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原本是第一生态产业，是国民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双重基础，但却逐渐呈现出“双重负外部性”的特征，不仅产生了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还产生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1]。治理农业的双重负外部性，既是一场深刻的农业技术革命，又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凸显农业生态资源的价值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生态资源资本化理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2]。基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视角探讨农业双重负外部性的治理路径，既是贯彻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具有一定意义。

一、农业“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破坏”双重负外部性的产生

“外部性”这一概念肇始于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并由庇古等人对该术语进行了系统性地完善。一种经济活动除了对自身产生影响外，还会对其自身以外的人或事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利的，那么这种外部性便被称为负外部性。例如，消费者在面临“镉大米”等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时，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种由全社会承担的农业负外部性。

我国农业已经以年均4.6%的速度持续增长了40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凸显，并成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一方面，农业生产出现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是各国政府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日益凸现出来，部分低质农产品生产过剩、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并迅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诸如地下水下降、土壤肥力下降、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等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严峻。传统农业生产体系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和精耕细作的种植业，精心饲养的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生产能力较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态系统。而在现代农业生产系统中，人的干预程度愈来愈高，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愈来愈大，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4]。可见，我国农业已经呈现出了双重负外部性的特征。

二、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是治理农业双重负外部性的有效路径

治理外部性的市场化手段主要有庇古税、产权交易、污染权拍卖、合约完善等，但由于我国农业的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特征，使得农业的双重负外部性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集中交织，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其共同的焦点和所形成的交集是如何治理农业的双重负外部性，其背后的核心则是农业生态资源的利用方式问题。

我国农业生态资源历来紧缺，尽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与水资源的“农转非”现象愈发普遍，然而农业生产却仍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农业生态资源浪费，致使优质耕地持续减少、清洁水资源日益短缺。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农业绿色发展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总体上看农业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绿色优质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生产力水平客观上制约着经济生产力水平，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资源贡献率直接影响农业综合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则要求农业生产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的生态与经济双重基础地位决定了其必然选择生态化发展道路[5]。治理农业“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破坏”双重负外部性，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是重要抓手，必须让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农业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运营则是彻底消除农业生态资源配置扭曲、实现利益相关者多方共赢的重要途径，无疑为治理农业双重负外部性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实际上是农业生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生态资源产权的未来收益问题。即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并不是农业生态资源本身的资本化，这是由于农业生态资源并不是劳动产品，而仅仅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没有任何“劳动价值”，因此不能资本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农业生态资源具有带来收益的权利能够进入市场流通并进行自由交易的时候，农业生态资源产权就被资本化了。例如，通过农业生态资源产权发生变更，权利拥有者便能够依靠地租、抵押等形式获取农业生态资源的未来价值，此时，农业生态资源便顺利实现了资本化。

当然，界定农业生态资源产权十分复杂，在实践中，农业生态资源产权的排他成本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制度的安排，这至少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合理的初始产权界定，即初始状态下将特定的农业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赋予什么样的经济实体，这将直接影响到交易成本的高低；第二，低成本的产权运行体制，即运转协调的产权运行机制将会使农业生态资本所有者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行排他行为和被侵权后的维权行为。目前，界定农业生态资源产权比较可行的思路是从市场入手进行“倒逼”式界定。这是由于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之后，最终其产品都会以农业生态产品或农业生态服务的形式进入生态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在生态市场这一“终端”，通过考察农业生态产品或农业生态服务进入生态市场的载体，有助于逆向推导界定农业生态资源产权[6]。

试验进行6周后，每个处理的每个重复随机选取3只小鼠，剪取十二指肠中段肠管3 cm，用蒸馏水轻轻洗净内容物后，立即置于固定液中固定。采用HE染色法染色，以IAS.BV4.4图像软件分析，测定绒毛长度和隐窝深度，计算绒毛长度/隐窝深度比值。

三、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具体过程及运营方式

(一)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形态变换与运营过程

生态资源资本化运营过程按照递进顺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准入过程、启动过程、运行过程和实现过程。第一阶段是生态资源转化为产权明晰的生态资产，即生态资源的资产化，这是生态资源投入生产过程的前提和准入条件，可称之为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准入过程；第二阶段是生态资产作为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即生态资产的资本化，这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系统的输入端，可称之为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启动过程；第三阶段是生态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和技术形成生态产品，即生态资本的产品化，这是生态资源资本化形态变换的具体运行阶段，可称之为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运行过程；第四阶段是生态产品以商品的形式进入生态市场进行交易，即生态产品的市场化，这是生态资源实现资本化价值增值的阶段，可称之为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实现过程。

(1)利己型生态农产品

图1 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形态变换示意图

生态资源资本化从其表面上看是指生态资源经由生态资产再到生态资本最后形成生态产品的过程，其实质是隐藏于生态资源形态变换之内的一个抽象价值转化过程，即由存在价值到使用价值再到要素价值最后到交换价值的过程，究其实质反映的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如图1所示)。

上次苏秋琴去城里，并没有去找白天明，她是和癞阿小一起去城里耍子的。谁知癞阿小身上也没什么钱，玩了两天就囊中羞涩；癞阿小想到他的表妹杏花在一家洗脚屋里干活，很有钱的，苏秋琴也想去瞧瞧，癞阿小就带她去了。这一去，苏秋琴就让杏花说动了心，她也接起客来，这城里男人的钱太好挣了，她呆在洗脚屋里不想走了。谁知派出所的人找来了，吓得癞阿小连个人影都不见了，她不得不跟他们回来。

3．农业生态文化信息运营

当然，生态市场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包括政府和企业，又包括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公众。其中，政府的职责是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发挥生态资本的开放集聚效应，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带动和引导企业与社会公众进行生态投资，增强生态资本融资功能，积极培育建构生态市场体系；企业的职责是通过不断采用和创新生态技术，发挥生态资本的共生共进效应，提高生态资本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在追求生态资本长期整体盈利最大化的同时，开发出高质量生态附加值产品，保障生态市场的产品供给；社会公众的职责是通过改进消费模式，提倡绿色消费、适度消费、理性消费，通过普及生态文明教育，促进社会公众的“生态自觉”，在全社会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资本价值理念，形成生态市场的社会基础(如图2所示)。

图2 生态资源资本化运营过程示意图

具体到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而言，其准入过程、启动过程、运行过程、实现过程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递进发展顺序，前一过程是后一个过程的基础，四个子过程有机统一构成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系统，从价值链的角度看，又是一条完整的价值延伸路线，缺少任一环节都会导致价值链的中断，存在价值→使用价值→要素价值→交换价值则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将农业生态资源的自然属性及其经济属性统一起来，将农业生态资源的生态本质和经济本质有机联系，从而克服了农业生态资源掠夺式发展道路的缺陷[7]。

(二)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运营方式

农业生态产品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运营的有效产出，也可称之为生态农产品。基于农业“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破坏”的双重负外部性，结合消费者购买生态农产品的目的，可将生态农产品划分为利己型生态农产品以及利他型生态农产品。

1．农业生态产品运营

羚黄宝儿丸包衣工艺的优化及制剂稳定性研究…………………………………………………… 陈丽斯等（24）：3350

利己型生态农产品是指消费者购买该类生态农产品更多是出于利己的动机，尽管这类消费行为也会间接地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效果，但是消费者更多是为了治理农业的“食品质量安全”负外部性。食用农产品往往通过生态农业生产体系生产并通过独立的认证机构认证，在生产过程中限制对化肥、农药、兽药、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运用清洁生产技术和标准化生产方式产出的安全、优质、营养绿色农产品，它不仅包括绿色食品，还包括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食品[8]。对于利己型生态农产品，农业生态资源更容易通过生态市场来实现其资本化增值。例如，位于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桐木村，在茶叶产业上实现农业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运营，打造了国家级保护区正宗生态产品——“金骏眉”品牌，单位土地面积的茶山产值提高了近百倍(不考虑折现)，实现了农业生态资源的资本化价值增值。

(2)利他型生态农产品

与利己型生态农产品不同，消费者购买利他型生态农产品多半是为了节约资源或者是保护环境，即更多是为了治理农业的“生态环境破坏”负外部性。此时就需要进行具体制度设计，以激励、约束或惩罚相关参与方，培育和管理生态市场，从而激励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运营主体。对于利他型生态农产品，开展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运营，尤其要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密切结合。这是由于农业生产依赖的是一个自然循环系统，要改变的是整个农业产地的生产环境，而不仅仅是一小块土地的生态，因此，可以依靠合作组织的力量解决社区内部的生态性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由集体组织、合作组织来开展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运营具有天然优势。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已得到很多国家认同，但仍有一些国家存在一些片面的解读和认识。因此，开展“一带一路”法学研究时，不能仅进行政策分析，还要从法理的角度、法治保障的高度去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其国内国际影响和推进路径。同时，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增强现有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增强沿线国家共识。如果沿线国家对彼此的法治建设及法治化水平不了解、不信任，其相互合作就困难重重。增进沿线国家共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强法治互信，增强法治互信的有效途径包括法学研究成果转化、法治文化交流、法治人才培养等。

事实上，农业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其在形成原因上同源，且其治理关键环节和关键主体通常一致，因此不宜将农业的双重负外部性隔裂开来。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综合治理农业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具有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而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则是治理农业“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破坏”双重负外部性、实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有效路径。

2．农业生态环境运营

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以维护和建设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农业生态环境运营体现在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全过程之中。农业生态环境运营要求综合利用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要素，实现农业生态环境附加值，农业生态环境运营途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一是高生态质量附加值的农业生态服务产品运营，包括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质、农业生态景观、原生态宜居条件等；二是高生态品位需求产业的环境支撑功能运营，如高级设计、研究、开发、高端管理、生态产品会展等；三是高端休闲经济的环境功能运营，包括生态旅游、休闲观光、生态体验教育等；四是农业生态环境整体或部分地打包出售。例如，浙江丽水市通过强化规划引导，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扶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着力改善休闲旅游重点村进村道路、宽带、停车场、厕所、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服务设施，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等资源，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生养老等，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实现了农业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运营。

同时，由该两名医师采用上述3分法分别独立评价“uWS-MI”医学影像处理软件的交互性和工作流(包括界面友好性、时效性及操作便捷性)，以及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数据管理是否满足临床要求。

农业生态文化信息运营包括多种形式，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业生态文化信息相应地表现出文化多元性和信息丰富性，不同农业生态文化信息体系的差异很大部分是由于独特的农业生态系统所造成的，而且农业生态系统的改变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生态文化信息的特征。根据不同农业生态文化信息的功能，农业生态文化信息运营形式大致包括如下三种。

一是农业生态知识教育功能运营。人类的知识首先来自于对自然的观察，因此，农业生态系统会影响当地人的知识体系。如生活在海边的民族，需要从海洋生态系统获得食物，他们的知识系统必然包括如何制造船只，如何捕捞海产品和如何抵抗风暴与台风等，而生活在森林里的民族的知识体系必然包含捕捉野兽、辨认植物等。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简称乙肝病毒，是病毒性肝炎中危害最重、最广的传染性疾病，与肝硬化、肝癌等关系密切，居全球致死原因第10位。血液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及性传播是乙肝病毒最常见的传播方式，其中母婴垂直传播是最主要的。

二是美学价值运营。农业生态系统自然的美景为艺术家提供了无穷的灵感，无数传世的绘画、音乐、摄影作品都是来源于自然。可以说，如果没有农业自然生态系统，就没有人类的艺术创造。同样，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欣赏自然的美景始终是一件赏心悦目、令人愉快的事情。

三是农耕文化传承价值运营。农耕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而农耕文化的传承需要依靠农业生态系统，因此，农耕文化传承价值运营也是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运营的重要方式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种高速增长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产能落后过剩、贫富差距加大、债务风险高企等代价换来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面临各种高风险的新时代背景下，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还要完成从富到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必须有新的发展理念引领。

总之，农业“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破坏”双重负外部性的产生，不仅是农业经济过程中一些微小缺陷的偶然结果，其更是农业经济过程中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共同导致的结果。因此，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本身的经济属性可能是第二位的，如果单纯用抓产业、抓经济的传统思路来促进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即有可能会加大而非降低农业生态风险。当前，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过程中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然，无论是从纠正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来看，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都离不开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必须通过政策调控来校正市场失灵，通过政策支持来促进农业生态资源资本化。

[参 考 文 献]

[1]温铁军．资本过剩与农业污染[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6)：64-67．

[2]严立冬，邓远建，屈志光．绿色农业生态资本积累机制与政策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11，44(5)：1046-1055．

[3]朱明春．食品安全治理探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4]崔元锋．绿色农业经济发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严立冬．农业生态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6]屈志光．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严立冬，孟慧君，刘加林．绿色农业生态资本化运营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9(8)：18-24．

[8]邓远建．区域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