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正在跨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经济在转型，由高速向高质；社会在转型，由先富向共富……城乡空间形态上，原本日渐式微的农村逐渐止颓返涨，在中国城市化水平逾55%。在继续提升的同时，乡村振兴行动迅速开启。特别是高出全国城市化水平十个点的江浙地区，已持续七、八年的美丽乡村建设重新展示了农村的魅力，甚至出现了类似欧美国家的“逆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无形中倒逼各级政府关注早已边缘化的“小城镇”，在江浙，介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的整治也于近年受到重视——这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新气象。用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审视，江浙小城镇的整治说到底还是“江南市镇”的复兴。作为以遗产保护与利用为己任的文化部门，如何在这波大潮中把准脉、切准题、担当好，是我们当下服务中华优秀文化复兴的重要课题。

作为农村体育教师，出去学习的机会相对较少，所以，要想提升自己，必须进行阅读积累，通过阅读，让自己的教学思想更长远，让自己的教育思想更加科学，跟上教育时代的步伐，体育教师成长、发展、快乐的养分，都可以从阅读专业书籍中获得。阅读专业书籍是“获取资料，完善思想，完成构建”的过程，教学科研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大量的阅读和积累。作为农村体育教师，应养成阅读专业书籍的好习惯，这是体育教学工作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阅读专业书籍可以使农村体育教师在行进中少走弯路，充分吸取别人的教育教学经验，能很好的促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促使教师更快成长；通过阅读可以保鲜教师的心灵，滋养教师的心田；阅读专业书籍，可以使教

一、江南市镇盛衰轨迹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小城镇”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更是一个历史范畴和社会范畴。中国的小城镇大多有着悠久的历史，江南地区的小城镇基本都发源于成百上千年前的市镇，江南市镇起于两宋，盛于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得益于中唐以后北方战乱引起的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带来的先进农耕技术加快了太湖流域水土治理，最具典型的就是湖州地区溇港圩田体系与桑基鱼塘循环经济的成型，奠定了富庶江南的根基。依托乡村经济的逐步商品化和专业化，江南地区孕育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市镇。有的是由唐代军事戍守单元的“镇”蜕变、有的是由各种大型聚落草市而发端。如，著名的南浔、双林、新市就是在宋代由聚落兴商而成市，而埭溪、练市则是在宋代由军镇蜕变市镇的代表。但是，当时江南市镇的数量、密度还不大、辐射力也不强。

明清之际，随着江南人口集聚的大幅度提升，税赋加重，迫使江南农村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多业经营，蚕桑、丝织、棉麻、渔业等种养技术在这段时期有大幅改进，农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经济作物普遍大规模种植。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江南市镇数量大幅增加，规模也显著提升。至19世纪末，这一地区市镇数达到1000余座，出现了许多千、万户人口的大镇巨镇。[1]同时，伴随货币流通的改进、水陆交通运输的改善、商品服务业的成熟，这些市镇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升，经济活动超越了区域性的限制，融入了全国性市场。如以南浔、菱湖、双林为代表的丝业市镇与京、苏、杭官办设造及各省织造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晟舍刻书、善琏湖笔、硖石棉织等新兴专业市镇也声名鹊起，新市等成为运河商业重镇。明清时期高密度、成网络的江南市镇已开始孕育着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推进着中国乡村的早期城市化进程。

历史的中国是一个标准的农耕社会，传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发轫于乡村、聚集于市镇，进而影响都市。可以说，市镇是近古中国乡村文化的核心代表。市镇的广泛兴起，是中国社会城市活动由州县政治中心深入广大乡村腹地，推进乡村社会一系列变革，乃至推动中国逐步自主走向近代城市化道路的内生力量。

晚清之际，列强入侵，上海等地开埠，外来工业产品的输入，导致江南市镇原有市场体系的解体被动牵入国际市场体系之中，江南市镇陷入了动荡，中国走上了命运多舛的近代化之路。1908年，清廷颁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首次将城镇、乡区分开来，开始从法律上确认了“镇”的行政地位。这一进程在民国初年中断。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基层地方行政体制进一步调整，明确改村里制为乡镇制。市镇地方行政强化，市镇建设、新式教育等适时开始推进，昭示了一种以小城镇为核心的农村城市化路径。然而，这一进程又很快进入了动荡停滞期。[2](P10-11)

江南市镇的盛衰轨迹是作为农耕文明社会的中国自主寻求城市化的艰难而可贵的实践，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引起我们今天的思考。

其一，江南市镇是近古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引发专业市场分工、工商业集聚而出现的内源性城镇化现象，城乡相融相连的产业禀赋支撑起市镇的勃勃生机。

其二，江南市镇因水(交通)而兴，依水而建。水系及周边环境影响并促成了每个市镇的空间格局和交通形态，形成了各自天人合一、宜居宜业的地域文化个性及崇文尚教的人文传统，其独特的文化生态体系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当然，江南市镇源自农耕文明，发自小农商品经济之补充，导致其工业化体系起步的缓慢乃至缺失，市镇兴起发展自然生长的无序、散乱，尤其是市政公共设施严重滞后及服务体系严重缺位，是市镇一大弊端。

其三，江南市镇非行政建制的属性催生培育了市镇乡绅自治的管理模式，有其一定的借鉴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迅速，高职院校在校生已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高技能性人才，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还存在诸多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经济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的驱动下，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高职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适应产业需求侧的变革，就尤为必要。供给侧人才培养改革是多方面、多因素的综合结果，但课程和课堂教学是基础，将课程与产业紧密结合起来，根据产业发展与运营设计课程教学内容，以使课程内容与产业运营相一致，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就能切身感受产业的现状，对产业的运营有切实的了解。

二、新型城镇化呼唤“江南市镇”复兴

其一，保护为基，盘活小城镇存量文化资源。德清县位于市镇高度发达的杭嘉湖平原中心，现有各级文保单位80余处，还有数以百计的三普登录点和非遗传承地，它们的分布大多与小城镇密切关联。近年来，县文物文化部门一方面通过文物、非遗普查将各类遗产存量资源建档立库；另一方面加大了对各类文物的修缮保护和非遗的整理传承，提升存量资源品质。同时依托住建部“多规合一”试点，将各类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纳入多规合一平台，方便各建设、投资方知情明政，有效地将遗产保护对接融入全县发展大局之中。

进入新世纪，随着工业化的升级，原来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乡镇企业褪去了往日的光环，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入的现代陆路交通(公路)，到了1980、1990年代快速联通城乡的同时，也迅速压缩了区域空间。自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本地区前后经历了三四次的乡镇撤并，1997-2004年底浙江省的乡镇数由1841个缩减到1281个，裁去了1/3；[2](P10-11)同期，湖州全市乡镇由125个缩减至60个，撤并过半。[4](P44)除了区域中心镇、大镇，大量的乡镇因镇级行政机构的撤离沦为集镇而日渐边缘化，加上其本来就只重乡企、公用设施欠账很多，以脏、乱、差为特点的环境无序、失范现象更加严重；以低小散为特色的乡镇产业基础也是十分脆弱；前面二十多年大拆乱建的思路，更是使这些小城镇的生态文化走向没落、个性全无，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曾经辉煌一时的江南市镇在新世纪的前十年进入了漫漫的阵痛期，走到了失魂丢魄的边缘。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迎来新型城市(镇)化的机遇。

2.3师资力量雄厚。为做好巡讲课件,内容及方式的准备工作,依托区医院雄厚的师资力量,就面对农村群众讲什么,怎么讲以及课件制作、内容选择、表达方式作了讨论示范,要求宣讲员务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知识和喜欢的语言、故事普及合理膳食知识。通过言传身教、以身示范,培训了雄厚的师资队伍。

当城镇(市镇)再次进入高光时刻，我们再来回望一下前面快速、粗放城市化扩张的几十年间城镇的沉浮轨迹，并对当下的现状进行一个研判，这将对推动城镇复兴大有裨益。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城镇建设和各项事业一样，逐步走上了恢复和平稳发展期，至1957年末，浙江省的城镇人口比例维持在16%左右，之后进入动荡停滞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城市化的新篇章，乡镇企业主导的小城镇建设驶入井喷期。以浙江省为例，全省的建制镇由1978年的160个扩展到1997年底993个(同期全省还有乡848个)，增长了6.2倍，分布密度也成几何级数增加， 2万人口以上的中型镇成为主体，3万甚至5万以上的大镇数量快速增加。[2](P14-27)

以2010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为标志，新型城市化战略进入了我们的视野。[3](P78-80)新型城市化的主旨是以人为本，以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特征，以注重调控城市城镇结构体系分工合理、大中小城市与镇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为主要内容。正是基于对高质量、可持续的城市化的战略考量，和对有着庞大农业人口基数城市化的中国特色的大胆探索，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大后不久，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先行召开。也正是这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这个数以万千计的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镇”，才重新走到了中国城市化舞台的中央。

其四，引导为策，培育当地民间文化的自觉自治。美丽城镇是当下政府三、五年的重点工作，从长远来看，如何吸收江南市镇发展过程中社会参与民间治理的有益经验，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方面，我们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依靠各类协会团体把民间文化人士组织起来，联络引导乡贤回归故里，参与美丽城镇的文化振兴。另一方面，我们利用各城镇中民间收藏办馆热情的勃发，用好《德清县扶持非国有博物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通过专业指导、帮扶等路径，引导民间兴办博物馆、艺术馆，在美丽城镇建设中发挥文化惠民、文化兴业、文化兴镇的积极作用。

三、地方博物馆在美丽城镇建设中的文化担当

[1]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J].思与言,1978(2).

一般说来，城市化就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30%达到了现在的56%左右，中国用了1/3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历程。进入21世纪，有关城市化的争议日渐凸现，其劣弊也引起广泛的关注。突出的表现是偏重城市发展数量与规模的粗放、非集约的模式遭遇了资源的瓶颈，引发了城市病的爆发，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千城一面等问题已然成为城市环境和社会的安全问题。另外，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粗放的城市化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反而更趋突出，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脱节、十几个百分点的进城务工人员的“伪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其二，融合为要，主动走上美丽城镇建设的服务前台。2016年县五年行动方案出台之初，德清县博物馆就及时梳理各乡镇的遗产资源、文化元素，起草了《如何在美丽城镇建设中体现文化要素》的报告，报告虽简单，但及时回应了各城镇原来有什么、应该怎么做等诉求。这份报告引起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县委主要领导的重视，并作出批示，将博物馆真正推到了美丽城镇建设的前台。

其三，服务为上，为美丽城镇建设植入文化灵魂指路与纠偏。德清县博物馆迅速将有限的馆员组成若干小组，同时邀请所联系的本土文化专家20余人，充实到专家队伍。此时正值各镇竞相启动规划建设，专家组或是应急主动进驻、或是被争相邀请下镇，对各镇规划的文化特色定位、地域文化的挖掘应用、特色文化产业的振兴等等，进行点对点的咨询指导。如莫干山镇的民国文化、新安镇的嵇慕陶与蚕桑文化、蠡山集镇的西施范蠡爱情故事、乾元镇的弄堂文化、新市的运河水镇文化、洛舍镇的“管赵”文化、二都集镇的防风区文化……各具特色“文化遗产活起来”了，在全县十多个城镇中释放出无尽能量。当然，运动式的整治，也时不时暴露其粗放的弊病，如有些镇依样画瓢、不明细节地仿古仿旧，有的将人文元素张冠李戴，有些将文化展示粗制滥造。在这个时候，文博专家团大胆干预、纠偏纠错，确保人文传承的本土化、原真性、精致性。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魏敦山考察德清的美丽城镇建设后,表达自己感受：“当下很多小城镇建设缺少个性，千人一面。这里从实际出发，保留本地优秀文化，并融入到建设之中，这种做法应大力弘扬。”2017年3月24日，新华社每日电讯发表长篇通讯，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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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这样的交通高度发达、美丽乡村初显成果的地区，庞大数量又濒临陨落的小城镇面临的产业、功能、环境问题已经直接决定了浙江省的城市化能否实现高质量可持续转型的重中之重。为了贯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打赢两美浙江的关键战役，省委省政府于2016年下半年正式推出了“小城镇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德清县相应推出了“美丽城镇”五年行动方案。

参考文献：

德清县是排名靠前的全国百强县，也是全国城乡体制改革试点县，浙江省第一次小城镇综合整治工作现场会在这里召开。县委县政府把“美丽城镇建设”作为推进全域美丽城乡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县政府制定的五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底打造一批具有本地特色、内涵丰富、生态功能健全、江南风情浓郁的美丽城镇”，工作的重点在于小城镇的生态修复、功能提升，核心在文化引领。我们认为，这一目标定位与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产业、人居、生态、文化四位一体的特点高度契合，这绝不能仅仅解释为历史的巧合，其实质是“江南市镇”的复兴。作为既拥有一支精干稳定专业队伍、周围联系着一批热心乡邦文化的民间人士，又掌握全县丰富文化遗产资源的基层文博单位，德清县博物馆(文保所)理所当然要在这一战略工程中有所担当、体现作为。

[2] 陈国灿.浙江城镇发展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

[3] 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0)[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 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州市志(1991-2005)[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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