”结束全文，明确表明《启蒙切要杂字》主要是用于训蒙，而作者对字数统计如此清楚，这在一般杂字书中是比较少见的，由此推测该书应该是私塾先生为教学所编。蒙馆的塾师为教学编写杂字书的现象在徽州并不少见，如《三十六行杂字》《日平常》《逐日杂字》等都明确表明为塾师编写。

尽管开篇是农业，很多版本也称之为“农业杂字”，但在商业兴盛的明清徽州，《新刻易见杂字》的重视商业经营的地域特色仍然很明显。在全书十大类中，将商业分为“行商第八”“坐贾第九”分别进行介绍。在明清时期的徽州，盐、典、茶、木是徽商经营的主要项目，在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中，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商，婺源多木商。这种多为婺源书坊所镌刻的杂字书，在“行商第八”中以十分之九的篇幅讲述木商的经营过程：从最初“邀同伙计，合做买卖，拚买跽山，计数多少”的“拚木类”，历经斫树、柁树、装簰、放簰、抽分等类别，到苏州（“苏州簰类”）、瓜洲（“瓜洲簰类”）发卖，最后是“收拾财本，定夺船只，来来往往，贩粜粮食”的“粮食类”，无一不与木商的经营贩运相关。而“坐贾第九”中的“典当类”也很有特色，强调“开典事例，月不加五。真纹出入，认票取赎。首饰衣服，件件皆当。凉巾毡帽，笔墨不当”，典当规矩的描述简洁清晰，为我们了解典当行业提供了实态化的资料。

出院后1个月，研究组的自我效能感评分高于入院时，且出院后1个月研究组的自我效能感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5 《珠玑杂字》

《珠玑杂字》在徽州是一种通行的杂字书，留存异常丰富。书名大概意寓“字字珠玑”，强调其重要性与经典性。除去大量的手抄本外，仅笔者所藏的就有屯溪大盛堂、徽城富文堂、郡城集古斋、徽郡文林堂、徽郡乙照斋、虬村延古楼、翰墨林、屯溪茹古堂、徽郡古香堂等十多个书坊刊刻的木刻本。其中刊刻时间最早的是嘉庆戊辰年（1808年）虬村黄开益堂重刻本。该书通篇四言，开头即是商业经营的内容：

今具支用，账目分明。对面算过，零碎凑还。减除饶让，净欠撞足。酒麹豆腐，油盐酱醋。桐子皮漆，芝麻麦粟。赤白乌豆，糙米糯谷。皮叶茶盐，酒糟酒酵。桐箍麻饼，豆渣粉糠。米粞麦皮，稻苗粟穑。赊借典当，家宅店铺。壹拾贰硕，叁秤肆斗。伍斤陆两，柒升捌合。玖拾百千，两钱分厘。纳粮上课，元宝真纹。收入剩仗[账]，银子铜钱。交还了当，封号领讫。书写称呼，来历明白。

杂字主要解决的是日用字问题，因此，《启蒙切要杂字》在对衣食住行内容不经意的介绍中都带有浓郁的徽州地域特色，如其中有关房屋建造的内容：“造牌坊，做厅屋，厅堂两廊。建寝室，统宗祠，三间两进。通卷楼，迎宾馆，门墙照壁。造宝塔，建桥梁，栏杆花柱。做官厅，造书院，画栋雕梁。”这里的牌坊、宗祠、寝室、门墙、照壁、书院在徽州是极为常见的建筑，现今仍有大量实物遗存。可以说，《启蒙切要杂字》是研究清代歙县南乡民俗生活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这里，不仅有商业经营中的账目计算，更涉及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中的盐、典、茶，由此可见徽人重商的心理。商人与终老一村的农民、执着于主观冥想的儒者不同，他们要出外经商，必须对其所生活的客观世界具有可靠的知识，不仅要了解物产、人情、风俗，还得了解天文、地理等知识，要有一定的时空观念，无论巨贾还是小贩，故而《珠玑杂字》在小小的篇幅之中，不忘对乡村地名、他州外府的介绍：

乡村地名，坐落处去。徽郡六邑，歙县休宁。黟县婺源，绩溪祁门。他州外府，宁国宣城，青阳石埭，泾县南陵，浙江芜湖，安庆太平，北京盛京，南京金陵，淮安扬州。

《珠玑杂字》中有关称呼、农业、器用、工匠、身体、疾病、果品、饮食、服饰、殡葬等方面的内容也很有特色。如其中关于“殡葬”的内容：

师人拣选，良年月利。山向大利，开坟结椁。山头踏地，扦穴寻龙。起□落圹，殡葬骨殖。醮墓安山，标挂祭扫。

这段文字描述了徽州人在殡葬时重视风水的习俗。徽州很多文献中都有所谓“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的记载。他们笃信风水，认为地理环境、山川形势与人的吉凶祸福乃至子孙的命运前程有关，所以，无论是建生宅，还是选墓址，都要请人看风水。为了安葬先人，会不惜钱财去为其寻得一块吉壤宝地。如清初休宁人赵佶士为了给父母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下葬，不惜广延整个徽郡的堪舆家二十余人，但“纷纷点穴不定”，最后用秤土法，“择土之重者用事，及开金井，土如紫粉，光润异常，登山者咸贺得地”[9]，才确定一处吉壤作为真穴。有时为争得一块风水宝地，甚至不惜诉诸于旷日持久的官司以裁决或直接以武力来定胜负，故很多文献显示当时徽州的争讼多因殡葬时的风水问题而起。虽然打官司有可能造成家破人亡的后果，但这并不影响徽州人寻风水宝地葬亲习俗的世代盛行。

6 《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

目前所见有两种版本：古香堂木刻本和延古楼木刻本。古香堂、延古楼梓行的《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内容、版式基本相同，首页、末页均题“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每页的中缝分别题“启蒙古香堂”“启蒙延古楼”，中间夹页注明“古香堂（或延古楼）精订启蒙全书”。内页分上下两栏，上栏录有“历代帝王纪”“称呼类”、各种帖式以及契约文书等。下栏为正文，正文前有序言，文字简短，照录如下：

定媳妇，批庚帖，聘仪六礼。担重阳，裹粿粽，拜帖下书。唤伴当，搬嫁资，粧奁全副。上头茶，出门福，猪首三牲。轿下食，梳粧包，秈糯饭米。踏脚鱼，孝顺肉，生熟两方。税花轿，扮郎嫜，肩輿鼓手。嫁娘姨，边娘姊，装扮妖精。接书套，大门前，灯笼火把。下恳书，参速谢，发亲起身。装新人，戴花冠，团衫角带。过路衣，围轿被，参拜天地。接亲到，开轿门，宫灯插灯。吵新人，吃喜酒，并亲撒帐。上床饭，饮交杯，花烛洞房。

在短短的百余字序言中，编写者明确指出《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属于由来已久的“杂字”之一种，而且在正文最后的“统论”类中再次强调：“圣贤道德蕴奥，经书义理深渊。高深不可几及，学者似若登天。上达必由心悟，下学可以言传。聊将杂字纂集，分门定类成篇。读者最宜潜玩，变通撒用为先。休得胶柱鼓瑟，致有愚鲁之愆。”指出《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不同于讲授高深义理道德的圣贤经书，是一本内容浅近、分门定类编纂而成的杂字书。接着，序言交代了精校修订的缘由（一些杂字的形、音、义多有错谬，所载的文约过于繁杂，事类不全需要增补），并指出此书的功用（既可用于启蒙，也可作为成人日用）。

同样的，在《乡愁四韵》中，“长江水”到“醉酒”、“海棠红”到“沸血”、“雪花白”到“家信”以及“腊梅香”到“母亲”的对应也是不同于自然语言的跨越感官的错乱。诗人思念故土，却一再深沉呼唤上述事物，同样是诗人对于乡愁所作出的另一种隐喻。这一修辞手法的运用拉大了能指与所指间的距离，在意指活动中获得了艺术的张力。正是这样的隐喻之张力产生了两首诗中的诗意之美。

③共现矩阵构建：根据设定的共现矩阵行列数，将频次降序排列表中的相应数量条目元素作为矩阵知识单元进行运算，以构建知识单元共现矩阵并生成EXCEL格式文档，进而基于此矩阵文档导入Netdraw可视化分析软件生成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是典型的分门别类编排的杂字，正文分为两端、天文、地理、时令、人物、君臣、文署、武备附兵器、言谈、贫富、宫室、家具、匠工、身体、饮食、酒叙、婚丧、戏具、刑宪、律条、农事、女工、男服、女饰、病症、药材、珍宝、货物、文史、音乐附器、数目、颜色、菜蔬附禾苗、花果、鱼虫、禽兽、草木、统论，共38类。在饮食、酒叙、婚丧等类别中，其地域色彩仍很鲜明。徽州民间历来健讼，而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的转型，利益的频繁冲突导致徽州民间健讼之风愈演愈烈。因此，掌握一定的律法知识成为现实的需求，《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除在“律条”介绍各种律法罪名内容外，还在“刑宪”类中专门介绍各种刑具、刑名等，劝诫乡民遵法守法：

经过分析，我们再次将高于中介中心度指标均值的节点作为关键中心节点，新增重庆红岩、重庆夜景、名山、神女峰景区、神农溪、三峡人家、恩施大峡谷、武汉东湖为关键中心节点。印证上文对三峡游客流动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图及整体中心度的分析：三峡旅游正逐步形成都市带动三峡整体旅游的发展趋势。从数据显示来看，三峡旅游腹地景区发展较为成熟并取得较大成功的景区为恩施大峡谷(土司城)，三峡旅游逐步形成重庆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奉节—巫山-巴东-秭归经典段、恩施武陵山片区四大空间发展格局。

刑宪囹圄牢狱监禁，挷缚枷锁系囚。杻镣荆条辖床，拶子夹棍榔头。刺字发配摆站，著卫充军枭首。剿灭凌迟碎剐，绞斩笞杖徒流。人身似铁非铁，官法如炉果炉。惧法朝朝快乐，欺公日日忧愁。

《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对婚丧习俗的描绘，如“拣选传庚开算，作伐说合为媒。请期纳采下定，花红表礼聘财。求亲迎婚遣嫁，餪房撒帐交杯。毕姻伉俪匹配，婉娩绸缪和谐”等，对“搨粿、饺饵、摺面、索粉”等富有地域特点饮食的叙写，都值得民俗研究者关注。

从语言表达形式上看，杂字书或采用整言韵语的形式，如上述《开眼经》《启蒙切要杂字》等，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童蒙记忆；或采用散言词汇的形式，如上述《增订释义便用世事通考杂字》，单列词汇，间或释义。《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则综合了这两种语言表达形式，如“天文”类：

乾坤阴阳宇宙，霄汉仪象风云。日月乌兔晕魄，炁曜斗宿星辰。霰雹水霜雨雪，虹霓闪电雷霆。烟火霞光雾露，蟾窟彗孛霉霖。团圆朦胧皎洁，光辉灿烂澄清。霹雳滂沱润泽，凛冽凄惨飘零。覆盖流行运转，动荡曝晒照临。上下往来消长，聚散出没升沉。起落吞吐开闭，搧掣摇摆震惊。堆积罩压遮蔽，洗浸滴溅洒淋。

电子提花机的控制系统一般由电子控制主控制器和信号传输驱动接口两部分组成.主控制器主要用于获取花型数据，显示提花系统信息以及传送花型数据和控制信号；信号传输驱动接口完成提花信号的传输和驱动放大，通过电磁阀的动作来控制每一根提针的动作.

食晦暗曙晓天光也旭日初出曇雲团布靉轰昏雷大声陨引星坠也魃博旱鬼

2.3 消解动态试验 甲基硫菌灵施药后，部分可代谢为多菌灵，其残留量以多菌灵、甲基硫菌灵折合成多菌灵总量计。农药在大田环境下的降解是一个复杂过程，通常采用一级动力学方程描述其降解规律，以半衰期T 1/2表示农药在土壤和植物体中的消解程度，以施药后的时间(t)为横坐标、残留量(C)为纵坐标绘制指数曲线(图3)。

一方面以韵语的形式对天文现象进行概述，另一方面采用注释的方式对一些字词进行了解释。这种整言韵语与散言词汇相结合的形式在蒙学教材中实属少见，值得研究与借鉴。

总之，杂字书主要供田夫牧子、贩夫走卒识字之用，大多通俗易懂，注重实用性。而杂字的编著者大多为乡村塾师或市井文人，他们生活在民间，浸染于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习，编写的杂字书往往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实态，因而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上述六种杂字均为徽州本土杂字，地域特色十分鲜明，如注重纲常伦理、重视商业经营以及健讼的民风等，尤其是《启蒙切要杂字》《珠玑杂字》中所反映的婚丧嫁娶等民俗，为研究清代徽州民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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