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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课程观视野下徽剧音乐知识的协同性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生态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呈现出生机勃勃的趋势,在世界各国推出的课程改革举措中,生态主义课程观由于倡导课程内容综合性、生态化而备受关注。[1]在课程理念层面,生态主义课程支持“相互联系性”[2]48,强调课程知识的内容以及传递方式要反映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核心思想,并在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中强调课程与外部环境(自然、社会实践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3]加拿大教育家多尔据此提出的“课程的关联性”,即强调课程的地方性、背景性或境域性,提倡通过对话使得地方性文化扩展到广阔的全球和生态网络中,[4]136用生态主义课程观来看进入教育领域的徽剧音乐知识的生成与传承,则表现为高度的协调性。具体表现为:动态与静态知识高度结合塑造全息式音乐课程画卷、隐性与显性知识相互结合形成徽剧音乐的课程内涵、用理性与非理性思维方式去理解徽剧音乐的文化意义、学科交融达成音乐理解的两种智慧等。

一、动态与静态知识高度结合塑造全息式音乐课程画卷

音乐知识的静态特征指的是呈现在音乐文本上的定义、乐谱、曲目、图片、曲式文本等用文字符号标示出来的图文性资料以及音乐背景、服装道具、伴奏乐器等以固态形式呈现出来的知识形态。这类静态知识是音乐历史的印记,对后人了解特定时期的音乐状况、音乐流派、音乐特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静态音乐知识在现代音乐教育的课堂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仿佛学生熟记了这些静态定义、特征、曲目,就能获得知识的精髓,殊不知音乐知识不仅包含静态特征状况下的知识文本,而且还包含十分重要的、处于动态特征的知识群体。这些动态知识就其本身特征来说,是活生生的、鲜活灵动的用身体活动展现出来的全息式音乐画卷,它与静态知识不可分割,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静态知识与动态知识二者结合与互动,共同表现为一个高度协同的知识生成过程。尤其是在艺术类知识领域,两种知识形态各具特色,在各自领域内塑造出音乐知识的不同面貌。

中国各地戏曲剧种中,由于语言、腔调、乐器、动作等迥然各异的形态特征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地方剧种,每个剧种中都包含极为丰富的、不同的但联系密切的知识形态。徽剧在中国戏曲历史发展长河中,以其独特的唱腔、舞台表演形式和文化特质而占有一席之地,其舞台艺术形式、音乐形态特征等体现出强烈的“徽派”地方特色,如果用生态主义课程观来看,徽剧知识表现出地方性、背景性或境域性等特质,而对于这些特质的提炼与研究,则可以为徽剧的传承与传播赢得更为广阔的教育平台。首先看静态知识,诸如服装、道具、舞台环境、乐谱、唱词等,让学生在对这些静态知识的接触中,获得徽剧视觉层面的信息,但这些静态知识对戏剧音乐形态来说只是一小部分,只能把戏剧的静态特性雕刻成视觉信息,这对于戏曲音乐的传承来说还远远不够,只有把动态音乐信息复制下来、展示出来、传承下去并加以创造,才能谈得上真正的传统音乐文化复兴。如在徽剧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徽班”对于徽剧音乐传承与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徽班的历史可以靠静态文字记录,但徽班的音乐特点等知识与技能只能依靠动态的舞台活动才能得以展现。明代文学家、戏曲评论家潘之恒在其《艳曲十三首》中为后人画出了一幅幅生动的舞台表演特质的文字画:“蘅纫之,字江孺,有深沉之思,中含悲怨,不欲自陈,知音得之度外,令人神魂飞越。荃子之,字昌孺,慷慨激烈,觉逸韵迫人,殊无儿女子态,能濯濯自振者焉。苾达之,字邦孺,曼声既自绕梁,弱态况能倾国,虽蓬山万里,知梦魂之非遥也。”[5]147江孺、昌孺这些优秀的徽剧表演者,朝夕练基本功,千百遍地寻找探究,识别艺术上的精粗美恶,又能从戏曲史、各类传奇剧中,找到艺术真正的形象。[6]144这些徽剧表演艺术家的习艺过程与表演经历都表明了对静态知识与动态知识的记忆与体会才是学习、传承徽剧艺术不可缺少的基本规律。只有动静结合,在学习音乐知识过程中充分运用多种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并且调动表现者的多种感官,积极参与动静结合而充满多种思维方式的音乐知识的建构过程,才能真正了解音乐知识的内涵和意义。

(2)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安装监控摄像头共106个,东北虎园东北门、西北门各有1个监控摄像头,运行状况良好。由此可见,假若动物园工作人员随时查看监控录像,应该可以及时发现危险的发生并且采取措施。

二、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合力凝聚成徽剧音乐的课程内涵

“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的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如果我们将前一种知识成为显性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后一种知识成为缄默知识。我们可以说我们一直隐隐约约的知道我们确实拥有显性的知识。”[7]223依据波兰尼的划分法,人类音乐知识也应该分为显性与隐性知识,显性音乐知识是通过听觉、视觉来感受到音乐知识,如乐谱、曲目、动作、表演程式等。隐性知识包含用情感、直觉、顿悟等非理性因素体会到的音乐知识,这类音乐知识无法用文字符号呈现出来,只能借用一定的问题或任务或一定文化传统中人们分享的概念符号表现出来。在徽剧戏曲中,从对一个好的徽剧演员的标准的设定就可以看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在舞台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潘之恒的《鸾啸小品》中,就有对“才、慧、致”三种演员技能的表述。所谓“才”即“美才”,“慧”即“智慧”,“致”为“闲致”,集“才、慧、致”于一身的演员才是好演员。“赋质清婉,指距纤利,辞气轻扬,才所尚也。”[8]146“才”所具备的是天赋,即“美才”;而“慧”则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合力作用的结果,“一目默记,一接神会,一隅旁通,慧所涵也”[8]146。默记的是显现的文字、乐谱、语言等知识,但仅是默记显性知识还不够,还要有隐性知识的作用,用“神会”、“旁通”去掌握音乐技巧等隐性知识;从而达到了“慧”,那么如何达到“致”呢?可以说完全依靠隐性知识的作用,“见猎而喜,将乘而荡,登场而从容合节,不知所以然,其致仙也,而杨能以其闲闲而为超超,此为致也”[8]147。这里的“喜、荡、从容、仙、闲闲、超超”都是对隐性知识的领悟和解读,即在紧张的状态下是绝对不能从容合节,不能真实、自然、妥当地表现出剧中角色的神态,而只有在隐性知识的引导下,仔细品味“闲闲”的状态,才能“纵横若有持,曼衍若有节”。在徽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不仅要有记忆、理解、联想、观察等对显性知识的掌握,还应该大力提倡对“思”“呼”“叹”“致”等隐性知识的体验与领会,因为只有体会到隐性知识的含义与魅力,才能真正感悟到徽剧之美,“先充分表演程式的客观规律,之后超越这种规律;深入到剧中人物寻找内在情感,然后在场上通过自我感受主观地表演出剧中人物角色。”[9]171

诸如徽剧一样的戏曲音乐知识有着极其丰富、极具个性的文化内涵,有着极为个性化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一起构成了结构庞大的戏曲音乐知识宝库。只有正确认识到这些特色鲜明、意义丰富的隐性知识在音乐产生、分享、传递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领会到传统音乐的意义所在。

理性思维是指有明确的思维方向,有充分的思维依据,能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思维。理性思维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强调程序性、方向性,即由观察逐渐上升为抽象、概括;其次强调对事物从现象到本质规律的把握与认识;再者强调用数理、逻辑、实验等科学实证方式求得对世界本质的认知。自十八世纪以来,理性思维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呈现出巨大的优势,也荡涤着人类精神世界,此时的理性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塑造着人类精神面貌,在工具理性的扫描下,艺术人文课程知识中的文化意蕴、人文内涵被抽离,只剩下一副副冰冷的逻辑框架、一堆僵化的文字符号,原本生气勃勃、意义跌显的音乐学习过程也被固化为僵化的、单调的知识传授过程。诚然,音乐艺术知识的生成过程不仅仅需要理性思维的参与,而且更需要直觉、顿悟、灵感、心领神会、神游等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参与。在中国戏剧、戏曲音乐知识生成的过程中,不难看出非理性思维方式与理性思维方式一样都占有重要地位,甚至非理性思维的作用还要超出理性思维。在徽州戏曲中,从戏曲表演到鉴赏,都对直觉感悟有着独特的见解。在明代著名戏曲评论家潘之恒对徽剧表演和鉴赏的评论中,就用了大量的笔触对徽剧、昆曲的艺术鉴赏活动中的“神”“气”“情”等“非理性”艺术过程作了描绘,其在《神合》一文中写道:“神何以观也?盖由剧而进于观也,合于化也!然则剧之合也,剧斯进已。会之者固难,而善观者尤鲜。余观剧数十年,而后发此论也。其少也,以技观进退步武,俯仰揖让,具其质尔。非得嘹亮之音,飞扬之气,不足以振之。乃其壮也,知审音而后中节合度者,可以观也。然质以格囿,声以调拘,不得其神,则色动者形离,目挑者情沮。微乎!微乎!生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显陈迹于乍见,幻天影于重光。非旃、孟之精通乎造化,安能悟世主而警凡夫?所谓以神求者以神告,不在声音笑貌之间。今垂老,乃以神遇。然神之所诣,亦有二途:以摩古者远志,以写生者近情。要之,知远者降而之近,知近者溯而远。非神不能合也。”[5]92在潘之恒的文献中,可以看到鉴赏徽剧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技观剧”,即欣赏外在的形象如身段、步伐、动作等,此时产生的是视觉上的感知与审美,即“看戏”;第二阶段是“以声观戏”,强调欣赏徽剧表演中演员的演唱是否合拍,即所谓“听戏”,追求音准、节奏、节拍、板式、快慢等音乐形态上的审美体验。在听戏过程中,听众达到了鉴赏的第二个阶段,但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阶段——赏戏,所谓“赏戏”就是如作者所说“以神观剧”,就是在看戏与听戏的基础上,调动自己的思想、精神去感知、顿悟,用大量的非理性的思维在演员创造的音乐形象中去联想、想象,“游于千古之上”,达到“神游”的境地。这里的“神游”即“造化”“悟”,即一连串的非理性思维模式,运用这些非理性思维模式去感受藏于演员舞台背后的“意义”,而对于意义的获得正是鉴赏戏曲、鉴赏明代徽剧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同样,如果要想真正传承徽剧,不仅要对看戏、听戏阶段中的艺术形象、音乐形态进行传承与保护,更要对鉴赏和表演徽剧中的“神合”阶段进行认真体味和探究,因为只有正确理解与深入体会“神合”“神游”等非理性思维方式,才能真正进入学习、领会徽剧知识的真谛。

三、用理性与非理性思维方式去理解徽剧音乐的文化意义

因此,学生选择的几个关键词,最好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者说是有意识地选择那些能够体现一个特点的关键词。我们教师指导学生写作的时候,首先要想想主题词的特征是什么,哪些关键词能展现这个特征,然后再去思考这些关键词有没有内容可写,这样作文自然有话可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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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学科交融生成对徽剧理解的两种智慧

在生态主义课程观看来,人类的知识是人类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互协作共同建构的。在横向协作和纵向积累的过程中,各种知识不断分化、综合、迁移和建构,共同完成了知识库的创建。在音乐知识库的建立上,这种宏大的协同作用体现为音乐与其他学科的高度融合,共同描绘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地图,共同塑造风格各异的音乐文化品种。如关于一首民歌知识库的建立,其表层知识标识为歌词、歌谱、唱腔、语言、乐器、形体动作等,如果仅仅掌握这些表层知识和外在技能则远远不够,还需要了解和掌握表层知识掩盖下的人文内涵——语言习惯、音调语韵和美学特色。所以从这点看来,音乐知识的建构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平面的,而是多维度、立体交叉的多种学科的交融,涉及到音乐与姊妹艺术学科、音乐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多学科交融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同参与,生成了音乐知识学习的两种“智慧”:一是科学智慧,一是艺术智慧。所谓“科学智慧”即是通过对符号、概念、名称、乐谱、文字、乐器等物质材料进行信息加工提炼,使理性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从而达成科学实证性智慧。“艺术智慧”则是在“科学智慧”的基础上,运用感悟、直觉等非理性思维对音乐的深层意义、终极关怀作更大维度上的把握和领会,最终达成对音乐知识的全方位建构。很显然,音乐教育就是在多学科综合作用下,对学生的知性、智性、理性、灵性等进行多维度的熏陶和育化,使之最终达成“艺术智慧”的生成。在对徽剧知识的传承过程中,既要有知识的传递与讲授,所谓“科学智慧”的锻造,也要有“艺术智慧”的熏陶与养成,即在对剧目的欣赏、排演、练习时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有情感升华,要有在学习徽剧唱腔、动作等过程中体会到戏曲表演的技巧与意义。

其实,从明代戏曲评论家对徽班传授戏曲知识与技能的记载中,就能发现正是在从“训其义”到“合其调”最后到“标其式”的过程中,徽剧艺术表演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传承模式,一代又一代的徽班弟子不断习得、体悟与训练,才使得徽班能在众多戏曲流派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第一阶段为“训其义”,即明代吴氏家班吴越石在排练与传授技艺时,做了精心的设计,“以名士训其义”,就是请著名的词曲师傅或词曲作家为演员们讲解剧本的故事情节和意义,使得演员们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从而为准确把握故事人物的性格特征奠定基础;第二阶段为“合其调”,即请来乐师依词谱曲,让演员们或弟子们用心揣摩曲谱、板式、节奏等音乐内涵;第三阶段为“标其式”,[5]76请表演名家规范表演程式,包括唱腔设计、舞台动作等关键环节,让演员们按照规定的程式既准确把握剧情、人物性格,又能创新地塑造戏剧人物性格。通过这三个环节,一系列诸如《牡丹亭》《西厢记》这样的角色才可能成功地转化为舞台艺术。在第一环节的“训其义”和第二环节“合其调”的传承过程中,即是对音乐要素的感知,对音乐意图、内在意义进行严格的科学理性认知与记忆过程,即形成了准确的、正确的“科学智慧”过程;在第三阶段“标其式”的过程中,对剧中人物的创新性塑造,不仅仅需求“科学智慧”的参与,更需要在排练过程中,不断揣摩人物性格、动作表现和唱腔设计,既要有规矩,又能突破陈规,创意地表演,而这恰恰又依靠“艺术智慧”的参与,才可能获得成功实现。由此可见,科学智慧与艺术智慧的相互参与才使得音乐知识的传递和创造性发展成为可能,只有在音乐知识的传递过程中,设计出综合性与协同性的课程体系,使得学生在知识传递的场域中获得科学智慧与艺术智慧,才能生发出文化自豪之情、树立文化自信,担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五、结语

从生态主义课程观的视角来看,徽剧音乐课程知识的产生与传递,不仅仅表现为静态知识的叠加,还表现在学习者不断领悟、感受、体验动态知识的过程之中,像徽剧一样的传统戏剧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既要强调学生对以概念、命题呈现出来的显性知识的把握,使得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得到充分锻炼达成科学智慧,更要调动多种感官对音乐作品中以顿悟、灵感、直觉等形式为特征的隐性知识进行深入探究和整体把握,放飞自己的非理性思维,进行大胆的艺术化建构,最终达成艺术智慧。生态主义课程观下的徽剧知识的生成与传承是一个显性知识与隐性意义相互交织的过程,只有准确地把握音乐艺术知识的协同性本质,才能进入传统音乐艺术的语境,真正体会、领悟到传统音乐的魅力,继而传承与创新传统音乐艺术。

[参 考 文 献]

[1] 钟启泉,张华.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布莱恩·巴克斯特,著.生态主义导论[M].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3] 李臣之.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试探.[J]教育科学,1999,(1).

[4] 靳玉乐,于泽元.后现代主义课程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5] 朱万曙.徽州戏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6] 周晓光.徽州文化史(明清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7] 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8] 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潘之恒曲话.[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9] 河炅心.潘之恒表演论之特殊性[C]//.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李劲松,罗可曼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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