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源«汉语史视角下的明清吴语方言字研究»(下简称«方言字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在充分了解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方言字,阐述了方言字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详细论证了方言字在方言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下编详尽考释了21组方言字,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方言字的特点和类型,指出了方言字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方言字的认知理据,分析了方言字研究的难点.因为这部著作是从汉语史的视角对明清吴语中的方言字所进行的研究,涉及到汉语史、历史方言和近代汉字,我就从文字学的角度谈谈读后的感想.

一、方言字是俗文字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俗文字学”作为术语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其时唐兰提出:“由中国文字学的历史来看,«说文»«字林»以后,可以分为五大派:一、俗文字学;二、字样学;三、«说文»学;四、古文字学;五、六书学.”[1]19但唐兰并没有对俗文字作进一步的阐释.对俗文字进行明确阐释的是蒋礼鸿,他指出:“����‘中国俗文字’,是指汉字中的俗字.”[2]129之后,学界基本延续这一概念传统,如詹鄞鑫在其«俗文字学研究综述及相关问题»一文的开始就指出:“‘俗文字’即‘俗字’����”[3]125张涌泉关于俗字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汉语俗字研究»的出版,使俗文字学研究落到实处,由此确立了俗文字学的学术地位.正如张桂光所说:“就汉字在域内之发展言,当今的汉字学可以说是由传统文字学、现代汉字学、俗文字学三大部分组成的.”[4]164

他把如何与老梅有染，又如何想和老梅分手，老梅不干，为了摆脱老梅，自己对老梅就下了毒。然后，拿走了她一些值钱的东西。

受俗文字传统概念的影响,再加上俗字研究的成果极其丰硕,学界多以俗字为俗文字,即使碰到方言字,也基本都将其看作是俗字的一种,如黄德宽在其«汉语文字学史»中说到:“方言俗字也是俗字里的大宗����”[5]301但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不少学者尽管以俗字为题,但对方言字多有涉入,并在论著中指出这些字的方言特性.这种将方言字看作俗字而又明确指出这些字方言特性的做法恰恰说明了方言字之于俗字的特殊性.对俗字和方言字作详细区分的学者是董绍克,他从特征、来源、服务对象、与正字的关系四个方面细致地论述了俗字和方言字的区别.[6]296G299«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卷将汉语文字学分为五个方面,“六朝唐宋以来的俗字、简体字研究”和“近代方言字的研究”各列其中,亦可见俗字和方言字并不等同.[7]161既然如此,那么,除前述的原因外,俗字何以被等同于俗文字、方言字何以被当作俗字呢?应该是“俗”这个字造成的误解.俗文字、俗字,都带有“俗”,“文字”和“字”在一般的用法里常常等同,俗文字被等同于俗字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方言是相对雅言来说的,天然具有“俗”的特性,方言字自然也就变成“俗”字了.但如果仔细琢磨,就不难发现“方言”之“俗”与“俗字”之“俗”在内涵上并不一样,“方言”之“俗”是相对雅言来说的,“俗字”之“俗”是相对正字来说的,因此两者不能混同.可见,不仅俗字是俗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方言字也是俗文字学的重要内容.

第六天，他遇上几百口难民。天上下着雨雪，一队胡人追过来了。一个个难民倒下，他趴在泥浆里装死。十几匹战马从他身边飞驰而过，有只马蹄只差一点点，就把他脑袋踏成了烂西瓜。

对方言”之“俗”与“俗字”之“俗”的不同,尽管«方言字研究»没有专门阐述,但从书中的论述可以发现作者对二者之间的区别把握得相当准确,如书中第二章第一节述到:“方言字的主要目的是书写者用来记录方言口语中的方言词,方言字反映方言语音系统的特点,至于其书写形式是俗字还是正字,不是考虑重点.这些文字在方言文献中曾经经常使用或仍在使用,不排除其他方言或普通话里也有相同写法的可能,但其所表示的意义与其他方言或普通话有别.”[8]48这就与俗字研究关注正俗关系的研究框式有了区别.

汉语文字学以记录汉语的文字为研究对象,从研究成果来看,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及六书研究、字书研究一直都是汉语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俗字研究作为后起之秀,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基本都是以正字和与正字相对的俗字为研究对象,以方言字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多是对方言本字的考求,如章太炎的«新方言»、谢璿的«方言字攷»均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汉语方言学中涉及到方言字的研究相对多些,主要集中在对现代方言字的释读、方言本字的考求、历史方言词的释义等方面,但对历史方言字的专门研究难得一见.

二、从文字学看«方言字研究»的特色

(一)以方言字为研究对象,弥补了汉语文字学、方言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汉语方言确切产生的时间,尚无法考证,但历史文献之中存有一些与我国早期方言相关的记载[9]157.«礼记��王制»记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颜氏家训��音辞篇»载曰:“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辞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明言:“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祕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扬雄«答刘歆书»亦说:“常闻先代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由上述记载可知,汉语方言的概念大致可追溯到我国周代.自方言产生,方言和共同语就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汉语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方言与共同语的互动史.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方言字研究»拓展了文字学,尤其是俗文字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充实了近代汉字的研究,为方言字研究提供了范例和参考.

作者首先指出“垃圾”较早见于宋代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一书,然后指出«警世通言»«西湖二集»«型世言»«清平山堂话本»«夷患备尝记»«沪游杂记»«海上花列传»«湖蚕述»«九尾龟»«戒庵老人漫笔»«俗呼小录»«吴门补乘»«蚕桑辑要»«昆山新阳合志»«象山县志»«如皋县志»«直隶太仓州志»«苏州府志»«周庄镇志»«宝山县志»«通州直隶州志»«常昭合志稿»«金华县志»«太仓州志»«崇明县志»«阜宁县新志»«定海县志»«山歌»«吴下方言考»«阅微草堂笔记»«秣陵春»«清嘉录»等32种历史文献中“垃圾”的各种写法,又通过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裘锡圭«释“拉杂”»、«辞源»(第三版)、方以智«通雅»、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谢璿«方言字攷»、民国方志«嘉定县续志»等古今文献分析了“垃圾”字形产生的过程,并从«广韵»«集韵»«五音集韵»«龙龛手镜»«类篇»«说文»«正字通»«方言据»«新方言»«韵略易通»«直语补证»«虚舟题跋»等历史文献入手论证了“垃圾”字形演变的理据,最后作者将“垃圾”的17种现代方言读音与历史文献的记载作了比较,指出现代方言对历史文献记载的继承、发展及演变所反映的语音规律.

变电站改造期间临时供电模式的风险及预控措施初探…………………………………………… 李世博，赵红星（12-81）

(二)以古今各类文献为纲,注重字形演变过程的探讨和演变理据的分析

而且，冬天里，老人、孩子、孕产妇、身体虚弱的人、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如果要饮用酸奶，这样不凉不烫的温度，喝到肚子里也会舒服很多。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酸奶经过加热后，最好当时饮用，如果放置时间过长，很容易滋生其他杂菌，从而使得酸奶中出现淡淡的菌斑，遇到出现这样情况的酸奶就坚决不要喝了。

«方言字研究»所运用的文献极为丰富,仅从其后所附的参考文献来看,该书所参考或引征的古代各类典籍凡214部,今人著作260部,今人论文282篇.仔细研读就会发现,“利用古今各类文献论证方言字”是该书一大特色,作者不仅利用古今各类文献来阐释“某方言字是什么”“各字形之间有何关系”,还利用古今各类文献梳理方言字的演变过程,分析方言字的演变理据,力求言出有据、言之有物.下面以“垃圾”为例来说明«方言字研究»的这一特色.[8]237

«方言字研究»以明清吴语文献中的方言字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是历史方言字,虽书名限之于明清吴语,但研究过程兼及共同语和其他方言,时间跨越先秦至今,不仅阐述了方言字的内涵、类型及研究成果,论证了方言字研究之于方言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等的意义,还详尽考释了21组方言字,并在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方言字的特点和类型,指出了方言字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方言字的认知理据,分析了方言字研究的难点,既有理论方面的概括探讨,又有个案研究的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语文字学和方言学研究的薄弱之处.

(1)“收捉”在«山歌»中已经出现,有“收拾、整理”的意思.在清代吴语小说中,“收捉”还有“收藏”“修理”的意思.在文献中,“收捉”又有“收作”“修筑”“修作”“修促”“修娖”等多种写法,“修娖”是本字.“修娖”是并列构词,“修”“娖”均有“整理、修理”的意思.

(三)以字音、字义为纽带,重视将同一方言词的不同写法系联沟通起来

«方言字研究»第八章第一节指出:“方言字是文献中那些用来记录汉语方言词汇的汉字,这些字与书写者的文化水平及对方言字的掌握程度有很大关系,带有书写者强烈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有些方言字是由书写者自创或生造的.����第二,书写者借用常用汉字中的同音或近音字来书写方言.����第三,同词异字现象十分普遍.����第四,利用训读字弥补现有文字使用不足的情况.”[8]363－365如果是做方言词的研究,关注方言词的音义可能就够了,但是研究方言字就离不开对记录方言词的字形进行分析,但方言字的上述特点无疑会给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要找出方言字的各种字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需要研究者一本书一本书地研读、分析、记录,值得肯定、欣喜的是,«方言字研究»把“将同一方言词的不同写法系联沟通起来”这种理念贯穿研究的始终,将方言“字”的研究落到了实处,这样就跳出了“方言词”研究的一般框架.以该书所考论的“收捉/收作”为例.[8]299作者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粗略计算,作者考证“垃圾”就征引了54种文献,包括49种历史文献和5种今人论著.这样充分利用古今文献研究方言字的范式无疑大大增强了研究的说服力,同时也说明了作者严谨、朴素、务实的治学精神.

(2)“修娖”在文献中的“收捉”“收作”“修筑”“修作”“修促”等书写形式反映了当时吴语存在古声母为照章庄组的字与古精组字读音混同这一现象,即我们常说的平翘舌不分的方音现象.

作者不仅辑出“修娖”在历史文献中的各种写法,明确这些写法之间的关系,指出:“修娖”是本字,“修娖”是并列构词,“修”“娖”均有“整理、修理”的意思,还辑出“修娖”在现代文献中的各种写法,明确这些写法与本字的关系.难得的是,作者还专门指出目前无法佐证的存疑字形“周捉”.

平时学生读到美文，也拿到课堂上也与我们共同分享。后来我们做起了美文摘抄，美文诵读的拓展作业。在完成这些作业的过程中学生们积累许多好词、好句，同时也被文中动人的文字所感染着。在他们的习作中，这些积累的词句渐渐地流诸笔端。日积月累，我们会在习作园中收获最美的语言，最动人的文字。

(4)现代吴语仍使用“收作”一词,有的记作“收作”“修娖”.吴语还有“捉拾”“捉屋”“捉漏”(或作“筑漏”“漏”)“栫漏洞”的说法,“捉”“筑”“”“栫”都是“娖”在不同方言点的记音字.

(3)«山歌»也用“周捉”表示“收拾、整理”之义,与“修娖”“收捉”“收作”的意思相同,它们是两个词,还是不同地区方音的细微差异在文字上的反映,还需进一步的考证.

这种研究思路见于«方言字研究»所考论的每个方言字,可见作者在研究方言字时重视将对方言字“形”的共时分析和历时探索结合起来,将方言字的“形”与其“音”“义”融会贯通起来.

三、方言字研究的展望

«方言字研究»,跟任何一本其他著作一样,并非完书,但作为一部在历史方言字研究方面带有拓荒性质、经过十年打磨而成的专著,其可取之处更是难能可贵,假若这部著作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促进方言字及其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功莫大焉.读完«方言字研究»,感觉意犹未尽,下面将因阅读而生发的问题陈述于此,以供讨论.

(1)方言字有无正俗之分?方言字的本字,可能就是共同语的正字,如果记录该方言字的字形是该“正字”的俗体,那这个字形就是俗字了.假如无法找到方言字的本字,就只能选定某个历史字形作为规范,那么也就无所谓正俗了,因为没有规范字作为正字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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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言字研究如何从方言字的特点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当然,«方言字研究»已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但方言字作为个性鲜明的研究对象,构建方言字研究的理论是十分必要,而且是非常有益的.

(3)是否有可能编写一部方言“字”典?这里所说的方言“字”典偏重字形,兼及音义.我国方言极其复杂,尤其是方言与共同语之间、方言之间、共同语之间在历史上的关系错综复杂,编写一部汇集各个方言方言字的“字”典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以某种方言为切入点编写一部方言“字”典应该是可行的,即便如此,难度也是极大的.但如果能编言文字学、方言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 考 文 献］

［1］ 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蒋礼鸿．中国俗文字学导言［J］．杭州大学学报．1959，（3）．

［3］ 詹鄞鑫．俗文字学研究综述及相关问题［A］／／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4］ 张桂光．俗文字学与传统文字学、现代汉字学接轨略说［A］／／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 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增订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6］ 董绍克，等．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8］ 陈源源．汉语史视角下的明清吴语方言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9］ 陈健章．《毛诗》重言词研究［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