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独立国家的主体，人民历来被视为是一个现代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这在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尤为凸显。因此，“人民性”这一概念内涵的丰富与张力毋庸置疑。首先，它不同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支撑下所追溯的个体意志、公民权利。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便认为：在20世纪中国，“我们”的呼声起源于西方帝国主义威胁下产生的强烈民族诉求。当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具备自身民族独有的特性并且不再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人民”的概念便产生了。詹姆逊指出：“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如何能够比那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做得更好、我们具备自己独有的特性。总之，他们把问题提到了“人民”的高度上”[1]。其次，即使在中国内部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语境之中，“人民性”的能指也遭遇着不同的诠释。纵观中国文艺“人民性”概念的嬗变，无论是这一理论本身亦或是与之相对的诸多文本，无不反映了中国从五四时期现代意识的萌发、革命时期对独立主权国家建立的渴望，再至当下在国族主义麾下寻求公民的相对平等与自由发展的深入探求。

一、“人民性”：概念溯源与学理阐释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能指的概念，具有特色的中国现当代文论“人民性”的内涵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溯源。

首先，发端于商周时代的原始的“民本”思想可视为现代“人民性”思想的理论渊源。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便可看出古代思想家对于民众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所起到的基础与根本作用的重视。同时，诸子百家从各个方面对于民本思想的注解与阐发亦可视为原始、朴素的道德人文关怀意识。在孔子的“仁政”思想中便渗透着民本的主张，他提倡“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己以安百姓”，力图通过以民为本的思想达到仁政的理想。此外，孟子更加注意到民本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高度。老子则更加重视君主对于人民的引导功能，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正是先秦诸子与历代思想家对于人学的重视，才为后世“人民性”概念的构建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土壤与根基。

上述研究主要关注引水调控对小型富营养化湖泊生态和环境的改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太湖、巢湖以及滇池等大型富营养化湖泊蓝藻水华暴发所引发的饮用水与生态危机日益严重，针对大型富营养化湖泊的引水调控工程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5，25，40-45]，已成为缓解蓝藻水华灾害的重要水利工程措施。而不同于小型湖泊，大型富营养化湖泊的引水调控工程对湖泊生态与环境的改善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短期内难以获得理想的结果，引水调控工程往往需常态化运行。因此，引水工程对大型富营养化湖泊水文水动力、物理化学环境以及生物的影响需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

其次，中国现当代“人民性”价值取向所倡导的艺术书写方式可追溯至西方文论中的现实主义思潮。现实主义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贡献并丰富了现实主义理论，譬如恩格斯的“典型论”等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它首先出现于法国文坛；在文学领域，十八世纪德国的作家席勒曾第一次将其作为专业术语出现在其理论著述之中。作为西欧资产阶级的文艺产物，其生命力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以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式迎来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辉煌。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经历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因此它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最高峰。20世纪以来，以法国著名的理论家、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为标志，宣告了现实主义在20世纪西方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最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相关资源则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现当代文论“人民性”概念的直接来源。马克思主义人学在批判性的吸收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依据现实条件进行深化。与西方传统人学相较，马克思的“人民性”理论体系有以下三点创造。首先，从概念的出发点与最终指向而言，马克思历来致力于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基地进行实践与批判，这也决定了其在面临诸如“人民性”等问题时与西方传统多有不同。传统的人论多将问题集中于什么是人、从动物反应到人的应对、人的自我认识等抽象的哲学思辨，而马克思则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形态》、《资本论》等一系列著述逐步确立了人民解放、实践斗争的带有历史唯物主义色彩的人学体系。其次，从概念的属性而言，马克思更加着重于对“人民”社会属性的张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便明确对人的本质作出论断——即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西方人学传统将人从宗教束缚中解脱，成为了独立的、个人的个人，充分肯定了个人的肉体、感觉与欲望。而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他所谓的个人“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2]。最后，从概念的范畴而言，马克思更加强调共同体(阶级群体)中的个人而非个人的个人。处于具体历史条件中的个人作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形成了人民大众的共同体，即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为了消灭人的异化，争取个人真正的自由平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能依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3]。

* Correspondence: M H Hong, E-mail: elehmh@nus.edu.sg

伟翔呓语着：“对不起，我放你走！”我的泪又涌出了眼角，站起来想走。我的手被紧紧地抓住，伟翔说：“晓薇，别走。”

二、“人民性”:内涵的时代嬗变

(一)发生：《BOLSHEVISM的胜利》与五四时期“人”的发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蔡元培自身对于“劳工”的定义——“凡用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7]——中可以看出，“劳工神圣”口号仍然带有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烙印。而于此同时，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基础上形成了其中国近现代市民阶层的世俗化、平民化和普遍性的诉求，这一诉求则鲜明的指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可以看出，虽然二者在概念中都包含有平民、大众的意味，但仍属于特殊时代背景下个人价值观念的展示，不能作为一个新的时代大潮预演的标志。从更具有前瞻性、包容性、丰富性的层面出发，笔者认为，李大钊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的《BOLSHEVISM的胜利》及《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应当被看做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特色的“人民性”概念形成的先声。

纵观以《BOLSHEVISM的胜利》为代表的李大钊的人民群众论，首先是建立在其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预判，即世界范围内将迎来社会主义的浪潮之上的。早在1918年7月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就已经指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8]他明确地从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出发，就区别了蔡元培、周作人等提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话语下的人民性相关术语。其次，李大钊“人民群众”的话语集合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涵义：1.从概念的指向而言，定位为集体中“多数”的人群。2.从覆盖的广度而言，囊括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9]。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10]，甚至是作者所隶属的智识阶级本身。最后，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可知，一战结束后的中国作为战胜国却仍处于内忧外患的窘境之中，段祺瑞政府一心揽功，众多知识分子对威尔逊主义仍抱有幻想。但李大钊却能够透过现象敏锐地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11]。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预示了为了实现庶民的彻底解放与BOLSHEVISM的胜利，未来中国乃至世界革命的大潮是不可阻挡的。

1918年，蔡元培在庆祝一战协约国取得胜利的大会上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同年，周作人于在《新青年》5卷6号上发表了《人的文学》，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人的文学”观。前者将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与现代的“劳工”概念相衔接，顺应了十月革命及旅欧华工胜利的潮流，宣告了“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4]这一口号后成为“劳工文学”热潮的先声，各类产业工人、贩夫走卒开始被书写于文学作品之中。后者通过重启“人”的概念，提醒大众要正视作为人的本质的人的自然属性。同时，他“意欲建立起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自然秩序”[5]，从而彻底与建礼法和儒家伦常相决裂。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还定义了“人的文学”的概念：“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6]。

作为与启蒙相互动的话语体系，现代性展现了平民社会的日常生活经验，总体表现为一种世俗的文化。20世纪以来，现代性的序幕伴随着西方启蒙话语引入中国，它所牵涉的诸多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理论问题也开始为五四知识分子所关注，人民性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按照Fugate提出的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结合前面的分析，本文按照以下几个指标进行评价，即：个体适应力、社会资本拥有量、职业认同感、人力资本存量。

b) 阀门开启瞬间保护软阀芯密封面。阀门开启瞬间阀芯头部和阀座之间的间隙小于软阀芯和阀座之间的间隙，使得阀芯延长段和阀座之间的介质流速远大于软阀芯和阀座之间的介质流速，实现了保护阀门软密封面的作用。

从跨语际实践的角度出发，从Democracy、Bolshevism到“劳工”、“庶民”、“人民”等语词的兴起代谢过程，不仅展现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话语与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社会迅速对话融合的景观，我们更得以从中窥见紧扣时代脉搏的新兴话语在中国发掘、传播、普及并最终获得合法性与规定性的巨大变革过程。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论中“人民性”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多维互动的产物。它既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延续，又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思潮相互关联。但是应该看出，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人民性”，都是以同情的人道主义倾向作为出发点进行言说的，这其中掺杂着宗教救赎与自我解脱的意味。而中国现当代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下的“人民性”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它更多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性。

(二) 转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民性”的形成

五四启蒙时期以来对人的重新发现与再认，在轰轰烈烈的救亡语境之中，逐渐形成群体的概念，即“人民”。一方面，它预示了个人向集体转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民的概念反映出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文艺大众化与两个口号之争可视为是延安讲话的先声。左联的诸多作家、理论家都曾对此发表意见。譬如冯雪峰便曾指出新的作家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瞿秋白更是从“为谁写”、“写什么”、“用什么话写”等五方面从源头上系统论述了大众文艺的建设问题；周扬也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作家要走出窑洞，到老百姓中间跑一趟，因为“民族革命的斗争已经伸入了全中国人民的一切生活领域”；茅盾在1940年于延安鲁艺发表了《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至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所倡导的“人民性”已具备充分的学理基础。此外，为了扭转革命危局，毛泽东根据人民战争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清算了苏维埃时期王明为首的左倾关门主义，进一步扩大了“人民”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即“人民不止农民，人民的就是民族的，所谓人民就是工人、农民、贫民、小资产阶级，再加上一切阶级中原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既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该包括开明绅士和地主”[12]。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于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集中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普及还是提高、党内统一战线三大版块的问题。而讲话中对文艺创作规范的核心便是围绕“人民性”这一概念展开的。应当看出，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战时环境之中，延安文艺所亟需解决的问题便是新的意识形态下文学的规范与重构。赵学勇指出：“延安文艺作为中国经验的集大成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既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并且有意识地在五四文学和延安文学之间寻求二者之同，以建立某种深层的联系”[13]。作为一种特殊语境之中的文学选择，延安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是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在这里，“人民”这一集合的概念所容纳的，便是工农兵作为历史主体被赋予了话语的权力。这样的权力不是单方面获取的，而在民族主义盛行与阶级立场激化的背景下，外部新政权的赋权与工农兵内在主体性塑造的双重叠加之下的结果。此外，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人民性”创作与“民族性”是紧密结合的，它的书写被要求利用大量传统的民间资源，譬如秧歌戏、板话、戏曲等多种民间文艺形式。正如葛兰西在《论文学》中所言，政治对民间形式的利用与压抑属于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因此，这些艺术形式并不是新的意识形态下的创造，而是通过对传统民间艺术进行适当改造，建立一个新的合乎规范的标准符合政治与抗战双重需求。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而言，人民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范政治畴。也就是说，“人民性”这一现代性概念自中国20世纪诞生起便具备两方面的内涵：普泛的人道主义色彩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具有阶级色彩的人民属性。就中国20世纪复杂的社会变革而言，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讨论上述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性”与“人民性”的概念开始高度并行并且统一于文艺创作与批评之中。1942年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信中便曾提及：“《解放日报》的改版要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这一观点直至今日仍然被不断重申，习近平便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标准也不断反映与各类文学文艺作品之中。因此，如何处理文学的人民性与党性的关系，时至今日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准确称取10 mg(精确至0.0001 mg)三氯蔗糖标准品于100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溶解并定容至100 mL)，配制成100 mg/L的标准储备液，置于4℃冰箱中保存。根据使用需要，用蒸馏水逐级稀释成适当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液。

(三) 延展：《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新世纪以来“人民性”的内涵

伴随着全球化影响，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大潮裹挟下的“人民性”内涵，于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互动之中更加具有弹性与张力。随着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退潮，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重新复兴。因此，“人民性”这一概念又被放置于新的语境下重新提及。这其中，习近平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视为范本。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报告中，“人民”这一概念反复出现达41次之多。因此可以看出，新形势下的中国文艺批评对于“人民性”的重新发掘与运用。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重建习近平所反复提及的文艺批评的人民性标准，既是在当前的权力、资本、市场等复合因素影响下不可回避的探讨，又是牵涉了历史、民族与未来文艺发展等多重性指向的问题。总体而言，学界对于新世纪以来的人民性内涵的走向问题主要表现出三种倾向，现经笔者总结罗列，进行深一步的辨析探讨。

2.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出发，将人民性阐释为“公民性”。这一倾向以学者王晓华的《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为代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下，单纯的阶级话语已经过时，也不能再为我所用。因此，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人民应当如卢梭所言的那样，是一个个自由平等的个体通过契约所建立的联合体。在这一联合体中，公民作为主权者的身份意识应当苏醒，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使命。于此同时，王晓华又注重于将宏大的整体叙事与个体的公民叙事加以结合，这样的理论无疑是更加全面与辩证的。

1.从底层写作的角度出发，将人民性阐释为“新人民性”。这一倾向以学者孟繁华的《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为代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新人民性的“新”，便在于这是一个与启蒙主义思潮相关联的概念。区别于延安时期以来作家压抑主体性去歌颂人民、学习人民的“人民性”概念，提倡新人民性的学者在展露社会历史真实的同时并不放弃批判的底色和立场。正如孟繁华所言：“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14]。

在多场景中随处可见的异化的社会生态和历史遗留的种族问题也是莫里森想批判的重点。“人人都想要一个黑人的命”（莫瑞森,2005），奶娃在南方无意间的炫富引来的斗殴事件等，深刻表明了白人长久的种族歧视已经内化到黑人的心灵中，并造成了他们精神意识和身份认同上的严重错乱。仇富心理和“仇白”心理迅速在平静的生活中蔓延，以致于诞生了自以为原因正当、替天行道的“七天”组织，罔顾生命的尊严残忍复仇祸害无辜。最终莫里森安排“七天”组织误杀黑人彼拉多这一结局,来讽刺批判这种异化的种族歧视生态，以此来体现尊重生命、尊重自然法则的伦理主张。

3.从美学表现的角度出发，将人民性阐释为“后人民性”。这一倾向以学者陈晓明的《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为代表。他认为“人民性”的运用应由意识形态工具变身为“一种美学表现策略，或者说转化为一种美学表现的策略。反过来，美学上的表现也使人民性的现实本质发生实际的变异”[15]。陈晓明通过对当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文本解读，归纳出人民性应被当作一种文学表现的话语资源而存在，在这里，人民性概念初始的民间立场已然发生了转向。

可以看出，“人民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新世纪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张力。诸多学者都尝试通过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一概念，从而突破了原有的单一话语形态，形成了多元共构的丰富局面。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与担忧：当一个概念在反复的言说中被不断窄化、泛化或者虚化时，那么这一符号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能指的耗尽。由此便也可以解释为何学者会不断创造出诸如“后人民性”、“新人民性”等新概念嫁接等同于“人民性”这一原始的符号话语体系。因此，“人民性”这一概念因过度泛化而走向边缘，在突破其客观与历史规定性以后，其内涵与外延都大幅度缩水的现状，是我们当前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三、“人民性”：社会学理论向文艺批评标准的转用

作为社会学概念，“人民”在古代典籍中历来泛指一国的平民百姓，带有集合的意味。20世纪以来，“人民”一词被我国的智识阶层重新发掘并带上了西方科学理论的色彩。在诸如《共产党宣言》等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相关论著之中，人民被用以描述工人、手工业人、失地的农民等阶层。一个世纪以来，在被进一步广泛使用的同时，“人民”本身所代表的含义也开始不断被重新赋予并延伸至政治、社会、文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表现为学术话语权的更迭。

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至20世纪以来文艺“人民性”标准的盛行，文学创作历来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虽然文艺批评的标准随时代不断嬗变与丰富，但其社会功用与社会教化的一面历来备受重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论之中，文学批评的人民性也作为核心思想反复出现。1942年，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文艺批评标准”这一术语：“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在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的问题”。此外，结合抗战文学的实际，他还明确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政治标准中，他将“人民”与“文艺标准”并提，指出“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16]，这便从讲话的高度首次赋予了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民”以文学批评领域的学术话语权。此后，“人民性”作为文学批评标准开始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领域内逐步形成了艺术创作高度遵循组织化与政治化的传统。

改革开放至今，作为文艺批评标准的“人民性”又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现经笔者总结为以下三点：1.从对“人民性”标准的制定逐步转向对“人民性”概念自身建构的合理性、包容性的探讨。2.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性”由一元化标准逐步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即是在对自身及西方文化进行综合反思的同时，明确自身文明在全球性现代化的今天所处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将是未来我国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课题。3.“人民性”话语进一步与“个人性”话语趋向统一协调。从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再至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不难看出集体意志与个人创作间关系的微妙关系。1979年，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作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7]，这就宣告了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的文艺批评标准的开端。

综上所述，“人民性”概念最初源于“人”的发现，它于五四时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产物被引入中国智识界并加以提倡；继而在革命时代以外部赋权加内在的主体性塑造的方式被确定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概念，这使得“人民”同时包含了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内涵；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及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人民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进一步分化与细化为底层、公民与美学技巧，于众说纷纭间也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纵观“人民性”概念从政治社会学向文艺标准的转变过程可知，文学作为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作为重要的话语资源参与其中。这一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人民性”话语作为重要的文艺标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体系的建构，规约了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与评判；另一方面，文艺人民性的话语本身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指引导向等多方面的时代内涵。

[参 考 文 献]

[1][美]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J].当代电影.1989(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4.

[4]蔡元培.劳工神圣[J].新青年5卷.1918(5).

[5]陈雪虎.人的发明与五四的知觉构型解读并透视人的文学[J].河南社会科学.2016(1).

[6]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5卷.1918(6).

[7]蔡元培.劳工神圣[J].新青年5卷.1918(5).

[8]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J].言治(季刊).1918(3).

[9]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J].新青年5卷.1918(5).

[10]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J].新青年5卷.1918(5).

[11]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J].新青年5卷.1918(5).

[12]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6.

[13]赵学勇: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文学[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4).

[14]孟繁华: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N].文艺报.2007-12-15.

[15]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J].文学评论.2005(2).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868.

[17]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J].文艺研究.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