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由创立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等民族在融合吸收东西方古代文明遗产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的一种以阿拉伯语为载体，兼容并蓄多种古典文化的宗教文化，是东西方思想智慧相互碰撞、交融与创新的结果。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演进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向西经开罗、科尔多瓦传播到北非和欧洲；向东传到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对西欧的文艺复兴和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期以来，针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内涵，尤其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确，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时期，西欧诸国在基督教文化的垄断下尘封甚至压制了辉煌的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学者通过“百年翻译运动”保存翻译了大批希腊罗马文化作品，后经穆斯林学者的加工、润色和整合后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打着复兴希腊罗马文化旗号的人文主义者正是从穆斯林和拜占庭学者那里重新接受希腊罗马文化，这些融合了东方文明的古典文化的回流弥补了欧洲文化的断层，使古典文明精神在近代西方国家生根发芽。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历史基础入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表现，进而阐释其对中东历史文化认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深远影响。

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起源

两河流域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历史根基。希提曾经指出：“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基本上是希腊化的阿拉马文化和伊朗文化……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这种古代文化是亚述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阿拉马人和希伯来人所创始和发展起来的。”[1]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政治载体阿拉伯帝国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战略要冲地带，历史悠久，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开创了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赫梯、波斯、叙利亚等文明。大约自公元前4000年起，位于两河流域中下游的苏美尔人建立诸多城邦而进入文明时代，吉尔伽美什史诗即为城邦繁盛时代的见证。随后阿卡德人、埃兰人、阿摩利人、赫梯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犹太人、波斯人、腓尼基人、迦南人等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缔造了城邦、王国和帝国，使得两河流域呈现多元文明交流融合的特征。两河流域边缘大帝国的建立中断了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自然延续，但亚述帝国、赫梯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扩张促进了多元文化在两河流域的碰撞与融合。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侵开启了希腊化时代*黄民兴教授指出：“广义的希腊化不应当局限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继者塞琉古帝国和托勒密帝国，而应包括帕提亚帝国、甚至罗马帝国”。[2]，促使各被征服国家与希腊相互接近，导致希腊人与亚洲各族人民在文明、建筑、统治制度和文化上同化融合，由于那些继承了亚历山大统治的东方诸王国的希腊总督们的努力，希腊文明和希腊文化得以在东方广泛传播，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东方的占星术和宗教登陆希腊，西亚语言也部分吸收了希腊语词汇。“巴比伦的希腊祭司贝罗苏斯著的《巴比伦史》与托勒密埃及的祭司马尼托所著《埃及史》完成了马其顿——希腊统治者与近东政治传统的同一化进程。”[3]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在传统东方文明的边缘区域和欧亚大陆的交界处建立了一系列希腊化城市，诸如地中海滨的亚历山大、安条克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和泰西封等，它们全面移植了希腊的政治文化和体育设施，其中不少成为东方的希腊学术中心，这些学术中心遗留下来的希腊著作、文化传统和科研成果成为阿拉伯穆斯林就近吸取希腊文化精髓发展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理想养分。随着罗马帝国占据小亚细亚、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对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区的经营，罗马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区域。帕提亚和萨珊波斯帝国的崛起延续了古波斯帝国的专制传统，加强了波斯文化在两河流域的传播，形成前伊斯兰时代希腊罗马文化与波斯文化的对垒之势。所以阿拉伯人征服上述区域后，将伊斯兰教与上述多元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多元文明色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中东地区悠久的宗教传统和一神信仰取代多神信仰的过程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提供了宗教基础。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中东地区是诸多宗教的摇篮，两河流域先民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伴随着原始氏族宗教信仰向民族宗教信仰的过渡，一神信仰排斥多神信仰的漫长历程是古代中东社会的突出现象。文明初兴的两河流域先民以原始拜物教为基础发展成为多神教，并初步形成独特的教义、宗教组织和礼仪象征，对两河流域周边落后民族诸如胡里特人、赫梯人、迦南人、腓尼基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产生影响。两河流域的宗教信仰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凸显了主神的重要性，如苏美尔的安努、巴比伦的马尔杜克和亚述的阿苏尔。两河流域传统文明中心的衰落和新文明中心的兴起，使主神信仰逐渐向二元神论转变，波斯人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以及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诺斯替教、摩尼教都是典型的二元神教，但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终极诉求使其实质上是一种神学上的一元论。[3]34犹太人在颠沛流离的历史转折中形成单一的民族宗教——犹太教，但其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了中东各种宗教因素，尤其是两河流域、埃及和波斯的宗教。例如，它从祆教中吸收了灵魂不灭、末日审判、赏善罚恶、彼岸世界等信条。[4]犹太人的流散带来犹太教的广泛传播，正是在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以及流传在中东、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宗教(如埃及、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宗教、诺斯替教和俄耳浦斯教等)和思想(如斯多葛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世界宗教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产生。恩格斯指出：“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教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5]在基督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同时，其对阿拉伯半岛的辐射和渗透也逐渐加深。阿拉伯半岛从野蛮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摒弃多神信仰，一神倾向的哈尼夫运动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为穆罕默德创立新教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阿拉伯人通过“圣战”走出阿拉伯半岛，在西起伊比利亚半岛和马格里布地区，东到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辽阔疆域建立了伊斯兰文化圈，伊斯兰教取代传统多神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而成为民众的基本信仰。穆罕默德将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视为“有经人”，说明其承认伊斯兰教经典的直接来源。阿拔斯时代，包括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塞加西亚人在内的非阿拉伯人皈依伊斯兰教者日渐增多，他们将帝国传统、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教相融合，与阿拉伯人一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半岛的本土文化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历史源头。18世纪，麦因、赛伯邑、哈拉达毛等阿拉伯半岛南部古代王国的重新发现，使有文字记载的阿拉伯历史上溯至公元前13世纪。赛伯邑王国于公元前7世纪修建的马里卜水坝，被认为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之一；《圣经》中关于赛伯邑女王会见所罗门国王的盛大场面，体现了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希木叶尔人建于公元1世纪的雾木丹堡宫，代表了古代阿拉伯人的文化成就；《古兰经》中对麦因、赛伯邑等古代阿拉伯人活动的记述，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对古代文化的继承。随着阿拉伯半岛文明中心的北移，麦加作为“诸城之母”以及贸易重镇、商道枢纽的地位日益突出，穆罕默德借助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在吸收犹太教、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创立新教，并将闪族神话、传说、故事和阿拉伯诗歌、散文、谚语、习俗、礼仪纳入新的宗教体系中，对阿拉伯帝国的文学成就影响巨大。麦加克尔白神庙墙壁上的七首悬诗代表了查希里叶时代阿拉伯人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诗歌创作的兴盛与阿拉伯半岛的诗歌传统密不可分。《古兰经》从文学的角度看，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典籍，风格质朴、语言简洁、气势宏伟、意境奇妙，堪称阿拉伯散文的典范，显然也绝非一蹴而就。诸多阿拉伯文学艺术作品也从阿拉伯半岛传统中获取素材，这些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以伊斯兰教为本的文化，其宗教性由其萌发、产生和传播的过程所决定。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传播，以阿拉伯人为载体、以伊斯兰教为基底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随之萌生。经过阿拉伯人缔造的倭马亚、阿拔斯、法蒂玛和后倭马亚王朝时期的持续发展，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吸收借鉴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日趋成熟，在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光彩夺目。

第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要素和认同基础，对伊斯兰世界的未来走向影响深远。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内核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意识、信仰体系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随着各伊斯兰帝国的更替和阿拉伯人的地位变迁，贯通于穆斯林生活领域并成为其“精神脊梁”的“伊斯兰精神”并没有多少改变，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在吸纳原有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伊斯兰文明。在两个强大游牧民族的夹击下，曾经辉煌至极的阿拉伯帝国彻底宣告灭亡，但取代阿拉伯帝国的奥斯曼帝国不但继承了昔日阿拉伯帝国的荣光，而且将伊斯兰文明推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成为这个多元帝国仍然保持伊斯兰帝国属性的根源所在。阿拉伯帝国及其后继者改变了西亚、中亚和北非地区的民族成分和语言、宗教结构，将更广阔的区域纳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辐射之下，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地中海的政治和文化格局，其对于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庞大帝国的疆域奠定、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说，在阿拉伯帝国解体和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前的六百余年时间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所有穆斯林认同的基础，发挥着极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王朝、恺加王朝以伊斯兰教作为强化国家统一的纽带。作为穆斯林共同的历史传统、精神信仰、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的信仰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还影响了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中东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弱化了伊斯兰教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中东现代化是在社会远未实现文化自觉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仓促而起的选择，社会民众缺乏传统与现代化冲突的心理准备和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从而在社会文化和精神心理危机中诉诸文华寻根，这也正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文化表达”[12]。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将寻根的源头追溯至伊斯兰教创立之初的“黄金时代”，也企图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作为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基础。

阿拔斯王朝时期，大规模的征服运动基本结束，政治趋于稳定，历代哈里发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积极发展科学文化，不惜重金延揽人才，尊重和奖掖各级学者。哈里发曼苏尔不仅以建造巴格达城著称于世，而且命人将波斯语的医学典籍、梵语的天文学书籍和希腊语的数学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首开“百年翻译运动”的先河。哈里发马蒙热心扶持科学文化事业，派遣使者分赴各地搜集典籍，访贤求学；兴办学校，创建科学研究机构，亲自主持学术讨论会。830年，马蒙在巴格达建造规模宏伟的学术研究中心——智慧宫，重金聘请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信仰其他宗教的学者在这里做翻译工作和著书立说。为马蒙主持翻译工作的著名翻译家侯奈因·伊斯哈格是一位有阿拉伯血统的景教徒，曾经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物理学》和《伦理学》、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全部医学著作以及《圣经·旧约》译成阿拉伯语。据说，马蒙依照侯奈因·伊斯哈格译著的重量，付以等量的黄金作为报酬。[11]正是通过伊斯兰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罗马、波斯的科学巨著才得以保存。除巴格达的智慧宫外，各地的独立王朝也相继建立类似智慧宫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如后倭马亚王朝的科尔多瓦大学及皇家图书馆，法蒂玛王朝在开罗建立的爱资哈尔大学和科学馆等。阿拔斯王朝长达百年之久的翻译运动使内容丰富的异族文化逐渐植根于伊斯兰世界的沃土，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成熟，此间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自然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都达到鼎盛。许多穆斯林学者借鉴希腊哲学的逻辑推导和理性思辨来论证伊斯兰信仰，探讨诸如安拉的本体与属性的关系、安拉前定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以及宇宙观和认识论等哲学命题，这以穆尔太齐赖派、艾什尔里派为代表，他们的学说进一步完善了伊斯兰教义学。安萨里继承和发展了艾什尔里派的教义学体系，通过探讨伊斯兰教各个派别思想，将各种传统的、唯理论的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加以综合，奠定了伊斯兰宗教哲学的基础，出现诸如肯迪、法拉比、伊本·鲁世德等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此间伊斯兰教的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形成著名的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里四大教法学派。叙利亚和埃及亚历山大学派的炼金术、科学研究，波斯的文学、艺术，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和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罗盘针等对阿拉伯帝国辐射渗透，使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呈现以伊斯兰精神为核心和导向，融会贯通上述多种文化的多元性特征。文学领域，诗歌、散文和故事小说的高度繁荣，出现最负盛名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诗人杰拉丁·鲁米，脍炙人口的阿拉伯古典文学瑰宝《天方夜谭》；伊斯兰音乐、书法和建筑艺术逐步定型；历史学和地理学成果丰硕，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化学成就显著，对中西方文化产生深远历史影响。

2.4.1 家庭支持:家是一个人最坚实的依靠,家庭的支持对于患者的治疗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家人的态度可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心情以及治疗的信心,因此,采取恰当的方式表达爱与关怀。作为患者的配偶,关键在于不嫌弃、不抱怨、不悲观,尽量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并将这种心态传递给患者,让其能以积极的心态接受造口。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其最初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的产生与发展。历史地看，孕育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半岛是个文化相对“贫瘠”之所，在阿拉伯帝国发动大规模扩张之前，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大多不识字，游牧的贝都因人尤其如此。据白拉祖里记载，伊斯兰教创立初期，麦加的古莱什部落中能书写者只有17人，麦地那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中能书写者只有11人。[6]两座圣城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可想而知。“随着伊斯兰教的问世，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阿拉伯部落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语也就成为阿拉伯人统一的民族语言和宗教语言。651 年，《古兰经》定本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阿拉伯语的发展，加速了阿拉伯语从口头文学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过渡。”[7]这奠定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语言认同基础。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当政期间，麦地那和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当时的学者主要是阿拉伯血统的圣门弟子，他们大都长于宗教学研究，例如欧麦尔精通教法，被誉为“立法的栋梁”；其子阿卜杜拉致力于“圣训”的搜集和研究，可谓圣训学的奠基者；阿卜杜拉·阿拔斯深谙《古兰经》，是经注学的创始人，有“经典诠释的宗师”之美称；载德·萨比特能够背诵全部《古兰经》，曾经受阿布·伯克尔和奥斯曼的委托，两次主持整理和汇集《古兰经》，并且在诵经学方面颇具权威。[8]所以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主要表现为以阿拉伯语为基础的《古兰经》经注学、圣训学的发展和阿拉伯穆斯林对阿拉伯半岛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

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中世纪各族穆斯林在吸收融汇东西方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辉煌灿烂的精神财富，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出开放性、兼容性、继承性、创新性特征。从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从纵向来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继承发展了古代世界的优秀文化，又通过自身的发展创新影响了中东乃至西方近代文明的历史走向。

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空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主要是由于新媒体信息是通过数字化处理过后的表现形态，这也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存在的本质区别。虽然新媒体环境是一个虚拟空间，但是却能给人们现实的空间感受，让大学生在这个空间里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观点，获取更多自身所需的思政信息，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实中，职业学校招聘制度导致一体化教师稀缺。如今职业学校招聘教师的基本条件都是要求本科或者研究生学历，少有对实际工作经验的要求。这就导致职业学校的教师从学校来到学校去，没有进入企业工作实践的机会、背景和经历。教师不懂企业的实际生产、岗位职责、企业文化等，缺少企业实践经验的现象愈来愈严重。而且由于职业等级证书考取的便利性，事实上即使拿到职业等级证书的教师，掌握的专业技能也很有限。因此，具有企业实践经验，能担当一体化教学的教师几乎没有。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多次要求一体化教师每年要定期到企业实践，现实是很少教师能做到。

阿拉伯穆斯林从阿拉伯半岛崛起后，以传播伊斯兰教的名义发动“圣战”，陆续控制埃及、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地区，将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领土纳入疆域版图，并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交往。希提写道：“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区、波斯和埃及的国土后，阿拉比亚人不仅占有一些地理上的地区，而且占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发祥地。沙漠的居民成为那些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渊源于希腊—罗马时代、波斯时代、法老时代和亚述—巴比伦时代的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也由他们继承下来……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他们所管辖的人民的合作和帮助之下，开始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学遗产……他们是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的俘虏的另一个例证。”[1]202-203倭马亚王朝时期，圣门弟子相继去世，再传弟子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者。巴士拉和库法逐渐取代麦地那和麦加，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再传弟子中异族穆斯林日渐增多，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大为逊色，非阿拉伯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影响日益加深。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后，往往根据《圣经》中的传说诠释《古兰经》的某些启示，从而形成“基督教式或以色列式”的经注学。[9]此间伊斯兰教经注学、圣训学进一步发展。伊斯兰教在创立和对抗其他宗教的过程中，必须解决有关信仰、前定和创世等关键问题：神的启示是否高于人的理性？安拉是宇宙中一切善恶的创始者吗？如果安拉全能，那人们为何还有人敢否认安拉的存在，并违反神圣教法呢？如果安拉业已前定人类的所有行为，那么人类究竟该为其所作所为承担何种道德责任？……这些哲学命题以及与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进行更为繁琐的争论，都催生了伊斯兰教教义学。[10]倭马亚王朝时期的教义学派主要包括盖德里叶派和贾卜里叶派。倭马亚时代，许多法律问题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无明文可循，伊斯兰学者根据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释而制定出来新法规——“斐格海”。最初“斐格海”只是对《古兰经》和“圣训”中的律例进行注释，或围绕法规的制定原则进行研究。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伊斯兰学者对教法的研究日益深入，逐渐形成以伊斯兰教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教法学，该学科在坚持伊斯兰教法的经训来源和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公议”、“类比”和“意见”等立法原则，逐渐创立了完整的法学体系——伊斯兰教法。由于教法学家对《古兰经》经文解释的差异及对《古兰经》、“圣训”以外的三条立法原则应用范围的理解不一，从而形成伊斯兰教的早期法学派——麦地那学派(圣训派)和库法学派(意志派)。此间，情诗、政治诗和讽刺诗创造的兴盛构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内容，自然科学以及伊斯兰建筑、音乐、绘画艺术也初具规模。

低碳农业不仅是一种农业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种农业技术革命。因为，低碳农业要求运用各种创新技术对土壤、化肥、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及种植、培育等相关农业生产环节、过程进行创新，从而使目前农业技术达到低碳农业发展的技术要求。所以，对于黑龙江垦区乃至全国来讲，低碳农业的技术创新的能力及速度将会直接影响低碳农业发展的情况。

第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了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欧洲近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希提指出：“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主要的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1]664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科学、医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为近代西欧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天方夜谭》的内容和写作风格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丁的《神曲》、薄迦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都受《天方夜谭》创作手法的影响。阿拉伯哲学传入欧洲，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欧洲人才知道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才开始在古希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系谱上研究哲学。恩格斯指出：“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做了准备。”[13]伊本·赫勒敦通过《历史绪论》创立了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他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和学说，由后世的欧洲学者继承发扬。意大利近代哲学家维科、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法国哲学家孔德、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等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本·赫勒敦思想的影响。伊本·鲁世德的哲学著作传到欧洲后，法国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巴杜亚大学曾将其定为哲学教科书，13世纪几乎成为西欧各大学的哲学思想权威，但丁赞扬其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最伟大的注释者，他的思想是反对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天主教经院哲学的有力武器。阿拉伯世界的医学也影响了西欧近代医学的发展。《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被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广泛传播，并且随即取代了盖伦的医书，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被多次翻印，并由当时著名医学家加以注解。其中《曼苏尔医学》直到17世纪一直是欧洲各国科学院的主要教科书。伊本·西那的《医典》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直至17世纪，始终被欧洲的医学院校用作医学教科书，对西方医学的影响超过任何一部医学著作，是现代医学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花拉子密历表”后被英国人译成拉丁文，成为东西方各种天文历表的蓝本。白塔尼的“恒星表”后来也被翻译成拉丁文，曾被哥白尼和拉普拉斯等近代西方天文学家多次引用，对欧洲近代天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伊斯兰的遗产》一书写到：“伊斯兰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14]

第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拓展了丝绸之路的历史生命。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到16世纪明朝在中国西北地区实力削弱，有一条繁荣了近1700多年的经济文化大动脉“丝绸之路”。穆斯林各族人民大多位于丝绸之路附近，东西方文化通过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伊斯兰国家都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欧亚非三大洲的商人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进行友好往来，传播各民族文化，成为东西方交流往来的友好使者。中国的稻米、棉花、食糖等经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进一步丰富了欧洲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经由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些地区的率先兴起。

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帝国相对先进的数学、天文历算与航海、地理知识也开始为中国人所了解。此后，中国人开始认识阿拉伯数字，郭守敬、王恂等人编撰出“授时历”，郑和船队做出了七下西洋的壮举等，所以说，阿拉伯人是新航路开辟之前通过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间人，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演进也见证了这一过程。如今作为历史博物馆存在的托普卡帕皇宫，收藏着中国宋、元、明、清时代上万件珍贵瓷器，在该博物馆还陈列着拜占庭皇帝穿过的用中国绸缎制作的袍服，可谓丝绸之路的直接见证。奥斯曼帝国中后期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和对东西方商路的阻隔，强烈刺激了欧洲冒险家探索新航路，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610年伊斯兰教创立到1258年阿拔斯王朝衰亡，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见证了阿拉伯帝国的兴起、鼎盛和灭亡，作为伊斯兰文明的精神内核为帝国历史蒙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并作为巨大的历史遗产影响了此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轨迹，甚至影响了现代中东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东西方文化经过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消化、吸收和传播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为近代文明的兴起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指出：“文明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文明交往史上的诸多绚丽篇章。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在更深刻层面上预示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更多的融合。”[15]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既是文明交往的产物，又在与不同文明的冲突融合中推进了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并给现代中东诸国打上了深深的伊斯兰文化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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