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1895—1931）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二大至六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大、六大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曾主编《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是蔡和森赴俄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会议时，受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邀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所作的党史报告。学者称其为“一部开创性著作”［1］29，“是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中国国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部专著”［2］91，“中共党内最早的党史研究专著”［3］32。从中共党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对中共党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外界环境的稳定情况直接影响着测量精度和数据的可靠性。因此，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应尽可能控制好外界条件，避免外界干扰，建议采取的措施有：(1)避开卫星周期性的误差影响，选取信号强的时间段进行测量；(2)选取适宜的天气进行测量，降低气候变化、温差变化、大风大雨等天气对测量的影响；(3)使用稳定性强的电源进行设备供电，同时配备备用电源，谨防电源电压不稳对测量精度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一、初步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的研究目的、任务、对象

为什么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意义何在？中共党史研究什么内容？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探索和回答。

④湿地与尾水处理工程：利用生态湿地及稳定塘，将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尾水，通过生态处理，利用土壤、植物、水系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工程处理、净化，使尾水水质符合农田灌溉及淮河入海水道水功能区标准，部分用于周边农业灌溉，部分排入淮河入海水道。项目实施，可以有效改善白马湖周边水环境，在洪泽县白马湖周边农村面源污染实践中得到有效应用。

（一）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目的与任务

一般而言，历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主要在于总结经验，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也不例外，从根本上说，是总结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而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服务。

第二，加强自我认识，为党员提供精神动力。“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4］2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应该熟悉党的历史、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党的初心使命，知道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党，从而树立起坚定的信念，以党组织为依托，承担其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5］1。这是从党员个人来说，研究党史是为了自我认识，承担使命。

第一，总结经验教训，为党的活动提供资鉴。蔡和森指出“同志们离国久了”，“关于党及党的内部情形，一定很少知道的”，而我们要进行革命，就必须“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4］1。研究党史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以史为鉴。通过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及国际形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为建设和改革道路提供指导和借鉴。所以，无论离国在外的同志还是国内的同志，都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第三，坚定理想信念，抵制错误思想。研究中共党史还在于教育党员自觉同反动的思想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因为“军阀的走狗”及“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合法性“所造的谣言和污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党员对于党的产生背景统统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深刻的了解的”［4］2，实事求是地分析党成立的背景及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从思想上纯洁我们的党，坚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功提供思想保障。

从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党史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即为革命服务，而不仅仅是为学术而研究。这也说明中共党史是一门政治性、现实性极强的学科，脱离现实的纯粹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二）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

蔡和森指出，中共党史学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以及党“发展的道路是怎样”［4］2，也就是说要把党的发展状况、发展程度和发展道路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在五年中间已能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由经济的争斗走到政治的争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又走到一般的争斗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的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了”［4］1－2。这就是说，应该把党成立后进行的革命斗争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历史可以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二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也应纳入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中。

伴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及相关通信技术的不断快速发展与提升，原有的资产管理系统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而有效地将移动终端设备与互联网相互连接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

蔡和森在《总结论》中对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总结：“第一，说明了党成立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第二，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第三，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4］65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及其经验和党领导革命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党组织的成立与发展、党的内部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以及党的理论、政策和策略都属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范畴。其中，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是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党史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

二、奠定了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方法

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科学的方法，对中共党史展开论述的。其所采用的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奠定了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方法。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作为最早的党史专著，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进行了客观地梳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和历史使命，论述了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和当时社会状况。

（一）历史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它要求以阶级的观点来观察社会、分析历史。蔡和森在对中共党史的论述中广泛的采用了阶级分析法，并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如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的分析，蔡和森说：“要明白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不仅明白其政治的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他在对旧中国的地主和封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阶级属性及其革命态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阶级的出现“对于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无新的阶级之发生，则中国政治的变化仍不过是中国过去历史上政治变动而已”。［4］10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好的“组织”“政策”和“领导阶级”，从而自然而然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4］14。再如，蔡和森对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态度的分析也采用了阶级分析法，尤其是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论述，注重从其阶级属性及与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来切入，深入而独到。另外，在对中国国内人们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对国民党性质等的分析上，蔡和森也采用了阶级分析法。

（二）阶级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曾指出，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6］400。蔡和森作为党史研究的开拓者，明确提出并较早使用了这一样方法。他指出，同志们要明白党的发展阶段、发展程度和发展道路，“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即要尊重历史事实，不杜撰和臆造，要把党自身状况及其所从事的活动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如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就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出发，深入分析当时政治、经济、阶级以及国际形势，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陈独秀几个野心家的意志所塑造的，或者以为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4］2。这一方法对当前及今后中共党史学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比较研究法

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还广泛地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其中有同类或同性质的比较，即类比。如通过对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的产生进行比较，指出19世纪末俄国民粹派“指导革命的方法就不行了”，“不相信群众”，“客观上已要求有新党用新方法（科学方法）以团结各种群众力量了”。而这新党就是“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工党）”。“中国在‘五四’时亦然，国民党老了，快要死了，其方法、政纲与社会革命党差不多”，“在客观上已需要无产阶级的政党来指导革命”。［4］16再如，对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之时的党内精神状况，也是在与第一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比较中进行论述的。

还有不同类或不同性质的比较，即对比。如对新旧阶段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比较，以鸦片战争时的广东平英团、义和团运动与五四运动为例，广东平英团、义和团运动是“广大的破产农民运动，而知识阶级是落后的”，“可是‘五四’运动则为学生运动，而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即参加者的范围扩大了，并且有了知识阶级的参加。同时，蔡和森指出“此次运动的方法与以前亦已不相同了，以前为迷信式的，原始式的，现已开始采用宣传煽动组织群众的方法，以便各阶级反帝国主义了”［4］14。这就通过比较的方法明确地揭示了新旧阶段的群众运动的主体、指导和方法的不同，使党员同志和各界人士非常深入、清晰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

三、客观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

齐白石有两句题画诗：“省却人间烦恼事，斜阳古树看鸦归。”老人屡次以此题画，也可见其对恬淡心境的追求。可惜人间烦恼事不是那么容易省却的。官本位、金本位文化的影响，常常叫人淡定不能。譬如深恶特权思想的家长们，也时常不自觉参与钻营，只因为怕孩子“遭遇不公”。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及政治责任

蔡和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近代中国社会为背景，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经济、阶级、思想和组织条件。他指出：“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4］2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她的产生必然与产业的发展、产业工人数量的增加有关。一战后，中国产业工人数目“多起来了，若是与全国人口比较看来，仍是很少的，可是在工人发展史上，这个数目已是很大了”。工人阶级发展的“第二种现象，即是有自然的罢工运动”。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的工人状况已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了有行动”，直到“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4］3－5，说明工人阶级已经由自在的阶级上升到自为的阶级。这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

同时，蔡和森认为，这种上升又伴随着人们思想倾向的转变，“民主主义和实验主义亦令人失望了”，“‘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4］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转播并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除了以上的客观条件以外，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还离不开先进分子的形成，即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接受并自觉地将之与工农相结合。

要想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或历史使命，必须“先将中国的政治环境和阶级的势力分析一下”。即首先要认清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所以“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4］9－10。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但现实的环境是民主革命任务迫在眉睫，是关系民族生存和发展最迫切和最首要的问题。同时，“要明白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4］10。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小，“五四”运动中，“国民党站在以外不闻不问”，致使“这个革命的高潮竟然脱离了过去指导过革命的政党”，这有力的证明“国民党又不能领导革命了”，从而在客观上“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4］15，17，来领导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并去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这一历史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蔡和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分析中，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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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党的重要会议为线索，阐明党的早期工作及路线、政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蔡和森正在法国，故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写于中共四大之后，书中对党的早期历史的阐述主要是以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和两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为主要线索。

关于中共早期的工作及政策，蔡和森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始的工作范围就是无限的，不仅领导工人运动，而且领导学生以及其他被压迫的民族革命争斗”，而且这些工作“不是以量取胜的”［4］18－19。主要表现在宣传、组织和运动上，如成立人民出版社，发行《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等刊物，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青年团以及各行业的工会，召开全国劳动大会；领导工人运动，如五卅运动等。党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国共合作后“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工人运动新的责任”“农民问题”“党与团的关系”，并且指出“工人运动保留其独立的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基础，同时工人加入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我们唯一的工作是国民革命之宣传组织工作”，“组织工人是我们唯一的责任”［4］46－47。这不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而且明确提出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责任。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没有注意到武装斗争和领导权问题，但在国共合作之初仍然为党内同志指明了工作的方向，而且保留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第一，对党成立初期内部思想状况的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能够成为同质的先进分子，非有长时期的争斗以训练不可”，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分子当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同质的先进分子，纯粹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是有两派“暂时的”同盟者：“无政府主义派”和“中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即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4］22－24，他们起初是我们做政治斗争的同盟者，但后来站在了党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同盟者的同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同错误思想和倾向做斗争。最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抛弃了他们的主张，或者直接“成为我们的同志了”，如“区声白让步了，黄凌霜（现在美国）到俄国给仲甫信，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了”，而对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现在党已经制胜他们了，他们已退出去了”［4］24，28。

蔡和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还着重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争论点在于“联合战线问题”“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和“是否保持产业工人”三个方面［4］42。最后，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议决案，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到四大时党在对形势的认识和政策方面已经变得成熟起来，突出表现在对民族革命的议决案中。这个议决案不仅分析了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趋向，而且指出了无产阶级的特性及其在民族革命中的使命，即“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所以带有世界性的特性，”从而说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东方的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有一共同的目的，都是推倒帝国主义”［4］54。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的提出民族革命的纲领。

四、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经验教训

蔡和森在客观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基础上，对党内早期的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以及党在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为后来深刻总结党在早期斗争的经验教训奠定了基础。

采用自制护理质量评分标准评定两组护理质量，主要包括包装质量、消毒质量、收回及时度、供给及时度几方面，得分越高证明护理质量越高[2] 。

2.把好引种和繁殖关。一是在引进种兔时，要做好引种计划，应到有种兔经营许可证的正规种兔场引种，不可到疫区特别是患有兔球虫病严重的或饲养管理条件较差的种兔场引种；选种时应选择外貌符合该品种特征，系谱档案资料齐全，精神良好，行走姿势正确，耳朵转动灵活，被毛光洁，毛短齐密，无皮肤病等的种兔，种兔年龄应选择4～5月龄的青年兔。二是在配种繁殖时，要做好配种繁殖计划，配种时间宜选在1～4月份、8～12月份等阶段，气温较高时应安排在早晨和夜间的8～10点，气温低时可在上午9～10点或在晚上7～9点，配种时期还应避开高温多雨季节；此外，配种前最好先对种兔的粪便进行检测，患有球虫病的种兔不得用于配种繁殖。

（一）深刻分析党内早期的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

中国共产党此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组织工人上，所以对待工人阶级及其运动的政策是党的政策的重点。二七罢工前，工人运动处于勃兴时期，而且工人阶级此时也开始了立法运动，开展立法运动的目的在于“引导劳动运动到政治争斗上来”，“对付工贼”，保证工人运动的顺利进行。因为“职工会是不能永久存在于秘密状况下”，要扩大影响必须进行正面的活动。这时，党的“职工运动的政策：第一是极力在北方组织工会；第二是引导劳动运动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4］30。因此，党在此时期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并引导其运动走向政治的争斗。二七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暂时进入低潮，“这时中央的政策：第一，保存各地工人阶级的势力；第二，在京汉路迅速进行秘密的组织；第三，在政治上极力进行反直系大运动”［4］41，这时党的政策重点又转向保存实力、秘密组织。从二七前后党对工人运动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政策是根据实际形势的变化而适时地作出调整。但有一点不变，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发动民众的力量坚持革命。

对于国有企业来讲，一定要把企业产权的边界划分清楚明了，这样一来会使得企业对利润的分配更加合理科学，提高企业的资本利用率。此外还要注重塑造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之间的信用契约关系稳固坚定，进而形成对企业产生一种牵制作用。

第二，对二大后党内部的生活状况的论述。蔡和森明确阐述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与党发生分歧及最终脱离党的过程，毫不避讳地指出“第二次大会后所发生的小组织问题”，“第二次大会活动分子被选，自然的党内分了派别的观念”，而且严肃批评西湖会议上把小组织问题解释为“偶然在表面上表现，完全没有别的倾向”的错误。小组织问题发生除了具体主张的不同之外，主要由于一些同志“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攻击同志”。另外，还有广东的党部问题（即陈公博的分裂，“自觉的作陈炯明的工具”），因其“完全是根本政策问题”，所以党中央的态度是“宁肯失掉广东党部，也必须严格向广东党部的叛逆行为争斗”，“我们的党能成为一个行动的党，真正的党，这就是由于不断的争斗而形成及得来的”［4］38－40，在此，蔡和森较早地注意到了党内斗争的存在，并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性质及党应该采取的策略。

第三，对第三次大会上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争论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政策受到过“左”右倾的影响。蔡和森提出了党在联合战线问题、党的地位和独立工作、是否保持产业工人三个方面的分歧，批评了“左”的和右的错误。首先，指出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和质量都很少，党只能做经济争斗，而不能做政治争斗和宣传共产主义，只能集中势力于国民党的观点。说明这是“把工人的势力看轻”，“把资产阶级看作领导者”，认为“共产党没有不要紧”，这种观点是“右倾的结果”。同时，也批评了“左”的消极倾向：“怕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之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站在被动的地位”，“等孙中山左倾然后再加入，而忘却支配国民党的责任”［4］43。从中可以看出，蔡和森在当时就注意到并正确指出与国民党合作时党的独立性问题和坚持民族联合战线的问题，以及其二者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党内同志认清形势，正确地开展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二）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走的是一条崭新的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靠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在党的早期就有鲜明的体现。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总结早期工人运动的规律和策略。对中共成立之前的革命运动，蔡和森从近代中国各阶级势力的分析出发，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亦即是缺乏有很好组织、很好政策的阶级势力”［4］14，而这个势力就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对中共成立之后的经验总结则主要表现在对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上，他认为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是：“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就是说，工人阶级不能“孤军奋斗”，要结成联合战线，要“有一很正确的政策，即是对国民党之联合政策”［4］41，44。蔡和森在这里初步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第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雏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马克思主义是普遍、一般的原理，而各国都有特殊的国情，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万能的教条，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且“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4］21。蔡和森指出，在各国的斗争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坚持其“精神”即其基本原理和根本方法的指导，以其“精神”来作为我们政策和组织的理论依据。同时，以实际情况作为客观依据，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也就是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说明，蔡和森在党内很早地就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雏形。

第三，提出要重视党的理论和政策。“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有了革命的正确策略才能完成革命责任”［4］20－21，53。中国共产党要想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政策。而“党的理论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4］21－22。其实，不独理论，我们的政策也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才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在论述中共四大的意义时，蔡和森就指出此时“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正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此时党的政策也因此“走到行动的时期了，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4］57。由此可见，理论和政策是党能否领导民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并实现最终目标的关键步骤，党必须十分重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

蔡和森是党内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著名的理论家，其《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作为党内早期的党史专著，对中共党史学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其中很多论述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这说明党内对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不仅起步早，而且起点很高。这样一种高起点、具有前瞻性的理论研究，不但为此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也为今天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张静如．中共党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 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3］ 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4］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