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于我国海防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代海防，学界更是给予了持久关注，有关成果层出不穷。新中国成立后，明代海防研究的系统性增强，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无论是通论性质的海防史著作还是区域性海防史著作，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展现了有明一代海防建设的整体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明代海防的探讨多和倭寇、海禁、海外贸易等交织，已有的海防论述又多从海防卫所、水寨、海权等领域出发，而对涉及海防重要组成部分的水军建设方面的探讨反而较少，对明代水军与倭寇、晚明西方东渐势力等重要外力① 本文所言“外力”主要指称倭寇和西方东来势力。明代的“海军”称谓一般是舟师、水师和水军交相使用，本文取“水军”这一惯用称呼，文中讨论也仅限于沿海水军，内河水军暂未涵括。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也缺乏应有的学术关怀。笔者不揣浅陋，试作申说，以求正于方家。

一、倭寇压力与明初海防建设

明朝建立之初，海疆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多事之秋，除了张士诚、方国珍等余部的袭扰之外，便是倭寇的频频侵扰。洪武元年（1368），“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130《张赫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32页。。洪武二年（1369），沿海基本遍历倭患。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③《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正月乙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6年版。；四月，“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④《明太祖实录》卷41，洪武二年四月戊子。。面对沿海日益严重的倭寇侵袭，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开始经略海防事宜。作为我国第一个进行大规模、成体系海防建设的朝代，由于缺少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明初海防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一）水军及海巡制度建设

水军建设是海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军力量的强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海上防卫力量的强弱。为了防御和有效打击倭寇，明太祖十分重视水军建设。洪武三年（1370），“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缮理，遇征调则益兵操之”⑤《明太祖实录》卷54，洪武三年七月壬辰。。根据明初卫所制度推算，这支直属中央的水军拥有13万左右将士和1200艘左右的战船，规模不可谓不大。明太祖也注重造船业的发展，借此尽力改善水军武备，增强战力。洪武五年（1372），诏令“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①《明太祖实录》卷75，洪武五年八月甲申。。洪武二十三年（1390），诏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②《明太祖实录》卷201，洪武二十三年四月丁酉。。建造战舰的同时，沿海卫所官兵开始主动出击，出海巡捕倭寇。洪武二年，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③《明太祖实录》卷41，洪武三年四月戊子。。洪武三年，“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军捕之，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④《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乙酉。。洪武六年（1373），福建都司都指挥张赫“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⑤《明太祖实录》卷203，洪武二十三年八月甲子。。这时的剿捕虽可视为积极的海上防御，但从性质上看，更多的只是临时差遣，而非制度性安排。

同时，明太祖制定了水军巡海制度，其思想集中体现在洪武六年正月德庆侯廖永忠所上奏章中。针对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的活动特点，廖永忠提出“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舡，命将领之。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战不能敌，欲退不可走，庶乎可以剿捕也”。⑥《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正月庚戊。是年三月，明太祖诏令“以广洋卫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横海卫指挥使朱寿为副总兵，出海巡倭”⑦《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六年三月甲子。。于是，“每春以舟师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还”⑧ 张廷玉等：《明史》卷91《兵志三》，第2243、2244、2243页。，明代的巡海制度初步形成。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海防措施，增强了对倭寇的震慑力度。永乐年间，沿海戒备持续加强，成祖多次派遣水军出海巡逻，寻求主动歼灭倭寇。永乐四年（1406），“平江伯陈瑄督海运至辽东。舟还，值倭于沙门，追击至朝鲜境上，焚其舟，杀溺死者甚众”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41、842页。。永乐六年（1408），“命丰城侯李彬充总兵官，都督费充副总兵，统率官军自淮安沙门岛缘海地方剿捕倭寇”⑩《明太宗实录》卷86，永乐六年十二月戊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永乐十四年（1416），“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 。⑪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41、842页。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更是于辽东望海埚大败倭寇，几乎全歼进犯的2000余倭寇，“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 。⑫张廷玉等：《明史》卷91《兵志三》，第2243、2244、2243页。可以看出，洪武、永乐年间，虽然倭寇侵袭严重，但明廷的海上军事行动基本呈主动进攻态势，体现出积极防御姿态。

洪武、永乐年间虽经常派遣水军出海巡倭，但这一时期的海巡制度并不完善。至明中后期，随着倭寇日炽，巡海制度开始发生转变，逐渐形成了有明确巡防区划、进行连界会哨的巡哨制度，“各为分汛地，严会哨，贼寡则各自为战，贼众则合力以攻” 。⑬喻政等：《福州府志》卷21《兵戎志三》，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明代的巡洋会哨制度至此发展成熟，海域防卫责任明确，海上防守的协作与互动加强，海防体系进一步完善。⑭关于明代的巡洋会哨制度，可参看韩虎泰《论明代巡海制度向巡洋会哨制度的转变——以明代广东海防为例》（《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3期）及牛传彪《明代巡洋会哨制度及其在海疆防务中的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两文。

鸟铳又称鸟枪或者鸟嘴铳，明人赞其“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枪，火技至此而极”⑯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下《经略六》，第928、970、908页。 ，具有很大杀伤力。明朝中国鸟铳技术的改进，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是来自于日本，郑若曾称倭寇“所歉者，火器耳。今鸟嘴铳，反为彼之长技”⑰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下《经略六》，第928页。。甚至到万历年间，倭寇在火器方面仍具有较强实力。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明军与倭寇在温州海面展开激战，官军“逼近乱发矢石铳炮，四围攻打，贼亦放铳矢对敌”，明人王在晋称“其器利船坚，大非昔比，官兵卒遇，技力难施”① 王在晋：《海防纂要》卷10《东洛外洋之捷》，见《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44页。。可见，倭寇在实际侵扰过程之中同样在不断改进自身武器装备，增强与明水军的对抗实力。明朝方面在御倭战争中积极吸取经验教训，对当时往往更加先进、更具威力的日本鸟铳进行学习和改进，即如郑若曾所建议的“设专官，严督制造，务令中法，更熟演之”②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下《经略六》，第970、903页。，从而在作战过程中逐渐改变自身的被动地位。

（二）沿海卫所及水寨建设

郑若曾指出：“海中战法，攻船为上。……其次则恃火器。”⑨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下《经略六》，第928、970、908页。明中期，水军已经开始在战船上装配且普遍使用火器。《续文献通考》直接点明：“利于今日海战者，无逾于火器。”⑩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66《火器论》，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御倭战争和抵御西人东渐势力的需要给水军火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火器的大量应用使得作战效果十分明显，俞大猷称“盖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 ⑪俞大猷：《正气堂集》卷5《议以福建楼船击倭》，第160页。 。水军战斗中所使用的火器，既有中国自有武器，也有引进、吸收借鉴的西方武器。明中后期海防、水军的重建、重振过程，亦是明代积极学习西人先进军事知识的过程，其中主要以火器和战船为主。

设置卫所的同时，为提升防御的纵深与多层次性，明初在沿海重要海口筑城建寨，加强海防工事建设，沿海各省水寨的设立便是显例。水寨由此成为海上的第一道防线，以期与沿海卫所一起对来犯之敌形成水陆夹攻之势。但水寨主要兵力却是来自于卫所汛期的出海军，水寨本身只有守船及少量作战军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代水军的战斗能力，加大了水寨对陆上卫所的依赖性。正统之后，随着卫所制度的败坏，沿海水寨大多内迁，海防线开始退缩，水军逐渐失去进攻歼敌的有利态势。同时，身在内港的官军畏葸出海，导致“倭舶近岸，人犹未觉其为寇也”①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2上《经略三》，李致忠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2、763页。的被动局面。如此，明初海陆联防、水陆夹攻的海防体系受到很大的破坏与制约，战略纵深不复存在。虽然形势的后续发展不尽如人意，但总体来讲，通过明初的一系列努力，于沿海地区广置卫所，修造战船，添设水寨，并于紧要之处配备烽堠、墩台、巡检司等，到洪武末年，漫长的海岸线上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严密的防卫体系。

二、倭寇、西方势力侵袭下的明中后期水军建设

伴随海防体系日益严密的是“海禁”政策的施行。为了打击沿海进犯势力，阻止民间力量与之勾连，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明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此后又多次申谕禁海令。“海禁”政策实际上把海防推向了保守一途，随着时间的消逝，社会的发展，作为符合一时之宜的政策非但没有被太祖的子孙因时修订，反而被当作祖宗成法相沿不改。不但倭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实质性的社会封闭与动荡，中国的国家海洋性格愈发内敛与保守。明朝水军虽然因永乐时期大规模下西洋而有过耀眼的辉煌，但是郑和之后，明廷大规模经营海洋之举便告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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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明初的一系列海防建设，自永乐十七年望海埚大捷之后，百余年间海警暂熄，“朝廷阅数岁一令大臣巡警而已”③ 张廷玉等：《明史》卷91《兵志三》，第2244页。。由于缺少外来压力的刺激，海防渐又废弛。明中期，卫所制度败坏，旗军逃亡人数大幅增加，早期建立的沿海卫所防御体系逐渐发生根基性的动摇。水军战斗人员主要来自于卫所，经此一变，严重依赖卫所的水军战力自然下滑严重。明初建立起来以沿海卫所旗军为主力的备倭水军，到嘉靖年间已经衰落，陆上官兵不习水战，“见风涛震荡，目眩气夺”④ 戴璟等：（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5《海寇》，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地理类》（第3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页。，“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⑤ 张廷玉等：《明史》卷322《日本传》，第8352、8352页。。同时，舰船不修不造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时人慨叹“五年不修，十年不造矣”⑥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上《经略五》，第887、887页。。兵士卧起风涛之中，御寇海上全赖战船，如此情形，纵有强兵亦难有所作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⑦ 张廷玉等：《明史》卷322《日本传》，第8352、8352页。。有明一代最大的海上动乱终于袭来，异常严峻的海上形势不断倒逼水军提升御侮能力。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GM模型组小鼠血清Cr和BUN含量显著升高（P＜0.01），提示肾小球过滤功能紊乱；与GM模型组相比，不同剂量的SVPr和阳性药均显著降低血清Cr和BUN的含量（P＜0.01）（图4）。

“夫海上之战，先斗船，次斗器与人” ⑫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479，《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16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海上作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船的优劣。明水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倭寇，故而战船建设便围绕如何有效制约倭寇的海上力量展开。《筹海图编》载：“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爿，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所造船只“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船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船、福船皆其所畏”。⑬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2下《倭船》，第201-202页。 针对倭寇当时造船技术远逊于中国，所用舰船多质劣容小、适航性差、不敢与中国巨舰直接对抗等情况，明朝方面主要列装具有较大优势的福船和广船等主战船只，确保海上交锋时居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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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人在广东海面与明军交战失利后，便北上福建、浙江一带，并时有寇盗行为，“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胜言”⑪朱纨：《甓余杂集》卷3《海洋贼船出没事》，第66页。 。为严海禁，维持边海秩序，朱纨发动了双屿之役，“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巢自此荡平”⑫郑若曾撰：《筹海图编》卷5《浙江倭变记》，第322-323页。。朱纨巡抚浙闽期间，在剿灭海商的过程中获得了数量众多的佛郎机铳，将其装备部队，随军使用。⑬例如，嘉靖二十七年“，都指挥卢镗将发去兴化、福宁，原解佛郎机铳二架随军应用。其福建都司原来七十三架，该指挥张汉等带回。又九山等处原获四架，三架见在梁凤营中，一架见在定海备用”。见朱纨：《甓余杂集》卷9《夷船结深入事》，第235页。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初，中葡再次爆发走马溪海战，经过一天的激战，明朝水军大获全胜“，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番贼妇哈的哩等二十九口，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另外缴获佛郎机大铜铳二门，中号铜铁铳十门，脚铳十二门。此战给葡人以惨重打击，至此，“全闽海防，千里清肃”⑭ 朱纨：《甓余杂集》卷5《六报闽海捷音事》，第132-133页。 。

明朝“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如此漫长的海防线仅靠为数不多的水军力量自然无法全面顾及，故而“岛寇倭夷，在在出没”⑮张廷玉等：《明史》卷91《兵志三》，第2243、2244、2243页。 ，单纯的出海巡倭策略有着很大缺陷。在这种情形下，明太祖开始将精力放在以沿海卫所为主体的海防体系的构筑上来，即方鸣谦所言“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⑯ 张廷玉等：《明史》卷126《汤和传》，第3754页。 。沿海卫所的设立构筑起了链条式的陆上防线，是对洪武初年专以巡海为务的海防策略的有益补充，海陆联防，力求在海上和陆地两个方面有所建树。

“东南滨海，设防制胜，全在舟师”⑧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上《经略五》，第887、887页。，随着倭寇威胁的日益深重，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海上力量建设的重要性。胡宗宪认为，“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⑨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2上《经略三》，李致忠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2、763页。，防倭关键在海，故而水军力量的健全和增强就显得尤为重要。俞大猷也认为“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⑩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议水陆战备事宜》，见《正气堂全集》，廖渊泉、张吉昌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因为“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也，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矣”⑪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3《御倭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因此战船、火器的建设成为水军建设的重心所在。

针对倭寇舰船装备先进火器的现实威胁，明朝水军战船也相应配备大量火器，种类繁多，用途广泛，以期形成火力压制。《筹海图编》载：“倭之火器，只有鸟铳，直百步而止。中国有鸟铳，又有大炮，去七百步。佛郎机去三百步。……敌不足以当我明甚。”⑫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下《经略六》，第928、970、908页。 俞大猷主张：“大兵船一只，要用佛郎机铳二十门。中哨船一只，要用十二门。小哨一只，要用八门。”⑬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2《议征安南水战事宜》，第102页。 《纪效新书》记载，当时福船配备有大发贡1门、大佛郎机6座、碗口铳3个、鸟嘴铳10把，海沧船配备大佛郎机4座、碗口铳3个、鸟嘴铳6把，苍山船配备大佛郎机2座、碗口铳3个、鸟嘴铳4把。⑭戚继光：《纪效新书》卷18《治水兵篇第十八》，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6-668页。广船也配备了较强火力“，所恃者有二，发矿、佛郎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⑮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上《经略五》，第857-858页。”。上述火器之中，以鸟铳、佛郎机威力为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和医学进步,老年腹部手术人数增多,对麻醉安全性要求提高,基于其身体特点考虑,选择安全、影响小、便于调节的麻醉方式和药物非常重要[1-2]。本研究分析了腰硬联合麻醉在老年人腹部手术中的应用与可行性,报告如下。

佛郎机源于葡萄牙，是一种子母炮，由母铳和子铳构成，“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③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1页。。其优点有五：长颈，提高了射程；有照星，提高了命中率；有子铳，提高了射速；有铁箍，防止炸裂；有耳轴，架于炮架上可上下左右调整射击角度，提高命中率和杀伤半径。④ 范中义等：《中国军事通史》第15卷《明代军事史》（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正嘉之际，明朝水军和葡萄牙舰队在海上爆发了数次大规模冲突。在与葡萄牙的接触之中，明政府被佛郎机的巨大威力深深震撼，认识到其所具有的优势是当时中国其他传统火炮完全无法比拟的，于是开始积极引进、仿制，以此武装水军舰船，增强战力。

根据公式(4)，对椒江口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及2015年共计27个时刻的悬浮泥沙浓度进行反演.在椒江及台州湾选取4个虚拟浮标点，分别表示椒江上游、椒江中游、椒江河口及台州湾近岸，求算虚拟浮标点处模型反演悬浮泥沙浓度，用以表征上述各处悬浮泥沙浓度，以便对悬浮泥沙浓度的空间变化进行分析.其中，各虚拟浮标处悬浮泥沙浓度为该点所在3×3栅格内模型模拟值的均值.

初入中国视阈的葡萄牙战船和火器带给了明人相当的冲击，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其“横行海上，他国无敌”。葡萄牙战船上的佛郎机放于“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满”⑤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下《经略六》，第970、903页。。据《殊域周咨录》记载，正德末年，葡萄牙屯于广东洋面，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从葡船上的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处获得“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⑥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1页。，中国方面遂掌握了铸造佛郎机及弹药的技术方法。在之后驱逐葡萄牙人的屯门海战中，明军指挥汪便用仿制的铳炮及火攻和凿沉等手段获胜，并“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战斗中，“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我军”，给明军造成了很大麻烦，故汪在给朝廷上奏时，称此“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⑦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1页。，足见震撼之大。嘉靖二年（1523），由5艘战船组成的葡萄牙舰队在新会西草湾再次与明朝水军遭遇，双方随即展开激战。是役，明水军凭借之前缴获和仿制的佛郎机炮大败葡人⑧“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生擒别都卢、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亦遁。”《明世宗实录》卷24，嘉靖二年三月壬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并再次缴获一批佛郎机炮⑨“嘉靖二年，佛郎机入寇，官军击走之。……获二舟，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龙文彬：《明会要》卷77《外蕃一·佛郎机》，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06页。。中葡两国在广东沿海发生的这两次武装冲突，让明政府颇为警惕，鉴于“尽力剿捕，仅能胜之”的危险局面，为了消弭可能出现的海上隐患，明廷进一步加强了水军军备建设，增强沿海防御力量，“每岁造船铸铳，为守御计”，即使这样做“所费不赀”。⑩《明武宗实录》卷149，正德十二年五月辛丑。

福船“势力雄大，最便冲犁，所以扼贼船于外洋”① 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卷24《军制》，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83页。，明人称为至利之器。这些优势使得福船在御倭斗争中深受重视，成为水军装备的主要战船，范涞称“欲攻大敌于外洋，非福船不可”②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10《海船图说》，第1346页。。福船虽然“鼓风行瀚海，扑贼艇如鹰鹯”③ 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2《各区战船》，第194页。，为水军所倚重，但也存在着机动性差的缺点。人力不行，唯风可驱，所以遇到倭船在内海、窄港出入时，福船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此时灵活机动的开浪船、苍山船、沙船、鹰船等便成为有益补充。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92《兵志四》，第2269、2268页。此数种船型比福船小，便于攻战追击，利于内海、窄港等环境作战。福船之外，广船也是水军重要的战船装备。相较于便于冲犁、使倭寇甚为忌惮的福船而言，广船船体更加巨大，木质也更为坚实，海上冲撞远较福船为胜。⑤“盖广船乃铁栗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击，福船即碎，不能当铁栗之坚也。倭彝造船，亦用松杉之类，不敢与广船相冲。”见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上《经略五》，第857页。时人称，“其板厚七寸，其长十丈，其横阔三丈有奇。其硬如铁，触之无不碎，冲之无不破。远可支六七十年，近亦可耐五十年”⑥ 朱纨：《甓余杂集》卷9《阅视海防事》，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7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5页。。该船战力可见一斑，故而能够制胜海上。面对愈演愈烈的倭寇海上侵袭，沿海军民在残酷的御倭战争实践中，逐渐建设起了一支船只构成合理、多种战船配合使用得当、适应内外海及港区作战需要的善战水军。⑦ 参见王日根、黄友泉：《海防地理视域下的明代福建水寨内迁》，见《明史研究论丛》（第1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明史》总结称：“盖自嘉靖以来，东南日备倭，故海舟之制，特详备云。”⑧ 张廷玉等：《明史》卷92《兵志四》，第2269、2268页。如此，各种船型的舰船得以在海上交战中发挥各自优势，适应不同环境下的作战要求，水军的海上战力藉此不断提升。

明人认为，“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驾”⑮《明世宗实录》卷38，嘉靖三年四月丁巳。 ，即佛郎机虽利于水战，但需与蜈蚣船相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威力。《殊域周咨录》记载：“佛郎机番船用挟板，长十丈，阔三尺⑯似应为“三丈”。《名臣经济录》载汪鋐奏疏称“：其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丈。……号曰蜈蚣。”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43《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4册），第288页。 ，两旁驾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嘉靖二年，曾在广东海面大败葡人的汪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到：“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第321-322页。。葡人火器与战船带给时人的震撼可想而知。面对残酷的现实，明廷开启了仿制蜈蚣船的进程。嘉靖三年（1524），兵部即议“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②《明世宗实录》卷38，嘉靖三年四月丁巳。。嘉靖九年（1530），兵部又要求“仿广中之制造蜈蚣船，置佛郎机其上，以便冲击。择民壮军人习水战之法”③《明世宗实录》卷110，嘉靖九年二月丙子。。此时已有超出技艺层面，更进一步培养熟练水军的趋势。遗憾的是，此次仿制蜈蚣船的成效和持续时间远不如佛郎机，“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十三年”，时人感叹“数年之间，未及一试，而莫知其功用之大也”。④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上《经略五》，第876页。主要原因在于，在明后期北疆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之下，佛郎机这一更利于水战的武器装备更多的是在沿边军镇中推广，以至于在御倭斗争中无法发挥更大作用。

随着西人东来日频，中西海上接触日益增多，明人对西方舰船和火器技术的了解与认知不断加深，对先进技术的学习热情持续增长，引进与改造的工作也不断推进。鸟铳和佛郎机之后，便是红夷大炮的引进。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舰船进入中国广东海域，明朝水军“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遥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外国·红毛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83页。。射程远、威力大的红夷大炮带给明人的震撼远较之前的佛郎机为烈。后红夷大炮传入中国，在高层官员和统兵将领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徐光启说：“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⑥ 徐光启：《徐光启集》，王重民辑校，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8页。孙元化也指出：“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⑦《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辛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对红夷大炮的推崇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时人称，“今红夷铳法盛传中国，佛郎机又为常技矣”⑧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82《南蛮·和兰》，见《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红夷大炮在实际的战斗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时积极引进西洋火器增强登州水军实力，崇祯四年（1631）五月，明朝水军凭此大败后金兵，官方称“此捷为十年以来一战……此海外从来一大捷”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稿簿》（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4-65页。。

明中后期，中国沿海东来的西人势力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明水军相对于倭寇的海上战船和火器优势，在面对西人势力时几乎荡然无存。西方先进的战船及火器颠覆了晚明中国的自我认知，在同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的进一步接触中，明朝广泛吸收其领先的军事技术，开启引进与仿造的热潮。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学习是有限度的，更多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在实际应用和战术使用上仍旧相当保守。我们无法苛求前人，冷兵器与热兵器同时共存，新技术、新战术与传统经验并行不悖，新事物总是需要时间和实践加以检验才能被认可和接受，直至被广泛采用。所以才有装备大量先进火器的晚明水军在对阵倭寇时，仍然会选择利用战舰的高大坚固犁压倭船。与之同理，在和西人势力的交锋之中，仍会选择火攻、凿沉等传统技法来对付西洋战舰。不可否认的是，借助灵活战术来达到弥补装备差距的目的只能起一时之效。换言之，要想在海战之中保持长久优势，只有通过先进技术、装备、战术等的综合运用才能具有长久效用，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之举。⑩ 参见何锋：《中国的海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2007年，第194页。

三、寇去不驰：关于海军建设和海洋战略的思考

北方游牧部族对古代中国北部防线始终构成持续不断的威胁，开阔而漫长的陆地疆域往往是统治者治边的重心所在，历代王朝都将防御重点放置在北方一线。历史行进到明代，边防形势陡然起了变化，其边疆危机不仅有来自于历代中原政权所面临的北部威胁，沿海一带的海疆危机对于明王朝来说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大规模倭寇侵袭及王朝中后期出现的西人东来势力等外力的介入使得海疆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真正开始面临着海洋方向的威胁，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海上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政府不得不加大对海防的关注，并适时将其纳入整体国防体系。纵观整个明代历史，水军建设随着国家海防和国防建设起起伏伏，有过进步和辉煌的时代，并在抵御外来侵袭势力、维护海疆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遗憾的是，海防政策自明初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内缩性，暗含着重陆轻海的消极因素，整体海防战略有着明显的迟滞性和保守性。由于明廷始终无法完全有效地掌控北部边疆，致使战略目光始终聚焦至北部一线。虽然沿海袭扰不断，但毕竟并未对明政权构成颠覆性的威胁，这就决定了明廷的战略政策和战略投向更偏重于北部陆疆而非东部海疆，海防自然处于从属地位。海防关怀的缺失导致水军力量建设不足，水军的式微便不可避免。明朝的海防建设，特别是水军建设，在给我们留下诸多有益经验的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教训和警醒，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酒评：白酒版葛兰许，非常新鲜漂亮的一款霞多丽。Penfolds这款酒酿造的数量比奔富葛兰许还要稀少。第一个年份是1995，1998年才上市。这不是单一园，而是来自4个产区的混调。Peter Gago 10月在纽约的晚宴用2011年份的Yattarna来款待大家，他说：已经7岁的白葡萄酒，表现依然非常有活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陆海兼备的国家如何处理好陆权与海权的关系，濒海国家如何有效地控制海洋，完全值得我们深思。明代的海防建设，特别是水军建设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便是，我们必须要重视海防，重视海军建设。海防动力是海洋威胁，目标则是海洋控制，要实现海洋控制，最基本和直接的需求就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需要明确的是，海防和海军建设不能再像有明一代那样采取被动的应急模式，而应当是一种着眼于战争的常态化建设。海军不应该只是战争利器，更应该是和平时期强大的战略威慑。承平日久环境下养成的惰性最危险，我们应当吸取明代海防建设始终缺少长期性方略和持久建设的教训，避免出现寇来则兴、寇去即驰的精神懈怠。海军是高技术军种，我们在立足自身的同时也要积极学习他人的先进科技知识，更要进一步透过知识技术层面看到背后的东西。纵观有明一代，其对西方甚至日本的新式武器和技术的追求从未中断过，并掀起了积极学习的热潮。统而观之，明中后期中国火器技术和战船建造取得的长足进步，主要得益于西方技术的传入和明代士人与军事将领的积极引进、虚心学习及不断改进。在当今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更加繁荣的时代，我们更应登高望远，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努力提升自身知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