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立足于人类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以人为中心，对人的各种问题获得了完整把握、系统求解与合理建构，人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其实质而言，马克思哲学就是人学。但马克思人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性人学，而是能够给“给当代人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示和实践引导”的实践性人学。[1]马克思的实践人学是最大意义上的、有着丰厚人文底蕴的“新人道主义”，它主要起源于无产者对自身阶级性的自觉与对异己性遭遇的超越。马克思人学又是最根本意义上的生活观，通过对生活世界体贴入微的考察，通过对社会矛盾切身性的拷问，为人奔向更高的生活目标——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一种能充分表达终极理想的价值原则。马克思人学认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内在统一的，社会的全面发展实质上确保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的总体取向、终极趋势就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但是，现代西方学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提出的“哲学是人学”，却对马克思人学的革命性质与真实意义做出了有意的歪曲和恶意的涂抹。本文从历史流变和相互比较的视角，试图对现代西方学者人学思想中的所谓“哲学是人学”的理论实质、思想精髓及其价值取向进行理性梳理，以凸显其复杂语义的内在缺失与理论困惑，并藉此映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革命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旨趣。

一、“哲学是人学”的西式阐释及其历史流变

在现代西方学者的心目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人学情结，人的本质、人的价值问题，特别是人的发展和人的生存问题，始终作为一组不解之谜，长期困扰着又吸引着哲人们。如何解蔽人学困惑（或人学困厄）是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主线，“人学问题贯穿于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的始终”[2]。他们从各个方面试图对之进行各式各样的求解，积累下很多的解答方法与致思方式。从早期的神话传说、自然解释、理性分析、非理性拷问，到现代及后现代的科学考察、制度分析、文化剖解、历史探索等等，他们至今对人学的基本问题特别是人的发展问题，还没有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其间，他们不论是“无意的误解”抑或是“恶意的撕裂”都暗含着一种通向唯心主义的神学通道，“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一股流向宗教神学的趋势”。[3]在他们对人的本质、意义及发展问题的自我认识、不断求索中所形成的盲人摸象般的求解方案，总是受制于西方学者特有的逻辑框架与思想境遇，受制于他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形上求解方法，受制于他们对社会环境的亲身感受与体会。[4]以至于在今天虽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日益增强，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对人的各种问题做出合理求解，不知道怎样回答才是全面正确的回答，对人是什么、人究竟有怎样的本质、人如何实现全面发展诸如此类的“人学之谜”，感到非常茫然与困惑，常常将上帝搬出来进行神秘解释。在其人学理论中，因为不能从实践出发考察人的问题，因而常常得出被严重肢解或被严重割裂的人的形象，不仅仅陷入了自我认识的思想洞穴与理论误区中，而且对马克思人学理论进行“公开的诋毁”或“隐喻性的反讽”，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自己的人学思想，马克思哲学中存在一片“人学空地”。

通观国外理论家关于“哲学是人学”及其当代运用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其理论背景如何、其研究的侧重点怎样，绝大多数学者都顽强而执着地对人的本质及其发展问题的抽象论法，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求解方法各异、答案各异，但无疑都留下了卓异的人的本质观、发展观，都在自己的理性天地中对人的发展问题做出了一番沉思。有的站在纯粹自然主义、自然存在论、自然神论、现代自然主义、生态主义等等的立场上，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入手，强调人的发展要与自然的发展相一致。要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而回归自然中心主义或者生态中心主义，从自然或者动物的生存法则中找寻人的发展出路，不能以人的发展破坏自然的发展，相反，人的发展要顺应自然的发展。这种现代自然主义发展观认为，自然的价值是最高意义上的，自然的发展也是最具根本性的。只有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状态，才能真正确保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任何属于人的、人类社会的实践改造活动都应当被终止。在自然界面前，人和人类社会都应当保持无为原则，人的一切发展都应当自觉地让位于自然的发展，自然界的发展高于并大于一切，人的发展根本算不了什么，对此，理论上的惟物主义抑或唯心主义、实践上的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都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惟有摒弃专属于人的各种实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是和合相生，但这惟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做得到。

有的则站在德行主义、功利主义、实践主义、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实效主义等等的立场上，强调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从人自身的发展中来看待自然与人的关系，主张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从人类不断增长的科技理性或者社会智力中寻找人的发展的最高根据，认为人的发展才是惟一目的，自然或者神的存在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发展而存在的，物为人而存在、神为人而存在，这是天经地义的发展向度。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切自然的因素或者神圣的力量都应该屈从于人的需要，人类的实践、人类的价值、人类的发展高于并大于一切，惟有人的发展才是最高意义的发展，惟有人的存在才是真正崇高的存在。

西方学者无论探讨人的问题怎样变化，其人学思想怎样变迁，其中人的发展问题始终是一个主导性的问题，学者们纷纷收缩自己的研究范围，将自己的目光专注于人的发展问题，认为哲学是不折不扣的人学。在探讨中，大都站在人的立场上，紧紧围绕人的发展问题而展开，其抽象的人性化色彩越来越浓厚，以至于成为抽象性的、纯哲学式的人学。面对人如何及怎样实现全面发展的问题，当代国外学者对之从来没有中断过思考和争论，并以这些思考与论争记录下了他们认识和探索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艰辛历程，不仅反映了国外人性观念、人学思想、人的发展观的历史变迁和当代趋向，而且还表明了其人性观念、人学思想、人的发展观的变换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紧张关系，其中对人的发展的“公正性本质”及人的发展“正义问题”[5]的研究尤为突出。步入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及其现代科技，在其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或者自我调整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人性观念的裂变、人学思想的发展、人的发展观、道德观的重大变换，反过来，人的发展观上的这些重大裂变与发展也会极大地催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使得资本主义及其现代科技以各种变换了姿态参与了对现代人的压制与束缚，使现代的人性变得更加扭曲、更容易导致人的片面而畸形的发展。

西方学者由于不能跳出自我中心困境的思维定势，不能超越制度环境及其阶级局限，不能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人学的认识偏见，因而他们很难解答人性之谜、人的发展之谜，很难对“哲学是人学”做出客观全面的理解。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新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学者，试图为之另辟蹊径，渴望用一种普遍人性论、“普世价值观”、“后哲学文化”[7]来破解哲学与人的关系问题，试图通过“哲学是人学”或者将哲学演变成人学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复归人性的完整意义。在他们对人的本质、意义、存在及发展问题的探究中，各种各样的人学观不断涌现、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大自然人学观、后生态主义人学观、新历史主义人学观、新生物主义人学观、生态社会主义人学观、新女权主义人学观、新自由主义人学观等等纷纷亮相，形成了以人的本质论、价值论、存在论、发展论为核心的后现代人学新谱系，描绘出了人学的不同前景，但是由于人本身是一个复合体，人的问题不是某一种人学思想或者思维原则就可以获得全面解决的，因而总是烘托出一种畸形的人的形象及人的片面的发展图景。

国外学者追问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问题，不仅仅是出于理性的好奇或者理智的偏爱，而主要是受到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各种生存悖谬、生存矛盾、人生困惑的触动，受到了现代资本逻辑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各种压制的牵引，而强调在“善”或者“正当”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联合体”[6]的公正发展。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对立、人与社会的分割、灵与肉的撕裂、感性与理智的碰撞、道德规范与自然本能的较量、利己与利他的偏离、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等等，这一切都使得处在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人普遍感到困惑、痛苦与迷惘。身处其间的学者们也极力想探察人类究竟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人在宇宙间所处的地位是什么、人与自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能不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为什么活着及怎样的生活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的生存目标与发展意愿如何定位等等问题。当国外众多学者都把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发展问题真的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加以思考时，一切哲学研究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最大意义上的人学。换言之，当他们真的以哲学方式观察人、分析人时，哲学就为自己开辟了新的自我生成之域，作为人学的哲学就大行其道了。其所构造的各种人的发展观都旨在寻求人类的自我认识、从根本上把握住人类独特的存在境遇与发展道路，他们对人的起源、形成、本性、本质、地位、自由、幸福、价值、命运等等人学之谜及其发展意涵的重思与追问，实质上是想力图为人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一种哲学意义，从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中为人类揭示出一种积极合理的发展观，找到人作为人、人之为人的本真存在与发展方向，这就是其“哲学是人学”的旨趣所在。尽管发展的样态不一，然而实质却内在一致。

二、西方哲学视域下“哲学是人学”的困惑及缺失

会整理的人，他就知道“今天跟客户进行这个阶段的商谈”“客户需要的是这个”等。因为很清楚，所以根本不会把有用的没用的全装进包里。头脑清楚，做工作当然有节奏有秩序，工作也能够顺利开展。

在行业交流方面，联盟共举办三届“全国BIM联盟联席会”，邀请各省市BIM联盟参加，通过每年举办一届联席会，加强全国各BIM联盟之间交流；走访联盟观察员单位，与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行工作交流；受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和香港建造业议会（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CIC）的邀请参加“全球BIM标准现状”技术论坛。

他们从人的自然天性出发，将人身上的一些基本属性如生物本能、生理需要、爱欲冲动、自私心态甚至是邪恶行为等等，视作是天经地义、一成不变的，人的一切就是自然造就的，人的发展就是向着自然的复归，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作为一种自然生物体、纯粹的自然存在体，其自身的发展要如同原始生态一样，最佳的生存与发展道路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遵从人的自然需要、按照自然本能行事是人的本质要求，也是人得到幸福、获得自由和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所在。自然的发展不仅造就了人的发展的天然保障，而且还造就了人自身这种精巧的机器，赋予人获得幸福、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各种权利，惟有用自然法则来矫正现代人的各种偏激行为，在自然界面前保持清静无为的心态，才能与自然和合共生。这种新自然存在论，凭借着对现代生态问题的敏锐观察，对人的发展及未来命运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渗透了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生存矛盾的理性考量，看到了人的理性力量的强大，看到了人的发展问题不能仅仅诉诸于消极无为的老庄式的妄想，最终还是要落脚于人的理性的力量中，并以此凸显了生物个体的主体性，肯认了人追求自由幸福的发展理念。

再如，安德烈·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他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化，生硬地制造出了一种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一番生态主义的改造，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解决当代人生存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确，在西方生态危机爆发的当代背景下，他通过批判分析存在主义人学思想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进行了一番适合自己口吻的再造，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案，旨在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发展逻辑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存悖谬、生存矛盾。他的这种理论强调，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在全球化发展的格局中一定要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内在统一，实现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社会的解放的统一，但是只有超越个体的人而实现总体的人，才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及人与人的和解，这正是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一最高境界，不可能通过马克思预言的破坏性极强的社会变革，而必须通过发动哲学革命而实现人学的观念革新、思想革命来完成。“哲学是人学”掩饰了其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是背离了人类公正本质的抽象人性论。

舞蹈作品里舞蹈和音乐是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乐记》中说:“乐为舞之心，舞为乐之容”。说明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是音乐的另外一种形态。一个成功的舞蹈作品离不开优美而动听的音乐，音乐是一个可以让舞蹈歌唱的艺术，同样舞蹈也有它神奇的力量，可以让音乐表现出不一样的艺术形态，舞蹈音乐不是为了纯音乐的表演，而是为舞蹈作品表达的情感与故事，将音乐和舞蹈两者协调融合，所以它不是纯粹的音乐表演。所以在创作舞蹈音乐的时候，音乐情绪和舞蹈的风格应该是相似的，无论在节拍、节奏、旋律、时间值上都要配合舞蹈动作的要求，默契配合与展现，达到乐舞合一的完美状态。

譬如，齐泽克为了解构马克思主义狭隘的人的发展观，提出了一个新的所谓“世界无产阶级”概念——“贫民窟中‘受伤害的大量民众’”进行彻底意义的社会革命[10]，要超越哈维的什么“战斗地方主义”[11]的具体计划而实现综合性纲领的全面实现。再譬如，波兰左翼学者亚当·沙夫，他以20世纪西方社会中人的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为总背景，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为考察基点，初步构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人道观和人的发展观，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进一步扩展，提出了一种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与人的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12]在他看来，马克思一生研究和解答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问题，他的所有理论研究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的幸福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真正灵魂，若离开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分析，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样，在沙夫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被等同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而被等同于人道主义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当代发展其人道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不需要经过什么社会意义的革命，只要转换研究问题的视角，进行真正的哲学变革就能够解开人类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

一些主张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主要侧重于从个体人的角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剖析，他们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应是使人能够得以全面发展的尊重人、关心人的理想社会，它能够使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并达到非常健全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其实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的、以自私自利之心而生活于世的现代人面前，就显得异常荒唐与可笑。因为，当代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精神诉求），现代人生存在各种技术理性和经济、政治、文化、广告高度一体化的严密控制之下，人被异化和物化了，人不是为自己而存在，人说到底是为了物而生存。这种严重受物欲支配下的生产状态是非人的物化状态，人性因受到各种异己力量的严重扭曲和挤压而形成了人性的异化，人以及社会也因此都变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8]未来社会的发展，只有打破这种对人的发展的非法限制，来一次心理学层面的真正的大变革才能实现人性的自我觉醒，而不是希冀推翻什么资本主义统治，才能建立一种非压抑人性的、能够使人实现精神解放的文明社会。惟有通过哲学革命而非政治革命，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还原，使人能够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真正实现人的本真生存与社会的和谐共进，不需要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制度层面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只需要进行意识革命或者心理革命就可以实现。[9]

三、“哲学是人学”西式阐释对马克思人学的负面影响

“哲学是人学”的西式阐释，根本上就是把人学困惑阐释成哲学内在的理性矛盾，试图在哲学理性的自我天地中予以解决，没有也不可能把人的本质及其发展问题视作实践问题，从而背离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的社会方向与政治立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他们对马克思人学理论研究，是基于特定的理论框架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认为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异化和物化。因而，即使是消灭了私有制和旧式分工，也未必就彻底消灭了造成人片面发展的一切因素和一切障碍，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形成人片面发展的惟一根源，形成单面人、单面社会的畸形发展，也并非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中也会产生异化或物化。[13]在他们看来，产生异化或物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人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以至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上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却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甚至上扭曲式的发展。为了矫正现代社会的片面发展对人的发展造成的损害，本着对症下药的设想，有些人提出来未来的革命变革不只是一个制度推翻另一个制度的社会革命，而更重要的是对现代人的科技盲从意识和对科技对人压制的顺从心理的批判，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建基于社会革命后的制度重建，而是建基于人性的觉醒、心理的革命，是对现代资本逻辑和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的全面压制的强烈反抗，摆脱的不只是制度环境及其社会结构对人的发展的限制，而是要摆脱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切物质、文化的因素，促使人正确认识并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己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彻底和解、人与社会的彻底和解，在全球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各个民族的和合共生，以此加强民族间、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为未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发展契机、更多发展空间，在最大限度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的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等等。[14]一句话，人学上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而恰恰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意识问题，惟有将哲学变成人学，实现人学的哲学化或者哲学的人学化，才能真正解决当代的人学困厄。

式中：Tco为切削液更换周期，EEcp为切削液在制备过程的单位能耗，η为切削液浓度，ρ为切削液密度，EWcl为单位废弃切削液处理能耗，Lin和Lad分别为切削液初始用量和添加用量，为机床Mm加工过程产生的切削液内含能。

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肯定人的天生欲望与本能，张扬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强调自私自利与合理的利己主义，极力歌颂人自身的理性力量与现代科技对人的发展问题的解决力度，主张以理性的、大写的人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开掘、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尊崇。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参与对人的压制越来越沉重，一些存在主义大师纷纷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妄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来摆脱西方理性至上主义的发展困境。在他们看来，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其存在与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欲望冲动，完全是一种具体化、情绪化的主观行为，人无端地被抛于世，也无可奈何地死去，正是在普遍遭遇荒诞与虚无中人才体会到一种莫名的幸福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解决不能寄托于什么普遍人性论的理性方案，也不能寄托于纯粹自然主义的情感设计，只能诉诸于非理性的诗意栖居，惟有勇敢地“向死而生”、“向死而在”，才能获得一种本真性的生活、实现一种全面意义上的发展。因为人不是一个道德主体，人的发展不能以伦理道德来框定，人就是人自身，人的发展就是人幸福自由生活的合理满足，人是一个欲望主体，而且人生而自由，这种自由完全是绝对的不受什么限制的，人的全面发展不受什么普遍人性、普世价值的约束，根本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一切只要能够满足人的所需的东西都要大力发展，一切能够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东西都是可以利用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切，岂有他哉！[15]这种人的全面发展观，其实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发展理念，它只考虑到物质文明的进步对人的发展的积极影响，而没有同时看到其异化、物化的消极影响，现代科技主导下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确能够给人提供一种过上幸福生活的物质保障，但是它却无法避免使人也能够摆脱异化存在的尴尬境遇。可见，国外学者的人的发展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遮蔽了人的发展本身的本体地位与终极意义。

西方学者是这样看待马克思人学的生活化、人民性及它在今天重大的时代意义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根本上说就没有什么人的发展观，不是扎根于人民大众生活中的现实性的人学，只是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政治代用品，没有什么生活气息，更没有什么真情实感，对人如何获得发展、获得什么样的发展根本就漠不关心。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西方思想家更是狂妄地叫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业已失去了社会生活基础与实践场域，它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也早已失去了思想光辉并成为历史的垃圾了。如福山就曾经叫嚣，马克思的人的发展观已经终结了，社会停止了进化而人也不再进化了，一切都被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人的全面发展惟有在资本主义现代民主制中才能真正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以“哲学是人学”的策略，对马克思人的自由观及其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行有意的歪曲。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在更加完整的资本主义意义上使用的，人的自由活动这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产生的完整的主体，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生活的一种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定的一切社会发展方案为的是所有个人利益的完整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统治，恰恰是大众的统治，它存在的人学问题说到底是哲学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这些问题都能够在理性思辨的自我革新中得到解决，用不着颠覆什么社会基础和社会政治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则追求少数官僚资本者个人利益的普遍实现和全面发展，追求政治权利与资本逻辑的高度融合，不是什么共同体主义的人民民主而是精英阶层的富人政治，当年苏联社会主义把官僚利益当作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时，它就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核心所在，它的灭亡就是历史注定的了，在这样的社会里进行哲学革命是徒劳无功的，倒是要开展社会革命才有用。可见“哲学是人学”的西方阐释根本目的在于取缔马克思对人的问题解决的实践方案，认为不用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用铲除产生人学困厄的社会基础，仅仅局限在哲学思想的范围内，仍然可以对人、人的本质及其发展问题实现科学求解。这实际上是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解构了马克思人学，是在哲学理性革命的幌子下泯灭了马克思所开创的人学革命的革命性质与真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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