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开始，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新生的人民政权由此进入制度设计阶段。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23条，其中第5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的发布，吹响了建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号角，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选择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本文“五一口号”均特指其中的第5条口号)。

一、“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在事实和行动上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民主党派自成立时起就不同程度地受到共产党的帮助、鼓励以及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支持，并在团结抗战、争取民主宪政、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逐步与共产党形成了亲密的合作关系。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先后发表通电、宣言、声明，或通过决议对“五一口号”予以热烈响应。1948年5月5日，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的主要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合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称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1]已在香港的民革、民盟、民进、民联、民促、致公党、救国会、台盟等党派于五至七月间，还先后以各自党派名义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得悉“五一口号”后，秘密举行了常务理事会，一致决定拥护“五一口号”。在北平，九三学社因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直到1949年1月才发布拥护“五一口号”的宣言。至此，各民主党派都发布了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五一口号”，表明他们站到了人民这一边。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和政党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建国方案。共产党的主张集中体现于“五一口号”中；国民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建立由国民党控制下的国民政府；民盟及中小党派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的“第三条”道路。随着旧政协决议被国民党撕毁，民盟被国民党解散，以及国民党当局制造的“下关惨案”、“李闻血案”等表明民主党派主张的“第三条”道路走不通。国民党的主张，打着实施宪政的招牌，实质是维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如在1946年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主张1936年“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亦然有效，而1936年时共产党被围剿、多数民主党派还没成立，国民党代表占绝对多数。国民党只允许共产党、民主党派增加少许名额，本质就是要操纵国民大会，维持国民党控制的法统与政府。因此，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出“总统”，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均拒绝参与，并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决议，公开宣布依据旧政协决议，这些都是非法的，称之为伪“国大”、伪“宪法”、伪“总统”，正像民盟沈钧儒所说:“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举国唾弃，天怒民怨”。

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五一口号”，时任民革中央常委蔡廷锴激奋高呼“五一口号”：“字字千钧，激荡乾坤”，这表明各民主党派在三个政治建国方案中选定了共产党的方案。尤其是共产党主张的人民代表会议，根本不同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正如周恩来所说，自1946年政协破裂之时，我们就决定，如蒋自行改组政府，召开“国大”，那是他先分裂，我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也不同于西方的“议会”，而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维埃制度的中国化。这表明各民主党派拥护“字字千钧”的“五一口号”就是将追随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高潮的到来，各民主党派不仅在实质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五一口号”发布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民盟中央的倡导下，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座谈会，就召集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者标准以及会议内容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形成了大规模的新政协运动。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勇敢，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2]。他们欣然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

在随后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公开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如民盟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本盟同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之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建设伟大事业中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应尽职责。”[3]特别是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等55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联合发布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集体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4]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政治协商中，共产党不以简单的多数压制少数，而是同民主人士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来寻求共识；对待政治协商的成果，刘少奇代表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承诺:“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4]可见，新政协的成功举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独具特色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正式形成。

1949年9月，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协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临时宪法意义上明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明确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各自章程中明确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如在《中国民主同盟盟章》中，明文规定:“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之密切配合工作，以期在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尽其最大的努力”。[5]

显然，“五一口号”正是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由密切合作到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转折点。

4.1.2 餐饮服务单位应当实施经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评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或者企业自行建立的、在行业内普遍认同的先进管理体系，并能够保持良好运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包括GB/T 27306、DB31 2015、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六T 实务”等。

二、“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将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

在“五一口号”发布前，我国就有过“多党竞争”和“一党训政”政党制度模式的试验，但终究因不适应中国国情而失败。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虽然也在合作，但这是在政权之外的政党之间合作，不属政党制度范畴。“五一口号”提出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与国民党一党把持的国民政府有着根本区别，这表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权层面，因而已属政党制度范畴。为什么共产党提出多党合作制度就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届人士的广泛好评与热烈欢迎呢？

(一)从历史看，多党制、一党制在中国的实践都失败了，搞臭了，已经失去民意基础

新媒体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而向受众提供的新型信息传输服务形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信息内容的广泛性、信息传输的即时性、信息获得的便捷性、信息来源的多元性、信息交流的互动性、信息服务的个体性等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对这些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1927年，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始搞“一党训政”。但他们不但没有训练国民积极参政，反而不断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甚至提出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在这种训政体制下，中华民国国民和其它一切政党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仍然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撕毁政协协议，发动了消灭共产党的全面战争，取缔民盟等民主党派，最终导致了自己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这表明，“一党训政”同样违背中国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

(二)从现实看，共产党的多党合作统一战线政策没有理由不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国家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

这些研究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党建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但普遍将高校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没有深入到高校院系之间、大学生群体内部之间的差异性。

钻探结果表明，扇体沉积相带影响储层储集物性和含油性。储层储集物性和含油性中扇好于内扇和外扇。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扇沉积具有相对较好的分选和磨圆，底部网状沟道发育，厚度较大，储集空间发育［13］，且以碳酸盐岩砾石沉积为主，易于溶蚀而次生孔隙发育；其二中扇砾石层间发育有较厚的烃源岩，烃源岩产生大量的酸性水对碳酸盐岩砾石进行了较充分的溶蚀和改造［4］。内扇区虽然厚度较大，但分选、磨圆较差，泥质含量高，烃源岩厚度小，酸性水的溶蚀和改造作用相对较弱；外扇区沉积以石英长石砂岩为主，厚度较小，虽然有较厚的烃源岩和大量的酸性水存在，但所产生的溶蚀效果却极其微弱。

(三)从实践看，多党合作制度的提出既是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党制度的升化，又为即将建立新型的多党合作制度吹响了号角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大批党外人士走上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及下属的各部、委、署的领导岗位，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的空前大团结。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成为现实，表明在新中国成立时，各民主党派就不是在野党、反对党，而是新生人民政权的参政党，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国家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8]这一主张代表中共中央将多党合作上升到国家政党制度层面。

Q陈老师你好，我儿子6岁，刚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反映他在校没有规矩，比如排队的时候会提前脱离队伍，上课不认真听课自己做别的事情。我回家问他在学校应该怎么做，不能做什么，他都说得很好，但就是做不到。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讲规矩呢？每次他都答应我要好好表现，但每天都接到老师的信息说他表现不好。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表示“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 [9]，就要在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中共同合作，建立联合政府。这表明追求多党合作制度已经写入共产党的纲领，成为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五一口号”的多党合作制度设想正是毛泽东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党制度设计的充分体现和反映。

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提出“三三制”政权主张，即在根据地政权中：“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6]随后，“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展现出诸多不同于国民党政权的新特点、新面貌，成为全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成为千千万万进步青年的理想天地，成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心目中“新中国的雏形”。[7]可以说，“三三制”政权设计实际上就是一种地方版多党合作制度的设计。

三、“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政治协商制度将成为中国多党合作、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

政治协商会议一开始就是作为多党合作、协商国是的组织形式而提出来的。民主党派及各届人士热烈响应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并讯速投入到新政协运动中，为新政协的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民主党派、社会各届人士通过人民政协协商国是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通过专业认证的指挥棒确定产出目标。本课程的教学改革也把专业认证作为确定“学习产出”目标的一个重要参考。课题组和兄弟院校进行了大量的学习交流，学习、探讨了数据结构课程达到专业认证要求的“学习产出”实施方案。

(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共产党、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追求团结和平民主的产物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充分显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与腐败，人民要求改革政治的呼声高涨。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10]这就提出了不是一党而是多党派会议来决定国家大事的主张。共产党的主张通过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来后，民盟等民主党派表示热烈欢迎与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则以“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11]为由断然拒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迫于国内外呼吁和平、民主的舆论压力，在国共谈判中，提出用“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2]。不久，蒋介石发出“剿共”密令，国共双方随之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发生内战，政治协商会议被搁置，中国和平民主前途堪忧。忧心于国事的民主党派人士立即以实际行动呼吁和平，呼吁尽快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在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同意于1946年1月10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可见，政治协商会议，正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各族人民，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内战政策取得的重要成果。

(二)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表明政治协商是解决政党纷争，实现多党合作、民主团结的好形式

如上所述，围绕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继续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或者是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道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可以说国民党、共产党的主张是根本对立的，而且这种对立朝全面内战方向发展。如何解决这些纷争？通过国共两党谈判显然不够。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促成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平台解决纷争，实现和平，共商国是。

制作：1.先把海虾剥出虾仁，放入大碗，加细盐半匙，轻轻拌匀，然后在清水中漂尽，用湿毛巾挤去水分。2.在虾仁中加入蛋清两只，生粉2匙拌匀上浆。3.在锅中放油500 g（实耗100 g），加温到五成热，徐徐放入虾仁，扒散，九成熟后捞出，盛出油。4.在锅内重新加酒三匙，高汤适量，味精1/4匙，1匙熟猪油。并倒入虾仁及微量水淀粉，颠翻几下即可盛出。5.在虾仁中等距离地点缀一些红樱桃即可上桌。

李秀花见他这个样子，嘴里嘟囔着：“你看你，这事有什么想不开的，婚姻是婚姻，爱情是爱情，我总不能永远不找对象吧？”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围绕政府改组、国民大会、宪法草案、施政纲领、军队整编等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在每个方面都达成了共识。1月3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政治协商会议第10次会议，讨论各分组委员会报告，一致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协议。这表明，各种政治势力，无论多么大的分歧，只要坐下来谈，通过平等、包容、理性的对话和协商，总能求得共识，达成协议。

政治协商会议所达成五项决议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内战政策的否定和限制，是继重庆谈判之后，中共联合各民主党派所取得的再一次胜利。中共对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五项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以此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13]

而国民党当权者将政协决议的通过等于“党国自杀”，在政协会议之后，就有计划地破坏政协决议，酿成了较场口血案。特别是在完成了内战的全面部署之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民主宪政的原则和改组政府问题的协议，蒋介石在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公开表示“不能承认”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决议，从而公开撕毁了政协决议，使中共重新审视之前做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乐观判断，整军复员工作也因此很快停止了。

由于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党派的意见,也是中间党派第一次在协商国是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及其成果极为欢迎与支持。为庆祝政协会议成功，2月10日重庆各界20多个团体近万人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被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后，又勇敢地投入到捍卫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斗争洪流中，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统区构建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威力。

多党合作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内容。在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两次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重大胜利。在中共的关怀、支持和鼓励下，各民主党派先后建立，壮大了中国的民主力量。在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民主党派实现了政治立场的重大转变：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从与共产党的合作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民主党派这种重大转变，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新生的人民政权即将建立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没有理由不上升到国家政权层面，上升到政党制度层面。况且，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的范畴，如果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组织——民主党派居于国家政权之外，处于在野党、反对党地位，与人民当家作主是矛盾的。

政治协商会议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在道义上、在争取人心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遵守政协协议与否，成为人们衡量国共两党是非曲直的重要标准，成为是否要民主、是否要和平的试金石。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仅将政治协商会议视为国民党的咨询会议，视为争取准备内战时间的手段，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人民政权即将建立时，重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无疑展示了共产党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新气象，对各民主党派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三)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践预示着一种新型民主形式的开端

“五一口号”发布后，共产党就发扬协商式民主的精神，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与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商量探讨，密切合作。“五一口号”发布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写信给民革和民盟的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事宜；中共与应邀到解放区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通过广泛、多次协商，历经三月之久，才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在政协筹备会召开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平等相待、反复协商，虚心听取意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则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为后来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开了个好头；经过三个多月的民主协商、真诚合作，中共与社会各届人士在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形成了初步共识，筹备会工作扎实到位，新的政协协商会议历时10天就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法律，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首都、纪年等决议，实现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大统一。

清康熙年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下令建造《甘珠尔经》印经院，由于消耗颇大，地方财政难以为继，只得停工。18世纪中叶，颇罗鼐执掌西藏政权，再办印刷业，刻就全套《甘珠尔》和《丹珠尔》木刻印版，于清乾隆七年(即公元1742年)完成西藏历史上最大的经书印刷工程。自此，雕刻技术在西藏流传下来并延续至今。[2]

四、“五一口号”的发布，奠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

如上所述，我国政党制度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三大基本要素已体现于“五一口号”之中，“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积极响应奠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这种政党制度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多党制，也有别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因而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

(一)以“五一口号”发布为分水岭，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政治协商会议的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

“五一口号”发布前，共产党的领导并不包含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内涵，也不涵盖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最多只涉及到领导抗日民族根据地的地方政权。这时，共产党的领导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是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领导，这种领导没有国家权力作支撑，靠的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模范带头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说，所谓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5]而“五一口号”发布后，共产党领导的内涵已经涵盖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涵盖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

“五一口号”发布前，多党合作包括国民党、共产党的合作，也包括共产党与中小党派与社会贤达的合作。“五一口号”发布后，跟共产党走的中小党派、社会贤达称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时的多党合作，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对象不包括国民党及跟国民党走的一些中小党派、社会“贤达”了。

要认识公路质量管理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公路质量管理观念。工程质量是工程建设企业的命脉，只有把工程质量当做企业的立身之本，才能够得到市场的青睐，这是企业长足发展的必经之路[2]。

参考文献：

(二)“五一口号”提出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最核心内容

“五一口号”提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随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成为现实；提出的多党合作、民主联合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而成为现实。这个政府“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6]可以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作为实质上的参政党，这种亲密合作关系从此延续了下来。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一直延续了下来。1989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国政党制度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正式确定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五一口号”提出的政党制度理念在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名称中也得到全面体现。1993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宪法保障。

(三)“五一口号”的发布拉开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的序幕，为实现新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一口号”发布后，即受到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开始了新政协的筹备及协商建国的新征程，为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做了积极的探索，也为新生政权最大限度地赢得了民心，汇聚了力量，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民国初年实行的多党制和议会制，相对封建专制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然而，多党制、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1912-1928年16年间，中华民国十易国家元首，组阁45届，总理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长者不超过1年，最短者一天而已；组成了五届国会，颁布了七部宪法。其政客争权、军阀混战、官员腐败，以及所造成的兵匪遍地，交通梗塞，人民痛苦，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党制度虽然没有正式名称，但这个制度在建国实践中已经实现，并在实践中充分显示了优越性，特别是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届人士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既避免了多党制的纷争，特别是避免了中华民国初期政局动荡与战乱，也避免了一党制的专制独裁，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超过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社会总体上实现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目标。

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这种制度为社会各种阶层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提供合法的渠道，可以有效弥补选举民主之不足，是人民当家作主、政治格局稳定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制度保证，在世界范围内与资本主义两党、多党制和一些国家的一党制竞争比较中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

从图3可以看出，氧化单元对氨氮几乎没有去除效果，氨氮的硝化主要发生在生化单元，出水氨氮一般在5 mg/L左右。

“五一口号”发布前，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各方压力下，国民党极不情愿情况下召开的，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5个方面38人参加的会议，达成的5项成果很快被国民党、蒋介石否定。“五一口号”发布后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共产党主动邀请下，由排除国民党、青年党等反动党派之外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别邀请人士46个方面662人参加会议，达成的所有成果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1]刘延东.历史从这里开始[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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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455.

[3]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件(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516.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68.

[5]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476.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0.

[7]魏巍.聂荣臻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244.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34.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2.

[10]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81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602.

[12]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谈判纪实[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250.

碾压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的温度控制同样是防比温度裂缝的关键。温度控制措施有控制温升、采用低热水泥、增加活性掺合料用量、采取保温措施、在适宜的气候下浇筑、埋设冷却水管以及预冷却等方法。因碾压混凝土浇筑仓面大，受周围气候的影响大，预冷却法的效果不明显，所以预冷却法已经基本不用。一般来说，碾压混凝土施工气温在3～25℃较为合适。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62.

[14]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33-434.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