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建立至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初“钱几废已”，满面萧条，随着统治者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自耕农经济逐步复苏，社会是以由乱入治，民风也较为淳朴保守。明初习朴尚简的社会风貌在明代各地方志多有记载，如安徽颍州，“性率真直，贱商务农，尚气安愚……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质而不华，直而不绞”（明正德颍州志卷一·风俗）。［1］湖北应山县，“其民好文多学者，其俗善良不争，纯静易治……多信厚而知廉耻，其民秀而文，其俗朴而简”（明嘉靖应山县志卷上·风俗）。［1］可见整个社会心理的收缩。

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生产力已达至一个较高水平，贸易经济繁荣。顾炎武称杭州“皆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2］61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言“贾人几遍天下”。［2］81与之相应，是时社会风尚大变，商贾气习风靡，讲奢从艳盛行，“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2］228以商贾、工匠、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壮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新奇、生动的时代气息，松动的社会秩序使得各阶层之间的交流互动大为频繁，士大夫文人混迹于市井酒肆、勾栏瓦舍之间，受到都市文化、市民情调的濡染熏陶，其文学观念、审美趣味、气质观念渐渐由雅入俗，传统的儒家人格精神、文化观念遭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向来被正统文学视为琐屑之言、小道末学的小说，在明中后叶这个精神动荡、个性自由、富于艺术精神的年代里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

孔子强调士本于“道”，是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士”文化起于儒家。［3］117儒家经典实质上是一套关于“士”的学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4］157孔子对士的要求主要有二，一即“行己有耻”，二是“不辱君命”，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才基本符合“士”的素质。所谓“行己有耻”，即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儒家的伦理道德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这是对“士”精神层面的要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士的技能标准，士于国家负有责任，其才能足以定国安邦。以下所要谈的，主要是与小说相关的士的思想层面，《论语·述而》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4］76这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

首先是“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士文化的本质。“仁”有不同的内涵，可以是仁者，可以是仁德，也可以是仁行，孔子言：“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4］206这里的“仁”指的是仁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具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仁德就可以称为仁者了，这五种仁德具体体现在仁行上，因此，这句话具有三位一体的效果。“恭”字在《论语》中出现了十几次，“恭”即恭敬，自尊和尊重他人是“恭”的首义；其次是指仪态上的庄重，《论语·述而》言：“恭而安”［4］88，即庄严安详，不应陷于威慑或是谄媚；“恭而无礼则劳”［4］90，“恭”的行为要协之以礼，要合乎礼制、情势，如此才能远离耻辱；“恭”亦指温和、恭敬的容貌态度，所谓“居处恭”、“貌思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宽”即宽厚，《阳货》和《尧曰》篇都提到了“宽则得众”，待人宽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信”即诚信，“谨而信”、“言而有信”、“主忠信”等都强调了“信”于知识分子价值建构的重要性，诚实才会得到他人的信任和任用。“敏”即聪慧勤奋，如此才能做出功绩，《论语》中有多处提到“言”与“行”的关系，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可见“敏”主要是种实干精神，而非人际上的敏感。“惠”即施以恩惠，君子“惠而不费”，在人民能够得到好处的地方给民以利，而自己无所耗费，关键时刻又能召唤大众，得到人民的支持。“仁”是知识分子按照“德”的标准自立的基础。

与“仁”一脉相承的是家国天下的责任意识。孔子定义“士”以“道”为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可见“任”在古代知识分子日常生活、思想世界中的重要性。“道”是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传承的人生理想、社会目标、道德追求和价值尺度。按照余英时的说法，“道”即诗书礼乐的传统，是士文化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活动目标。［3］118士以大任加身，故有极强的责任意识，古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取向主要有两种，一是李白式的“忧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是盛唐气象的写照，是所有初出茅庐者的人生理想；另一种是以杜甫为代表的“忧民”，这在社会黑暗、政治腐化时期更为常见。杜甫晚年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但仍心系“黎元”，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文学艺术具有宣泄和心理补偿功能，诗人对身处当下而无能为力的现象极为不满，钻进自己创造的幻境中求得庇护，可见诗人强大的情感意识。

姚杨[21]等采用神经网络对冬季运行的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的压缩机特性进行了模拟。将该压缩机模型与室内外换热器模型、电子膨胀阀模型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便可组成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模型，用于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运行工况的模拟与分析。

“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一有益。”［6］887古代小说演绎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等绝对伦理矛盾的冲突，其叙事的终极目的不在于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不在于街谈巷议，也不是讲故事，而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世给他人”，［8］5－6以善恶分明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伦理诉求，其实就是“诗教”。这种书名、回目以及楔子中的伦理穿插是叙述者公开介入，实现教化意图的方式之一。

明代历史小说的作者（包括参与者）构成情形复杂，主要有三类：一是小说发展初期，通俗文坛是由书坊主及其雇用的下层文人主持的。明代历史小说中，除作者已不可考的外，大部分出自书坊主之手。书坊主不同于一般的商人，而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的文人，“昔大木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遍览群书，涉猎诸史”［6］973；余象斗出身于建阳余氏刻录世家，据陈国军《余象斗生平事迹考补》一文可知，余象斗家族殷实，其祖父造清修寺以为“子孙讲学之所”、“印书藏板之地”，购良田“为子孙讲学之资，宾兴之费”，余象斗自幼读书于家庙，以儒为业，因年少嗜堪舆之学，故未取得功名。

忠义是中国传统行为伦理规范的重要方面，其主要意义在“忠”字上。《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叙述行为一直以来被当作叙述者主忠惩逆的力证，修髯子称“忠烈赤心扶正统，奸回白首弄威权。须知善恶当师戒，遗臭流芳亿万年。”［6］889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拥护忠义，贬斥奸佞，但蜀汉覆灭的历史结局颇令读者惋惜不满。《三国志后传》的问世可以说是弥补了《三国演义》留下的缺憾，其序称陈寿的《三国志》虽依照史实，而正统不明，小说情节多为虚构，目的就在于“解世间一时之通畅”。“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6］936作者写作的原因只是想为蜀汉政权讨个说法，不惜改变历史事实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激发忠义，惩创叛逆的济世情怀得以彰显。《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以记岳飞之事为主，叙称“日星有晦明，而忠义无晦明也；河岳有变迁，而忠义无变迁也”［6］981，赞扬岳飞的忠义勇略，宣扬忠义之节。《隋史遗文》序称“忠荩者亟为褒嘉，奸回者亟为诛摈……无往非昭好去恶，提醒颛蒙，原不欲同图己也”［6］957，对忠贤节义的推崇是明代历史小说隐含作者的特质之一，作者认为其写作目的在于警示世人，而非利己，可见其化民成俗的苦心。

具体而言，基于人的技术运用由以下方面构成。第一，个体的风险意识将形成职务犯罪调查中的决策技术。第二，个体的知识体系将形成传统的调查技术，如调查谋略技术的形成与运用。第三，个体的调查阅历将会作为经验而传承，如调查措施中的细节问题，调查讯问中的心理分析等等。第四，个体本身、交际范围与社会运行将会促进调查技术的社会化展开，如调查中的线人技术，就需要调查机关在布控线人时要兼顾线人的选建、线人的职业、性格、社会关系、背景，线人技术的前期社会效果以及线人制度的最终调查效果等因素。

书坊主作为商人，其编创小说的直接动机是牟利，同时，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意识到自己作为小知识分子的责任。余邵鱼在《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说，《列国志传》：“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又俱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善则知劝，恶则知戒”［6］861。余邵鱼保持了知识分子对经史的敬畏和谦卑之心，其写作遵循历史传统，非捕风捉影，有致敬的意图。他明确自己的写作目的有普及经传教旨的成分，劝善惩恶以“安民”，也就是一种自觉的“传道”。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义所由作也。”［6］878－879他同样强调讲史小说的功能在于“教民”，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引导大众探索历史之义，激发志向。可见，这些书坊主注意到了知识分子文化行为的义理性，其确定自身道德义务的同时也深谙社会根本的忠孝节义的传统文化心理，长期以来以道自尊的思维方式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的某种积淀，其或以寄寓迎合时势的教化苦心，施民以惠来缓和以商为业这种形式上的反叛而实现慰藉。

其二，不少知名的文人墨客、社会权贵应书坊主之邀，以撰写序跋的方式给小说打广告，抬高小说身价，他们也由此成为明代历史小说的参与者。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称：“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但“文不能通，而俗可通”［6］883，《两汉演义》如是，这是号召“以俗通雅”、“以小见大”的典型的知识性广告。林瀚为《隋唐志传》作序，认为小说是为了“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称自己“颇好是书，不计年劳，抄录成帙”［6］949，利用“名人效应”为小说摇旗呐喊，此外还有陈继儒、徐如翰等政治官员参与到小说的制作中。当然，这种广告性质的“名流体”有些为书坊主假托，但也造成了事实影响，小说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些正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作的序跋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小说的通俗化教学目的，他们把小说当作把握经史教义的一种轻松活泼的方式，其之所以答应书坊主的请求，撇开利益不谈，既是对作者的聪慧勤奋的肯定，也是对这种寓教于乐的用心和才能的感动、赞赏，也有出自裨益愚夫愚妇的知识分子的善心。通俗小说盛行之初，传统文人还过于扭捏、自命清高、宥于偏见、不屑为此，士大夫们或感受到了某些小说的良知用心，这种作序跋的方式未必不是其间接的有心参与，为其自以为高尚的自我修养找到一点用武之地，满足一下高远的自我期待。

其三是以钟惺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创编小说。钟惺是明后期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批评家，“竟陵派”的领袖之一，他与谭元春一起评作《诗归》，名盛一时。钟惺作《混唐后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事虽荒唐，然亦非无因，安知冥冥之中不亦有账簿，登记此类以待销算也？”［6］965－966作为明后期的知识分子，钟惺的小说观念较前有所发展，作者明显认识到自己的创作方法，他不拘泥于正史记载，而是博采各种野史逸事加以润色加工。他不要求一字一句的真实性，而旨在呈现一种道德伦理上的真实，一种更广泛、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理真实，这种事理上的真实在钟惺看来是一种因果循环，是正与负的终极较量，是忠义与叛逆的博弈，而一切是非善恶都将成为历史，终有销算，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命题由是凸显。从这个意义而言，钟惺表达了一个明末世俗知识分子的高度自觉，他对自己的写作足够坦诚，没有打出经史的幌子，而直接以“账簿”二字解释说明，如果说书坊主编写小说，士大夫序跋都具有繁杂的自我意识，钟惺的启发意图相对来说则是比较纯粹的。

明代历史小说的作者主要是由书坊主、下层士人和社会名流等多类文人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当然，有些小说作者是打着“道”的旗号来赚钱，明代很多文人满口仁义道德，但其现实行为却恶迹斑斑，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在基层才能有那么大的市场，但这并不妨碍对已有的文化良知的肯定。知识分子的诗书礼乐传统在这些小说作者身上基本上是以“慕史学经”和“有裨风化”的特点标示，这些文化作者知识分子身份里的自我期待在商业的参与下，自我表达的需求更为强烈，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商贩或是纯粹的鬻文卖字，其知识分子修养使其有出自本能的济世情怀。且客观上，明末“道”日益式微，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遭到猛烈冲击，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遭到严重挫败。这一挫伤反而激起了是时儒家世俗化知识分子潜在的道德情怀、社会理想，其作为正统伦理文化的流动媒介，以盈利的文化程式做出了自我安慰式的道德实践，以符合大众固有的接受模式使深层次的经史教义成为读者的接受对象。接受活动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读者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是对自身存在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由此，明代历史小说的社会功能得到彰显。

二、小说叙事的伦理诉求

古代小说中，叙述者为了营造“羽翼信史而不违”的伪客观假象，通常不会直接在文本中抛头露面，而是以非叙事话语发声，因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程式使我们明白诗是诗，文是文，诗不在叙述情节链之内”［9］55。诗词评点是叙述者表达态度意见一种公开的、习以为常的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小说特色的批评方式。叙述者以一种处于故事之外，总览故事各种细节隐秘的全知视角，对所叙述的事件进行盖棺定论式的伦理总结，叙述者社会道德代言人的身份使读者相信其伦理判断的权威性，参与到他的道德意识当中，这方便了叙述者伦理诉求的表达。书名、回目以及楔子的伦理介入可以看成是一种事先预叙，事先预叙和事后评点前后相应，基本上是不给对立的伦理理想任何反击机会的。

（一）书名、回目与楔子

历史小说作为裨益风化的文化模式，或以核心人物组织故事情节，或通过事件刻画人物群像来传输意识形态，人物作为文本价值的核心载体在小说命名之时就有凸显，如《英烈传》、《杨家将演义》、《隋炀帝艳史》、《于少保萃忠全传》、《辽海丹忠录》、《岳武穆精忠传》等，作者在书名中就以褒贬之语把主要人物及其精神面貌事先指点出来，用“英烈”、“忠”等赞美正面人物，以“艳”讽刺隋炀帝的荒淫亡国，暗示了小说叙述的伦理诉求，可谓主题先行。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农垦事业发展也进入新阶段，迎来新机遇。“两个3年”任务的完成，意味着农垦系统将逐步告别“四不像”，轻装上阵，真正开启向现代化农业企业转型的征程。过去已去，未来正来。期待农垦系统在新的一年，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发展，紧紧围绕农业现代化发展这条主线奋力拼搏，担负起国家队、示范区、排头兵和稳定器的职责使命，发挥更切合时代需要的农垦作用、农垦精神。

《英烈传》每回开头都用一首诗作楔子，大部分寓含有道德判断。如第十三回开头有“知应天上真龙出，是处纵横神鬼惊”一句；第四十七回称“耿耿帝星天有定，茫茫尘事世谁均。算来都是黄河水，尽向东头溟海倾”；第五十七回有“国有忠良家有孝，留将青史仰巍巍”一句，这些诗词的说教意味很浓，并非单一地为统治阶级正名。《隋炀帝艳史》开头的楔子可以说全是一首首道德证词，第三回“何代枭雄能不死，谁家富贵得长随。兴亡历历皆堪数，只有奸人当不知”。［7］19第六回：“从来戾气最难消，官大功高色便骄。任是到头膏鼎镬，眼前且作小人豪。”［7］43第十九回开头有词《意难忘》曰：“世事浮沤，叹年华迅速，逝水东流。荣华能几日，鬓发不禁秋。”［7］147发出“天地一蜉蝣”的感慨。通过这些诗词，叙述者不单只是就事论事，而是以后来人的身份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总结得出的普遍性的人生教义。

“‘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已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3］126由孔子发起的自我修养的观点倡议，至孟子发展成为“知言养气”的道德学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5］57“言”即言辞，“气”即道德修养，精神状态，“知言”与“养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知言的能力扎根于养气之中，只有不断提高自我修养，提升思想认识，辨析言辞的能力才会提高，同时，浩然之气充沛，言辞更为铿锵有力。“养浩然之气”，即要培养一种正气昂扬的精神状态，必须长期坚持道德修养，日积月累，这是知识分子向内对自己的要求。孔子认为自我修养的目的有三，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修身的具体所指在于自我与他人，对内名为“修身”，对外实为“济世”。对一般百姓而言，受其文化程度的限制，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以“布道者”的身份宣扬“道”的教益、启迪民智、教化民众，孔子创办私学是布道的首次尝试，如此，知识分子主客观上都做出了最大限度的道德实践。

学生在作答时丢分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不知道应该使用哪些知识点来解决问题。如上题中的第（3）小题，题目设问水稻籽粒细胞中pH基本稳定的原因，如果学生未能联系内环境稳态维持pH稳定的机制，则无法准确回答问题。

（二）诗词评点

《残唐五代史演义》第二十回黄巢自刎，黄勉贪求富贵，谎称自己斩得首级来献唐将，却被晋王以败坏人伦之名斩首示众，逸狂诗曰：百岁人生草上霜，无端妄觊作君王。龙袍挂体殊尊贵，鸦谷捐身亦惨伤。血水逆流河涌涨，魂灵悲切日无光。早知黄屋居难久，何似林泉乐更长。”［11］210这更多的是从战争祸乱的角度视黄巢为叛逆，表达惩创的同时也慰以同情。也有诗讥黄勉：“黄勉全无叔侄情，怒将巢首献唐营，忘恩慕禄天垂鉴，立斩辕门大义明。”［11］210叙述者以诗对黄勉不忠不孝无恩无义的行为进行贬斥和嘲讽，此处读者完全能够自行把握道德判断而不需要叙述者介入，但韵语式的小结能够增强读者的接受效果。

《杨家将演义》第十八回杨业克死李陵碑，一命归尘，静轩有诗叹曰：“矢尽兵亡战力摧，陈家谷口马难回。李陵碑下成大节，千古行人为感悲”。［10］66第十九回杨七郎万箭穿身，见者无不哀感，后人有诗叹曰：“万马军前建大功，斩坚入阵见英雄。如何未遂平生志，反致亡躯乱箭中？”［10］67以诗表达对历史忠义的哀悼。第二十三回杨六郎连收三员勇将，有诗赞曰：“天下英雄角逐秋，一时豪杰总归投。三关兵马中原盛，威震番庭志气酬。”［10］85对英雄的赞赏追慕、民族意气溢于言表。

诗歌在中国文化中的层次地位远高于其他文学样式，赵毅衡认为，诗歌作为文体，在中国文化的文类等级中，其“真理价值”远远高过叙述流本身所使用的白话散文［9］55。以诗词评论，叙述者叙事的可靠性大为增强。如此，明代历史小说的作者在书中大量频繁地采用“有诗为证”、“有词为证”、“正是”等诗词韵语，运用诗歌的形式进行伦理介入。

《三国演义》中，刘备作为汉室忠臣、仁义君子备受叙述者推崇，各种评论将其塑造成仁义道德、智勇双全的典范。第六卷“刘玄德古城聚义”，刘关张三兄弟重聚，又添赵子龙一员虎将，诗曰：“今日君臣重聚义，正如龙虎会风云。”［12］279第十七卷“白帝城先主托孤”，有诗赞先主曰：“日暮乾坤易动摇，中山原有旧根苗。规模尽可绍光武，道德真堪比帝尧。势若苍龙离碧海，形如丹凤上青霄。老天若更留玄德，未许曹丕篡汉朝。”［12］819实为溢美之辞。反观曹操，第八卷“诸葛亮博望烧屯”直接将曹操和孔明来个对比讽刺：“直须惊碎曹瞒胆，初出芋庐第一功。”［12］386第八卷“诸葛亮火烧新野”，曹军大败，史官赞曰：“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汉川……惟有卧龙施妙策，神机全在火功篇。”［12］398叙述者对曹操的负面描写略显刻薄，把他抑塑成“奸绝”的艺术典型。在诗评的指引下，读者很容易看出叙述者坚定的“拥刘反曹”倾向，体会到叙事背后的伦理立场。

此外，明代讲史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使其回目也成为叙述者公开引导的手段之一。《英烈传》第一回“元顺帝荒淫失政”即指出元末无道，第四回“真命主应瑞濠梁”点明了主人公明太祖是在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中，以“天命所归”的驱使登场亮相。《于少保萃忠全传》的回目多次提及“忠义”、“奸恶”等善恶冲突的字眼，如第六传“莅广东备陈瑶疏按江西鞠明奸恶”，第九传“叱庶人骤升三品 旌义叟全活万民”，第十一传“戮淫僧救全少妇 矜老媪规劝贤王”，第二十八传“神卜幸邀元帅宠 忠臣得赐御医看”，第三十一传“逢相意诳上奏疏 吐丹忠亲写供状”，第三十二传“西市上屈杀忠臣 承天门忠魂觌诉”，第三十七传“孝子初上陈功疏 忠臣加祭赠褒封”等，叙述者已经做出了公开直接的评论。《隋炀帝艳史》的回目多用清丽莺婉之语，如“清夜”、“花荫”、“美女”、“辇花”、“迷楼”、“铜屏照艳”等，正是以冷艳繁华之语影射隋炀帝的骄奢淫逸以致身败名裂，寄寓“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的教化苦心。《混唐后传》第十四回“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竟同儿戏”、“大快人心”很明显是叙述者的声音，可见叙述者的价值判断。《杨家将演义》第十三回“李汉琼智胜番将 杨令公大破辽兵”、第二十六回“九妹女误陷幽州 杨延德大破番兵”、第三十一回“呼延赞途中遇救 杨郡马大破辽兵”，“番兵”、“大破”等字眼，表明叙述者忠义一体的伦理态度和民族立场。中国传统伦理系统里的各个条目往往是捏在一起，以一应多，不做区分对待，这是中国宗法制社会的特有产物。

明代历史小说中，作者的真实意图一般通过叙述者的声音，以公开介入的方式，在文本中明确表现出来，主要有两点。

三、隐含作者的济世情怀

隐含作者指隐含在某部具体小说中的作者形象，从接受角度而言，是“由读者从文本中建构的，是读者把握和理解作品的产物”［13］38。一般来讲，古代小说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是一致的，但就其意图伦理而言，前者侧重小说叙述的背后的伦理目的，后者侧重叙述本身表达出来的伦理内容。就明代历史小说而言，隐含作者的倾向性常见于小说的序跋或评论中，故事叙述中也有暗藏的体现。

（一）扬善去恶

“惩恶劝善”是春秋笔法的一个方面，也是传统伦理的天然诉求。善恶忠奸在传统小说的价值观念中往往是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明代历史小说在民族矛盾上一般以善恶区之，社会阶级矛盾上主要以忠逆辨别。爱国为“善”之大端，于世灿在《于少保萃忠全传》跋中称于谦“忠烈常昭，名垂万世”，［14］212痛恨奸臣陷良误国，其序称于谦生平事迹使“田夫野叟，粉黛笄祎，三尺童竖……悲泣感动，行且遍四方矣”［14］211，隐含作者具有鲜明强烈的爱憎取向。《英烈传》第三十三回，花云的婢女孙氏带花云之子花炜逃难，遇一老翁救之：“我是雷公之弟，神能通彻天地。怒追不孝不仁，喜救有仁有义。”［15］105此处杜撰可视为隐含作者的议论之语，同样是对善恶的褒贬。《隋炀帝艳史》序中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表明隐含作者的态度，面对客“不可为经”的质疑，作者坚持叙述的真理性，委蛇居士题辞曰：“其间描写情态，布置景物……以暗伤隋祀之绝，暗伤隋祀之绝，还以明彰世人之鉴见。”［6］951－952体现了小说振励世俗，大裨风教的愿望。

（二）赞忠毁佞

(4)河南省旅游经济网络的发育是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与旅游发展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通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有着较强的相关性，而邮电通信水平对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具有波动性。此外，旅游资源禀赋、固定资产投资、科研人员与专利申请等因素在旅游经济网络发育前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力在逐渐下降，而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信息流、人均GDP和区位指数等因素对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完善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三 ）悲天悯人

《残唐五代史演义》第五回“黄巢杀入长安城”，叙述者用一段韵语描绘战火中的唐宫，可视为隐含介入。其云：“黑漫漫征云笼凤阁，昏惨惨杀气绕龙楼。喊声滚滚，吓嫔妃急登罗帏；战鼓冬冬，惊彩女忙投锦帐。千秋池下，撇了些破甲残旗；万岁山前，丢了些折弓损箭。直杀得：绛绡楼下胭脂湿，白玉城边血浪翻。”［11］163“黑漫漫”、“昏惨惨”、“杀气”、“血浪翻”这些词反映了叙述者激愤的道德情绪，相对于忠义之辨，感时伤物的道德情怀于此处更为鲜明。第三十七回，晋王被王彦竜杀得大败，突然李存孝显圣，吓得彦竜坠马而死，“本阵军兵魂飞魄散，弃枪落刀，失盔抛甲，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11］261《杨家将演义》第四十二回宋军大破幽州，“杨六使亲提士卒入城，扫净番兵，杀得尸横街道，血满城壕”。［10］154这些叙述隐含了对战争的谴责，乱世人命犹如草芥，生的痛苦愈发突显。“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6］889，作者罗贯中揭露了战争给社会人民带来的浩劫，表达了对弱小生灵的深切悲悼。

由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质量诚信产品与服务质量明查暗访情况》显示：明查暗访共累计查访企业1662家，涉及行业22个，品牌278个，合格品牌235个，占调查总数的85%。经分析，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占30%，服务问题占36%，商业欺诈（质量诚信）占22%，价格问题占7%，虚假宣传占5%。[7]

（四）追慕仁德

《三国演义》之所以帝蜀寇魏，不仅出于宗法正统，更重要的是“仁德”。第九卷“刘玄德败走江陵”，因曹操紧逼，孔明欲弃樊城，刘备与百姓不忍相弃，“却说新野、樊城百姓听得大军只在后面，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江，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大恸日：‘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12］400。孔明又劝刘备弃百姓先行到江陵以避曹操，刘备涕泣：“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12］401表现了对战乱中苦难人民的怜惜。“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5］154，重民安民是明代历史小说的作者所共有的价值观念，许仲琳《封神演义》的道德评判与《三国》大同小异，都有抒发对仁德之君的追慕。

目前，各大高校转专业大概可以分为三类：零门槛转专业、在名额或成绩上放宽和在条件或途径上放宽；但浙江工业大学为全国高等院校开启先河—从2016年起全面放开转专业。那么，全面放开转专业这一政策是否可以行呢？

明代历史小说中也有对残暴政治的影射，《英烈传》第四十回明太祖误入庐山，被古雷音寺的和尚化缘，暗想：“和尚是不好惹的，见面就要化缘。我本无心到此，被他将茶果诓住，写上许多银子。若我日后登了大位，当杜此贪僧，灭尽佛教。”［15］127作为本朝人写本朝事、取悦皇帝、蛊惑人心之作，《英烈传》的价值目的就在于歌功颂德，但此段闲游事体很明显与小说的整体叙事基调有隔阂，是不妨碍文本基础情感节奏而单独独立出来的一个情节。由下文可知，叙述者其实是通过当事人的话语以反讽的形式进行政治隐喻，文本隐含的劝谕功能得以体现。

5号线站厅层与2号线站厅层均设在地下一层，并通过换乘厅及通道来连接。通过改造2号线站厅公共区，经换乘厅引出换乘通道进入5号线设备层，再进入站台层，以实现2号线到5号线的单向客流换乘。另外,将两线共用的出入口通道进行改造设计，在该出入口西侧设置5号线到2号线的单向换乘通道，该换乘通道及出入口施工方法为同期明挖。2—5换乘通道位于5号线Ⅱ号出入口通道的正下方，从2号线站厅接入5号线车站设备层(地下二层)，并通过单向楼扶梯进入5号线站台层实现换乘。

（五）世事感慨

《混唐后传》多有表达这一层面的伦理内容，如前文提到的第二十回黄巢身死，叙述者评论：“早知黄屋居难久，何似林泉乐更长”，于历史兴亡中抒发人生感慨，对人生安乐做出了一点思考。钟惺在自序中称正史为古今大账簿，杂记演义为小账簿，皆为对历史的登记销算，人生记录、是非功过昭然于世，以供后人评说，有春花秋月、逝水东流之感。《隋炀帝艳史》总评称“繁华富贵日，样样摄得，及至衰败时，便难为情”［6］955，隋炀帝作茧自缚，亦殊苦矣，时空置换下世事无常的感受尤为强烈，人生充满讽刺与虚空，有强大的生命落空之感。

伦理情怀是通过文本显示出来的某种价值取向，明代历史小说的价值体系由作者、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共同构建。小说作者知识分子身份中的儒家文化修养决定了文本的道德属性，而作为叙事行为的发出者，叙述者提前做好了不同伦理立场的对峙，并从叙述技巧上放大了所谓的正面形象的力量，对立的两种势力不具备公平的竞争力，叙述者已经作出了公开的价值判断，读者跟着叙述者的声音尾随其后，整个叙述活动其实就是对敌对力量的一次碾压，呈现出明确的教化意图。明代历史小说没有复杂难解的理论逻辑，作品叙述背后的隐含作者通过教化意图曲折表达出了非常明显的价值观念，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无论是历史演义还是英雄传奇，小说都表达了对凛凛正气的英雄本色的歌颂和赞扬，兄友弟恭、父子相亲的人伦物理更是不言而明。无论是对善恶忠奸的扬抑，对现实生命的关注，还是对仁义之君的求索，对宇宙人生的体悟，历史小说旨在以“精神伦理史”的面貌给读者以借鉴，隐含作者的济世情怀是以凸显。

［参 考 文 献］

［1］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1964．影印．

［2］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6］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 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10］ 熊大木．杨家将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 钟惺，罗贯中．混唐后传 残唐五代史演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12］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 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5］ 郭勋．英烈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