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很多小说人物患有肺病，其肺病隐喻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意义内涵丰富，值得研究。学术界从本世纪初已开始对疾病进行零星的文化学研究，宫爱玲《审美的救赎——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诗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系统分析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的社会、生命与爱的主题，解析病人与医生形象，总结疾病叙事具备的独特美学特征，启发笔者思考巴金小说中的肺病书写。当前研究更看重文学艺术对人的治疗作用，将巴金小说中的肺病书写置于疾病诗学视阈内的思考仍不太充分。故不揣浅陋，结合巴金身体状况及其社会文化环境，从文化诗学角度对其小说中的肺病书写进行考察，以期裨益巴金小说研究。

一、疾病诗学与中西文学中的疾病书写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P17)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我们每个人一生中终会经历疾病。疾病，指生理或心理的不健康状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疾病却背负了远超于病理层次的深重的文化隐喻、政治隐喻、社会批判、道德评价等丰富得多的多重内涵和价值。这就是疾病诗学的内涵。在对疾病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过去的创伤、对社会的忧虑以及对未来的思索。在这里，疾病是剥离了人们的社会伦理身份、职业身份之外的另一重身份，于是得以以全新的视角解读疾病、人性、国家和社会，并思考战胜疾病、挽救人性、救治国家沉疴、消除社会痼疾的出路。这样，疾病诗学便带来一种浓郁、沉重、复杂的审美体验和文化价值。而疾病诗学的出现也唤醒了对文学治疗作用的重视。文学的认识作用、社会作用和审美作用是被广泛认可的，而文学的治疗作用却甚少被提及。事实上，文学所具有的治疗作用却是文学的本质，“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长盛不衰，正因为它发挥着巨大精神生态作用，使人性的发展在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幻想，抽象逻辑与直觉体验之间保持平衡。”[2](P287) 正是文学的治疗作用才使得文学能够长存不衰、源远流长，文学用细腻、真挚的文字，抚平了一代代文人看客的心伤，成为他们躲避风雨、疗愈伤口的心灵港湾。

提及疾病叙事，我们都不会陌生。古今中外无数作品中都有对疾病的描写，刀伤、剑伤、摔伤、瘟疫、伤寒、天花、肺病、性病、癌症、精神病等等。《红楼梦》中病弱纤柔的林黛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上天降罪百姓而发生的瘟疫；鲁迅作品中疯癫的祥林嫂，患肺病的华小栓、魏连殳；《魔山》中患肺结核的汉斯·卡斯托普及其表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自19世纪以来，肺病在疾病叙事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在发现肺病病因并成功治疗之前，肺病成为了最为致命且最广泛的疾病。由于当时众多诗人作家患上此病，雪莱、拜伦、济慈、肖邦、考夫卡、D·H·劳伦斯等，加之浪漫派的极力演绎，肺结核病甚至于与艺术家之病划上等号。这也许是由于结核病的发病特征与艺术家的表达方式的相似性，也许是肺结核病所要求的封闭单调的生活环境与病人内心急切的倾诉需要的关系而造成的细腻的艺术表达。总之，不知不觉中，在西方文学中，肺病具有了其他疾病所没有的特殊意象，即“肺病是一种灵魂病”。[1](P30-31)

2.3 香气成分 通过顶空固相微萃取(HS-SPME)-气质联用(GC-MS)技术测香气成分，所得数据在NIST08.LIB和NIST14.LIB标准谱库中检索，查询相关文献去除不确定物质(匹配度SI<85)及杂质，得到传统工艺黄观音红茶可鉴定香气成分123种，新工艺黄观音红茶可鉴定香气成分119种。

取黄豆1000 g，用自来水浸泡10 h，空去水分，入高压灭菌锅蒸煮：1.1～1.3 Pa灭菌20 min，自然冷却后接种上述培养的液体种子，搅拌均匀入恒温箱32 ℃培养42 h，检测其水分、蛋白酶活力。然后拌15%盐水，补足水分为62%，食盐为6%，置于40 ℃发酵15天，黄豆酱制作完成。

在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主人公杜大心就是一个患有肺病的革命者，肺病使他表现得过于激情与冲动，并最终舍命革命；“爱情三部曲”中的陈真、熊智君；之后在“激流三部曲”中，钱梅芬、周蕙、剑云都是在精神抑郁兼环境困顿之中死于肺病；四十年代的《寒夜》在表现战时底层知识分子的家庭伦理之外，更是一部肺病发展史。同时期的《第四病室》是由作者的亲身住院体验而引发的对当时社会的疾病写照。

在本小节中，我们通过具体的实验，将普通的纹理贴图、法线贴图和视差贴图三者的绘制效果进行对比来体现视差贴图的特点。

19世纪的欧洲正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生剧变。于是，出现了很多社会不适应者，尤以浪漫派为代表。他们极力美化肺病，并以当时对肺病的治疗方式——去那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地方，大多是风景名胜——作为他们逃避的借口，并将这种治疗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享受其中。在他们看来，肺病会使人变得优雅、超然脱俗。在这里，肺病隐喻着一种避世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表明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与精神上的自我催眠与麻痹。例如，《魔山》中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任职前前往疗养院看望患肺结核的表哥，在医生诊断他肺部有阴影之后，他便在疗养院呆了七年。在这七年里，汉斯是沉沦的，他与疗养院的各色人等厮混，一位有理想的大学生变得思想混乱、精神消沉。而他与情妇克拉芙吉的交往更是将他推往“魔山”的深渊。他度过了七年的虚无但却悠哉时光。他们的肺病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痛苦，反而带来了舒适的生活。最终，他醒了。他认识到了这种生活的本质：“他看到的都是神秘莫测的、穷凶极恶的东西，他知道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没有时间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希望的生活，表面忙忙碌碌、实则呆滞不动的生活，死气沉沉的生活。”[3](P682)“就在这些时刻，我们那位原来在草上打了七年瞌睡而不谙世界大事的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在此以前他坐着揉揉眼睛。”[3](P775)最终，他离开魔山，走上战场，担负起他应尽的职责。此外，西方文学作品中鲜有对肺病病人的生理痛苦多加描述，他们病得浪漫，死得安然，女性病人甚至会因此变得更加风情、美丽。而中国直到五四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之后才赋予了肺病以丰富的含义。以前的肺病描写，比如林黛玉的肺病只是人物形象气质的一部分。而“五四”之后对肺病的大量展现不仅有西方文学的影响，更多的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契合。肺病一直被认为与环境阴冷、精神抑郁有极大的关联。而当时以及此后三十年的中国，军阀割据、专制黑暗、民不聊生，风雨飘摇中前途未卜，正契合了肺病的意象，于是当时的作家选择了肺病并赋予肺病更加饱满充实的内核。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五四一代作家都将疾病的痛苦表现得相对直接，展现出病人的身心痛苦，以此表达作者们对当时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无情鞭挞。因此，中西方对肺病的隐喻已相去甚远。

四是肺病的特征与西方小说疾病意象的流行。广义上的肺病是指呼吸系统疾病，狭义的肺病是指肺脏本身的疾病或全身性疾病的肺部表现。肺病常见的症状为：咳嗽、咳痰、咯血、呼吸困难、胸痛伴有发热。在《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塔格认为“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1](P26)此外，长久以来，肺病被认为会使病人精神亢奋、情绪高涨。这就赋予文学作品中的肺病病人以同样特征，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倾诉欲望，而这一特征便给作者借人物之口发出内心的呼号与呐喊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从未有哪一种疾病拥有肺病所具有的如此丰富的隐喻含义。肺病，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不治之症，这像极了五四时期的中国，风雨飘摇，随时覆灭。因此，肺病成为文人们进行国家想象、民族想象的最佳载体。肺病病人，尤其是肺结核病病人通常是被认为感情充沛却极力压抑、避免外露的人，这不正是当时激情饱满、渴望救国却苦无途径的青年人的真实写照吗？留学法国的巴金也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疾病诗学在西方已存在了若干世纪，而西方小说中的疾病意象更是浩瀚丰富，这给予了巴金丰沛的文化滋养。在丰富的疾病意象中，肺病无疑是最独特、最丰厚、最具代表性的意象了。这就不难理解，巴金选择肺病这一在西方文学中具有丰富涵义的意象来揭露、批判当时令人痛惜而又无奈的国家现状与民族境况的原因了。

二、巴金小说中的肺病书写

相较于鲁迅在作品中对疾病的广泛涉及，茅盾对疾病的泛化描写，曹禺对病态精神的着力，巴金对肺病的描写可谓持久而细腻深入，有着同时期作家难以企及的对肺病意象的探究与深化。

而中国在五四之后，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西方寻求出路，他们汲取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吸收西方文学中的营养，其中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无疑成为中国文学新思潮的重要部分。但由于在中西方国家形态、社会背景、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同，中西方的肺病意象也有很大的不同。

参考文献：

在20世纪30年代的“爱情三部曲”中，二十三四岁的陈真也患有肺病。他与杜大心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他自知患病却不顾惜身体，他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知疲倦地活动、著书，他极易动怒，为了专心于改造社会摒弃了家庭、躲避了爱情，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奉献自己的一切。然而，他却对生活、生命抱有热切的期盼，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有着深深的恐惧。可最终，他却惨死于兜风的轿车之下，令人唏嘘。另一个肺病病人是熊智君，吴仁民的学生，后来的爱人。她为了爱情与家庭决裂，在与爱人厮守一年后守寡，遇到吴仁民，一位帮助过他的大学老师后，主动写信联系并相爱。她深深地爱着吴仁民，最终她为了保全他，隐瞒了已经吐血的事实，嫁给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官僚，怀着对他的期望、祝福与爱意不到一年后死去。她身世凄苦，生活孤寂，寄居友人家，生活中最大的安慰便是过去的回忆，遇到吴仁民后肺病一度好转，却最终为了自己的爱人奉献了自己。巴金没有描写她死亡的画面，留给她的爱人和读者的是永不凋谢的美、对爱情可以献身的忠贞，可见作者对人性的真善美的期待与追求。

[5] 巴金.巴金选集：第二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巴金的最后一篇小说《寒夜》写的是1944年冬到1945年年底重庆的一位底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其中一条重要的明线便是主人公汪文宣肺病的发展。巴金在《创作回忆录》中反复地说：“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6](P105)“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6](P106 )正是作者对当时知识分子痛苦的感同身受造就了“汪文宣”这样一位有理想、有追求却被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打压到了生活最底层并最终惨死的鲜活的人物形象。而巴金的肺病体验使他在作品中对汪文宣肺病的病症表现信手拈来：胸闷、乏力、多汗、咳嗽、高烧、咯血、咽痛、失声、死亡。巨大的痛苦折磨着他，他无声地叫着“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7](P268-269)尤其是对汪文宣去世之前的描写尤其令人不忍:“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像还在向谁要求‘公平’。”[7](P269)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喧闹声中，汪文宣痛苦地死去，这是巴金对旧社会和旧制度的控诉，是对当时底层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包括自己)的深切同情。而对肺病的描写不仅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更是对当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精神状况的隐喻。当时，包括巴金在内的知识分子在国统区过着不堪的生活：随时逃亡，居无定所，物价飞涨，衣食无着，民不聊生。社会的黑暗和前途渺茫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将人们包围起来，动弹不得。在出版社，汪文宣做着枯燥的校对工作，面对领导和同事的欺辱敢怒不敢言；回到家，面对母亲和妻子的无休止的争吵，他无能为力，两方央求。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终日精神压抑、心情忧郁，伴随肺病的一步步加剧，他痛苦地走向了死亡。肺病在这里不仅隐喻着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困顿，也隐喻了国统区统治的黑暗，具有了文化和政治的双重隐喻。

三、巴金小说肺病意象生成的原因

巴金小说对肺病的集中与持续关注，有其文化诗学上的原因，综合起来看，有四大因素。

三是所处时代的惨淡混乱。巴金成长的年代是混乱的，新旧交替不断，国内一直被政治乌云所笼罩，国际上民族解放运动被血腥镇压。热心政治运动、关心民族危亡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巴金不断承受着时代的巨大打击，倍感煎熬。巴金是“五四”一代。“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积极寻求救国之路，最终他们将目光转向西方，他们积极学习、效仿西方的文学与思想。在此背景之下，巴金汲取了西方文学、思想的精华，加之后来留学法国，更是成为西方思潮的追随者。无政府主义便是巴金最终的选择：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剥削反压迫，反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和樊赛蒂的书信往来和思想交流更加坚定了他的信仰。但是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却在现实中经受着拷打。中年巴金饱受战火的困扰，战争不仅增加了他生活的狼狈与困顿，也增添了他的细腻与同情，他不再对旧礼教、旧制度疾声痛呼，转而将视角转向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他们不仅生活在战火中，更是生活在贫病之中，巴金便开始了对疾病日常化的描写。这样的描写不仅是对当时百姓的深切同情，更是对政府黑暗统治的有力指责。时代赋予了巴金对疼痛的敏感，对疾病的透视，于是巴金对疾病开始了长久的关注与写作。

二是社会环境的潮湿阴冷。成长于封建家长制的大家庭中，巴金的童年堪称快乐无忧，但随着父母的相继去世，和睦团结的表象被扯开，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亲人间的相互倾轧和无尽争斗让巴金过早地体会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而巴金与“下人”们相处后却能感受到人性的朴实、纯洁、善良。那么，人性与金钱、地位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此大家庭的成长经历让巴金得以思索家庭问题的症结，思考人性善恶的缘由，巴金由此获得了善于思考、敢于批判的精神品格。最终，巴金不能忍受阴冷的家庭环境而选择外出求学，他要到广阔的社会去寻求答案。可离开家庭后的巴金在社会上的所见所闻，更让他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和失望。腐败的社会，孱弱的国家，贫苦的百姓，这是一个何等潮湿阴冷的环境啊。残缺的社会，失落的人性，像极了被疾病吞噬了的身体。于是巴金满怀着愤慨与激情，开始了他对这残破现实的书写。

一是作者的疾病体验。巴金本身患有肺病，在年少时北京大学入学体检时查到肺部有阴影，于是巴金停止求学，到上海疗养。后来，巴金在法国留学时再次患上肺病并进行治疗，并于治疗期间完成《灭亡》的写作。巴金也曾说过：“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容易动怒[8](P188)。可见，作者本人的疾病体验对于其创作有着重要影响。而作者的亲朋好友中也有许多人死于肺病。他的二姐死于女儿痨，三哥患有肺病，一位教他英文的表哥也死于肺病，此外他的很多朋友也死于肺病。可以说，就是这样沉重而又切身的肺病体验使巴金执着于对肺病的表现，也使巴金对肺病书写的艺术把握如此准确细腻又淋漓尽致。

选用耐低温、耐寡照的中早熟品种，如科10号、航椒5号、航椒8号、陇椒5号、陇椒8号、洛椒326A、新秀大椒等。

四、巴金小说肺病书写的意义

提到巴金，很多人会想到他身上的许多标签，诸如“爱写肺病“无政府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并且将巴金在文学上的主张归结于此。诚然，这些标签的确在一个阶段表现尤其明显，但这样的评价过于简单、武断、肤浅。五四时期的一代作家，在鲁迅“提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口号之下，纷纷将文学视为救国救民的一剂良药。他们描写疾病、病人、国民、社会。他们将那患病、畸形的人性和社会解剖给人们看，以唤醒那些麻木的沉睡着的国民。鲁迅弃医从文，认为“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素，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那是我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在“五四”中成长起来的巴金，深受鲁迅的影响，深以为是，由不自觉为文，到拿起纸笔，想要通过文学疗救当时社会的痼疾。

互动直播课堂根据生源的特点，并不硬性规定教学目的、教学计划、授课方式、课程难点、重点，不能根据预设的程序机械化地操作，应根据实际需要自然生成课堂教学。这样的课堂教学，没有非常严格的计划与提前的预设，抛弃程序化、录像化、机械型、重复性的教学。直播教学根据各班的个性特点，开展直播课堂教学，这种教学现场生成、因无预设而具有惟一性与不可重复性。

不同于当时的一众作家，巴金是偶然走上文学道路的。成长于封建大家族中，见多了人情冷暖与尔虞我诈，巴金对封建礼教与家长专制统治下的年轻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同时，他看到了大家庭之外的社会，看到了更多的不幸。他的身心感到痛苦，他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却无能为力。如同《家》中最后出走的觉慧，巴金19岁就离开了那个他爱过恨过的大家庭到上海求学。之后，又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求学。在法国，他读书、思考、见世面，无时无刻不在求索改变祖国现状的药方。在寂寞与苦闷中，巴金拿起了纸笔，写下了内心的挣扎与煎熬。这就是巴金走上文学道路的开端。《灭亡》便是那时的巴金情感的结晶。于是，杜大心的身上有着巴金当时的矛盾与斗争；“爱情三部曲”中的人物有着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不时而至的徘徊与迷茫；“激流三部曲”描述了那个大家族的悲欢离合与年轻一代的逃离与追求；四十年代的“人间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巴金更多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与疾病死亡。巴金的创作风格由高昂激进逐渐转为沉郁细腻，由呼号呐喊逐渐转为低声呻吟，生活的磨难让巴金看到了广大人民的苦难，他想记录下这些苦难和伤痛，让人们看清这肮脏龌蹉的社会和人性，他想要人们起来抗争，追求美好的生活。同时，巴金想要通过作品告诉人们不要放弃希望和光明，“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而选择肺病，正是巴金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恰当隐喻——阴冷黑暗、无法治愈、逐渐死亡，以此赋予了肺病深刻的生命内涵和社会含义。很多研究巴金的学者们都会评价前期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的天真，后期人道主义的无效。笔者认为，这种“主义之争”甚少意义。无论是无政府主义或是人道主义，巴金的最终追求是国民的自由幸福，国家的繁荣富强。他的主义给他增加了继续前行的力量与勇气，他的作品也只是抵达这一目标的众多工具与途径之一。

“文学是人学”，一切的文学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到“人”。巴金最终是要发挥文学启蒙人的功用，想要拂去遮蔽他们眼睛的尘埃，让人们看到当时社会的畸形与问题所在，想要号召人们起来改变自己、改变这个社会，同时他还通过作品告诉人们过程虽痛苦，但光明终究会到来，我们要满怀信心地期待。有人会说，单靠文字改变社会是不切实际、收效甚微的。是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单靠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仅用文字呼号人们革除社会弊端谈何容易。然而，文学的功用也是巨大的。在文学作品中，那些带血的教训让人们警醒，那些温情的人物给人们带来温暖，那些光明的前途增加了人们继续前行的勇气。《灭亡》中博爱的李静淑是幼稚的，但却充满温情，最后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领，代表了未来的希望。《雾》《雨》《电》中一个个坚定的革命者们之间的相互关怀与对信仰的坚持令人动容。《家》《春》《秋》中一个个出逃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青年都是未来的希望，正如琴所说“春天是我们的”。[5](P442)《憩园》中善良的姚太太愿意“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10](P247)。她对文学的感想也表达了巴金对于文学的疗救作用的要求与期许—文学作品“不能说是空话…….你们是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10](P319)《第四病室》中的杨木华医生则是投入痛苦深渊的病室的阳光，她不仅认真负责，而且对病人真诚地关心，并且对病人“我”说：“我喜欢读书”“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11](P199)这也是巴金对自己、对读者的期望。《寒夜》里，巴金对汪文宣一家的贫苦生活平淡地叙述着，但却对他们都抱有理解与同情。小说的结尾，曾树生回来了，寻找曾经抛弃的家，给寒夜带来了一丝温暖。巴金的文学便是这样“人学”，他始终追求的是人性的真善美。在传统的叙事方式之外，巴金以疾病叙事打开一个缺口，在职业角色、伦理角色之外以全新的角度体察人性、社会，赋予其作品以独特且永恒的审美意义和文学价值。

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的杜大心就是肺病二期病人。在当时的中国，患上肺病无疑被判了死刑。虽然当时巴金正在法国治疗肺病并最终痊愈，但自年少起对肺病的恐怖回忆和疾病体验，以及当时身处异国独自治病的孤独苦闷无法抒发，作者将该作品的情节安排处理地独具匠心。杜大心患肺病之后经常情绪激动，投身革命便显得富于激情、充满热情；自知时日无多，他不顾病体，对革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使自己死得更有价值，他选择主动刺杀反革命头目。其中，杜大心的“仇恨”心态的设置尤其让众多评论家们莫衷一是。在笔者看来，杜大心的仇恨正是来自对自己疾病的焦虑与对革命前景的担忧。肺病的逐渐发展留给自己的是渐弱的身体和不远处的死亡。而革命呢，前途暗淡，群众更是仍不觉悟，社会上的阶级压迫仍是如此深重。这一切使杜大心对自己生命的价值、社会的前景进行了审视，加之肺病带来的各种不良情绪反应，于是他产生了对社会、对人民的“恨”。这种复杂纠结的思想感情便是肺病给巴金的馈赠。肺病使巴金感到了疾病的困扰和死亡的压迫，但同时也使他得以长时间地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从而最终在作品中对人物进行了人生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积极思考。

据了解，科迪华™农业科技将成为陶氏杜邦农业事业部未来中国业务所采用的商标，新中文名称的问世标志着这家农业全球领袖在华业务整合再进一步，科迪华™将融汇原杜邦、陶氏益农和先锋3家农业领袖技术专长和全球规模。2017年陶氏杜邦农业事业部开始从陶氏杜邦拆分，并计划于2019年6月完成独立上市。随着业务整合加速深入，科迪华™旗下所拥有的业内最平衡的产品组合、近一个世纪的农艺专长和无可比拟的创新实力正逐步形成合力，开始为全球各地的农业从业者创造更多价值。

[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北京：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 托马斯·曼.魔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新兴权利保护的核心问题在于确认新兴权利的可诉性问题，新兴权利可诉性难题的产生根源在于其在实定法上没有明确依据，也就是说，没有明确地被立法规定，即被立法确认并进行类型化。只有确认了新兴权利的可诉性问题，新兴权利作为权利的地位才被稳固确实地建立起来，才能够取得被司法个别承认乃至被立法一般承认的资格。可诉性是权利的内生的本质性的决定性的属性。因此，M.A.顾尔维奇曾说：“起诉的能力并不是和权利不相干的，从外部添附到权利身上的东西，而是权利固有的天然属性，权利按照它本来的概念来说就包含通过审判实现自己的可能性——诉权乃是与权利两位一体的东西”[3]。

[4] 巴金.巴金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之后的“激流三部曲”更是描写了一众肺病病人。钱梅芬、剑云、周枚先后因肺病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在《家》《春》《秋》中，巴金在对三位病人的描写中反复提及他们的生存状况。钱梅芬在无缘嫁给青梅竹马的高觉新后远嫁，婆家对其异常刻薄，一年后守寡回到娘家，内心戚戚却无人倾吐，母亲忙于娱乐不体贴女儿，弟弟忙于学业无暇顾及姐姐，终日回忆凄苦往事不能自己，“我的痛苦，又向哪个倾诉？没有一个愿意听我诉苦的人。我的眼泪只有往肚里吞。”“别的事情人家不许我做，只有哭是我自己的事。”[4](P220)最终得肺病去世。高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剑云则更加孤苦。自小父母双亡的他寄居伯父家，得不到丝毫温暖关怀，独自艰难成长，性格孤僻怯懦，面对心仪的女孩也没有勇气表白，赚取着微薄的薪酬，生活环境颇为凄苦，最终在成功护送完高淑英逃亡上海后因肺病不治去世。周枚自幼体弱而又被父亲管束过严，从未接受新式教育的他，早已被旧学旧礼教荼毒得失去了年轻人该有的生机、活力与思考。他无奈地屈从于父亲，常常咳嗽，后又咳血的他被很多亲人认为患有肺病，可他顽固、专制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不加重视，只是让他多加休息。婚后周枚病情加重，一日他在酒席中严重吐血，最后早逝。其姐周蕙的遭遇则令人唏嘘：周蕙被父亲许配给旧礼教家庭，公婆苛刻，丈夫古怪，备受折磨、内心苦闷的周蕙日渐体弱消瘦，“现在没有肺病，将来也难保不会有”，[5](P357)最终带着未出世的孩子因痢疾病逝了。“蕙闭着眼睛平稳地睡在那里。脸色比纸还要白，嘴唇也枯萎了。两颊的陷入使颧骨显得很高。”[5](P418)

[6] 巴金.创作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 巴金.寒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8] 巴金.巴金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压力容器支座是在主梁上支撑罐体的主要部件，将支撑垫板、支座和连接块作为一个焊接组合体来考虑在观察各部件变形的同时也可观察到焊接部位的受力情况，方便对整体的把握。图13所示的是追尾车辆与车架开始碰撞瞬间组合体整体的应力云图，经过观察碰撞动画与应力的动态关系，发现组合体此时所受的应力是最大的，故主要研究组合体此时的应力形变。

[9] 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 巴金. 巴金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1] 巴金.巴金选集：第六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5.2 规模扩张、区域布局并重 近年来，苹果栽植面积呈逐年增长趋势，不少县区将苹果产业作为当地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这次冻害提示我们，因地制宜做好布局规划至关重要。一定要科学、合理规划，不要在易受冻的低洼地、河滩地栽树。尤其是麟游县2018年刚被列入全省苹果基地县，又是宝鸡苹果北扩的优生区域，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更要注意区域布局的科学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