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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视域下的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简言之,信仰是指主体对某种对象发自内心的信服、敬畏和遵从,并以此作为主体行为的规范和指引。信仰作为人类所独有的精神现象极具复杂性,可以从多种维度来理解其内涵。从客体维度看,信仰可做名词性理解,是一种观念体系,在内容上等同于信仰的对象也就是客体;从主体维度看,信仰可做动词性理解,是主体对某信仰对象的认知、选择和确证的信仰建构过程;从主客体关系维度看,信仰是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统一,是主体确立信仰并以之指导行动的实践活动,是由“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过程。

若将信仰置于最广泛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只是信仰的一种特殊形态。我国当代大学生的信仰教育主要依托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完成,教育内容上以被界定为社会政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主;教育方式以传统的“灌输式”为主。在这种模式中,大学生只是以一种工具性个体充当着教育客体的角色,而忽视了大学生作为信仰建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种妨害于信仰有效生成的现象。时至今日,信仰教育如同思想政治教育所共有的诸多问题一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已有的研究成果虽则群策群力,但是关注点多聚焦在信仰教育的方式方法、教育者、保障机制等方面,并未充分探究信仰生成的本质规律,即信仰生成是教育外塑之下主体能动建构的过程。正因如此,在主体性视角下,探讨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离不开信仰教育的外塑过程

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也就是说,凡理智健全之人都有其自发的世界观。但是,要使自己的世界观达到自觉的程度,却必须通过接受教育而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简单的醒世格言,也不是诉诸世俗形式的非理性宗教教义,在形式上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科学理论体系,要掌握其真理并内化为信仰并非易事。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十分必要。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得以实践过,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灌输论,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都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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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信仰属性也决定了信仰教育之必要。现时代是一个国家主义的时代,国家主义就是以自己的国家为本位的共同体或群体的思想意识。国家是社会共同体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共同体要维护自己的主体地位,必然要求其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教育是维系这一共同价值体系的主要手段。在我国,意识形态教育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从本质内容和根本功能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信仰教育,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教育。”[1]大学生作为一个国家最主要的青年群体,是共同体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对象。

而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源于主体能力的具备,这也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主要包括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等。主体能力也是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对象化的保证和决定性因素。列宁说:“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6]这种创造力就是主体能力的具体化。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7]。可见,主体能力是对主体意识的一种确证,一个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越充分越全面,就越能有效地发挥其主体性,就越能实现其主体价值。

从主体维度理解,信仰内生过程中主体的这种跃迁和升华,既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也是主体的主体性不断形成和确证的过程,这种主体性确保了信仰生成的有效性。在这一跃迁的过程中,信仰主体逐步进入被体验的内心幸福状态。一方面包含了信仰主体对对象的选择、认同和体验,即信仰对象趋向主体的信仰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信仰主体向信仰对象的趋附与皈依。可见,信仰内生过程就是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双向互动的结果,蕴含着信仰生成的本质规律。主体和主体性是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4],主体性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主体”人在主客体对象性关系中,通过对象性活动生产和发展起来的主体的本质属性。[5]信仰活动中的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具体化。研究信仰问题,首先要回答“谁的信仰?信仰什么?”即主体与客体的界定。一般来讲,主体可以分为:个人、集体和类三种形式。具体来讲,大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首先是单个的个体形式,同时也是大学生群体信仰主体的必然组成,更是类主体的一份子。大学生作为信仰主体,其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主体精神、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上。

主体价值是指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合乎目的、合乎需求的对象物,这一对象物中蕴含着人的主体精神和主体能力,是主体目的性之体现。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8]换言之,人的活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9]。“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哲学家康德的著名论断。大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在信仰建构过程中一定是带有主体目的性的,而且这种目的性是与主体信仰需求相适应的,任何有效的信仰生成都是合目的性的,这也是信仰非理性特征的体现。作为个体的人,人性之中不可避免地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而信仰究其本质是人的情感领域的复杂活动,情感、意志、欲望等非理性因素与之密切相关,非理性因素决定了主体对信仰客体最为朴素的多元需求、多重选择和多维建构。

人本主义治疗模式的观点在于,心理疾病是由自我异化所产生的。因此,通过找寻最真实的自我即可对心理疾病进行治疗。同时,依据这一治疗理念,人本治疗模式具备以下基本主题:(1)突出人群个体对于生命追求的意义;(2)要求人群个体承担自身应有的责任;(3)扩展人际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是主体能动的内生过程

感性认知阶段是主体对信仰对象了解、学习、理解的阶段。此阶段的信仰客体尚属“知识”范畴,涵盖的内容显然是无限广泛的,凡是能纳入认知领域的均可以担当这一角色。这种认知活动是源发于人类所独有的理性冲动,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之下,主体以认知为起点开启了寻求信仰的步伐。然而并非所有的认知对象都具备信仰的质性。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信仰的地盘居于科学的触角尚未抵达之处。对现实已有、已然、已存的认知显然是不在信仰范围之内的,与此对应,只有具备超越性、引领性、理想性的认知才能担当信仰之客体。例如,在探讨现代人的信仰缺失问题上,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比较普遍的“金钱至上”也算是一种信仰,不能说没有信仰,只是信仰对象不值得提倡而已。这种说法显然是有悖于信仰的本质,金钱至上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生活态度。因此,主体需要在认知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性选择。这种合理性的选择也就由感性认知阶段进入到理性认同阶段的前提。在任何人群、任何历史时期,信仰形态都从未真正达成统一,原因在于信仰对象的多样性,最具显性的信仰就数宗教这种形态,除此之外,某种精神、主义、英雄人物、名言名句也都担当过信仰对象的角色,造就了极其复杂的人类信仰图景。因此,对于个体而言,信仰对象的选择是建立在科学性的认知基础之上,惟其如此,才能由对其科学性的理解为转化对其信念的接受,由泛化地认知跃迁为深化地认同。完成了这一跃迁意味着主体对信仰客体有所觉悟、入心、内化。第三个阶段是笃诚确信,这一阶段也意味着主体信仰体系建构的完成。至此,信仰对象对于主体而言,不仅具有科学性、价值性,更重要的是对其内心情感的统率和引领,由理智上的理论确证进入了情感上的意志体验。

主体能动的信仰建构过程,是主体性不断生成和凸显的过程,是在信仰教育的外塑之下的内生过程。当然,一般意义上的信仰确立,也有不经过外部输入而主动自觉形成的可能性,但是反之则不可能,离开主体能动地建构,再好的信仰教育也只能停留在知识认知的层面,断然称不上、也形不成信仰。具体而言,这种内生过程就是主体对信仰对象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再由理性认同到笃诚确信的两次跃迁。

场地仅钻孔(CK1、CK3~6、CK9~10、ZK1~3、ZK5~8、ZK11~20) 有揭露,揭露层厚0.50~3.81m,平均厚度1.82m;层顶高程-0.70~2.50m,层顶深度 1.30~4.30m。

毛泽东有言,“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2]信仰形成的前提是认知,认知的知识需要教育来实现。这样的教育又可以分为两点来理解,首先是直接教育,即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想价值、终极关怀的内容,使受教育者能够准确了解、理解、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为进一步确立信仰奠定基础。其次是间接熏陶,主要借助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的隐性传播之中对个体的信仰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规约性、引导力、认同感。尤其是对个体科学理性精神的培养。要解决一个社会的信仰危机问题,科学理性精神的培养是根本,一个愚昧的脑袋里很难培植起正确的信仰之花。可见,个体科学理性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其他落后愚昧的信仰形态斗争的保障。确立科学理性精神,才能保证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建构的科学性,才能避免功利化、庸俗化、狭隘化的错误信仰心态。

MM是高度异质性疾病,存在复杂的免疫系统缺陷。骨髓瘤细胞来源于B细胞发育终端的浆细胞,患者免疫系统存在多种异常,其中细胞免疫异常(如B细胞减少、CD4/CD8细胞减少)与患者生存时间负相关,提示细胞免疫在疾病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2]。

首先,主体精神是主体意识的外在表现,所谓主体意识即人能自觉将自身与所处的自然环境、他人区分开来,且能将外在于自身的事物当做对象、客体,并建立起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主体意识应用于实践中就转化为一种主体精神、一种意识力量、也是一种潜在的物质力量。这种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是彰显主体性的前提,一个没有主体精神的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大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其主体精神取决于在信仰建构中的主体意识,具体体现在信仰需求、信仰选择、信仰建构的过程中自觉自主的意识和精神。

在以上整个处理过程中,生物过滤器的介质——加强型活性土壤,为微生物代谢提供氧气、水分和矿物营养成分,它的厚度通常在400~2 000 mm,而最终的数值需根据臭气浓度、处理气体量、现场条件等因素进行设计,以保证气体在生物土壤中有足够的停留时间。在生物土壤滤池初始运行期间,会在滤料中形成广泛的微生物种群,它们对臭气中的氨、三甲胺、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二甲二硫、二硫化碳等致臭物质具有较好的降解效果[2]。

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习近平讲话中要求,“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3]可见,对于大学生主体而言,信仰教育这一外塑过程是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必要条件。

三、提高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有效性途径

首先,突出信仰主体的主体性是内生途径。回顾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教育内容上强调高度统一,方式方法以灌输为主,教育关系上将大学生单纯视为“受教育者”。这种模式明显缺陷是忽视和压抑了信仰主体的主体性,与信仰生成的本质规律、信仰确立的基本价值以及一般教育规律均有所背离。

雅斯贝尔斯曾经宏观地谈教育时说:“大学的基本原则是:让学生在一切行动的和信仰上做出自己的抉择,并通过认知让他们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责任的意义。”[10]113换言之,成功的教育就是“让每一个人感觉到被召唤成最伟大的人”[10]147。作为信仰教育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必须正确对待大学生在信仰建构中的主体性。具体应用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工作中,要求教育者的教育理念首先要有所改变,要正确对待大学生既是信仰教育的受动性客体,也是信仰建构的能动性主体。既然是主体,独立的个体性是主体的基本特征,“人作为个体,拒绝让自己被一种生活秩序消化掉,这种秩序只会使他成为为维持整体而起作用的一种功能”[11]。可见,个人主体拒绝群体对自身的异化,坚持了个人应有的主体性;而在个人主体性和群体主体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也有利于群体的健康发展。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首先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种信仰教育与个人信仰体系的生成之间也存有某种张力。若想发挥这一张力的良性作用,需要有相对自由开放的价值空间,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一元信仰与多元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信仰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恰恰不在于宣布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在于为人们选择正确的信仰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如同真理一样,在通往信仰的道路上,人们永远处在求索的过程之中,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完善和深化自己的信仰,并为践行自己的信仰而努力。与之相反,那种把信仰凝固化为绝对排他性的教条的做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

其次,讲明客体的多重属性是外塑途径。信仰建构源于主体理性对信仰的需求,信仰需求的非理性本质决定了教育者必须正确面对其多样性、复杂性、不一致性。正因如此,在信仰教育中,首先要在内容上结合主体信仰需求的多层级性来阐明客体的多维含义。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上,作为施教者就应该做到:

一方面,注重在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基础之上,指明其价值性,即以共产主义、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是价值性的基础,惟有深入阐明这三个特点,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价值性凸显,才能作为一种信仰形态说服人、吸引人。

另一方面,既要阐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的属性特点,也要回归大学生的“生活世界”,讲明马克思主义对个体理想、人生追求的现实关切,对个体困惑的哲学解答,对人类奥秘的终极揭秘,全方位展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魅力,才能真正避免空洞说教的形式对科学内涵的遮掩,惟其如此,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理性信仰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正确选择。正如美国学者弗洛姆所言:“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如果不是以个人的生产性体验为基础,而是由强迫个人相信这些思想的党派或国家所提出,那么,它们除了堕落为非理性信仰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12]

总之,突出主体性的理念要求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过程之中,尤其要注意,不止要讲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特征,也要注重其超越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终极性,结合个体人生信仰需求,关切其生活世界的信仰空场,使得真理、人性、信仰达到高度统一。主体才会自主自觉能动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或作为自己的全部信仰倾注,或作为自己信仰体系的重要部分加以建构。这样的信仰教育也能最大程度上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所有受众面,覆盖了已有宗教信仰的受众,没有宗教信仰的受众,无论是已有显性信仰亦或是隐性信仰的个体,均可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信仰,完成个人合理信仰体系的建构。从主体性视角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本质规律,目的就在于能够使高校信仰教育理念有所改变。思想是行动之先导,教育亦是如此,惟有教育理念的改变,在具体培养途径和方法上才能切中利弊、行之有效。

参考文献:

[1]刘建军.信仰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本质内容[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湖南出版社,1990:22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7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3.

[5]张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6]列宁全集:第55卷[M].人民出版社,1990:18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9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4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202.

[10][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1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2]埃·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3.

 
徐宏霞
《喀什大学学报》 2018年第01期
《喀什大学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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