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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韵诗价值与理想形态衡论——以明清文献中的多元表述为支撑

更新时间:2009-03-28

以韵部险窄、韵字生僻而著称的险韵诗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诗体早已得到诗人的自觉使用和诗论家的普遍关注。它在古典文献中频频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数量丰富的险韵诗作品也衍生出不少相应的理论表述。然而,由于险韵诗创作在形式上走得过远的倾向,致使它长期被视为一种文字游戏而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它固然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其积极意义也不容忽视。明清文献中对“险韵”问题的探讨,涉及面颇广,发掘层次颇深,我们不妨以之为支撑,重新对险韵诗的价值予以探讨。

岩性对溶滤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石灰岩、白云岩分布区的地下水,HCO3-、Ca2+、Mg2+为其主要成分。含石膏的沉积岩区,水中SO42-和Ca2+均较多。酸性岩浆岩地区的地下水,大都为HCO3-Na型水。基性岩浆岩地区,地下水中富含Mg2+。煤系地层分布区与金属矿床分布区多形成硫酸盐水。

一、险韵诗的负面效应

明清时期险韵诗批评者的立场和角度不尽相同,但大致都是从“温柔敦厚”的主流诗学立场出发,将其视为形式大于内容的雕虫小技。但是必须得承认,险韵诗之所以在明清诗论中屡遭弹压,是因为它确实存在不可否认的负面效应。例如有人认为“险韵”创作是一种游戏,若沉溺其中,是“害诗之道”。明人屠隆在《栖真馆限韵诗二首》的序中写他与叶虞叔、李之文“酒酣论诗及险韵”的事,他认为“险韵”创作“殆诗家所谓游戏三昧”[1]345,明确地将“险韵”创作视为“游戏”。沈德潜亦持类似观点:“东坡‘尖叉’韵诗,偶然游戏,学之恐入于魔”[2]246。“尖叉”韵诗是由苏轼首创的险韵诗典范之作,沈氏认为它是“偶然游戏”之作,告诫后学“学之恐入于魔”。在他们看来,这种“斗险韵”之作只可当作游戏偶一为之,否则即便能显示诗人的才学,亦仅是以偏师取胜的侥幸而已。更何况,有些险韵诗“夸多斗靡,或不可解”,是诗人“用此自掩”才短的“藏拙”手段。谢榛云:“韩昌黎、柳子厚长篇联句,字难韵险,然夸多斗靡,或不可解,拘于险韵”[3]100。梁章钜《退庵随笔》卷22引述纪昀的话说:“作诗最可藏拙者,莫过于险韵,唐人试律中限险韵者至少,盖主者深知甘苦,不使人巧于售欺”[4]1996。可见,这些批评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许多诗人有靠“险韵”来“藏拙”之嫌。用难以处理的体裁来“藏拙”,确实是诗歌创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还有人认为有些险韵诗刻意求新,流于俗套,几乎毫无价值。《柳南随笔》指出:“作诗者不论题之雅俗,辄拈一首,伤格伤品,莫此为甚;又或故押险韵以示新奇,尤属无谓。”[5]122这是从诗歌品格角度提出的批评。有些险韵诗创作或是“刻意相苦”,或是有意“炫博”,因之也受到不少指摘。明张凤翼《刻大石联句跋》曰:“联句自《石鼎》《斗鸡》以来,每词人胜集,在在有之,然多以险韵相苦,殊乏自得之趣。”[6]672王夫之也指出:“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7]14翁方纲虽没有批评韩愈,却对梅尧臣表示了不满:“一篇之中,步步押险,此唯韩公雄中出劲,所以不露韵痕。然视自然浑成、不知有韵者,已有间矣。至若梅宛陵以清瘦之笔,每押险韵无韩之豪,而肖韩之劲,恐未必然也。”[8]88-89说明梅尧臣的“险韵”创作未能臻达韩诗的艺术高度。袁枚《何南园诗序》载:“予往往见人之先天无诗,而人之后天有诗。于是以门户判诗,以书籍炫诗,以叠韵、次韵、险韵敷衍其诗,而诗道日亡。”[9]1763这也是批评有的险韵诗作得太“敷衍”,存在为作诗而作诗的倾向,削弱了其艺术水准。

二、险韵诗的多样价值

明清两代各类诗话、笔记、序跋、人物传记等材料中都不乏对险韵诗价值的评述。通过分析、归纳,我们发现险韵诗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既是评价诗人诗才高下的标准,又是反映诗人创作心态的镜子,还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由此可见,险韵诗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对它过分弹压是有失公允的。

综上所述,通过将明清时期留存下来的评点材料分类排比,我们发现险韵诗虽然屡遭弹压,但是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险韵诗的价值虽不必高估,但也绝不能轻视。更重要的是,达到理想状态的险韵诗还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事实上,客观认识险韵诗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诗歌体裁本身的认识,还能为考察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参考。

其次,理想的险韵诗要“自然”。顾炎武认为:“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17]834这里强调了“险韵”创作须有“自然”之美。这就进一步要求理想的“险韵”之作要“工密”“当行”,如此方能显其自然之妙。胡应麟曾评一首摩崖刻诗:“此篇整练宏富,非大才力不易到,押险韵尤工密。”[18]287-288将押韵的“工密”与否作为判断“险韵”使用得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对“自然”这一艺术标准提出的更具体的要求。因为技巧粗疏的“险韵”作品,是不可能产生“自然”之美的。

再次,理想的险韵诗还要“奇”。遇到“险韵”,通过“趁韵”对付过去,不算能事;能愈险愈奇、愈难愈妙,方显手段。《四库全书总目》评朱彝尊云:“至其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赵执信《谈龙录》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王士祯为大家。”[19]1523这里强调了朱彝尊“险韵”作品之“奇”,可见押“险韵”人人皆会,放笔强押就是了;能词笔敏妙、出奇无穷,方能显出他人所不逮的“大家”手段。

首先,理想的险韵诗要“稳”。谢榛评朱恬爖《送月泉上人归南海得帆字》曰:“此篇多使实字,奇崛有骨,善用险韵,譬如栈道驰马无异康衢,唐人不多见也。”[3]102这里的“譬如栈道驰马无异康衢”正是险中求稳、求妥的文学性表达。要之,险韵诗只有达到以栈道作平地的艺术水平才能被视为成功之作。姚希孟《韩雨公燕市和歌序》曰:“段柯古与客联句多押恶韵,然而涩者使之滑,拗者使之稳,固是诗家斫轮手”[16]7806也明确指出段成式能使“恶韵”之“拗”者显得“稳”。

三、险韵诗的理想形态

理想的险韵诗也许并不存在,但是人们心中却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所谓的“向上一路”。论者们在评论他人的作品时,有时仅仅是为了恭维,就将其作品吹捧为艺术典范的模样。然而,虽然被吹捧之人的作品可能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标准一旦提出来了,也就表达了一种追求。一旦才大、学博的人出来,果真作出了符合这些标准的险韵诗,那他就能得到普遍的赞许。明人与清人的不少论述都能体现险韵诗的这种导向功能。

再次,作家通过叙述某人的险韵诗创作情形,可以帮助刻画该人的形象。这一手段主要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才华。为人物立传或写墓志的时候经常拿传主写险韵诗的本领来渲染一番以对突出人物才华、凸显其形象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清人朱珪《上书房行走礼部左侍郎加二级金公墓志铭》中记载金氏:“在直庐与陈勾山诸公唱和,限险韵数十叠,不懈益强。”[15]317“限险韵数十叠,不懈益强”,其人之才华与要强之性格,跃然纸上。作家为别人的诗文作序时也存在类似情形。只是这种情况往往更偏重于表现其人的诗歌追求。当然,有什么样的诗歌追求与作者的个人性格也是密不可分的。总之,此举一方面能体现其人的诗学旨趣,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展现其人的个性特点。

河堤外是一大片杨树林,密密麻麻的。我走进树林找了个避嫌的地儿,脱下衣裳拧几把水,又那样湿漉漉地穿上,再打开包袱,把换洗衣裳和些杂物都拿到太阳底下晒着。这些忙消停了,我就坐在树荫底下等着。坐定后才感觉真有些累了,肚子还有点儿隐隐作痛。后来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我觉得不对劲,一摸下身,竟然流了血!我立刻紧张起来,刚才桥上我摔那一跤,莫不是动了胎气?我不敢乱动,就那样倚在树脚坐着,心里不停地念叨,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千万可别伤了我的毛毛!

其次,险韵诗是反映创作心态的镜子。清张云璈《次韵周小濂赏菊八首·引》云:“《阳春》属和,《下里》陈辞,非敢力追险韵,继杜陵《秋兴》之章,直欲自讬幽怀,等庾信《小园》之赋。”[13]409反映了一种借“险韵”创作“自讬幽怀”的淡泊心境。但是这种心态并不是险韵诗创作心态的主流。文人创作险韵诗的一个重要心态就是想与别人在诗歌创作的技巧上争高下,将这种颇具雅趣的“争”视作一种切磋技艺、交流情感的重要手段。“因难见巧”很好地解释了大部分诗人的创作心理。例如,明人陈有年在《葛公旦陈思恭过访萝岩读壁间杨宪副诗重其善用险韵既别公旦斐然有作》一诗的小序中讲述了自己创作险韵诗的缘起。原来是友人作了险韵诗并让作者唱和,一开始作者“无以应”,谁知友人“索余诗转迫”,因此才作了此诗。作者“无以应”可能是觉得自己作得不好,羞于示人;友人“索诗转迫”则是急于看见朋友的大作,并创造交流学习的机会。这场围绕着险韵诗创作的“推就”与“促迫”,也很好地反映了创作者们的心态。还有更有趣的例子,清代小说《玉娇梨》第六回中有这么一个情节:“穿白袍的说道:‘老张这个枝字韵亏你押。’那个穿绿袍的说道:‘枝字韵还不打紧,只这思字是个险韵,费了心了,除了我老张,再有哪个押得来!’穿白的说道:‘果然押得妙,当今才子不得不推老兄!’”[14]50这则材料虽然不是来自现实生活,但它在表现险韵诗作者的创作心理时同样深切著明:只要“险韵”押得妙,就有极大可能被推为“当今才子”。此念一生,许多人作起险韵诗当然就更加不遗余力了。

总体来说美国倦怠科室稳中有变,重症医学和急诊医学倦怠高发,家庭医学最近两年都有上榜。重症医学和急诊医学的倦怠发生比率一直都很高,这似乎不意外,但是家庭医学医生在近三年都表现了比较高的倦怠(2016年排名第4,2017年排名第3,2018年排名第3)。我国为了解决基本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从2011年起开始在全国推行家庭医生制度,家庭医生群体会逐渐扩大,一般认为家庭医生服务较基础,患者需求较简单,但从美国经验看,仍然需要关注这个群体的任务量,预防可能的职业倦怠。

四、险韵诗价值研究之意义

首先,险韵诗是评价诗人诗才高下的标准。清人张鉴《第一楼赋并序》详细地描绘了作家创作险韵诗的全过程:“于是争妍斗险,角韵分题。尖叉互作,竞病相齐。擘笺刻烛,落眉捻髭。兀如木槁,豁若冰澌。唇吻钟调,胸肊律吹。分析肌理,研核是非。莫不飞靡以弄巧,吐艳以炫奇。”[10]78这段铺叙将险韵诗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方法、创作过程、艺术效果等都表现了出来。要想做到“飞靡以弄巧,吐艳以炫奇”没有绝高诗才是很难办到的。所以,反过来说,要是险韵诗作得不好,就会显得这个人诗才有限。明人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载,“有能诗声,对客挥毫,敏捷无比”的邱吉,一日去拜谒同样以能诗闻名的钱永晖。名义上是拜访,实际上是挑战。钱也不示弱,“以险韵困之”,邱“略不构思,一挥而就”作了一首押江韵的律诗。“永晖叹服不已,遂致上座,倾盖如故,酣饮唱和,流连数日而别。”[11]241《逸老堂诗话》卷下又载,王鏊作了一首咏白莲的诗,“吴中缙绅能诗者和之甚众,勍敌殊罕”,唯祝枝山诗作得好,颈联“长恨六郎殊不肖,徒闻十丈亦何为”押“为”字“险韵”,其他各联也是“句句贴题”,因此王鏊对他是“独加称赏”[11]254-255。清齐学裘《见闻随笔》卷12有《险韵》条,其文曰:“高宗纯皇帝万寿时,御诗《自寿》系六麻韵,众大臣恭和韵时,惟中有一‘嗟’字皆难设想,一江南布衣某因此事进谒某阁学,曰:‘此何难,某已成一联矣!’曰:‘帝典王谟三曰若,驺虞麟趾五于嗟。’莫不叫绝。进御时,上大称赏,阁学以实对,即召见,赐一知县,不受,固辞而归。”[12]96与皇帝唱和,不是单纯押个韵那么简单,要是诗作得不得体,就有因之获罪的可能。而这位江南布衣不仅韵押得妙,而且用典造句都切合皇帝的身份,所以能得到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满堂喝彩。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险韵诗在明清时代具有重要的交际价值,可以成为显示诗才的重要工具,让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脱颖而出。

首先,客观认识险韵诗的价值,有助于推进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的深入。魏中林先生曾指出:“古典诗歌‘学问化’最常见的形式——用典、用事、木隐栝,使用偏词奇字、叠韵、险韵,都可看作是对异质文本或同质文本具体而微的援用。”[20]21可见,“险韵”是古典诗歌“学问化”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以宋诗为例,宋代的“尖叉”韵诗就是以“险韵”凸显创作者才学的典范之作,对后世诗歌的“学问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清人王培荀所言:“自东坡用‘尖叉’韵后,多踵之者,欲因难见巧也。”[21]387说明此类创作渐成风气。《唐宋诗醇》也指出:“‘尖叉’韵诗,古今推为绝唱。数百年来,和之者亦指不胜屈矣。”[22]906也更加说明“尖叉”韵险韵诗的影响之大。此类险韵诗之创作,皆可视为研究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典型样本。

其次,客观认识险韵诗的价值,可以为探索文体发展的内在动力提供例证。险韵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体,有属于它自己的文体发生动力。当押“险韵”仅仅作为构成诗歌这样一个有结构的系统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因素时,它自然没有资格被视为一种诗体,但随着诗歌的进化,它的位置在艺术手法的等级制度中由次要的、从属的地位逐渐“转移”到了主导的地位,那其他的“规范化样式”对它的规定作用就被淡化了。当这一主导特征被人们认可的时候,它也就具备了成为独立的诗歌体裁的合法性。众所周知,诗体对诗韵具有限制作用;但是,诗韵往往会突破体裁的限制,或迫使原有体裁适当地修订旧有的规则,或索性在原有体裁的经典形制之外,产生相对独立的“新体”。这种突围的动势,在诗歌发展史中是常有的。以押“险韵”为主导特征的险韵诗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诗体产生与发展的动势。

再次,客观认识险韵诗的价值,有助于正确理解古典诗学的艺术准则。赵宪章先生在论及西方古典诗学的艺术原则时曾指出:“所谓‘合式’,又译‘得体’‘妥帖’‘妥善性’‘工稳’‘适宜’‘恰当’‘恰到好处’等,是贺拉斯对艺术形式的最高要求,体现了古典主义典雅方正的艺术原则……诗格、韵律和字词句的安排要考究、要小心、要巧妙,绚烂的辞藻要运用得适得其所,家喻户晓的字句要翻出新意。总之,表达当‘尽善尽美’。”[23]24-25贺拉斯对艺术形式提出的“合式”这一最高要求说明,“得体”“妥帖”“工稳”“适宜”等,是东西方古典诗学共同追求的美学原则。韵律的安排要“考究”“小心”“巧妙”也都是这一美学原则的重要表现。需要强调的是,对某一艺术技法或艺术类型的片面排斥抑或是盲目推崇,都不利于这一艺术准则的实现。对险韵诗的价值进行考察,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学业指导过程中学生主体地位不突出。我国目前大部分学业指导过程忽视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大部分指导老师单方面认为学业指导仅是提供服务帮助,没有做到完整的学业引导教育过程。另一方面,学业引导具体工作的开展,侧面发映出学业引导机制不完善。单方面为提供平台而忽略了双向沟通的教育过程。学生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我们在推动学业指导工作开展的同时,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完善学业指导体制,针对性地给学生提供切实可靠的学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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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灿
《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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