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乡土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之前，有必要厘清乡土小说和地域小说之间的区别。乡土和地域的不同在于，乡土侧重于回忆、乡愁、风土、写实。关于乡土小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乡土小说大都带有回忆性质，隐现着一种乡愁。乡土小说关注的是文化和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乡土文化和乡土观念与小说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地域小说关注的则是小说的空间因素对主题、题材、思想、结构、情节和人物的影响。因此，地域小说以地理空间作为划分小说体裁样式的标准，乡土小说则以乡土文化和风土人情作为回忆的基础。

我国的社区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我国社区教育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方式和路径，形成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广泛开展、中西部地区逐步推进的发展格局［5］。但社区教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不能满足社区治理和民生保障的需要，社区教育的制度体系不健全、各地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待解决［6］。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

对乡土小说的主题和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模糊认识使人们在乡土小说乃至整个乡土文学类作品研究中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地域文化研究甚至文化考古上，乡土小说研究或者沦为小说内容的文化考古或关联性研究，或者只是在抒发对作品的文化感觉。也有研究者企图另起炉灶从空间角度发掘乡土小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到空间对乡土小说结构、情节、人物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流于对作品内容的分析，空间与小说的关联研究论述大而化之，过于笼统。对乡土小说的考察好像陷入了文化迷局。除了文化考察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更大程度地接近乡土小说的本真？笔者希望通过运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来系统地梳理乡土小说对时间的认识和把握，并找出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内在运行机制。

一、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

巴赫金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人们往往是学会把握当时所能认识到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些方面；为了反映和从艺术上加工已经把握了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各种体裁形成了相应的方法。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称之为时空体。”[2]269按巴氏的理解，人类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种理解和把握艺术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演变成各种各样的体裁类别。而文学作为艺术地把握现实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对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的立体把握而对人类产生意义的。在巴氏的时空体理论中，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空间的存在具体、感生、实在，具有三维的特性，而时间作为宇宙第四维度对空间产生作用。时间作为一种因子被融合进可以感知的具体的物质中，与空间一起构成整体。“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来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体的特征所在。”[2]269“在文学中，时空体的主导因素是时间。”[2]270时间的一维和空间的三维共同作用于文学艺术作品，传统意义上时间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历史媒介，被模糊在空间的范畴，被空间的具体和实在所遮蔽，然而在巴氏的时空体中却变成了可以感知的、可见的东西，空间的具体可见不再是衡量事物意义的标准，相反它被卷入时间、情节和历史之中，由时间来主导一切。

从巴氏的时空体理论出发，鲁迅对乡土小说的概括有两种理解：其一，乡土小说中的“故乡”作为一个具体可见的范畴存在。因为这个空间是作为作者回忆和重组记忆的载体，寄托着作家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价值，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地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其二，乡土小说中的“故乡”也可以理解为作家表达乡愁的心理空间，既具有时间意义上的童年和过去的想象认同，也具有空间意义上的怀乡情绪的虚拟存在和载体功能。这是一个虚拟空间，同时具有历史和时间的意义，它以空间的形式容纳了所有童年和历史的时间，时间以散见的点的形式笼罩在故乡的空间形式下。“时空体中的时间和空间是人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具体感知、体验，他们和存在着的人结合在一起，融进了人的情感评价因素。这里的时空便不再是被给予的抽象的认识世界，而是牵动着每一个人独特的情感价值的体验世界。”[3]

一切在地上被时间分割开的东西，在永恒中聚合于共处的完全共时性里。时间带来的这些间隔，这些“从前”和“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应该剔除它们才能理解世界；要把一切摆在同一时间里即在一个时间断面上加以比较，应该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共时世界来观察。只有在完全共时的情况下，或者在超越时间的情况下，才能够提示出过去、现在、将来一切事物的真正意义。因为分割它将异时的东西变为共时的东西，将一切时间的历史上的间隔和联系换成纯粹意义上的、超时间层次上的间隔和联系[2]。

二、鲁迅的故乡时空体与对话形式

规范审计内容的前提是离任审计的相对独立性，加强离任审计工作独立性的措施有很多，例如我国某建勘院在多年的工作与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始逐步规范相关审计内容。地勘单位首先根据当地审计工作人员的指导，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地质勘查相关工作，从内部完善离任审计任务。其次法定负责人从根本上意识到离任审计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这样才能使得离任工作不影响整个工程项目的进度。最后离人审计人员完善审计内容，根据地勘单位的特异性为其准备相应的指标数据，确保审计内容的高参考价值，并能更加合理地反映并反馈出地勘单位的工作核心与竞争的优势性。

湘西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具有统一性。湘西世界的生活及其关联事件对地域空间的附着性、黏合性要求所有生活及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这个地点是子子孙孙都要居住的地方，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虽然局限但也自足。翠翠和老船夫的生活地点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时间同步，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一致。翠翠与大佬、二佬之间模糊的爱情生活也发生在这里。他们没有时间感，翠翠最紧迫的爱情归宿问题也只是被作家用“或许明天回来，或许再也不回来了”，时间的界限被完全打破。翠翠和老船夫每天面对的船、河和人，都在空间中固化，社会活动空间的固定，使时间的历史感被消解，现代人成长的未来时间在茶峒消失了，未来时间没有了意义。沈从文这个“乡下人”专注于自己的湘西世界，并非仅仅钟情于湘西这片土地，相比现实中生活着的世界，他更热衷于对处于历史时间的往事的回忆，对那种无忧无虑的乡村时间的想象是冲淡时间界限的有效方式。

对话是鲁迅乡土系列小说时空关系的重要形式。支撑时空对话的重要步骤是时间的空间化。时间是无形的，线性的，不可逆的。巴赫金在论述但丁的《神曲》时说：

基于以上论述可知，当今学界对乡土小说的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数研究者只注意到乡土小说的空间特征和心理特征，如对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家与人文乡土的关系等，鲜有对乡土小说中的时间因素进行研究。乡土小说研究的范围正变得越来越狭窄，或者是乡土小说研究沦为地域文化考古的牺牲品。巴氏的时空体理论在论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时强调，时间和空间是融合在一起的。在四维时空的观照下，乡土小说思潮应该如何阐释？乡土小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当代呈现出什么样的具体形态？它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笔者将从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出发，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四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为例，尝试描述乡土小说在时间、空间共同作用下的变化过程，以及时间在小说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在超市排队等候时我和站在我们后面的人聊了几句，出了超市我就会和孩子说：“超市结账等待时，我们可以和陌生人聊几句。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以跟着他们离开。你要跟着其他人去任何地方之前，都需要得到妈妈的允许。”

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描写社会现实，旨归在启蒙。鲁迅把不同时间的空间放置在共时的场景中，使不同时间的空间点自由地对话，以达到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的启蒙。相比其他乡土小说家，鲁迅更为高明的是他在进行地域空间化的时间对比的同时，引入了心理空间，在时间对比的同时，心理空间的对比意外生成了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力量。那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西瓜地里刺猹的英雄形象与一声沉闷的“老爷”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形成的强烈对比，纯洁的友谊、无瑕的情感与隔着一层膜的主仆关系，主人公的心理空间在时间的意义上关联起来，“我”开始反思故乡的空间给“我”带来了什么，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时间对于故乡和“我”的意义，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量。在《社戏》中，主人公的现实生活时间和历史时间也是对话关系。其支撑依然是“故乡”的地域空间载体。《社戏》中看戏的空间有两个，一个是北京的戏园，一个是故乡的野戏台，表征着现在和过去两个时间序列，它们在主人公的心理上进行对话。回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令人难忘的，北京的现代都市的戏园虽然条件和环境比故乡的社戏优越，但是那种家乡味已经失去。乡愁是对话的结果，也是时间跨度在空间上的表现。对乡愁意味的强调，是主人公时间焦虑的症候，一个离乡多年的漂泊者，处于无根的状态，现实的无奈增加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但挣扎与逃离才是关键。

三、沈从文的湘西时空体与田园诗时间

如果说1920年代乡土小说“故乡”时空体中的现实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对话是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对现实生活时间的焦虑，那么沈从文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湘西时空体则对时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现实生活时间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被完全遮蔽在田园山水的循环时间内。

一般认为，人类对时间的把握经历了循环时间、线性时间和绵延时间三个阶段。对时间的认识过程也是人类自身成长的过程，巴赫金说，“人靠着未来而成长”[2]344。这里的成长指的是一种时间的运动性特征。人类社会初期在认识自身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界规律的时间循环变化，发现了一年四季、昼夜更替的现象，因此，循环时间和农耕文明密切相关，循环时间也被称为田园诗时间。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增加，发现人活着应该追求自我的价值，因为人生在世生命很短暂，时间如流水一样向前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观照使人类关注时间的不可逆性和直线性运动的特点。当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物质的追求取代自我生命的关怀，现代人无不感叹田园牧歌的诗意，现代时间与过去时和将来时汇合于现代人的内心世界造成无法分割的绵延。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鲁迅时代的乡土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时间的理解方式。虽然都是以空间的形式理解世界，但鲁迅重点关注的是过去与现在时间的并置，把时间从线性的流水中截断，以横断面的方式理解社会人生，沈从文侧重于在超越时间的空间内实现对世界的乌托邦想象。“作为对快速而零碎的现代时间的批判，田园小说通过乌托邦式的想象，营造了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时空体。”[4]110这个时空体具有“空间的封闭性与统一性，正是空间的高度统一淡化甚至取消了历史时间性”[4]110，“脱离了真实的时间，脱离了必然性，它只存在于理想的乌托邦之中”[4]110。真实的时间被想象的空间超越，完成了时间的空间化转移。“现代小说对时间体验表达的一种策略——用空间形式的生成转移对时间无法把握的恐惧，以此抗拒时间对生命的消解。”[5]

沈从文的小说是通过其田园诗形式的湘西时空体来表达对时间的抗拒的和消解对时间的恐惧的。湘西已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域空间，而是一个包含现实日常生活时间、自然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循环时间系统的空间化转移，它的封闭性与统一性决定了其对循环时间的关注。在田园诗时间里时间和空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日常生活与事件对地点有“一种固有的附着性、黏合性”，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地点，然而这地点无论如何变换，湘西的风味是不变的，湘西的缺席是可怕的。《边城》《长河》以及他所有的湘西小说系列，地点无一例外都具有罕见的统一性。故事中所有的情节都不能脱离湘西祖先们所居住过的这一具体空间。这个世界的特点是，独立、自足，同其他地方没有太大的联系。

世代生活地点的统一，冲淡了不同个人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生活的不同阶段之间一切的时间界限。地点的一致使摇篮和接近并结合起来，使童年和老年接近并结合起来，使几代人的生活接近并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所见景物相同。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2]。

鲁迅的作品以承担作家乡愁的“故乡”为中心集成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时空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故乡》)“我”回到故乡，这个故乡是与主人公在地理空间上相隔2000余里，时间距离上与上次离开故乡有20余年。2 000余里的空间距离是直感的、可见的、具体的、物质的、实体的，而20余年的光阴却不如2000余里的距离那么实在。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如何发生关系？如果直接描述时间的变化，历数主人公20余年的经历，流水似的经历记录似乎大可不必，于小说的主题“故乡”也相去甚远。时空关系的处理变得异常重要。“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故乡》)现实的故乡呈现出一片破败之相给主人公带来的心理感觉是“悲凉起来”，由地域空间的故乡存在转到了心理空间的感觉，地理空间与人的情感空间发生了联系，故乡对人产生了审美价值。但主人公怀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故乡》)20年的时间在故乡空间里发生了变化。于是，20年的时光对于故乡在主人公的心理空间上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时间以空间的形式——历史的“故乡”和现在的“故乡”——在主导着小说的进程。

赵树理的时间序列呈现出超越性。巴赫金在论述古希腊小说传奇时间时指出，传奇时间序列的两个相邻的点之间所出现的间隔、停顿、空白，不能进入传奇时间的序列中去，因为这些间隔、停顿、空白“不能改变主人公生活里的任何东西，不给主人公生活增添任何东西。”[2]274这就是超时间空白。在赵树理的小说中，通常会有这样的超时间空白出现。赵树理的小说总是倾向于解决一个或几个问题，故事的开头提出问题，故事的结尾问题得到解决，中间部分是解决的过程。在《小二黑结婚》中，小说的开头给出了一个问题：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婚姻遇到了阻碍，障碍物是什么以及如何阻碍他们两个的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权利是小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小说的结尾是小二黑和小芹通过与父母和金旺兄弟等为代表的封建残余斗争，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有其他小说如《登记》《邪不压正》《锻炼锻炼》《李有才板话》等作品都有着解决“问题”的痕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赵树理处理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类似于巴氏时空体理论中的超时间空白，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分别是赵树理小说时空体的问题时间序列的两个相邻的点，在问题提出之后和问题解决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事实都不能影响问题的如期解决，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事件本身的意义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不能给小说结构带来任何东西，也不能改变主人公的行动方向。

20年前和20年后的故乡在空间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时间的差异和时间造成的故乡面貌的改变，揭示故乡在主人公心理空间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意义，需要把故乡的一切放在同一个时间横断面上进行比较，只有让现在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标志性的场景与20年前的“美丽”对话，才能把时间的意义揭示出来。20多年的时间跨度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故乡变成现在这个模样？20多年的时间对故乡意味着什么？在对话中通过空间的比较或者是时间的空间具象化比较，时间具有了意义。时间在巴氏时空体理论中被当成价值范畴，比起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未来时间更具优越性，未来的价值体现在对“现在”和“过去”的召唤与引导，不能指向未来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从未来时间的意义上，乡土小说的回忆式的返回故乡，目的主要为体现过去时间和现在时间的意义，而非仅仅写出故乡的凋敝，抒发内心的悲凉。故乡，回忆的载体，承担的也不再是风土人情，而是意义——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意义。

湘西时空体是诗意化的心灵休憩的空间，是对抗时间、拒绝成长的乌托邦想象体。“田园诗是一种传统时间观念的认识”[6]73，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构成田园诗生活空间。湘西世界中的老船夫是慈祥的，翠翠是美丽的、温情的，夭夭是纯朴的、善良的，萧萧是天真的，柏子是健康的、自然的，龙朱是神圣的。生活与环境天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作者借对歌、赶集、赛龙舟等生活景象营造了充满乡村风味的温馨宁静、诗意十足的艺术氛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湘西时空体获得了一种隐喻性质。人的生活与自然环境的高度统一，人生生老病死与自然春夏秋冬的频繁更替，人生与自然的节奏在湘西这片时空里和谐地同质化了。因此，自然也具有了象征意义和烘托气氛的作用。湘西像是功利的现代性时间里一片诗意化空间的化身，把中国的希望与之相连，充满了温暖。湘西的诗意、纯洁、舒适、温馨都构成了湘西时空体的一部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沉浸在一种快乐和满足之中，没有矛盾，没有争斗，与世隔绝，自给自足，他们以自然的时间对抗着现代的时间，抗拒着自我的成长——历史和未来从此没有意义。

沈从文用自然时间的循环性来对抗历史时间的线性特征，湘西如一座桃花源般矗立在他的心中，现代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侵蚀让他焦虑，使他不安，无奈的是时间的无情，沈从文只得在想象的乌托邦里寻找心灵的休憩点，逃避时间给这个“乡下人”带来的伤害。

影响溶滤作用的因素比较多，岩土中矿物盐类的溶解度，岩土的空隙，水的矿化度，水中CO2、O2等气体成分，水的流动状况等。含CO2、O2,温度较高，含盐量小，流动迅速的水，溶滤能力强，地下水的径流与交替强度是决定溶滤作用强度的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

四、赵树理的解放区时空体和民间时间

相比沈从文的逃避现实，赵树理则另辟蹊径，找到了一种被巴赫金称为民间时间的时空体，直面现实问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间序列。

1.1 临床资料 2014-2017年本院住院分娩总数为19678例，其中2014年总分娩数为4636例，阴道分娩2436例，剖宫产2200例；2015年总分娩数4820例，阴道分娩3037例，剖宫产 1783；2016年总分娩数5188例，阴道分娩3580例，剖宫产1608例；2017年总分娩数5034例，阴道分娩3775例，剖宫产1259例；产妇年龄19-45岁，平均31岁。

赵树理创造了解放区时空体。民间时间即民间文学的时间，其感受特点有两种形式：一种被称为“历史倒置”，“如果下个简单些的定义，可以这么说：这里实际上把只在将来能够或应该实现的事，把绝非过去的现实而只是目的和应该实现的事，当作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来加以描绘”[2]336。另一种形式是世界末日论。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未来被想象为一切存在物的终结。这两种形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结论是：一种变未来为现在或过去，一种抽空未来的内容。赵树理的民间时空体采取的策略是变未来时间为现在时间。时间的倒置是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因为未来时间的不确定性，“没有现在时、过去时所特有的那种物质性、坚实性、实在的分量”[2]336，所以只有依靠对未来时间的想象来丰富现在和过去，只有如此，现实的力量才更加强大，现实才能被证实是可靠的。一切未来的存在都可以通过倒置的方式获得现在和过去的身份，这样未来才更有分量，更加现实和令人信服。历史倒置的方法最大的特点是把想象和理想现实化、以未来时间超越现在时间，使未来的想象和理想更加可信。

乡土小说起源于1920年代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定义的“侨寓文学”。在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中，寄居于他乡的乡愁和怀乡病在作家的笔下通过对故乡的回忆以写实的风格表达出来，乡愁和怀乡的情绪与故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意义与载体的关系。乡愁的情绪与故乡的物质实体复合成为一个整体，故乡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故乡装载的自然景物也具有了独特的情感价值与体验，它因为与人发生了价值与意义上的关联，而充满血肉感和充实感。

直线电机气隙在线监测装置在广州地铁5、6号线的投入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直线电机列车的运用安全水平，有效地预防了直线电机运行中电机与感应板发生刮擦事件，提高了地铁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为公众提供了更满意的交通服务，达到了系统建设预期的技术、经济及社会效益。在系统投入运行后，直线电机气隙在线监测系统多次有效检测到气隙异常，并多次有效预警电机下沉异常，如表1所示。根据直线电机气隙在线监测系统的报警和预警，检修单位及时处理了异常情况，防止了后续可能性安全事故的发生，挽回了后续的经济损失。

赵树理解放区时空体同样具有封闭性、统一的特征。作为空间范围，解放区被国统区和沦陷区所包围，其特点决定了赵树理的地域性特征明显。处于四面包围的解放区，在形式上更需要的是一种时间的超越和未来的希望。民间文学时间的乌托邦想象满足了解放区文学的这个需要。赵树理解放区时空体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评书体的内容对形式的过去时的超越，另一方面是赵树理“问题小说”的超越性。新评书体是运用加工提炼过的群众口语，以传统小说的故事结构模式和章回体的形式创作小说的手段。相比章回体，赵树理小说的特点是口语化、通俗性、章回体、故事性。戏曲、评书、鼓词等形式是传统曲艺形式，赵树理把评书引入现代时间，是对历史倒置时间的一种改造。历史倒置时间是未来时间的现在化，而赵树理则是把现在时间过去化，同样产生一种令人信服的感觉，这就是把现在的事实当作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加以描绘，那么现在的一切就会变得更有说服力。

湘西世界空间的局限性。“爱情、诞生、死亡、结婚、劳动、饮食、年岁——这就是田园诗生活的基本事实。”[2]425日常生活变成了生活的最大意义。在湘西世界里，事件是个人的事件，是琐碎的事件，是有关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事实，这里没有绝对，没有宏大叙事，这里永远是个人或家庭生活的表现领域，或是抽象的艺术的想象。翠翠的世界没有成长的痕迹，她的生活里只有模糊的一己的爱情，对世界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与爱的那个人有关的故事，而这故事与外界的联系是那一只没有影踪的使大佬送命的竹排。即使在《长河》中，现代性已经不可避免地侵蚀到了湘西，影响到湘西历史时间的纯粹，老水手听说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了，但小说最后还是以社戏结尾，人们又在一起和往常一样了。夭夭的美丽如故，与象征“新生活”的白衣男子的接触，只是徒增了夭夭的一丝烦恼而已。

赵树理小说的时间对空间的超越性是有限的，因为他小说空间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只限于解放区的空间，不具有全国范围内的普适性。如果把赵树理经验放之更大的范围，则会发生时空体理论的偏差，时间会溢出空间的约束而呈现无序状态。赵树理小说中的时间是无法调和传统和现代的时间差异的，他只是暂时用解放区的空间框架约束住了现代性的手脚，前提是借助政治和军事的强制性，一旦限制现代性的牢笼被打开，赵树理的民间时间形式必然要遭受灭顶之灾。赵树理的时间序列的超越性使他的作品中总是以理想的问题解决状态结尾，给人一种希望之光，其实这种结尾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大团圆。但当遭遇到更大的乌托邦时，他却成了时间的罪人，超越变成了保守。赵树理在创作中尽力抓住时间，把时间固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段时间没有传统和现代的差异，具有超越时间的功能，但他对时间始终是焦虑的，从来都没有摆脱时间的困扰，因此他在作品中尽量回避时间的控制，始终把“问题”放在显要位置。他对时间的超越最终被“文革”中的时间观超越了，他企图超越时间的努力被“文革”中更大的超越超越了。

五、莫言的高密时空体和绵延时间

经历了鲁迅故乡时空体对时间的逃避、沈从文湘西时空体对时间的消解、赵树理解放区时空体对时间的超越之后，时间已经进入了1980年代。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传统生活时间还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生活时间已经悄然从生活中抽身而去，现代文明完全掌控了生活节奏。莫言对自己的故乡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像鲁迅一样从城市归来后对故乡的失望和无奈，在莫言的作品中是一如既往地爱着他的高密东北乡的。这片神秘的土地承载了作家太多的希望和失望、无奈和辛酸、痛苦和愉悦，一切想象都在高密的时空体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承接乡土小说作家对时间的态度，莫言表达出来的是面对时间的线性流逝感受到的焦虑与不安，一种对现代性时间的虚无主义笼罩在莫言的高密时空体中。

目前全球能源处于石油向清洁能源过渡的时代,原油和天然气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呈下降趋势(仍超过50%)。但是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再加上较低的油藏采收率(≤60%),可用的油藏消耗速度仍然日益加快。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提高油藏的采收率对于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

注射室是各个医院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医院中人流量相对较大的一个窗口[1]。注射室护士每天需接待不同疾病类型患者,日常护理工作中接触的最多的就是配药及注射时所使用的针头,一旦发生针刺伤则会导致受污染体液、血液通过血源接种到护理人员体内,如破伤风杆菌、乙型肝炎病毒等,均可通过该方式对注射室护士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2]。为有效避免发生针刺伤等意外情况,本研究分析注射室护士发生针刺伤原因,并提出相应防护策略,现作以下报告:

绵延时间是指过去时间、现在时间和将来时间在人类心灵空间的交汇与融合。它既是继承，又是扬弃。莫言的小说既有对过去时间的追忆，又有对现在时间的调侃，同时还有对未来魔幻般的想象。他的小说中时常出现一个暧昧的“我”，这个神秘的人物或者是小说的叙述人或是小说的主人公，或者是旁观者，这个“我”所处的日常生活时间与故事叙述时间之间存在着距离和对比。“我”是高密的不肖子孙，从大城市而来，感受到人种的退化的悲哀，与讲述中祖辈和父辈的丰功伟绩相比，“我”是历史的罪人(《红高粱》)。“我”在现在、过去、现在之间徘徊并担忧未来人类的命运。“我”是一个“肉孩子”，对过去的光辉充满自信，俨然生活在历史的光环中，对现在视而不见，对未来充满想象(《四十一炮》)。“我”还是一个观看实施檀香刑的看客，从国家的历史兴衰中看破了人生命运(《檀香刑》)。“我”又是一个被处决的地主，在六道荒谬的轮回中理解了人生的含义，最终放弃了对生命的追寻(《生死疲劳》)。“我”的心灵空间无比宽广，它容纳了时间的一切序列，把意义指向未来。但值得怀疑的是，未来真的可靠吗？

高密时空体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乡愁。与鲁迅不同，这乡愁不是怀乡病，而是一种面对现代时间无法把握的虚无感。高密的空间不是实际的空间范畴，而是作家虚构中的故乡，在这个故乡中，因为和蒲松龄相关所以有着许多美丽的想象，也因为是齐鲁文化所在地而凸显文化精神的博大精深。可是现代时间是让人困惑的，过去的历史时间总是值得回忆，“我”是不肖子孙，是现代社会里一个有着空虚的外壳的身体，不具有主体的意义。过去的瑰丽与未来的奇幻想象一起构成了高密时空体的坚实基础，正是这基础的坚实也从另一角度反证了现在的不可靠和未来的虚无性，因为建立在回忆和想象基础上的实体是不存在的。至于乡愁，只是作家表达对时间认识的一种虚拟空间。

高密时空体渗透着孤独感。孤独感来自对时间和空间的无力感。上官鲁氏一生生育了9个子女，她一生都在等待的无聊和对未来的恐惧期盼之中。未来既是自我救赎的意义之所，也是充满虚无、无奈和抗拒之所。她一生都在期盼儿子的出生，与此相悖的是，丈夫没有生育能力，偷情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一切意义都在未来时间的不确定性中，她一生在偷情，一生都生活在时间的不确定性中，与之相伴的是时间所带来的孤独和空虚。她生了8个女儿，时间也欺骗了她8次。或许没有什么比这种期待更加残忍和不能让人忍受了。西门闹在奇诡的六道轮回中经历了一遭，最终他得到了什么？从牛、驴、猪、狗、猴到蓝千岁，他和上官鲁氏一样，在满怀信心地期待转世为人，可世界总与他开玩笑，人的世界总是与他失之交臂，从西门闹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把握时间的不可能。命运是无常的，当西门闹转世为人时，只落得一个大头婴儿的怪胎。时间又一次指向了虚无，西门闹的孤独感在此不难理解了。

因此，时间的绵延特性使莫言的高密时空体充满了变幻莫测的特点，它是指向未来的，有着迷人的未知性，孤独、虚无、不可捉摸。莫言小说以魔幻著称，而其背后表现的却是对时间不确定性的迷茫。

六、结 语

巴赫金的时空体是理解小说时间和空间关系的一把金钥匙。乡土小说是时空关系表现最为突出的小说类型，因此，以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解读乡土小说的时空关系是最适合的。乡土小说的空间研究与文化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比较常见，但对时间关系的把握及对时空关系的研究却少之又少。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时间序列经历了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故乡时空体，以沈从文作品为代表的湘西时空体，以赵树理作品为代表的解放区时空体和以莫言作品为代表的高密时空体四种典型的时空体类型，时间在时空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鲁迅的现实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对话，到沈从文的循环时间，再到赵树理的民间时间，最后到莫言的绵延时间，小说无一例外地以时间为主导。因而乡土小说经历了对时间的焦虑、无助和逃避，企图把握时间的失败和面对时间时的迷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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