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所谓德国古典大学观，根据陈洪捷教授的观点，主要是指在19世纪初普鲁士的教育改革中，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德国的思想家们包括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现代大学的观念与原则。由于其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兴起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德国古典大学观受到了学术界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根据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思想观念的产生与其特定的社会存在基础具有密切的关联，也即具有其社会根源。同样，德国古典大学观之所以在历史上出现，也并非凭空而来，这与19世纪初德国所处特定社会背景及思想文化氛围密切相关，通常研究者们将其归为欧洲的启蒙运动，视德国古典大学观为启蒙理性思想的产物，如阎凤桥教授认为，启蒙思想奠定了柏林大学办学的思想基础，“柏林大学模式已经超越自身，代表着欧洲理性思想”。[1]然而，这样一种观点显得过于泛化且存在一定的偏颇，这主要归因于对启蒙运动认识的相对片面性。一方面，就启蒙运动本身来说，其有着更为深层的精神内涵，也即其是作为整个社会现代性的发端，如何向现代性转变可以被视为启蒙运动的根本主题，而德国古典大学观在其实质上则可归为这一现代性谋划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往往被与法国相关联或被等同于法国的启蒙运动，而事实上，启蒙运动的内部并非是统一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形势的独特性，其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时代主题，如法国的启蒙运动将理性确立为意识形态，而在德意志地区则将对理性的思考与民族情感相融合，到后期浪漫主义阶段自由不羁的意志与创造性受到推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主要立足于“现代性”这一背景，重新审视德国古典大学观所依托的特定社会存在基础，以尝试回答“德国古典大学观为什么会在19世纪初兴起”这一问题。

二、现代性意义上大学的兴起

“现代性”这一概念，所表征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生成的现代社会整体上的性质与状态。就起源与发展来看，“现代性”可以被视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历史进程，处于不断地流变与进化之中，而由启蒙运动所催生的现代大学，则可被视为这一社会进程的重要的动力因素及组成部分。就内涵来看，“现代性”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是有着较为复杂与多样的涵义，其中还蕴含有诸多的悖论，在不同维度、不同阶段其性质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乃至相互冲突性。从社会的实存要素来看，“现代性”具有双重意蕴，即外在社会结构的现代性与内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性。[2]在社会结构层面，“现代性”主要奠基于启蒙理性的基础之上，其内容涉及独立个体、市场经济、公民权利、科学技术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等方面。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性的发展表现为以科层制的形式出现的社会的“合理化”进程，现代性即“合理性”，其主要指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吉登斯则侧重于从制度维度来理解“现代性”，视“现代性”为“一种后传统的秩序”[3]，并将“现代性”概括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内容。在内在文化心理层面，“现代性”所指涉的是现代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如舍勒所言，“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了超越性价值取向的精神气质。[4]同时，“现代性”还导致了现代人心理体验结构的变化，造就了一种“注重现在、当下即是的精神气质”，以及一种“苦行主义的浪荡作风”[5]。在本文中，现代性所指涉的主要是其社会结构层面的内涵。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初期准备阶段，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理性和科学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理念逐步取代了中世纪的神学专制文化而占据主导地位，人的“主体的自由”逐步彰显。在这一阶段，传统大学由于其封闭性与保守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脱节，逐步走向衰落，尤其是在17、18世纪，欧洲的大学普遍陷入合法性的危机之中，因而对于现代性的孕育，传统大学未能起到实质性的影响，表现在启蒙运动中，除苏格兰、某些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半岛之外，启蒙思想的孕育与传播主要是在大学组织之外的沙龙、咖啡馆等社会场所中。启蒙运动之后的19世纪是现代性获得充分发展的时期，在两次工业革命的促进之下，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资产阶级政权在欧洲主要国家也逐步得以确立，现代性从一种文化理念逐步地向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变。这一时期同时也是现代大学逐步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时期，现代民族国家日益重视大学在向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逐步增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与资助，而大学则开始由忠于教会的传统转而忠于国家，日益依赖于国家的资助，同时通过发挥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的职能，来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与国家的联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6]。以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法国的专门学院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大学在19世纪迅速兴起，成为现代性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主要内容

19世纪初普法战争的失利，迫使普鲁士统治阶级推行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办就是其教育领域内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德国古典大学观就集中体现在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办学模式之中。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柏林大学与传统大学并无区别，由哲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个学院组成，但哲学院的地位却得到突显，其师资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这就打破了神学院在大学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包括近代科学在内的新知识的引入扫除了障碍，而除教学外，哲学院也逐步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柏林大学还建立起以研讨班和研究所为中心的各种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研究组织，使大学发展科学的职能得以实体化、制度化，教师和学生在这些研究组织中可以自由地探究各种领域的知识，享有充分的研究和学习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为“修养”(Bildung)的观念，在柏林大学创建者洪堡看来，“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7]。所谓科学，也即纯科学，建立在深邃的观念之上，是各种知识的最终归宿，科学探究并不追求任何外在的实用和功利性目的，而是本身有着独立的价值，自身成其为目的；所谓“修养”则是指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是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大学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但其最终目的是为达成自我的修养，但科学并非这一目的的从属物，非为修养而刻意准备，而是天然适于修养的达成，大学只需专心于科学研究，修养的目标便会随之逐步实现，这也就是所谓的“由科学达致修养”。由此，柏林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和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将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强调教师和学生“为科学而共处”，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达成各种知识的统一，提升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从而实现自我修养的目标。就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国家不仅为大学提供必要的资金与物质支持，同时还赋予了大学相应的自治权，保障大学内学者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作为回报，大学要成为塑造民族性格和精神力量的重要场所，从而为国家提供道德和精神的基础，而非仅是作为培训公务员的机构，由此在人才培养方面，柏林大学所致力于培养的是能够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学者，而非各种实用性人才。

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明显不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建立的专门学院，由于处于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专门学院受到法国政府严格的控制，其通常隶属于政府的某一部门，要接受政府的监督与管理，在学术自由上相对缺乏，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专门学院所要培养的是能够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兼有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高级应用性人才，也即技术精英，但专门学院并不承担科学研究的职能，科学研究主要由专门的研究机构负责，专门学院主要承担教学的职能。尽管在办学理念上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但柏林大学与法国的专门学院都可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种差异性之所以存在，其根源就在于在向现代性转变时法国与德国所选择的不同路径，这主要表现在启蒙思想的孕育与发展在法国与德国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与内涵，而这又影响到了现代大学观念的生成。

四、对德国古典大学观之社会存在基础的审视

19世纪初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孕育与形成，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思想文化氛围之中，并深受其影响，包括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洪堡等在内的柏林大学的精神缔造者，在其思想观念上无不表现出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不同，德国的教育家们对传统大学并未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是按照新的理念对其进行改造，同时充分吸收了其学者自治、学术自由等观念，显现出对于本民族传统的珍视，柏林大学就是依据传统大学的教学组织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将哲学院提升到与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同等重要的地位，表明德国大学对理性的尊重，但自我修养的观念仍是作为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这与浪漫主义对自由与创造性的强调密切相关。科学探究被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人的自由本性的体现，它不应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功利性目的，而是本身作为其目的，否则就违反了人的自由本性，正是在科学探究中，人的自我得以不断实现，人性不断完满与充实，也即达成了自我修养的目标(这里的“自我”还可以引申为一个共同体或民族，在达致修养的过程中，它同样不应受到任何来自外部力量的控制，而是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和目的)。而科学探究的对象是文化，在内容构成上其不仅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同时还包括哲学、历史等各种系统知识，它是各种知识内在统一性的体现，科学探究所表现出的正是对各种知识之统一性的思辨性追求。由此，与自我修养的目标相伴随的，是民族文化内在统一性的获得，以及民族情感的培育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提升。正是借助于民族文化这一中介，通过培育体现民族文化特性与统一性的文化主体，德国的大学实现了从更高层次上服务于现代国家的目的，并最终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监测线路选择在该变电站10 kV母线Ⅰ段和10 kV母线Ⅱ段。电压暂降仪安装于两段母线电压的端子排上。该变电站一次接线如图2所示。

3.4 照顾者存在心理问题 伍毅等［6］研究证明，痴呆患者照顾者生存质量较正常健康老人和需要护理但非痴呆老人的照顾者的生存质量差。因此认为，老年痴呆患者伴有精神症状及行为方面的问题，将直接给照顾者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易产生心理疾病，建议这类患者应有专科医院收治，或有精神科专业人员的干预，加强疾病知识宣教、照料技能的训练、加强社会支持，以缓解照顾者的压力。

(—)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的意识形态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启蒙运动声势最大，影响更深远，思想也最为激进。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自17世纪以来，尽管自然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上却依然充满了传统的教义、迷信与偏见，人们依然处在黑暗之中，这就需要借助理性之光驱散黑暗，以把人们引向光明，“启蒙”一词最早便出现在法语中，其本义即为“照亮”。“理性”由此被视为一种知性工具，用以批判各种传统的观念与信仰，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髓。这体现在18世纪由法国的文人团体所编纂的《百科全书》中，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宣称，“理性之于哲学家，就像恩惠之于基督徒。恩泽激励基督徒去行动，理性激励哲学家去行动”[8]。在这里，理性被上升为具有与宗教同等的绝对、专断地位，成为启蒙运动的最高宗旨。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但却树立起了理性的绝对权威，理性成为衡量一切存在物的尺度，任何违反理性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9]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法国的启蒙理性主要指的是康德后来所提出的“理论理性”，或称“认知理性”，它来源于数学与自然科学，表现为一种发现和确认真理的能力。启蒙思想家们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认识到了这种理性的巨大威力，并认为这种理性同样也适用于政治、经济、伦理等各种复杂的领域，借助于理性方法，就可以为人类社会中的普 遍性问题提供真理性的答案，且不同问题的答案之间彼此互不冲突，共同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也即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坚信，存在有一个奠基于理性之上的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其中存在有对所有社会生活核心问题的正确解答。将理性确立为思维与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使世界‘理性化’，因而就被启蒙思想家们视为其崇高使命，基于理性而行动的各种技术专家、圣哲等，无疑是这种理性化进程的推动者，由此也就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重视与推崇。

(二)浪漫主义：对法国启蒙理性的反叛

现代性发轫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直接奠定了现代性独特的精神内涵以及基本形态。在启蒙运动中孕育与生成的德国古典大学观，不可避免地烙有启蒙思想深深的印记，从精神实质上来看，其可以被视为现代性谋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启蒙运动并非是一个单数词，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所处社会形势的差异，其启蒙运动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英、法等国家相比，德国的启蒙运动具有其特定的主题，当时的德国还未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面对长期的分裂与战乱，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将对理性的深刻思考与强烈的民族情感相融合，以此探索德意志的统一之路。尤其是在后期浪漫主义阶段，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和反动者，浪漫主义通过对自由以及个体或民族独特性的强调，进一步催生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潮。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形成时期，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由此，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现代大学强调其文化功能，所致力于服务的是一个抽象的文化国家的需要，重视自我修养的达成，强调科学知识的精神解放价值，所造就的并非是满足民族国家现实需要的服务者，而是具有“修养”特性的民族国家的构成主体。19世纪德国历史的主题可概括为统一与自由，在向现代性转变的背景之下，德国的大学实际上是被视为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统一性，培育民族国家的构成主体，进而为实现德国政治统一做准备的有效手段，从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现代大学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18世纪末，启蒙运动在德国进入了它的后期发展阶段，浪漫主义①在此时逐步兴起，它由启蒙运动发展而来，但却是以启蒙运动反叛者的面目而出现。与法国启蒙哲学家对普遍理性与秩序的追求不同，浪漫主义者所推崇的是自由不羁的意志与创造性，强调生命的激情、一切实体的独特性等，反对由理性设计的冷冰冰的世界。在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自由的，可以进行自由地选择与行动，不听命于任何来自人自身之外的权威或目的，如费希特所指出的，“如果人允许由他人的意志来为自己制定法律，他就使自己成为野兽，即他侮辱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人类尊严”[12]，人的自由选择和行动仅听从于人自身的目的，也即由人自己所创造的，或者说人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目的，人本身就体现为最高目的或价值，人意识到自身的目的就类似于艺术创作中灵感迸发或真实自我流露时所处的状态；创造是人类惟一的拥有充分自治的行为，在创造性活动中，人的自由本性得到充分展现，人的自我也不断得以实现，因而并不存在任何给定的、永恒的人类本质(如理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创造物，具有不同于其他个体的精神世界，而自我的独特性又可引申为一个共同体或民族的独特性；人的选择和行动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自由意志不同于理性推理，理性推理的结果在逻辑上是互不冲突的，而自由意志则可以彼此冲突，在此基础上并不存在一个奠基于普遍理性基础之上的和谐、充满秩序的人类世界，因而最为重要的并非是行动的结果，而是行动的动机，也即是否是作为自由人类的自由选择。浪漫主义是作为对启蒙理性主义的经验反动而出现的，但浪漫主义，尤其是早期浪漫主义并非完全排斥理性，其所反对的是理性的客观性与普适性，在对理性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之上，它充分吸收了被启蒙理性主义所排斥的传统的生活因素与方式，将保存这些内容并赋予其新的尊严视为自己的使命。但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浪漫主义希望通过吸收这些被取代了的非理性的生活力量来挽救自己，但是它没能认识到对它们有意识的留意本身就已经将其理性化了”[13]，由此，浪漫主义最终还是成为了现代性进程的推动力量。1806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失利，是德国的浪漫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催化剂，知识分子与开明贵族认识到在物质与军事上失败的情况下，从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独特性的重要性，浪漫主义由此又汇入了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潮。

德国古典大学观形成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在其精神内涵上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要考查德国古典大学观兴起的社会根源，必然要将其置于启蒙运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同时也应涉及到当时德意志地区的特定社会形势及所面临的时代主题。

五、小结：对现代性之路径的一种谋划

在启蒙时代，与英、法等欧洲先进国家相比，由于社会背景的差异，德国的启蒙运动有其特定的主题。17世纪与18世纪初期的德国，是当时欧洲较为落后的国家。三十年战争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德国的分崩离析，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德国实际上是由三百多个拥有独立主权的邦国所组成，而政治上的分裂进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同时，德国的文化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逐步“萎缩成一种地方性文化，在那些沉闷的小宫廷里苟延残喘”[10]，在与欧洲进步的国家尤其是与法国文化相碰撞时，由此所引发的受伤的民族情感与民族屈辱，使得德国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内倾的取向，特别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生活，虔敬运动的出现就是这一文化取向的重要表现。德国的启蒙运动就是在这一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逐步展开的。早期德国的启蒙运动，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同样也高扬理性、进步等启蒙思想大旗，但随着启蒙运动的逐步深入，其又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德国的思想家们如康德等对法国的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它又将对理性的深刻思考与民族情感相融合，进而实现了启蒙思想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共生[11]。

5．中国在研究时间上整体较日本滞后，研究成果较少，层次不是很高，尤其系统性、整体性研究较日本相差很多。

注释：

2000年，世纪之交这个秋冬季节，我在参加单位组织的一次支农采拾棉花回家途中，所乘坐拉运棉包的车辆由于侧翻冲进路边的排渠，在那次事故中，爱人永远地离开了我，而我也造成了胯关节骨折，尾骨骨折。期间，我在医院平躺了一个月方才出院，又在家休养了近10个月才上班，后来我在单位成为了一名门卫。那年，女儿年仅十岁。

①根据以赛亚·伯林的观点，这里的浪漫主义，并非等同于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而是特指18世纪末，作为对以法国启蒙哲学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反叛，而在德国所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思潮，随后其影响又扩展到英、法等其它国家，并最终导致了西方社会意识领域中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

[参 考 文 献]

[1]阎凤桥. 柏林大学办学模式的确立：理性的凯旋[J]. 复旦教育论坛, 2010, (6) :16.

[2]李佑新.现代性的双重意蕴及其实质问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74.

[3][英]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

[4]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7.

[5]唐文明. 何谓现代性[J].哲学研究,2000,(8): 46.

[6][英]杰勒德·德兰迪.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 黄建如,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2.

[7]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9.

[8][美]希梅尔法布. 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M].齐安儒,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88.

[9]李秋零. 康德与启蒙运动[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 (6): 66.

[10][英]以赛亚·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41.

[11]邢来顺. 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J]. 浙江学刊, 2007, (3): 63.

[12][英]以赛亚·伯林. 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M]. 潘荣荣,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203.

[13][德]曼海姆. 保守主义[M].李朝辉,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