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中枢。它与海南岛一同，犹如中国的两颗明珠，注视着辽阔的海疆。由于内战，台湾海峡把两岸分隔成两种政治制度。再加上美国插手，加剧了形势的复杂化。尽管台湾与大陆的治权不同，但领土主权并没有分割，同属于一个中国。对于台湾问题，周恩来一直牵挂在心，并为海峡两岸的统一呕心沥血，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雄才大略。

广州“好教育”的提出和推进，得益于一位有情怀的人，他就是今日广州教育的掌舵人与总设计师—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在广州教育发展的征途上，屈哨兵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刚正、坚毅、有责任心，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哨兵”，他充分展现出了儒雅大方、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对教育功能、教育发展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以及几十年投身教育事业、初心不改的教育情怀。

一、远见：率先提出和平统一

领土主权，包括广袤的海疆，是国家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其他权利诉求的前提。近代以来，中国的海洋疆土受到严重侵蚀。本来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却因各种原因而日趋复杂化。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利克及秘书长赖伊，义正辞严地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又为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而且也是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作为一种国际约束规定下来，并为美国政府所曾经承诺和遵守的。”[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蒋介石集团败退到台湾，造成了海峡两岸的分治，并企图反攻大陆。从此，两岸关系出现僵持局势，甚至曾经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1月15日，周恩来提出：“努力建设人民海军，为反对美帝侵略、解放台湾，保卫海防而奋斗。”[2]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加紧援助台湾，对大陆进行军事骚扰。1954年，周恩来指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住自己的祖先。”[3]周恩来强调加强海军建设，捍卫台湾海峡的蓝色疆土。1957年8月4日，他在检阅海军驻青岛部队时指出，我国的海岸线很长，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海军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坚强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他希望用强大的海军，来维护祖国广袤的海疆安全。毫无疑义，在当时情况下，“解放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经地义的使命。面对跃跃欲试准备反攻大陆的蒋介石集团，同时面对时刻准备军事干预的美国侵略行径，中国人民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维护海疆和领土完整。

海峡两岸僵持的状况，是内战造成的。中国人民用任何方式，包括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都是无可厚非的。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别具慧眼，看出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时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有人竟然不顾历史事实，把中国台湾说成是“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主张“把台湾托管4年或者5年”，然后建立所谓“台湾独立国”。周恩来立即予以严厉回击，他指出：台湾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这是国内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问题，二者不能混淆起来。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不容外国干涉。如果美国从台湾撤兵，我们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欢迎蒋介石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和平统一，中国人民可以宽恕他。但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4]。周恩来率先提出“和平统一”的命题，顿时使世人眼睛一亮，在传统的武力统一手段之外，又展现出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稍后，他又对和平统一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5]同年7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周恩来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能不说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

所谓“和平方式”，无非是海峡两岸进行谈判。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认“一个中国”。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请即将前往台湾的英国人马坤捎话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内战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不排除同任何一个人和谈。如果蒋介石做了促进两岸统一的事，就会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马坤听后感慨地说：“这是多么崇高，多么明确啊！只要蒋介石愿意见我，我一定向他转达这一切。”“和平统一”不仅顺应历史潮流，而且也符合民意，同时，也得到国际人士的赞赏。

用什么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中国人民完全有选择的自由。为了完成这个宏图大业，中国人民有权使用一切办法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明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充分展现出卓越的智慧，有利于缓和两岸多年紧绷的局势。至于和平统一的时间，周恩来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这样，有利于海峡两岸领导人形成某种默契，共同反对“台独”，维护国家主权。正因为如此，几十年间，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政治上，僵持不下；军事上，蒋介石集团磨刀霍霍，企图“反攻大陆”，而大陆则时刻准备“解放台湾”，可谓双方剑拔弩张，而背后双方却密使往来不断。如：1950年，在台湾的黄埔六期毕业生李次白受蒋经国委托，到上海拜会陈毅市长；1956年，周恩来请英国人马坤给台湾领导人捎话；1957年初，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台湾“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宋宜山到大陆，与周恩来、李维汉接洽；1956年至1958年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香港《星岛日报》编辑曹聚仁聚谈，请他向蒋介石、蒋经国转达信息；1956年至1973年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受中国政府委托先后5次赴香港，架设海峡两岸和平谈判的桥梁，直至以身殉职。这些密使为两岸和平统一呕心沥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达到不同程度的效果。这些举措都与周恩来“和平统一”的主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促使两岸向“和平统一”的目标迈进。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大陆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中断了海峡两岸的密使联系，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对局势判断失误，痛失和谈良机，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二、自主：反对美国插手台湾问题

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对台湾政要委以重任。1956年10月，周恩来表示：“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归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意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11]12月9日，周恩来又表示：如果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蒋介石就有贡献了，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愿望留在中国的任何地方。稍后，周恩来还表示：如果蒋中正愿意到中国大陆任职，决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地位。这些举措，充分表现出周恩来对和平统一的诚意，充分信任和器重为和平统一作出贡献的人士。

对此，周恩来在国内、国际多种场合表示强烈反对。周恩来指出，从朝鲜战争开始，中国的领土即被美国侵占。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人侵占。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6]。在国际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代表中国，行使主权国家的职权，与他国签订条约，而美国却与台湾蒋介石集团擅自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显然违背了国际关系准则。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蒋介石集团没有任何权力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台湾是中国领土”“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国干涉。”[7]美国把魔爪渗透到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还施展分裂中国的阴谋，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周恩来严厉地谴责道：“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8]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没有理由赖在这里，必须滚回去。中国不容许美国人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插手。

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包藏着险恶的祸心，加剧了台海局势危机。正如周恩来所说：“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性的问题。”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有效途径，只有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企图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同意的[9]。他以敏锐的目光，看穿了美国的阴谋。美国侵占台湾，驻扎军队，是侵略行径，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

实事求是地说，海峡两岸的爱国同胞都是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分裂中国的。譬如，1958年金门炮战之初，驻守金门、马祖的11万多名官兵，多半属于陈诚的旧部。陈诚一度从保存实力的角度考虑，想从金门撤军。而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实行“拉陈(陈诚)抑蒋(蒋介石、蒋经国)”政策。周恩来就对一位密使说：陈诚有一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并请这位朋友转告陈诚：为了不使美国的阴谋得逞，台湾当局首先应该加强内部团结。具体地说，就是要加强陈诚与蒋氏父子的团结。当下只有他们几个人在台湾还有些力量。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这点是很重要的。周恩来还说：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越过这条界限。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一个中国”得到了两岸的认同；陈、蒋之间加强了团结，并得到了实践验证。后来，陈诚应邀到美国访问时，美国国务院把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拉拢陈诚。出乎美国人预料的是，陈诚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国舰队及其武装力量撤出台湾海峡的做法，不受奸计，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10]。不难看出，“兄弟阋于墙而御于外”。海峡两岸同胞从爱国意愿出发均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尤其是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这是金门炮战时期，海峡两岸领导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也是古往今来战史上的奇迹，还是中华儿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权的见证。

中国的大陆和台湾均处于太平洋西岸，而美国位于太平洋东岸，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美国却不远万里跑过来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事务，完全是故意把水搅浑，从中浑水摸鱼。说穿了，美国还是抱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心态，强行干涉中国内政。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三）剖检及病理变化 鼻腔有粘液和泡沫，气管充血，胸腔浆膜有弥散性出血斑点，肺轻度水肿，充血、出血，心包内有淡黄色积液，心包膜有出血点，在心脏冠状沟，心冠基部有成片出血，心内膜和心肌出血严重呈条索状，块片状，有的胆囊壁水肿增厚约3倍，脾不同程度肿大，在其边缘和脏面有多处芝麻大红色圆形突起。有的在心包膜、胸腔、腹腔有纤维素渗出物，脾肿大，胆囊充盈，呈深黄色，脾淡紫色，肾肿胀，在皮质，髓质交界处有几处黑红色出血点，胃底部出血，十二指肠和空肠前段有弥散性、粟粒大的出血，全身淋巴结肿大，充血、出血发黑，脑膜充血。

三、睿智：制定“一纲四目”

[1]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共三代领导人谈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党校2001年印刷，第347页。

因内战造成的台湾问题，两岸同胞完全有责任、有能力解决。台湾海峡局势之所以紧张，并不断升级，主要是由美国插手造成的。本来，作为局外的美国根本不应当、同时也无权横加干涉中国内政。它之所以死死缠住台湾问题不放，说穿了，还是西方列强的侵略遗风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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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1961年，周恩来及时识破美国的险恶用心，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这样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样国民党就能够守住台湾，不从中国分裂出去。众所周知，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表示允许台湾保留军队，既顾全了国家大局，又充分体现出对两蒋和陈诚的信任，力促海峡两岸共同构筑反美统一战线。

海峡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情感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共同愿望。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委托与国共两党均有私谊的著名学者章士钊，向台湾当局转达两岸和平谈判的意图：其最低条件是，暂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做有限度的接触，例如官方或者私人团体的相互访问、通邮、通电和通航；其最高条件是，只要台湾和平解放后，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给予台湾类似当年陕甘宁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党组织，政府亏空的经费也可以由大陆来负担[12]。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请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信，转达对台大政方针。经周恩来概括，毛泽东同意，形成了“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与大陆统一。实际上，这就是后来概括的“一个中国”原则。“四目”，即：(1)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完全由蒋介石作主，甚至陈诚、蒋经国也完全遵照蒋介石的意愿任用；(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全部由中央拨付(当时台湾每年有8亿美元的赤字——作者注)；(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3]。这样，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国的对台政策日臻完善。海峡两岸的局势保持了相对稳定。

赤诚相待，金石为开。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工作，确实收到实效。例如：1963年12月7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治中陪同下，由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护航，前往台湾东沙岛，与台湾当局重要领导人蒋经国、陈诚秘密会晤。周恩来请他们转告台湾当局：“我们不会因自己的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考虑。”[14]这是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第一次高层会晤，沟通了大陆与台湾当局的联系，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再如：陈诚晚年曾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他还要周恩来相信他的人格，不会违背民族大义。1965年3月4日，作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台湾“中华民国”副总统、戎马一生的四星级上将陈诚因病逝世。他的遗嘱中，没有“反共”“反攻大陆”等字样。有人想在其遗嘱上，加上“反共”“反攻大陆”的字句，而陈诚的家属不同意，蒋介石也不同意。常言道：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经过周恩来等人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台湾一些政要受到感化，意识到应当顺应社会发展潮流。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当时还没有“一国两制”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或者说“一纲四目”已经具备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是“一国两制”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因此，我们研究“一国两制”来龙去脉的时候，务必格外重视周恩来的卓越贡献。

四、友善：准备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令人欣慰的是，“第三次国共合作”确实迈出了步伐。作为1949年国民政府和谈代表之一的章士钊，后来留在大陆，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1956年至1973年间，他受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委托，先后5次赴香港，架设海峡两岸国共和平谈判的桥梁。特别是1973年5月，他不顾92岁高龄肩负和谈使命，再次赴香港。因病累交加，而以身殉职。周恩来精心设计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功亏一篑。

任何人想要牺牲台湾，来换取其他利益的企图，都是打错了算盘、是行不通的。美国政府一度误判：中国为了解除“苏联威胁”，急于与美国建交，所以试图迫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周恩来明确表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还同其他所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联系。因此，绝对不可能绕过台湾问题，来商谈中美建交。在周恩来步步紧逼之下，基辛格对台湾问题只得作出明确表态：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承认台湾属于中国；3.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4.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5.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他保证尼克松访华时向毛泽东重申：“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

面对海峡两岸僵持的局面，是否会有转机？能否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呢？经过与蒋介石集团多年各种形式的较量，周恩来的对台思路有了新的升华，即从解放台湾,发展到和平统一。在他看来，通往和平统一的路径，就是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周恩来阐述道，解放台湾，有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在他看来，“连蒋介石集团也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就是国共合作的基础。只要大家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式，两岸之间可以相互商谈。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15]对于一切爱国者，无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恶，无论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我们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基本原则，既往不咎，鼓励他们建功立业。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表达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历史经验证明，国共合作是可行的、有利的。1957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周恩来介绍原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公开、明确地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词句。这种主张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好评。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路径，实现和平统一，对于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民，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是一种福祉。

滚筒材质筒壁采用普通材质20,许用应力[σ]=184MPa。一般情况下，传动滚筒的安全系数为3～4[4],这里取安全系数为3，驱动滚筒最大许用应力为61MPa。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的大党、不同时期的执政党，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作出过贡献。大革命时期，国共实行第一次合作，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收复了中国大陆失地，光复了台湾。抗日战争胜利后，本来是国共两党携起手来振兴中华难得的契机，不幸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继续独裁专制，以昔日盟友共产党为敌，发动了内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心向背，决定成败。人民大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蒋介石集团被迫狼狈地败退到台湾。这样，就形成大陆与台湾两种社会制度。

周恩来密切关注台湾问题，力图排除外国干扰，为经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和平统一，付出了巨大努力，可谓远见卓识。然而，他没有看见“九州同”，就去世了，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这个历史重任，只得留给海峡两岸的后人来完成。当然，随着岁月流失，海峡两岸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国民党丧失了前两次国共和作时的虎气，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信仰危机，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使命，只能由多党合作来完成[16]。

五、外交：纵横捭阖

台湾问题，攸关中国领土和海疆主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无论在何种外交场合，周恩来总是将台湾铭记在心，并以此作为对华关系的试金石。中美建交谈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中美双方都有建交的需要和愿望。然而，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成为一大关键。美国总统尼克松秘不示人的盘算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达我们放弃支持台湾的意愿。……与中国人的会谈，不能让人看起来是在出卖台湾。”然而，他的小九九绝对躲不开周恩来的火眼金睛。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总统尼克松捎口信说：“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17]如果做到了这些，中国愿意同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总统本人直接在北京商谈。

既然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就是中美建交绕不开的门槛。1971年7月9日，基辛格肩负着商议尼克松访华事宜的使命，秘密抵达北京。当晚，周恩来就坚定地说：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已经归还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图绕开台湾问题，来谈其他是行不通的。对于主权问题，必须坚持，寸步不让。杜勒斯于1954年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美国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的军事力量、拆除所有军事设施。”如果这些问题不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得到解决，就体现不出访问的成果。在台湾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给出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设有歌剧院、音乐厅、多功能戏剧厅、影视中心、艺术博物馆等5个场馆，还设有中央文化大厅及其他配套服务区。其中，歌剧院是艺术中心的核心演出场所，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建筑高度达65米，观众席1613位。歌剧院的设计参考传统意大利建筑风格，是一个由三维艺术陶片、竹料包边而成的弧形场馆。馆内采用了反声板和可移动式舞台，不仅能起到照明、反声的作用，还能满足大型表演的特殊需求。音乐厅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厅内采用“葡萄庄园”式环绕设计，舞台四周设1000个观众席位。墙体设计采用传统宣纸的褶皱感及牡丹图案，由25000片人工打磨的陶片错落拼接而成，立体感强烈。

经过中美双方既坦诚，而又唇枪舌剑的谈判，终于在1972年2月27日，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签署的《上海公报》得以发表。该公报声明：“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上海公报》求同存异，“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18]。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周恩来创造了一种风格。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一个奇特的公报。尽管双方关于台湾的立场不同，但也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事后，尼克松激动地说：“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国朋友，包括黄大使(指黄镇——作者注)能和我们相处得如此之好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双方谈话都不用外交辞令，把我们在哲学和其他方面的分歧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只有坦诚相见，才能取得真正的谅解。因此，《上海公报》是真正有历史意义的，而且是永存的。”[19]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公布《中美建交公报》，公报中美国明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周恩来凭借政治智慧，争取到中美谈判的主动权，获得“一个中国”的认同。对此，基辛格也深感佩服地说：“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20]也就是说，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必须坚持“一个中国”这条道不偏离。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理念，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阐述对台政策，维护了国家领土和海疆的完整。

周恩来之所以深切地关注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尤其是无数志士仁人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具有血肉相连的情结；又因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中枢，犹如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直接关系到海疆安危；还因为进入20世纪，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已经进入海洋时代，军事角逐在海洋，经济竞争在海洋，是否拥有海洋疆土成为检验是否名副其实大国的标志。也就是说，国家的生命线系于台湾海峡。周恩来真诚地热爱祖国，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热爱台湾，热爱台湾海峡，热爱台湾的一山一水，维护祖国的海洋权益。总而言之，周恩来对台海问题能够审时度势，深刻洞察；对台决策，能够恰如其分，化干戈为玉帛，充分体现出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智慧。

金枝走得很远，走下斜坡，但是娘的话仍是那样在耳边反复：“买个干粮吃。”她心中乱乱地幻想，她不知走了多远，她像从家向外逃跑一般，速步而不回头。小道也尽是生着短草，即便是短草也障碍金枝赶路的脚。

[参 考 文 献]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台湾的情况，毕竟不同于大陆，因此，也要实行不同于大陆的政策。周恩来不仅富有远见地提出和平统一，而且循序渐进地将其逐步细化，使之更有可操作性，更合乎台湾民情，更接地气。在他看来，两岸实行统一之后，台湾应高度自治，实行符合台湾实际的大政方针。

[2]《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文献》第1册，海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6]《人民日报》，1954年4月29日。

[4][11]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百年潮》，1997年第2期。

[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266页。

[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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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传统文化，不胜枚举。从儒家精神到佛家思想，从书画戏剧到丝绸唐装，传统文化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深深影响着现代景观建筑设计。不但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受到了西方国家人民的喜爱，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文，有的国家还有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构，中国热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流行，这说明，美好的东西是可以跨越种族限制，到达每一个人的心里的[1]。

[7][8]《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475页。

[10][16]赵书刚：《多党合作共谋祖国统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94、385-407页。

[12] 参见杨亲华：《对台政策调整前两岸试探性和谈活动》，《统一论坛》，1997年第4期。

[13]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599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心智模式是指对看待传统事物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便会对人的思维起到一定引导作用，利用原有的认知和态度去看待问题，而且通常会使用固定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惯有模式会限制主体对新事物的创新思维能力构建，在社会迅速变化并且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惯性思维经常会影响主体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而改善心智模式，对管理者提出更加优质的解决办法和对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可以使组织更好地提高绩效[1]。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18]《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金冲及：《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9页。

[19]李海文：《1976，华国锋接待尼克松访华内情》，《世纪》，2016年第1期。

[20][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3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施工技术使用不当，会引发安全事故。针对工程技术风险，桥梁工程施工单位要重视工程技术管理工作。在施工前，对施工方案进行全面研究，科学地规划施工的具体方案，研究哪一种施工技术具符合桥梁工程的施工要求，最具有科学性。重视工程施工期间的物资管理工作，定期对施工所用机械设备进行检查。在施工之前，要确定所用的物力、人力是否按照之前的计划进行安排，施工现场的环境是否达到施工标准。另外，要重视施工期间的材料质量管理工作。对施工所用物质的质量进行严格检查，特别重视各类材料，像半成品材料与成品材料的质量监测。

哺乳期早期乳腺炎是因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等感染所致,在发病早期若不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手段,可能会导致治疗不当或者治疗不及时,而引起化脓问题,从而使得患者往往需要遭受换药和手术的而痛苦,甚至不得不停止哺乳。早期阶段多表现为乳汁排泄不畅、局部疼痛性肿块,皮肤微红等症状,对此,西医多以吸奶器给予干预,但其疗效并不理想,甚至还可能致使症状加重[3]。中医认为引起“乳痈”的病因,多是由于乳汁瘀积而导致的,为此,在治疗中当以“以通论治”、“以通为用”为主要治疗原则。

根据工程相互关系，采用ABAQUS计算软件对施工阶段进行模拟，主要分析隧道施工对群桩基础的变形影响，应力应变的本构理论采用Mohr-Coulomb 线弹塑性模型。模型中根据勘察地层设置隧道周边土层，各个部分的材料参数见表2。其中考虑衬砌连接的不连续性，将衬砌的弹性模量按0.15 进行折减，桥台以上结构作为荷载计算。几何模型如图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