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位是指一个城市在国家或者区域城市体系中在政治、经济以及交通等方面的影响力与辐射力的一种体现。正如有学者认为，一个治所城郭（城市）的规模、形制，除了受行政等级的影响外，还受到历史、微观地形地貌、交通、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285城市地位往往随着国家行政区划的调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交通条件的变化而变迁。有明一代，凤阳因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得以设凤阳府，凤阳城是当时皖北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明清以来，凤阳城市地位发生变迁，由淮河流域首府逐渐成为一个普通的县城。目前，有关凤阳的研究主要涉及凤阳设府的原因探究、朱元璋出生地的考证、凤阳榷关的征税制度、凤阳民屯和移民等方面，①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国兆果：《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析明初凤阳府设置原因》，《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高洁：《明代凤阳府的设立原因考察》，《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王世华：《朱元璋出生地辨》，《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卞利：《朱元璋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廖声丰：《试论清代前期凤阳关的管理制度》，《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张忠民：《明洪武年间凤阳地区的民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曹树基：《洪武时期凤阳府的人口迁移》，《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等。对凤阳城市地位的历史变迁尚无专文研究。本文结合地方志和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对明清以来凤阳城市地位的变迁进行初步探究，请方家指正。

一、明初凤阳设府及其城市地位的提升

凤阳古为淮夷之地。春秋时期，在今临淮关镇附近建有钟离国，并筑有钟离城。秦统一后，钟离城属九江郡。西汉初，设钟离县。两汉时期，钟离县属九江郡。三国时，钟离县属魏。西晋时，属淮南郡。东晋时，分九江郡为九江、钟离二郡。南北朝时，钟离先后属北齐、陈、北周。隋唐时钟离改成豪州，后又改豪州为濠州。两宋时期，钟离县属淮南西路濠州。元朝时，钟离属河南行省安丰路濠州安抚司。元末农民起义军攻占濠州，1367年，朱元璋改濠州为临濠府。明洪武二年（1369），改钟离县为中立县，同时在濠州西南凤凰山南麓建中都。洪武三年（1370），因县城北临淮河，将中立县改为临淮县，这是临淮地名之始。洪武六年（1373），临濠府改为中立府，洪武七年中立府改名凤阳府，此时的凤阳府管辖寿州、邳州、徐州、宿州、颍州、息县、光州、六安、信阳9州，五河、怀远、中立、定远、蒙城、霍丘、英山、宿迁、睢宁、砀山、灵璧、颍上、泰和、固始、光山、丰县、沛县、萧县等18州县，［2］645范围涵盖今天的安徽省北部、河南省东南部、江苏省北部与西部。但是，由于管辖范围过大，一些州县距离府城较远，事务处理不便，同时也不利于中央对地方有效控制。于是，从洪武七年（1374）开始，一些州县逐渐从凤阳府划出，或归周边各府，或改为直隶州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如洪武十三年（1380），信阳州、光州划归邻近的汝宁府。此后一直到明末，凤阳府领五州、十三县，分别是颍州、泗州、宿州、寿州、毫州、凤阳县、临淮县、怀远县、定远县、五河县、虹县、霍邱县、蒙城县、盱眙县、天长县、灵璧县、颍上县、太和县，［3］156－158是淮河流域的首府。

濠州因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得以建为中都。后来中都虽未建成，但此地设凤阳府，其管辖范围之大，史无前例。这使凤阳成为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明末，并影响至清前期。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凤阳地理位置重要，利于控制江淮地区。凤阳“背涡口之曲流，望马丘之高澨，东连三吴，南引荆楚，钟离天险，建业肩髀，淮海内屏，东南枢辖，长淮横北，石梁环西，淮南一都会，北接中原，南通江淮，梁宋吴楚之卫，齐鲁汴洛之道，阻淮带山，为淮南之险”。［4］254这里也许有抬高、夸大凤阳地位的誉美之辞，但也充分说明凤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正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记载相印证：

刘家湾建造竹桥的竹材来自当地丰富的竹资源。竹桥是村里的第一个竹子项目，不仅示范了竹子可以用于建造桥梁，更重要的是为当地建造一个竹材储存库和保护中心，以储存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质量竹材。一旦竹材储存库建成，就可以加工制作其他竹制品，也可以将竹材销往其他不产竹子的地区，比如另一个项目的所在地——山东。山东缺少竹资源，刘家湾通过销售竹子缓解了贫困。是竹建筑将竹材的生产地与消费地连接起来，实现了双赢。

府西连汝、颍，东道楚、泗，为建业之肩背，中原之腰膂。春秋时，吴人观兵于淮上，遂能争长中原。及赵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地，楚东侵诸侯地至泗上……自秦之后，东南多故，起于淮泗间者，往往为天下雄。南北朝时，钟离常为重镇，岂非以据淮之中，形势便利，阻水带山，战守有资乎？自陈人失淮南，而江边卑小，遂无以抗中原。宋绍兴六年，刘豫寇淮西，朝议欲弃淮保江。张浚曰：“淮南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又曰“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游；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颍运道”。真氏曰：“有濠梁之遮蔽，则敌不得走历阳”。后魏邢峦曰：“钟离天险，盖以控扼淮滨，防守要重也”。又，长淮南北，土广田良，从来有事江淮者，耕屯其并兼之本欤！［5］996

由此看出，凤阳历来是江淮地区兵家必争之地，占据并巩固在此地的统治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设府，明政府可以有效加强对淮河流域控制，同时也提高了凤阳的城市地位。

二、正阳、临淮二关对凤阳城市经济地位的冲击

明朝初年，凤阳府因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也开始繁荣起来，一跃而成为安徽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淮河流域的首府。［6］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皖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发展很快，商品流通日益兴盛，为本地区商品输出提供了货源，同时也形成了本地区对于外地商品需求的市场。凤阳地处中原腹地，跨淮河两岸，地势平坦，河流众多，水陆交通便捷。水路方面，凤阳府北枕淮河，东滨洪泽湖，水运十分便利。淮河及其支流颍河、涡河、沱河等水路可上达河南周口、鹿邑等地，下游可经洪泽湖入江达海，可谓“五水交汇，皆通舟楫，为南北往来要衢”。［7］4陆路方面，隋唐时即有驿道连接南北交通，宋元时期在此设有多处驿站，交通便利。明清时期凤阳驿路，“北起灵璧交界起，南至王庄驿十里，又南至凤桥集六十里，渡淮水至西土壩，又南至红心驿六十里，又南五里交定远界，与淮水成直交”；“铺路则自府城四出，北至淮边，西至怀远，西南至洛河，南至定远，东南至总铺、红心以至南京，东至临淮诸地”。［8］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加上交通的便捷，凤阳成为明前期皖北地区商品集散的中心，成为长途贩运商路的必经之地和皖北粮食等输出的通道。

随着盐粮贸易的发展，百货、棉布、杂货、油茶、土产、干鲜等交易也日渐兴盛起来。津浦铁路通车后，皖北地区大宗货物的往来交易皆以蚌埠为转运点。由蚌埠输出的货物主要有麦、高粱、芝麻、药材、鸡鸭、牛皮、酒等，“合计每月约有三四百万吨，皆有淮河上游之怀远、涡阳、亳州、颍上、六安、正阳关以及河南等地运来，在蚌埠换火车南下转运浦口”［25］80。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洋布、煤油、木材、杂货等，每月大约二三千吨，皆由浦口运来，然后经由蚌埠分运淮河沿岸。据1934年的统计，蚌埠站输出各种农产品达38万吨，输入各种洋货达10万吨。［26］191据1919年《申报》的记载，蚌埠“最热闹的街市为二马路、头道街、二道街等处，各大银行、转运公司、绸缎庄、大旅社及各种大商店，遍设林立，故离地面不广而精华荟萃。俨若一小上海”［27］。到20世纪20年代初，蚌埠人口超过10万人，成为当时安徽仅次于芜湖、安庆的商业城镇。1921年，蚌埠已设有5个治安区，全市有20多条街道，“以二马路、白飞路、大马路东段，东通车站，西达河岸，为商务最盛之区；他如华昌街、中山路，商业亦为可观”［8］。昔日仅有一二千人口的渡口小集——蚌埠，已成为千里长淮第一大港。蚌埠拥有装卸码头、铁路专线、客货轮船运输的港口，成为皖北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贸中心。

雍正九年（1731）六月，两江总督高其倬上奏清廷：“亳州一带，地方插入河南，在两省交界，去江宁、安庆督抚驻扎之处皆有千里，即其本管之凤阳道亦相离五百余里。境当南北水陆之冲，行贩辐辏，人众庞杂，盗案窃案极多……一经具报，即须知州亲往验看，往返动即两三日之程，一月之中，约计看验之时居半，及至回署，钱粮又己半月未征，复须上紧料理，其精神工夫，未免有不暇总摄照管之处”［18］卷176。他建议升亳州直隶州为亳州府，以亳州为府治；降颍州直隶州为散州。但此议并未得到朝廷批准。雍正十三年（1735）正月，江南总督赵弘恩上疏清廷，请在皖北另设知府。与高其倬的建议不同，他主张将颍州升为府治：“直隶颍州，界接豫省，地方辽阔，钱谷而外，刑名事件数倍他属，且俗悍民顽，正需整顿，即本州一邑之事犹虑竭蹶不遑，何能再顾属邑？似应请将颍州升为府治，设立知府一员，附郭添设知县一员……该府除辖附郭一县并颍上、霍邱二县外，有直隶亳州并所属之蒙城、太和二县，境土与颍毗连，城池相隔俱在百里内外，颍州既升为府，亳州毋庸仍设直隶，可与蒙城、太和二县均归颍州府管辖，共一州五县”。［19］不久，安徽巡抚王纮也奏请朝廷“应将颍州升为府治，设立知府一员，附郭添设知县一员，即以颍州原治地方为新县管辖”。［20］卷一《舆地一．沿革》颍州升府、附郭设阜阳县很快得到清廷批准。颍州府领阜阳、霍邱、颍上、太和、蒙城、亳州（散州）等6州县。皖北地区出现了第二个政治中心——颍州府。

清末民初，新式交通兴起，津浦铁路通车。该路经宿县入灵璧，至蚌埠入凤阳县境，南行过长淮卫、门台子、临淮关、板桥、小溪河等站，然后入嘉山界。蚌埠因铁路通行，加上淮河水运，成为“津浦铁路南段重心，东南交通之枢纽”。［8］津浦铁路通车以前，皖北盐粮运输主要集于临淮关、正阳关，经淮河干支流运销。因地处凤阳、怀远、灵璧三县交界，蚌埠成为私盐的集散地。蚌埠“自津浦铁路通行以来，一变而为江淮咽喉，南北枢纽，地当皖北要冲，商贾辐辏，由是而为皖北各县各货集散焦点，尤以盐粮为大宗，淮盐行销皖豫岸，以此为荟萃之区，粮食由此运往各省者为数颇巨”［22］。当时的《申报》对蚌埠粮食市场的状况进行报道：“皖北河流纵横，土壤肥沃，向以农产丰富著称，而小麦与黄豆尤为出产大宗，如颍河流域之阜阳、太和，涡河流域之亳县、涡阳，淝河流域之寿县、凤台、怀远、凤阳、五河一带，均为出产麦豆农业区，此项巨量物产，除少数销给当地外，大多集中蚌埠，然后运销无锡、常州、上海一带。此外如豫东鹿邑、沈丘、柘城，豫南新蔡、商城、固始等县之麦豆杂粮，亦大多运集此间，转销外省”。［23］蚌埠成为了皖北小麦、杂粮的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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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沿袭明制，皖北设凤阳一府，领凤阳、颍州、亳州、泗州、寿州等18州县。随着社会稳定，皖北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凤阳府幅员太广，所辖州县过多，知府鞭长莫及，难以对地方进行有效管辖，在行政、司法、税收和防务等方面颇感力不从心，重新规划皖北行政区划势在必行。当时，皖北诸州中，以亳州、颍州的地位较为突出。亳州“为中州门户，南北交途，东南控淮，西北接豫，涡河为域中之襟带，上承沙汴，下达山桑。百货辇来于雍梁，千樯转输于淮泗。其水陆之广袤，固淮西一都会也”。［16］卷一《舆地志·形胜》颍州位于颍河、泉河交汇之处，“襟带长淮，控扼陈蔡，东连三吴，南引荆汝。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淮海内屏，东南枢辖”，［17］卷一《形胜》水陆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至于二者谁将成为皖北第二个政治中心，当时主政安徽的官员还是有一定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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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颍州设府对凤阳城市政治地位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长途贩运兴起，商品流通量增加，正阳关交通中心的地位更为凸显，而凤阳关署设在府城，不利于对税关事务的管理。因此，康熙三十三年（1695），凤阳钞关官署移驻正阳关镇。同年，凤阳关由清政府从中央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康熙五十五年（1716），交给安徽巡抚委地方官管理，“其口岸除添设之盱眙、亳州二口及炉桥、长淮卫、凤阳府城照旧征收外，增设怀远、涧溪、蚌埠、大沙等口，复因凤阳府城地非通衢，停其征收”［9］334。乾隆十四年（1749年），凤阳关增设青阳镇和符离集两税口，又在蒋家坝河口设立稽查口岸，稽查商人纳税情况。十九年（1754），青阳镇税口移驻濉河口。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凤阳关共设税口十一处，正阳关一处为大关，临淮、怀远、盱眙、亳州四处为大口，新城、涧溪、长淮、蚌埠、符离、濉河六处为小口。根据康乾年间凤阳关署和税关征税的变迁可以看出，凤阳府城因距离淮河有近20里的路程，在此设立税口，只能对陆路过往客商征税。凤阳关署迁至正阳关后，凤阳府城的税口也停止征税，其经济功能日渐弱化。凤阳关逐渐成为清代税关的一个代名词，其税收业务主要由正阳关来完成。同时，其在商业上的地位也被附近的临淮关所夺，凤阳城在皖北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只能靠其政治功能来维持了。

临淮关位于淮河岸边，距离凤阳府城18里，为府城的出淮口，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明朝中后期，临淮关“商贾云集，百货辐辏”。乾隆年间，虽屡遭水患，但“西北南三关厢贸迁如故”［12］卷三市集。这里码头众多，“民船碇泊常数百只，街市沿河屈曲，长约数里”［13］。从临淮关经清江浦沿运河将淮河一带农产品运至浦口，再从运河将苏浙一带的手工业品和各种杂货分销至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因此，临淮关是豫东、皖北土货外运和江南棉纺织品、绸缎等北上的中转站。据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记载，从淮安至开封的水路，由淮安经洪泽湖入淮河，经凤阳府的出淮口——临淮关、寿县，至正阳关，入颍河，溯颍河西北行，经颍上、颍州府、太和等入河南，行130里至周家口，再由周家口转贾鲁河，北行200里至朱仙镇，在朱仙镇起旱，陆路40里至开封。［14］145这是连接明清时期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以及豫南商业中心周家口的重要商路。淮河上游的竹、木、茶、麻等物资，大多经临淮关转运，全镇有货栈一百多家，歌舞台榭，盛极一时。据清末《国风报》记载：“又有临淮关者，当淮河贸易之冲。经淮河以横贯安徽北部而入河南省，抵周家口。周家口者，全国五大镇之一也。下经清江浦，以达镇江；又由陆地可通定远，经徐州以达南京，溯浍河则与宿州交通，真四通五达之要区矣。其附近西淮盐，安徽之北，河南之南，民无淡食之虞者，赖有此也。外国货物，则经镇江，过清江浦，以集于此，然后分散各处。其内地输出货物，亦必经临淮关，历清江浦，以达镇江。故商贾辐辏，帆樯林立。凤阳、定远、徐州，虽号称商埠，然不及临远甚矣”。［15］

行政区划的调整更多的是考虑行政控制。因凤阳府辖域过大、人口众多，导致皖北各地匪盗之风甚炽，成为名闻遐迩的匪盗之“薮”。［21］清廷在凤阳府辖区内增设颍州府，加强了对皖省西北一隅的控制。一个城市行政级别的提高无疑会提升其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也会给原来的政治中心产生较大影响。颍州设府，打破了凤阳府“独霸”皖北的格局，对凤阳城市的政治地位带来一定的挑战。

四、蚌埠崛起与凤阳城市地位进一步下降

正阳、临淮二关，因居于水陆交通要道，迅速成为皖北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其在交通与商业上的地位超过当时的凤阳城。据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程春宇的《士商类要》记载，通过凤阳府的水陆路有9条，而同一时期的正阳关，则有13条。在正阳关的水陆路中，有7条是以其为起点或终点的，而凤阳府的交通路线则全是经由此地。［14］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正阳关在明代皖北交通体系中的地位超过凤阳府城。

1914年，倪嗣冲在蚌埠设立皖北盐务局和阜安盐栈，并规定皖北盐商必须携货来蚌埠纳税、定价，由阜安盐栈转运，蚌埠由私盐集散地成为官盐集散地。行销皖北、豫东的淮盐原在苏北西坝一带集中，经淮河分运各岸。此后，淮盐大都改由陇海、津浦铁路运输。蚌埠成为淮盐、海州盐集中销售之区。食盐运抵后，经水路上游转运至怀远、寿县、阜阳、太和、颍上、六安，下游运至五河、临淮关，再分运至凤阳、泗县、滁县、天长、来安等处。［24］427－428

明朝政府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控制往来客商，于成化元年（（1465）在凤阳设立钞关，包括正阳、临淮二关，官署设在府城。明代凤阳钞关直属户部，具体事务由凤阳府通判管理，“止税船钞及庵篷、竹木、排炭无过往落地及鱼、茶、酒、醋杂项诸税”［9］334。正阳关位于淮河、颍河、淠河交汇处，为淮河中游之关锁，水路沿颍河西北可达周口，向东由淮河可至江苏沿海一带，向南沿淠河可达六安州城，为淮河水运枢纽。到明朝中后期，正阳关“东接淮颍，西通关陕，商贩辐辏，利于鱼盐，淮南第一镇也”。［10］卷一清代正阳关水路西通三河尖、信阳州，北连朱仙镇、周家口，南接霍山、六安州，下达临淮关、淮安府，舟楫如梭，商贾云集，为沿淮中游水路交通的总枢纽。［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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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城因没有新式交通的拉动渐趋衰落。凤阳府城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周五十里有奇，高丈余，皆土筑，惟东北砖垒四里余，门十有二”［28］卷11《建置考．城郭》。清乾隆十九年（1754），重筑府城，“较旧城减小之七八，周一千一百八十一丈，高两丈，为门六”。［28］卷11《建置考．城郭》县城在府城西三里，是明中都城的里城，“周迥六里，内外俱甃砖石，高两丈五尺”［8］。凤阳府城和凤阳县城是当时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府城与首县治所单独筑城的案例，① 当时中国大部分府城与首县治所居于一城。像凤阳府城与首县凤阳县单独建城被视作“不合常规的一类”。这样的例子还有重庆、叙永厅（四川）、惠州府（广州），它们均是府城与首县治所单独建城的案例。（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2页。具体见图1。入民国，府、县两城的发展一直未突破城墙限制，两城之间也未形成相应的经济街区，“府、县两城相去咫尺，然居民商业，多集中府城，城内以花铺廊大街为繁荣，居民约三万人，多属住户，无大工商业之可言”。［8］

而这一时期的蚌埠，“地当江淮咽喉，南北枢纽，二十年来，商贾辐辏，舟车交轨，遂为豫东、皖北之经济中心，洋货土产之集散地点”。［8］蚌埠虽为凤阳县下辖的集镇，人口、商业规模、城区面积均超过凤阳城，其经济地位已远远超过凤阳城。“今则形势变异，蚌埠已跃为皖北交通之中心，取凤阳、临淮昔日之地位而代之”。［8］

  

图1 凤阳府城（右下）和凤阳县城（左上）示意图①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7页。

民国时期，倪嗣冲将督军署设于蚌埠，这一度使蚌埠成为安徽事实上的省会。“本省军事长官，始终驻节此间，以其居形势之胜，有军事之险，北抚鲁豫，东控徐海，南屏京辅，西联颍寿，南北多事，时见重要”。［8］1914年，皖北盐务局在蚌埠设立。同年，正阳关的关署也移至蚌埠。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蚌埠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增多，设立地方法院十分必要。1935年，蚌埠设立地方法院。1936年7月，将设在凤阳府城的安徽省高等法院分院迁至蚌埠。1938年2月，蚌埠沦陷，汉奸倪道烺在蚌埠组织“安徽省维新政府”，凤阳县直属伪省府管辖，伪凤阳县政府设在蚌埠。1940年，“安徽省维新政府”改为“安徽省政府”，蚌埠仍为“省会”，凤阳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29］441947年1月，蚌埠正式设市，蚌埠从凤阳分离出去，成为解放前安徽唯一一个省辖市。1949年1月，凤阳解放，凤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凤阳县属江淮第四专员公署，4月改属定远专区，7月改属滁县专区。1956年，宿县、滁县两专区合并成蚌埠专区；1961年，蚌埠专区分为滁县、宿县两个专区，凤阳县属滁县专区。［29］441992年，凤阳县属地级滁州市管辖，至今未变。

明代，凤阳因特殊的政治地位而设府，成为皖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形成中国的各城市体系方面，贸易似乎大大胜过行政活动，大大胜过沟通城镇的任何其他方式”。［30］328在传统交通模式下，因其距离淮河20余里，凤阳城不能得淮河水运之利，仅靠陆路交通难以维系其皖北交通与商业中心的地位，逐渐被正阳关、临淮关取代，成为皖北的政治中心。清雍正年间，颍州设府，打破了凤阳府的皖北首府的地位，颍州府成为皖北第二个政治中心。近代以来，因津浦铁路淮河大桥选址蚌埠，蚌埠城市崛起，成为皖北新的交通与商业中心。这导致凤阳城市地位进一步下降。

政治因素可以为一个城市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推动力。但从长时段来考量，这不能持久地维持城市地位。一旦交通条件的变化，引发城市区位优势的变化，城市地位也随之发生变迁。特别是近代以来，新式交通兴起，得新式交通之利者，城市区位优势增强，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地位提升，反之则反。近代以来，因津浦铁路拉动，蚌埠崛起。凤阳因与蚌埠距离较近，区位优势为蚌埠所夺，虽然凤阳行使对蚌埠的管辖权，但其在经济上的地位已远被蚌埠超过，一些重要政府机关纷纷迁至蚌埠，其皖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建国以来，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蚌埠城市地位进一步提高，一直是省辖市或者是专区公署所在地。而凤阳的交通发展明显滞后于蚌埠，其与蚌埠距离不到20公里，在这一区域不可能设立两个专区，凤阳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城市地位明显下降，成为皖北地区一个普通的县城。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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