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期之一。《东方杂志》是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刊物。其跨越时间较长，融合了有关文化转型的多重因素。戏剧在这一时期也具有较为突出的文化转型意义。《东方杂志》中有一定数量的有关戏剧的文本，分布在不同的时期，题材和内容具有广泛性，并且有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目前，对《东方杂志》的研究涉及办刊情况、传播学意义、思想理念、文学价值、重要成员研究等多个方面。关于《东方杂志》中的戏剧，目前研究较少。尤其是将戏剧与文化转型相关联，更是较少。《东方杂志》建构起了有关文化转型的空间。从空间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中西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包含的意义。《东方杂志》中的戏剧涵盖范围广，刊发数量多，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较为密切，因而选取《东方杂志》中的戏剧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东方杂志》中文化转型的空间建构与其中的内涵。从空间的角度以戏剧为例探析《东方杂志》中所阐释的文化转型内涵，可以管窥到中西文化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到文化转型所具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一、“有形空间”与文化转型

《东方杂志》建构了可以容纳文化转型的“有形空间”。这里的“有形空间”主要指的是实体化的物质空间或是可以用量化的标准进行衡量的具体空间。《东方杂志》中所建构的有形空间与戏剧转型和文化转型关联密切，主要可以分为：杂志自身建构的“有形空间”以及剧场、独幕剧和多幕剧。中国戏剧的发展历来都要依托于“有形空间”。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文化转型与戏剧转型中，“有形空间”也承载着重要的实践性意义。《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不同层面的空间结构相互渗透叠加，把整体和局部联结在一起。[1]《东方杂志》中的“有形空间”从自身扩展到文本与现实并产生互动，在对戏剧转型的推动中显示出了对文化转型的推动。

（一）杂志自身建构的“有形空间”

《东方杂志》作为中国20世纪上半期一本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杂志，其自身就建构起了推动文化转型的“有形空间”。

五是在住房金融上从无到有、建立规范的住房金融制度。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指出，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住房金融和住房保险，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建立规范化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和发展社会化的房屋维修、管理市场，逐步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促进房地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5]

杂志作为一种文化物质化的载体，从宏观上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有形空间”，《东方杂志》同样如此。首先，《东方杂志》在物质层面的特征就较为明显。《东方杂志》从每一页到每一期，都是由物质化的纸张具体呈现出来的。每一年的所有期刊以及全部四十余年的所有期刊也都是如此。所以，纸张在建构这个“有形空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更为具体的层面来说，《东方杂志》自身也建构起了承载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的“有形空间”。这些更为具体的“有形空间”与文化转型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东方杂志》中的“栏目”在一定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有形空间”。《东方杂志》中与戏剧相关的文本就具体地出现在杂志所设置的具体栏目中。比如：《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出现在《新思想与新文艺》中，《欧洲剧场中的现代主义》出现在《新语林》中，《西洋演剧史》出现在《图书广告》中。《东方杂志》的刊期和栏目设置受时局影响很大。[2]比如，在新文化运动中，《东方杂志》设置了“世界新潮”“最录”“科学杂俎”等栏目。每一个栏目会占用一定页数的纸张，关于戏剧的文本占用的是其中一页或多页的纸张，这从物质角度体现出了空间的“有形”。每一个栏目都在纸张中占有一定的面积。每一个文本又在这之中占有一定的面积。“面积”也可以被认为是“有形空间”。这个空间也可以被理解为带有组合性的“有形空间”。这个带有组合性的“有形空间”直接关联着具体的戏剧文本，更为具体地显示着文化转型的特征与过程。本段所举的三个例子其实就与文化转型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东方杂志》中的时间也建构起了“有形空间”，体现着“时间的空间化”的具体生成。首先，《东方杂志》自1904年创刊到1948年停刊，共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因为前后各有界定而具有了一定的封闭性，这个“有形空间”也因此而生成。这个时间也正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期之一。其间的每一个年份也都因有具体的时间限定而产生了“有形空间”。每一期刊物因从开始编排到最终出版也有具体的时间限定因而也产生了“有形空间”。更具体地对《东方杂志》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有些年份是戏剧文本出现频率较高的年份，比如1920年与1921年。这里两个年份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形空间”。有些年份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比如从1936年到1937年。在这个时间段，国防戏剧取得了一些发展。《东方杂志》中的戏剧文本对此就有一些体现。这些带有某些特征的时间范围可以生成“有形空间”。这些“有形空间”有时又会包含着其他特殊因素，所以这些空间也可能会发生交叉或是合并。

《东方杂志》建构的可以容纳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的“有形空间”既出现在宏观层面又出现在具体层面，富有层次性与丰富性。

（二）剧场、独幕剧和多幕剧与“有形空间”

我馆广播电视史志资料研究中心典藏的广播电视史志资料是前任广播学院副院长赵玉明所捐，比较完整且极其珍贵。该研究中心的建成，对相关学科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它也为我校的新闻传播学科评估和本科教学评估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我校新闻传播学能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其功不可没。

故对培养孔菌液浑浊度检测的关键就是培养孔区域颜色特征值的计算，通过图像处理算法定位到每个培养孔的实际圆心位置以及选取每一个圆孔区域.提取的每个孔位区域保留了原有孔位区域的H、S、V三通道颜色值，每个像素点都对应一个H值、S值、V值，不同浑浊度液体的HSV颜色值都不同，本次研究采用提取每个截取培养孔圆形区域的HSV三通道[7-8]平均值作为浑浊度表示.

对《东方杂志》中的文本进行具体观察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些文本是关于“剧场”的。如果从文本延伸到社会实际可以看出，“剧场”是具有物质属性的，可以被看作是“有形空间”。《东方杂志》所关注的“剧场”，主要是外来文化中的剧场，尤其西方和苏联的剧场。其中大多都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剧场。这里的“剧场”虽然与中国传统的演剧场所诸如戏园等有相似之处，但仍然还是有着本质化的区别。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剧场在舞台的舞美设计、灯光与音效的配置、演员的舞台表演、观众的观剧要求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的演剧场所差异较大。

“剧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而言，是重要的“有形空间”。从一定的层面上说，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一个“剧场化”的过程。剧场是传播戏剧文化的具体载体，其对戏剧的内部更新与外部创造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剧场在中国近现代与当代戏剧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于在一个时期内，剧场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东方杂志》中有关“剧场”的文本虽然数量有限，但选择刊登有关“戏剧”的文本在具体的时代条件下仍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以及前瞻性意义。《苏俄戏剧与苏俄剧场》《欧洲剧场中的现代主义》《巴黎剧场》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

其次，中国戏剧以往对文化的内部关联有所重视，而对于与外来文化的关联重视不够。《东方杂志》中有一些文本进行了明显的中外戏剧的关联。虽然这其中有问题存在，但同样是对中国戏剧传统变革的一种探寻。

《苏俄戏剧与苏俄剧场》一文认为：在革命时期苏联的戏剧与剧场发展较好。文中分析了剧场在革命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文中特别指出：那时俄国人要求剧场娱乐的热情，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

《欧洲剧场中的现代主义》一文选取的是英国人考察欧洲剧场（包括俄国）的结论，并且认为“这一种新产生的剧场”有世界性的意义。

战时福建小学教育发展的实际，彰显了国民政府为促进国内战时小学教育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其目的是使小学教育与抗战的实际相适应，以补充学生的抗战知识，增强其抗战能力，培养其民族意识，最终实现教育建国。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福建的小学教育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

与场次划分有关的独幕剧与多幕剧也是《东方杂志》从文本延伸到现实所建构的具有典型性的“有形空间”。从《东方杂志》中的戏剧作品中可以看出，其间存在着独幕剧与多幕剧。特别是有些作品，在标题上就已经显示出了具体的归属。比如：《外交》（独幕剧）、《好的预兆》（独幕喜剧）、《梅萝香》（四幕剧）等。同样，由文本延伸到现实，独幕剧与多幕剧也建构起了“有形空间”。并且，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这种划分形式来源于外国戏剧文化，本身就体现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的特征。

“独幕”与“多幕”以演出舞台为基础，以场次为界限，以舞台大幕为具体的划分工具，建构起了“有形空间”。具体来说，“独幕剧”是相对独立的“有形空间”。“多幕剧”在整体上也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的“有形空间”，这其中又包含着多个“有形空间”，所以，这也是一个具有组合性的“有形空间”。

剧场、独幕剧与“多幕剧”的空间建构从文本延伸到现实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东方杂志》在文化转型中具有的现实性意义。

文化负载词汇(culture-loaded words)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累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2：232)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跨越新兴语言带来的语义空缺和交流障碍，是当代译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重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论是直译，释义，直译+意译，或者文化替换的策略，其效果都各有所长，又相辅相成。翻译文化负载词，并没有唯一不变的翻译模式，译者应该在充分理解源语的前提下，寻求好的翻译策略，达到绝佳的翻译效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调查医疗机构共113所，其中省市级医院24所，区级医院2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46所，民营医院22所。发放调查问卷759份，有效回收68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0.8%。其中省市级医院164份，占23.8%；区级医院154份，占22.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239份，占34.7%；民营医院132份，占19.2%。

二、“无形空间”与文化转型

《东方杂志》同时也建构了可以容纳文化转型的“无形空间”。这里的“无形空间”主要指非物质化的空间或是难以用量化的标准进行衡量的空间。《东方杂志》中的戏剧文本包含了多种关于戏剧文化的内容，可以建构起一个较大的“无形空间”。这个“无形空间”所包括的有：戏剧家、戏剧剧本、戏剧思潮与创作理论、广告及其它等。这里的每一个部分又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具体的“无形空间”。多个“无形空间”不断扩展与互动，进一步推动着一个较大的“无形空间”的整体性扩展。《东方杂志》中的“无形空间”体现出了其在20世纪上半期对于戏剧发展空间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空间的深层次开拓。《东方杂志》通过“无形空间”多层面地助推着戏剧转型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型，展示着其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一）戏剧家

戏剧家是戏剧文化的重要执行者。戏剧家历来都担负着传播与发展戏剧文化的重要使命。通过戏剧家我们可以透视一个时期或是一个地域内戏剧的具体发展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影响。《东方杂志》中的戏剧文本有些部分是关于戏剧家介绍的，其中外国戏剧家相对较多。这些文本将戏剧家从“幕后”转入到了“台前”，体现着《东方杂志》对于创作主体的关注与尊重。通过这些文本，人们可以了解外国戏剧家们的具体情况，加深对他们思想与作品的理解。《东方杂志》开辟着能够汇集戏剧家的“无形空间”，为中国戏剧人参与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提供着思想上与行动上的借鉴。《戏剧家之威廉大帝》《戏曲家之托尔斯泰》《戏剧批评家莱森》等都是介绍戏剧家的典型文本。

《戏剧家之威廉大帝》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具有戏剧家身份的威廉大帝。[3]文章先是对威廉大帝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之后就提到了他对戏剧的爱好，说“帝既嗜戏如彼”，并通过他的具体表现印证了其对于戏剧的痴迷。文中特别提到了“凡皇家剧场之费用，皆威廉二世私囊中之物”。文章在对威廉大帝的戏剧爱好进行介绍时，也提到了德国剧场的各类情况，其间带有作者的评价。人们通过这篇文章不仅能够了解到威廉大帝对戏剧的热爱，还能够对德国戏剧特别是德国剧场进行了解。这篇文章发表在1914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东方杂志》所具有的文化包容力和文化远见。

《戏曲家之托尔斯泰》是对托尔斯泰戏剧家身份进行介绍的文章。[4]文章开篇就提到了：“唯托氏为戏曲家，则知者既稀，研究者亦乏”。这首先就点明了文章的创新之处。这篇文章中涉及了一些关于托尔斯泰的戏剧思想与戏剧活动。其中的一些内容是人们并不熟知的。同时这篇文章也将托尔斯泰的其他文学创作融入其中，使读者能够对托尔斯泰的文学艺术思想与活动拥有整体性的认识。这篇文章无论是对于戏剧研究还是对于托尔斯泰研究都有着较高的价值。这篇文章发表于1921年，结合时代背景可以发现此时中国社会也正处在对托尔斯泰的研究热潮之中。所以，这篇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东方杂志》对于社会文化热点的关注以及其敏锐的文化洞察力。

《戏剧批评家莱森》是《东方杂志》中为数不多的介绍戏剧批评家的文章。[5]文章开篇就提到：“欧洲十八世纪，正是一个转变时期”。文章先是对莱森所处时代的文艺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而后介绍了莱森的戏剧批评思想与戏剧批评创作。文章在对时代背景进行具体性阐释的基础上对戏剧家进行介绍，更为明晰地显示了时代对戏剧家的影响以及戏剧家在时代文艺发展中的地位。这样的人物介绍更富有立体感，体现出了戏剧人与时代文化转型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双重影响。

《东方杂志》中有关戏剧家介绍的文本所建构的“无形空间”在其存在的四十余年间不断被开拓。这个“无形空间”产生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为中国戏剧人的成长提供着方向。

（二）戏剧剧本

戏剧剧本是戏剧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对戏剧文化的了解不能脱离戏剧剧本而存在。除了舞台演绎之外，戏剧剧本也是受众理解和认识戏剧文化最直观的方式。相对于其他的戏剧文本，戏剧剧本在受众中的传播范围也较为广泛。同时，对戏剧从业者而言，剧本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最用，甚至有些人会将剧本认定为“一剧之本”。所以，无论对受众还是从业者，剧本都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四十多年间，《东方杂志》中不断有戏剧剧本出现。并且，有些剧本所具有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本自身，有些剧本之后成为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东方杂志》所刊登的戏剧剧本，体现着其对戏剧创作成果的重视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接纳。随着《东方杂志》办刊时间的不断累积，戏剧剧本所开拓的“无形空间”也不断拓展。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但这个“无形空间”在整体上能够反映出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中国戏剧人对外来戏剧文化的接受状况，以及他们自身的创作状况，进而我们可以透视出文化转型与戏剧创作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假亲王》《赵阎王》、“未来派戏剧”、《朝鲜李范晋殉国传奇》《好的预兆》《梅萝香》《回家以后》等，都是《东方杂志》所刊登的剧本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假亲王》[6]是《东方杂志》早期的戏剧剧本中带有明显的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特征的作品。《假亲王》刊登于1915年，作者是《东方杂志》中的重要成员杜亚泉。这个剧本的内容是关于清末假醇亲王出使德国的故事。《〈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指出：这部剧作从思想和艺术的角度衡量，实在不能算是成功的剧作，但如果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实则是有开创性的。[7]《假亲王》被杂志标注为“外交新剧”，在文学体裁上归属于话剧，这首先就体现着“转型”的特征。话剧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而后逐步在中国发展壮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话剧文本就是戏剧转型和文化转型的一种象征。并且，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和话剧的发展进程交织在一起的。目前一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将胡适1919年的剧作《终身大事》认定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第一部正式话剧作品。显然《假亲王》比《终身大事》出现的时间更早。《假亲王》完全可以进入中国现代话剧史的“第一梯队”。这个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相关。其间也体现出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基于文化调和论而产生的，是对文化转型特征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假亲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与文化转型息息相关。进一步说，《假亲王》对于《东方杂志》所建构的文化转型与戏剧转型的空间的整体性开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赵阎王》的作者洪深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赵阎王》反映了在黑暗社会现实下普通农民的悲惨遭遇和性格变化。[8]《赵阎王》也是带有明显“转型”特征的。首先，《赵阎王》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话剧，而不是传统的戏剧作品。其所创作的年代也正是中国戏剧转型的关键期之一。这部作品吸收了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琼斯皇帝》的表现手法，显示出了西方戏剧对中国剧作家创作的影响。吸收借鉴西方戏剧创作理念也正是中国戏剧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赵阎王》在之后成为了中国戏剧转型的代表作品，又对其他戏剧创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这部作品也在不断推动中国的戏剧转型。并且，《赵阎王》在内容上也表现出了社会转型期的特征以及对普通民众在此种社会条件之下受到的影响。《赵阎王》完成于1922年冬，1923年即被刊登在了《东方杂志》上。这表现出了《东方杂志》对戏剧新作的重视和对于文化转型的敏感。

“未来派戏剧”在《东方杂志》的戏剧剧本中是具有特殊性的。“未来派戏剧”在《东方杂志》中并不是一个戏剧剧本，而是多个戏剧剧本。将这些戏剧剧本引入《东方杂志》的宋春舫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一位学者。《东方杂志》中的“未来派戏剧”剧本包括：《换个丈夫罢》《月色》《朝秦暮楚》《只有一条狗》。宋春舫“在指出未来派于单纯、快速的情节中包蕴着某种深刻追求的同时,也指出其于‘排古’、‘狂放’中的‘胡闲’”。“未来派戏剧”虽然具有两面性，但其具有的明显的反叛精神和形式上的创新性是较为突出的。《东方杂志》在1921年就刊登了“未来派戏剧”，再次表现了其对文化创新的重视和较强的文化包容力。

《东方杂志》中的戏剧剧本既是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的产物，又是其中的推动力量，其双重属性展示了文化转型的立体性与互动性。

（三）戏剧思潮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of Yihe extradosed cable-stayed bridge

《近世浪漫派戏剧之沿革》一文先是点明了：“列诸近时之新浪漫派戏剧，其旨趣与十九世纪初叶之浪漫派迥不相同，而世人仍予以‘浪漫派’之三字头衔者盖以为此种戏剧。”而后，作者梳理了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与浪漫派戏剧的发展衍变。[9]其间包含有多个戏剧家的思想主张。作者的论述中也带有个人的观点。这是一篇系统地对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戏剧进行介绍的文章。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戏剧转型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较为广泛的。这篇文章与戏剧的时代性发展需求相贴和，有较高的传播价值。

《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①作者不详。《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3期。一文开篇就提到：“戏剧上一切的革命，最大胆最奇特的却要算最近的表现主义运动了。”文章开篇就为表现主义戏剧定了一个较高的地位。作者从“演剧术的一大革命”“没有演剧台的剧场”“人是演剧上的中心”“新派戏剧家恽希而”这四个方面对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进行了介绍。仅从作者以“革命”来对表现主义运动进行定性，我们就可以透视出其对于文化转型的价值。

《法兰西战时之戏曲及今后之趋势》对法国战时不同剧作家的创作状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作者尤其指出了：“法人之富于历史上的观念，而弱于神秘派之感想。斯二者，足为今后法兰西戏曲进步之阻碍。”[10]这篇文章体现出了具体社会历史状况与戏剧发展的复杂关联。

②加水或水蒸汽调质对羊全混合日粮颗粒料保质期有明显的影响，使其保质期大大缩短，保存困难。不加水或水蒸汽调质，直接采用冷制粒加工，羊全混合日粮颗粒料的保存期长，可达到3个月以上，但制粒产量低。对羊全混合日粮颗粒料加工最好采用冷制粒，不宜使用水或蒸汽调质，以直接压制成型为佳。

戏剧思潮所建构的“无形空间”与中国戏剧理论建设和戏剧创作实践都关联密切，因而其具有双重意义。同时这个“无形空间”也体现着戏剧思潮与外部因素的复杂联系。

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监督制度，而且还需要科学的评价制度进行衡量。在企业范围内要引导员工认识到监督评价机制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寻找内部控制管理的短板，也不仅仅是为了监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是否正常运行，而是需要通过及时的奖惩来不断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四）广告及其他

除了有关戏剧家、戏剧剧本、戏剧思潮的文本之外，《东方杂志》中的广告和其他有关戏剧的文本也都开拓着文化转型的“无形空间”。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经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话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因而文化转型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一种替换。文化转型的过程就是要将一种文化形态替换为另一种文化形态。《东方杂志》中的戏曲文化现象正是体现出了文化转型中的“替换”状态。通过《东方杂志》中的戏剧文本可以看出，这种替换是要将传统戏剧的主流地位替换为现代戏剧的主流地位。虽然戏曲文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不断革新，并且有着较好的发展状态。但就根本上而言，戏曲仍基本处于“传统”的范畴，因而其并不是文化转型所急需的。

皇甫一兰当然不好怎么着他的。余科长满脸媚笑地说话了，你是谁？什么？我不知道你是谁，找我有事？没事？就聊聊，好呀，祖国山河锦绣灿烂，鸟城风景这边独好，地产商大爷说小野塘是湖泊，房产商大妈唱走近乱葬岗就看见了天堂。皇甫一兰忍住笑想骂他两句，终究没开口。

《东方杂志》中存在着一些有关戏剧的广告，比如：《西洋演剧史》（图书广告）、《戏剧论》（图书广告）、《戏剧的化妆术百科小全书》（图书广告）、《佛西戏剧》（图书广告）等。这些广告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商业性的“无形空间”。关于戏剧的广告在《东方杂志》中首先是具有商业化目的的。同时，这些广告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体现着现代商业传媒方式对戏剧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作用。现代广告学认为：广告本质上是一种营销传播手段，因此它最基本的职能是向受众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以影响目标受众对产品的态度和行为。并且广告具有目的明确、可以重复传播等特点，所以，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可以推进大众对戏剧文化的接受与认可。

《巴黎剧场》是一篇游记。作者欧阳予倩从不同角度对法国巴黎的剧场进行了介绍，内容详实，包含有作者的对巴黎剧场、法国戏剧的思考与认识。

另外，《巴黎戏剧节的两晚》《监视戏剧志必要》《美名演员赞美苏联戏剧艺术》等其他各类戏剧文本，也都在《东方杂志》中开辟着推动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的“无形空间”。

广告以及其他戏剧文本所开拓的“无形空间”与其他“无形空间”一同助推着一个较大的“无形空间”的开拓与完善。

三、文化转型“空间”的内涵阐释

（一）重新审视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戏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曾经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史上具有难以动摇的地位。20世纪上半期虽然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冲击较为剧烈的时期，但传统的中国戏剧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没落。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的重要代表。在20世纪上半期，从整体上而言中国的戏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东方杂志》存在的年代，也一度是戏曲艺术较为繁荣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出现过京剧的“四大名旦”与前后“四大须生”、越剧的袁雪芬改革、戏曲现代戏出现等重要的戏曲现象，也出现过齐如山、樊粹庭、孙仁玉等中国戏曲史上著名的剧作家与理论家。《申报》上仅关于戏曲的广告数量就十分巨大。就连文化态度十分激进的某些期刊也对戏曲的新发展产生过一些关注。结合具体的历史状况来看，戏曲在当时有着一大批从业者和受众群体，戏曲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较高的接受程度。一系列的现象都说明了戏曲在当时有着良好的发展状态。《东方杂志》具备重视戏曲文化的条件与契机。但从《东方杂志》所建构的关于戏剧转型的“有形空间”与“无形空间”中可以看出，戏曲文化在各个空间中的地位与数量都并未处于优势的层面上。所以说《东方杂志》对戏曲文化不是十分重视，而是“保持距离”。

虽然早在1912年《东方杂志》就开始了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刊登，并且连登多期。1926年该书在“图书广告”栏目中予以发布。并且，除《宋元戏曲史》之外，还有《明清戏曲史》《金元戏曲方言考》《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等文章或图书广告发布，但集合具体情况来看，其数量屈指可数，且广告在其中占有的数量较多。所以，可以说在《东方杂志》的戏剧“盛况”中，中国的传统戏剧成为了被“冷落”的一部分。虽然杂志对于文本的选择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所能决定的。《东方杂志》对戏曲文化的态度并不能直截了当说明其在有意为之，但这一现象正反映出了其所包含的文化转型特征。文化转型要对传统文化保持一定距离，以更好地为文化状态的过渡奠定基础。

戏剧思潮是对一个时期内戏剧理论导向与戏剧创作倾向的反映。戏剧思潮与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着戏剧的转型。同时，戏剧思潮也与一定时期内一个或是几个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体发展状况关系密切。所以，戏剧思潮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集合体。因而，戏剧思潮在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中是重要的参与者。《东方杂志》中的戏剧思潮建构起了一个“无形空间”。这个“无形空间”涵盖着多种戏剧思潮，能够为中国的戏剧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价值。《东方杂志》中具有代表性的戏剧思潮文本有：《近世浪漫派戏剧之沿革》《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法兰西战时志戏曲及今后之趋势》等。

广告自身也是一种文化。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广告是文化转型的一种标志性产物。从《东方杂志》创刊起，广告就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而且《东方杂志》的广告式文本也颇具现代性。[11]

《东方杂志》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杂志。其创刊时间久，编辑期数也较多。所以，其对戏曲文化的“保持距离”现象可以看作是文化转型存在与推进的具体表现。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一书中指出：中西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差异比较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的问题。[12]对待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需要冷静客观的态度。《东方杂志》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戏剧进行大肆的批判和排挤，所以这里并不是文化激进态度的表现。《东方杂志》对戏曲文化“保持距离”说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客观冷静的一面。

《东方杂志》中与戏曲相关的文本虽然少，但不乏经典，比如《宋元戏曲史》《关汉卿及其杂剧》《梅兰芳在莫斯科》等。《东方杂志》在较长时间内留有戏曲文本，并且其中还有日后的经典，因此可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说明其对传统文化也是有所推崇的。进而这也可以说明，文化转型并不是急促而短暂的。文化转型有着“求新”“求变”的需要，但疏远不等同于全盘否定，替换并不意味着完全更新，文化转型中也需要客观与理智的存在。

文化是具有延续性和渗透性的。虽然文化转型可以将文化状态从整体上带入到另一种状态之中。但是，文化转型难以将传统完全“抛弃”。但是面临文化转型，“传统”也不能固步自封，所以，探寻对“传统”的变革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中国的戏剧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探寻传统的变革也显得尤其重要。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文本的刊发都带有完全的必然性，《东方杂志》对于文化转型与戏剧转型的思考也未必完全成熟。但从《东方杂志》中戏剧转型的空间建构中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对于中国戏剧传统的变革有着积极的探寻。《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等报刊杂志有所区别，其并不属于文化立场极为激进的刊物。所以，可以说《东方杂志》对于中国戏剧的传统变革的探寻是温和化与多层面的。《东方杂志》对中国戏剧传统变革的探寻，再次说明了其所具有的文化责任感。

首先，现代性的报刊杂志在当时是处于良好发展趋势的，借助其传播戏剧文化也是一种相对新型的方式。所以，《东方杂志》自身就是对中国戏剧文化传播方式的一种探索，体现着对于中国戏剧对于大众传播“传统”的变革。

可以说，索尔的故事完全契合了格拉斯哥小说的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与颓败、绝望的氛围和主题。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兰纳克》很快就会泯然于其它格拉斯哥小说中。长久以来，格拉斯哥小说一直维持着相同的面貌，即通过夸大或扭曲社会现实，加上“精心挑选”的闹剧情节来吸引读者。公认改变这种沉闷状态的是《兰纳克》的出现。它既遵循了格拉斯哥小说的传统，又跳出了传统的创作格局，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内书写格拉斯哥。

同时，《东方杂志》对于中国戏剧传统的变革也有理论方面的探索。比如《中国戏剧的三条路》《论中国的戏剧理论建设》《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等。周作人在《中国戏剧的三条路》中指出：旧剧是民众的戏剧，我们不能使他灭亡，只应加以改良而使其兴盛。

另外，中国的戏剧历来重视“经典”的传播，题材与内容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并且注重传统伦理道德宣扬。《东方杂志》对于这样的传统也是有所变革的。比如，《东方杂志》有着多元化的戏剧理念，科学剧、外交剧、学校剧等都可以在《东方杂志》出现。新思想、新道德、新的爱国理念等在《东方杂志》的戏剧文本中也都有所体现。

一位怀孕15周的孕妇在洗澡时发现右侧乳房有一直径1.5厘米的包块，非常着急，全家人陪同来医院，见面就着急问大夫：我是否患乳腺癌了？是要马上手术吗？会影响孩子吗？将来可以哺乳吗……一家人一脸的茫然，显得十分焦虑。

（二）接纳与认同外来文化

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转”的方向是一个关键因素。《文化转型与文化冲突》一文中提出：在文化转型时期需要文化外求，文化外求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外求于他种文化。[13]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中，需要完成从“封闭”到“开放”的重要转变。要完成这一重要转变，就要积极引进外来的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认同中对其进行借鉴，进而将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新发展中。《东方杂志》作为一本综合性的刊物，在文学、教育、哲学、军事、医学等诸多方面都较为关注外来文化，在戏剧方面也不例外。从《东方杂志》中戏剧转型的空间建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与认同。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外来戏剧文化在一定时期内有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强的影响力。话剧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话剧是近现代传入中国的重要戏剧类型，话剧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其他外来戏剧类型所无法替代的。《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现今学术界较为公认的中国话剧的诞生时间是1907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话剧在中国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并逐步在中国的戏剧发展史中占据了一定地位。这一时期，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也不仅仅是话剧。历史虽然是具有巧合性的，但也还是能说明时代为《东方杂志》推动中国戏剧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东方杂志》把握了时代赋予的契机。这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积极引进了外国的戏剧文化。这促进着戏剧转型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型。

《东方杂志》对外来戏剧文化的引进，体现着其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同时也体现着其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并不是盲目的推崇，更不是在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带有理智性的一种认同，是从文化更新的角度出发，为戏剧发展寻求新“活力”的积极表现。

《东方杂志》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为外国戏剧文化搭建了一个可以不断进行展示的“舞台”，它对外国戏剧文化的直接引进包括多个方面，多是关于戏剧理论的论述和戏曲发展史的论述，具有广泛性和丰富性。《东方文库》中也有关于外国戏剧家的专题出现。宋春舫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早研究西方戏剧及理论的一位学者。他在《东方杂志》上有多篇介绍外国戏剧的文本，对“未来派戏剧”的系列性介绍在其中就具有代表性。

《戏剧曲家之威廉大帝》《戏曲家之托尔斯泰》《戏剧批评家莱森》《假亲王》《赵阎王》《史特林堡戏剧集》《英文世界名剧选》《巴黎国际戏剧节的两晚》《苏联的戏剧节》《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法兰西战时之戏曲及今后之趋势》等都是《东方杂志》中具有代表性的戏剧文本。我们从不同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对外来戏剧文化的引进是具有立体性与丰富性的。

在文化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文化重组与文化再创造，从而在内部进行文化更新，使得文化发展转入到新的轨道中。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认同不仅需要表面化的，更需要深层次的，所以，中国人在外来文化影响下也需要有所创造。这样外来文化才能真正的“为我所用”。

《东方杂志》所历经的年代是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年代。许多人在接纳与认同外来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将其利用，创作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戏剧领域中就产生了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戏剧文本。这样的戏剧文本是文化转型中的重要产物，展示着外来戏剧民族化的成果。对这些文本进行的推广是对文化转型的一种呈现，同时“推广”其本身也体现着文化转型的特征。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戏剧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着“自我转型”，同时也助推着整个民族的文化转型。

式中，1(k+1)=(x0(1)-(z/a))e-ak+(z/a)(k=1,2,…,n)为时间响应函数对应的序列模型，其中x0(1)为非线性原始数据序列X0=(x0(1),x0(2),…,x0(k))的初值，a为发展灰数，z为内生控制灰数[12]。

《东方杂志》刊登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戏剧文本，从《东方杂志》中所建构的推动戏剧文化转型的“空间”中可以看到，这些文本也不止停留在单一的层面。这些戏剧文本并不是对于外来戏剧文化的盲目模仿与追随，而是中国戏剧在剧烈变革的年代进行内部更新的结果。在《东方杂志》刊登的戏剧文本中，话剧作品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些话剧作品成为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文本，比如洪深的《赵阎王》。这些话剧作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戏剧文本，体现着中国戏剧人对外来文化的“再创造”。《东方杂志》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不仅是话剧，其他戏剧文本也不断出现。洪深、欧阳予倩、熊佛西、宋春舫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与戏剧理论家，都在《东方杂志》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并不是在《东方杂志》中出现的每一位作者或是每一个作品都能产较大的轰动或是较为持久的影响力。但是《东方杂志》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了中国戏剧发展的“伯乐”，其所提供的展示戏剧发展的“舞台”，承载了中国戏剧人在外来文化影响下为戏剧转型与文化转型所做出的努力，也表现出了《东方杂志》对于外来文化所进行的理解与判断。

四、结 语

文化转型具有丰富性和流动性，文化转型的过程既有着深度的开掘，又有着广度的延展。《东方杂志》中文化转型的空间建构既有“有形空间”的建构，又有“无形空间”的建构。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出文化转型具有双重内涵：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对外来文化的认同与接纳。《东方杂志》与中国戏剧一样，既是文化转型的见证者，又是文化转型的参与者。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东方杂志》所具有的文化责任感也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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