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是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这一新判断是既有理论活力也有理论定力的科学论断。准确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的理论活力和理论定力，对于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矛盾“变”与“不变”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理论活力”和“理论定力”的界定

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自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直至十九大召开之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一表述是对八大的判断的承续和凝练。直至党的十九大召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被重新判断。

需要明确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时代变化的矛盾实际转化，二是随着矛盾实际转化的矛盾理论转化。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际转化的正确认识，也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转化。就其本质而言，新判断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

成功的理论创新须满足两个要求：一是实现发展的环节，“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二是实现联系的环节，“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封闭僵化，理论就有活力；不改旗易帜，理论就有定力。十九大作出的新判断，正是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的、既有活力又有定力的科学论断。

其余地区都存在综合效率不足的问题，其中荆门、咸宁和随州的农业发展规模报酬都是呈现递增状态，那么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同时注重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从而达到纯技术效率有效的状态。

(一)理论有活力，关键在于“忠于实践”

所谓活力，也即旺盛的生命力。事物的生命力体现在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全过程。一个事物有旺盛生命力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它才能顺利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变。而理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既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因此，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其理论活力首先就在于它立足于变化发展着的实践，与时俱进。

农田水利灌溉节水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要有完善规范的管理制度。水利工程应用现场管理十分混乱，大部分农牧民群众基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不重视应用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使得水资源浪费严重。农田水利工程属于公共设施，在多数情况下，很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并没有明确职责范围和管理单位，在对这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管理过程中，缺乏明确规定，即便是制定了一些规定，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也很难得到落实。

事物有旺盛生命力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焕发出其自身的价值。有价值的事物，才会被接受和拥护，才能经得住检验。理论的价值就在于能满足实践的需要，能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既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因此，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其理论活力也在于它能更好地指导新时代新的伟大实践，推动时代前进。

理论源于实践，从实践中来；理论又归于实践，到实践中去。一句话，理论忠于实践。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充满理论活力的关键，就在于它忠于实践。

作者也看到，除了游说团体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团体组织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试图千方百计地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这些官民之间的互动未必都是不健康的，不能因其中有个别涉及腐败的事例而予以压缩限制。但是作者相信，我们可以采取措施，使这些团体的资金来源以及它们与政府官员间的互动更加透明。

(二)理论有定力，关键在于“理论自洽”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解决了前一个理论困惑，然而反过来的另一个理论困惑又诞生了：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能不能变？

成功的理论创新，也不应该是对原有理论的全盘否定。理论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应当具有历史继承性。如果新理论只是简单地否定原有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不考虑取其精华成分，保其合理内核的话，那么它就会跟原有理论中尚未过时、远未过时的内容构成冲突。这些内容实际上并不过时，却被它粗暴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在这一点上，它自身也是不自洽的。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新成果，其理论定力就在于，它没有全盘抛弃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正确认识。恰恰相反，它是对这一系列原有理论中尚未过时的内容的合理继承，是对这一系列原有理论中远未过时的实质的必要坚持。

二、如何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的理论活力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既是对新时代现状的正确反映，也是对新时代呼声的积极回应。其源于实践又归于实践、与时俱进又推动时代前进的两个方面，一同彰显了其充沛的理论活力。

在现网EPON区域，存在客户高带宽的提速需求，可以进行10G EPON网络的建设。主干、配线光缆均无需重复建设，ODN网络可以维持现状。

(一)新判断是对新时代现状的正确反映

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11。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一表述说明，人民的需要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需求面进一步拓宽了，已经不仅限于物质文化这两方面需要。也正是随着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逐步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也已经从最初的物质和精神“两位一体”发展为如今的“五位一体”。其二是需求的层次也进一步提高了，人民对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追求更高质量的需要就成为必然的要求。由此可见，“物质文化需要”这一表述已经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新时代人民需要的现状了，我们亟须一个这样的新表述：它既要能够反映新时代人民需要的全面性，也要能够反映新时代人民需要的高层次性。而十九大作出的新判断中“美好生活需要”这一表述就很好地满足了这两个要求。

其次，就新判断与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原有判断的关系而言：新判断是对原有判断中尚未过时的一部分内容的合理继承，是对贯穿于原有判断中远未过时的主要矛盾实质的必要坚持。

(二)新判断是对新时代呼声的积极回应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11。新的时代新的实践有所呼，新的理论就要有所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中，蕴含着对我国当下工作重点的正确认识。新判断提出的新要求，指导新的实践，推动新的时代前进，这正是新判断的实践价值。

一方面，新判断提出的新要求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1]11-12；进而把“美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起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1]12；还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和“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等内容写进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1]21,23。这一系列新要求，都是为了更好地回应新时代人民的呼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2.新判断再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

三、如何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的理论定力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既没有忽略和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现有的其他理论，也没有全盘否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原有判断。

首先，就新判断和同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且与其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的关系而言：新判断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继续高扬，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再次确认。之所以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三者都关乎对我国国情的重大判断。认识国情，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楚现实社会的性质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新判断既然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就必然无法回避“我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一性质的社会处在什么发展阶段”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由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的，因此处理好新判断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11。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如珠三角、长三角等部分地区以及北、上、广、深等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基本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航天、计算机、高铁等领域的生产水平也已经达到世界的领先地位。由此可见，把“落后的社会生产”作为主要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这样的表述已经显得过为笼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这一方面。与社会生产方面的问题相较而言，实际上“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11。而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表述就正确地反映了新时代的发展现状，准确地描述了当下我国的国情。

这两个大的方面，四个小的方面，一同彰显了新判断的理论定力。

计算器的按钮能发出音乐，敲着敲着就能弹上一曲；胶带台上有各种生活化符号，比如音乐、咖啡、游戏……提醒大家不要太过于忙碌；订书机自带“颜文字”转盘，除了装订功能外，还能在订书钉的上方盖“颜文字”，用作自己独有的标记；最有趣的就数笔筒，只要将笔插进去，中间的小熊橡皮擦就会弹跳出来，可好玩啦！

(一)新判断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继续高扬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提出了八个“明确”，其中第二个“明确”就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19。将新判断与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置于同一个“明确”之中，表明了新判断指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体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继续高扬。

围绕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模型图（图1），本文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博弈模型，模型中相关符号及其含义的说明如表1所示。

在实际工作中，客户信用信息的分析管理、应收账款的风险控制、货款实时跟踪监测等环节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在基本的管理流程下，企业根据实际经营状况及客户信用情况对管理流程进行补充完善，在应收账款风险控制过程中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预防、监督与应对。

1.新判断指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黄河特大桥钢栈桥总长为312米，宽度6米，标准跨度为12米。参加栈桥施工的作业人员加班加点施工，争时间抢工期，其间共铺设贝雷片952片、螺旋管296吨、工字钢220吨、钢板387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界定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的，它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生产力层面的要求，二是生产关系层面上的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了生产力层面的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体现了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共同富裕”则体现了两个层面要求的统一，其中“共同”体现了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而“富裕”体现了生产力层面的要求，因而“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以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一度侧重于生产力层面的要求，而暂时搁置了对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必须指正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生产力层面的要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义上，它是一切工作的目的；然而对于“共同富裕”这一核心要求来说，它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资本主义同样也十分重视解放发展生产力，但资本主义不会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是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进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所在。

邓小平在1979年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曾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3]182。这里仅仅提到了“生产力”这一层面。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规范的表述：“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一直被沿用至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表述，就“落后的社会生产”而言，一方面包括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另一方面包括生产力的组织、经营和管理方式的落后。由此可见，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原有判断中，矛盾的一方面仅侧重了生产力层面的要求，并不侧重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

2.新判断中“不变”的内容

2.新判断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辩证地认识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这一理解主要是指向经济层面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然而一旦超出这一范围，指向人的发展时，经济的发展又不成其为目标，而是手段了。经济发展的最终旨归应当是人的发展，“共同富裕”实质上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十九大修订的党章中“……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4的表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也是指向人的发展的，他们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422而且恩格斯在后来给朋友的一封答信中也表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了[6]646-647,77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认识到它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也要认识到其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还要经历若干具体阶段。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具体国情。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表述为开头的，这表明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的主要矛盾。而新时代归根结底又仍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新时代只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具体阶段。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矛盾的另一方，从原先的“物质文化需要”重新表述为“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的表述扩充了人民需要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新时代人民需要的高层次性和全面性。这要求我们一方面既要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还要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生活需要。以社会的全面进步满足人民的全面需要，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更深刻准确地指向了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当代回响，是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继续高扬。

(二)新判断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次确认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完整表述通常是以这样开头的：“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可见，不能脱离我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去抽象地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现阶段”所指的，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过去也习惯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完整表述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判断，必然会带来这样的问题：新时代的新矛盾是否仍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换言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那么我国是否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十九大报告在作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后，就及时回应了这一疑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12。这一及时回应是有其深刻依据的，因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本身就蕴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次确认。

1.新判断再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地位

党的十八大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8]10-11。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地位。

由此，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人的发展这一归宿出发，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7]294从这里可以看出，仅仅着眼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是远远不能够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

既然还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中，就仍然需要立足和牢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绝不能因为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就抛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因此，新判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确认，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地位的确认。

另一方面，新判断提出的新要求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1]11；把“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内容写进新时代党的基本方略中[1]21，23；还将“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要求提出[1]27-28。这一系列新要求，都是为了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党的十三大曾经从逐步发展过程、我国人口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地区发展状况、科教文化发展等五个方面初步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党的十五大又加深了对这一系列特征的认识，从现代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经济运行方式、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人民富裕程度、地区发展状况、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国际比较这九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作出了新的概括。

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九个方面的概括中，第一条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第九条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9]14-15。这两条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点和历史任务的总概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主要的特征。而其他七条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特征的具体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将国家发展的现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七个具体特征进行比对，会发现现阶段不再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历史阶段，个别具体特征已经与现阶段的国家的发展状况不完全一致。但是，既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没完全得到满足，既然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就还不能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实现，也还不能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实现。因此，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相契合的。

(三)新判断是对原有判断内容的合理继承

成功的理论创新，不应该是对同一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的忽略和排斥。如果新理论只一味地顾着自己创新，而不考虑与同一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理论是否相协调，那么这一理论就可能破坏这个理论体系的自洽性，成为这个理论体系中的“异类”。那样的话，它就不可能经受得住现有的其他科学理论对它的检验，进而不可能真正地立足于这一理论体系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其理论定力就在于，它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同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且与它密切相关的理论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内在一致的。

这一理论困惑产生于党的十五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者关系的表述之中。十五大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9]15。既然原来的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又没有变，那么，如何去解释主要矛盾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与原有判断之间的关系，必须认识到：新判断是对原有判断内容完善和深化，它不是对原有判断的全盘抛弃，相反，它是对原有判断的合理继承。

1.新判断中“变”的内容

新判断与原有判断相比较，矛盾的一方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另一方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论是原有判断还是新判断，矛盾的双方在形式上都是一个由修饰语和中心语组成的偏正结构。由此不难看出，相对于原判断而言，新判断中“变”的内容主要体现为：矛盾的一方将“物质文化需要”这一中心语改为“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另一方将“落后的”这一修饰语改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将“社会生产”这一中心语改为“发展”。其中，两个中心语从“物质文化”到“美好生活”、从“社会生产”到“发展”的改动，涵盖面更宽阔更广泛，是对原判断的完善；一个修饰语从“落后”到“不平衡不充分”的改动，描述更精确更到位，是对原判断的深化。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一方，从原先的“落后的社会生产”重新表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表述首先指出了“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就是有贫穷也有富裕，有先进也有滞后，而且贫富之间、先进与滞后之间已经拉开了一定的差距，具体包括区域、城乡、行业等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对生产关系层面内容的强调。同时，新的表述还指出了“不充分”的发展。应该认识到，“不充分”实际上是“不平衡”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存在着“不平衡”的发展，就必然会存在着“不充分”的发展。在“不平衡”发展的两方之中，发展滞后的地区、乡村、行业等主要是发展的量还不充分；而已经发展起来的区域、城市、领域等主要则是发展的质不够充分。“不充分”又是对生产力层面内容的强调。强调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强调生产力，其精神实质与“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是内在一致的。

对原判断内容的完善和深化恰恰是建立在对原判断内容的合理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从字面上看，新判断中矛盾的一方保留了“人民日益增长的”这一修饰语，也保留了“需要”这一中心语的内核。也就是说，矛盾的一方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新判断由此保留了“人民”这一主体的整体性和“需要”的动态性。从语义上看，不论是新判断还是原判断，在矛盾的一方中，“人民”都理所应当地包括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各阶层的人民群众；而“美好生活需要”同样理所当然内含着“物质文化需要”，因此新判断和原判断中的“需要”都指向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内的、非单一的需要。由此可见，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也保留了“人民”这一主体的层次性和“需要”的多样性。在矛盾的另一方中，将我国社会描述为绝对的“落后”已过于笼统不合实际，但“不平衡不充分”实际上也是一种落后，是一种相对的“落后”——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落后，而是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落后。此外，“发展”这一中心语虽比“社会生产”的外延更宽，但也理所应当地内含着“社会生产”这一内容。

因此，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不是说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产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比较落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隐含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去了”[10]。十五大对主要矛盾和初级阶段之间关系作出的判断没有错，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也没有错，二者并不截然矛盾。

晞月横了青樱一眼，不欲多言。青樱亦懒得和她争辩，先扶住了富察氏，等着眼明手快的小太监抬了软轿来，一齐拥着富察氏进了偏殿。

同一项政策，用不同的指标进行评价，其结果大不一样。指标的统一性不但在项目的最终评价中起标准尺度作用，而且也是评判政策的依据，标准不一，不同种政策就没有可比性。实行统一指标标准，就等于把不同的政策，置于相同的起跑线上，这样才能把诸多复杂因素化为单一因素，从而减轻评价难度。另外，制定的评价标准应尽量简要明了，避免因评价标准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而给评价工作带来操作上的困难。

2．听力播放。在课前将听力内容导入手机。课堂上，要求学生至少听四遍以上，直到听出语感。然后，对个别词汇进行学习，进入到听懂大意的阶段。

(四)新判断是对主要矛盾实质的必要坚持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不仅仅保留了原判断字面上尚未过时的部分内容，也不仅仅内含着原判断语义上尚未过时的基本内涵，更重要的是它还坚持了原判断中远未过时的矛盾实质。

1.新判断坚持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实质

从矛盾的整体看，不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质上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转化，不是性质不同的矛盾之间的转化，而是性质不变的矛盾自身的转化；对其作出的新判断也不是对原判断的彻底颠覆，相反，它恰恰是对原判断中矛盾实质的牢固坚持。

我国社会在历史上曾经先后地存在过多种性质不同的主要矛盾：有过民族矛盾；亦有过阶级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经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一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但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因此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可能会与主要矛盾的实际产生偏差。例如，1957年下半年以后，实际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党错将其性质判断为阶级矛盾，并且进一步将阶级矛盾提升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性质的不同研判，决定了解决主要矛盾的不同方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应有所分别地使用专政和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11]204-214。党在历史上对主要矛盾的误判，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这不可不说是惨痛的教训。因此，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坚持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矛盾实质，这是极其重要的“不变”，是最必要的坚持。

作品评价是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站在欣赏的角度评价学生的作品，能够树立学生进行艺术创作的信心，但同时也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让学生获得综合、全面的发展。例如在《立体纸雕塑》的教学时，教师可以先为学生作出示范，随后学生自由地进行作品创作，教师在一旁指导学生，引导学生善于观察和思考，使学生逐渐形成作品思路，在完成作品后，教师以表扬和鼓励为主，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科学的评价，对课堂表现进行总结。指出学生存在的不足，提高学生的美术能力，有效地增强学生的记忆力、观察力和想象力，锻炼学生手部肌肉的协调性和灵活性，使学生养成耐心和细心的习惯，完善学生的综合能力。

铁路道岔设备维修工作的展开，不仅需要铁路工作人员的后期维修养护，还需要设备生产厂家对设备进行定期的检验，并为设备维修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在前期设备购入过程中，相关部门和人员要对设备质量进行严格要求，保证道岔设备能够满足铁路运行的技术标准。同时，要做好与生产厂家的沟通与交流，保证售后服务的质量，在发现无法解决的设备问题时，及时与生产厂家取得联系，高质高效地解决设备问题。另外，在日常维修和养护工作中，要加大对道岔基础设备的监控力度，通过定期的测量与检查，及时发现设备运行中的隐患与问题，保证设备运行的长效性。

2.新判断坚持了需求与供给、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实质

从矛盾的双方看，不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质上讲的都是矛盾的“需求方”，反映的都是矛盾的“应然面”；不论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质上讲的都是矛盾的“供给方”，反映的都是矛盾的“实然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基于此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而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中，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实质上就是“需求方”，而“物质资料生产”实质上就是“供给方”(推而广之，也应当包括精神生产)。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都是在需求和供给双方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被发现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坚持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实质，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好地倾听人民的呼声，回应人民的期待。

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前进性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唯物史观也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因此，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必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我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努力实现的各项发展任务，其目的都不过是为了把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望化为实际，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实现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变。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坚持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实质，将有利于更好地明确未来发展的目标，又更好地认清当前发展的实际，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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