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出现了许多“重新”叙述革命历史的作品。其中，《亮剑》（都梁）、《潜伏》（龙一）、《历史的天空》（徐贵祥）、《我是太阳》（邓一光）、《延安爱情》（武歆）等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创造了不俗的收视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现象”已经得到关注，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并被命名为“新革命历史小说”① “新革命历史小说”产生并成为“主旋律”，有“怀旧”和现实等各方面原因。邵明：《“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策略》，《文理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新革命历史小说”受“新历史主义”影响，对历史的认识和阐释都与“革命历史小说”有所不同。刘复生：《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相对于十七年（1949-1966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② “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于“十七年”，主要叙述“革命起源”的故事。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传统，这批作品有了“新”的变化。作为此潮流中代表性的作家，武歆以叙述革命的“爱情”系列作品（《延安爱情》《天津爱情》《北平爱情》《重庆爱情》），丰富了新世纪“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景观。武歆的创作题材较为广泛，除了《树雨》《天堂弥撒》《黄昏随影》等长篇小说，还有若干中短篇 [1]，新世纪以来创作领域集中于革命历史。本文拟分析武歆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并加以延伸，探究此类作品在革命历史叙述传统中的价值与意义。

一

在“革命发生学”上，左翼文学的“阶级斗争说”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政治—历史”阐释。1990年以后的《白鹿原》等作品中，开始尝试从“秘史”视角重新叙述革命的起源问题，寻求更丰富的表达方式。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和新世纪语境，带给了作家进一步呈现上述问题的空间。关于如何驾驭革命历史题材，武歆有自己的思考。武歆说，自己的“野心”是“创作‘红色爱情’长篇小说系列，想要以抗战期间所形成的‘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为构架，以‘爱情’作为视角，表现普通中国青年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抗争、牺牲，表现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坚守，当然还有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内心情感”[2]310。显然，这是从新的视角（爱情）看取革命。武歆想建立的，是一个以“爱情”为中心的“革命发生学”。

武歆把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故事的主体，讲述了他们参与革命的过程。跟《亮剑》《历史的天空》着意打造有个性的传奇英雄不同，武歆小说更为关注主人公如何建立起革命信仰。在杨沫《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经过主动“改造”，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党员。有论者将林道静道路概括为一种“题材取向”。[3]武歆接续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这个传统，并对知识分子的心态做出了新的阐释。在武歆这里，革命的“初心”——青年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成为主要“动力”。受到“五四”影响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怀抱着理想，充满激情地投身到乌托邦。《延安爱情》中彭登科参加革命经历，是对巴金《家》中觉慧出走的“仿写”。彭登科是出身在大家庭的“少爷”，他向苏贞表白说：“你知道我的家庭是怎样一个令人压抑的家吗？那简直不是家，就是坟墓！你以为我愿意待在那个坟墓中吗？我时刻都想逃出去，或是一把火把它烧掉，可是……可是我又该去哪里？哪里才是我去的地方，哪里有一个光明自由的新天地？苏贞，只要你能告诉我，我立刻就离开那个家！”[4]9当他看完苏贞送给他的“禁书”《西行漫记》之后，“他才知道了延安——黑暗中国的自由天地、光明之地，让他像鸟儿一样有了飞行的风向。”[4]8同样，当彭登科问倪裴“为什么要去延安”时，“她毫不迟疑地说，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过自由的生活，而当今中国大地，只有延安才是最自由的天地”[4]11。

在武歆的小说中，革命的“发生”源自生活，带有真切动人的气息。《延安爱情》中的苏贞，本来是北平的富家小姐，就因为看了《西行漫记》，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毅然奔赴延安。苏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自然就表现出对革命的绝对信仰。她说：“爱我的人，先要爱大众、爱同胞，然后才能有资格爱我！”[4]140苏贞和彭登科来到延安时，只有革命的激情，但是经过生死历练，都成了有信仰的革命“新人”。王新语是诗人，创作了《延安爱情》，为了能够得到苏贞的爱情，他隐瞒了彭登科的来信。事情被发现后，王新语羞愧难当，主动请缨上前线，后来牺牲。王新语成为一个英雄的过程，并不“纯粹”，但是这些“杂质”却让这个英雄更真实感人。武歆小说中对革命动力的处理，带有青春的激情与浪漫，更易于被当代影视文化接受。

经典革命历史叙事中，通常强调革命者是“特殊材料”制造的，塑造超拔的英雄。新世纪“新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更具有人情味儿。[5]日常生活与英雄结合，不但没有损害人物的品质，反而更能“立住”，真实可信。正如《天津爱情》中王美生说的：“结婚、革命，这又有什么高低之分，这和觉悟有什么关系？革命者也要生活，也要结婚生孩子，也要吃饭呀。”[2]114革命者首先是人，因此也会犯错和有缺点，而他又不是普通人，就因为有信念。小说的结尾，陶淑媛在半个多世纪后讨论“为何革命”时说，“当年我参加革命时，其实想法还简单，就是因为我家的邻居杨婶，她有个儿子叫杨铁头，这孩子总是饿，总是吃不饱，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参加革命，要建立一个能让杨铁头吃饱饭的社会”[2]309。此前叙事中的革命者动辄高头讲章，多少脱离生活实际，而让邻居孩子吃饱饭，却紧贴人物。这是对传统革命主题的新开掘。在谈及《天津爱情》时，武歆讲到了他对革命的另一种理解：“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也曾有过关于‘革命’意义的探讨，他们对这两个字的不断地深入理解，也是因了这两个‘道具’而产生的。在小说的最后，经历了岁月的磨砺，终于走到一起的两位老人，手挽着手，一起走进了菜市场。直到这时，也完成了我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思想。”[2]314在武歆看来，革命本身并不神秘，不是凭空产生的运动，也不是远在天边，而是来自质感的生活。

《红日》等“革命历史小说”中，也曾经写到过爱情，但是被批评为“雄伟动听的交响乐之中，突然杂入了几声刺耳的不谐和音”[8]。反对革命叙事中的爱情，具有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在武歆这里，强调爱情在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损害革命者的形象，反而让他们更容易为读者接受。在当下读者的阅读中，“革命”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词汇，而革命者的面目，也往往停留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武歆借用的是“革命”的外壳，以便与语境对接，而实际中的“暗度陈仓”，扩大了“革命”的外延。曾经被革命压抑的爱情，释放出强大的能量。革命者因此成为具体可感的、有血有肉的人。“红色题材”写作也重新得到生机。武歆从爱情的视角书写革命者，让革命者更为“有情人”，是新语境下“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要特点。

进入武歆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最方便的路径是“爱情”。如同很多“大词”一样，“爱情”在小说中不过是个能装任何内容的“筐”，本来不必要大张旗鼓提出来的。但武歆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个“支点”呢？武歆将爱情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并非出于对“革命”的噱头式包装，而是自己写作场域转换后的结果。武歆对“爱情”题材情有独钟。《马秀英的恋爱史》《红马甲》《突如其来的火车》等以凡人俗事为题材的作品中，都是以“爱情”为核心而点染成篇的。由是观之，在武歆这里，“爱情”并非狭义的，而是以此品鉴人生韵味，因此，是一个本体性的概念。武歆说：“我试图将‘红色爱情’变得‘陌生化’，所谓‘陌生’，实际上就是想通过‘爱情视角’，更加文学性地表现过去的红色生活。”[6]当武歆携带他对爱情的理解转入“新革命历史小说”时，就带来了对这个题材的新的“刺激”。从武歆的《延安爱情》《天津爱情》《北平爱情》等一系列作品的名称，就能看出他确实对此“有想法”。既然是符号，武歆对“延安爱情”自然有自己的理解。他说：“那个时代的爱情是与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单一的情感”，“而且那个时代的婚姻爱情其实比现在要浪漫，是一种特殊背景下的大浪漫，永远有着可歌可泣的价值”。[7]

在武歆的叙述中，爱情不是革命的陪衬，而是相反。一反常态，武歆塑造了一些以爱情为人生追求的革命者。苏贞到了延安后，被彭登科紧追不舍，并且在“五一”联欢会上表白，让苏贞觉得很尴尬。她认为自己来延安是为了革命，不想跟爱情扯上关系——为了革命牺牲爱情的观点，跟此前的叙述有共同之处。但是，仔细看下来，武歆的本意并非如此。武歆设置了一对对立因素：苏贞是革命第一，而彭登科是爱情第一。《延安爱情》中，彭登科参加革命的经历就颇富戏剧性。彭登科是北平家境优越的阔少，对革命一无所知，只是钟情女同学苏贞。苏贞是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进步学生，向往延安，看不上沉溺爱情的彭登科，去了延安。彭登科为了获得爱情，紧随其后，奔赴延安。“与心爱的人一起去延安、共同打鬼子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彭登科深陷在幸福的想象中。”[4]7彭登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爱情”，增加了叙事的趣味性，同时让“革命”变得更有亲和力。在延安，彭登科狂热追求苏贞，不惜违反纪律。彭登科是一个身上燃烧着火焰的“时代青年”，“他漂亮英俊，身材峻拔刚健，侃侃而谈，同时还豪放浪漫、激情四溢，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压抑和苦闷的，是充满着屈辱甚至是茫然无助的，是不知奔向何方的一个蝌蚪，不知怎样才能将自己完成蜕变，变成一只漂亮的能吃虫子的威武青蛙。谁也不知道彭登科是这样的一种性格——火与冰、亮与暗、蓬勃与暮气完全糅杂在一起的性格。”[4]27自由、不受束缚，带有革命者的狂热性，彭登科并不是一个标准的革命英雄，而是一个向往革命的个人主义者。对他来说，爱情比革命更重要。

二

武歆打散了历史叙述的整体性，大量使用“预叙”，不是按照历史时间来安排结构，体现出站在“当代”回望历史的意识。“多年以后”这个先锋小说的标志，在武歆这里，更有回味历史的沧桑因素。《延安爱情》的开头就写道：“多少年之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躺在病床上，衰老的马中华，朦胧之中似乎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出现在眼前，接着又是另一个熟悉的人出现，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两个人是谁。”[4]1《延安爱情》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而武歆在小说中，却设置了一个“新世纪第一年”的视角。半个世纪没有相见的彭登科（后改名马中华）和苏贞在解放军医院相见，但是前者已经无法认人了，只有《延安爱情》词曲谱，见证了他们的青春岁月。标准的“预叙”给予读者一个前理解——延安爱情的当事人已经进入到生命的黄昏阶段。“回溯”而不是“反映”，让武歆找到了讲述革命历史的新的视角。当革命已经成为往事，对革命和爱情的叙事就带有了“怀旧”的味道，由此，剑拔弩张的现场气氛变成了温情脉脉的追忆。从新历史主义的解构革命，到新世纪重新去还原革命，发现其中的“迷人”因素，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型是文学史上具有意义的探索，但是对于影视剧来说无疑是个累赘，因此，拍摄成电视连续剧时，就被删除了。通俗文化只注重娱乐效果，无疑削弱了小说在阐释革命历史方面的力度。

（4）临床实习中，带教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基础，忽视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表2结果显示，实习生护理法律知识来源于临床实习的仅占10.00%。带教教师的法律知识水平亦不容乐观，临床带教教师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关内容的学习正确率为59.20%，某些项目甚至低于本科生[3]。

武歆对“革命动力学”的新阐释，使他作品的人物具体可感，而青年的理想、心动，与革命、献身主题碰撞，激发出信仰的光辉。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为妊娠期女性特有疾病，多发于妊娠20周后，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确，多认为与免疫调节功能失常、内皮细胞损伤、滋养细胞侵袭、胎盘浅着床、子宫张力过高、贫血、肥胖及遗传等因素密切相关[16-18]。全身小动脉痉挛是其主要病理特点，可导致动脉管腔变窄，血管阻力增加，血压增高，从而引发蛋白尿与水肿，同时患者机体各个脏器会由于缺血及缺氧遭受损害，且严重痉挛时可导致胎盘与子宫血流灌注匮乏，造成胎儿缺氧或者窒息，极大威胁母胎生命健康[19-21]。探寻安全有效治疗手段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课题。

“爱情”在武歆这里，并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制造的噱头，而是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天津爱情》中的革命叙述，就带有对革命的反思因素。王美生的家世不凡，父亲是汇丰银行高级职员，家住天津英租界，他“在美国学习了五年英语和银行管理”，踌躇满志地回到家乡。王美生为了摆脱父亲给他物色女朋友的尴尬，求自己朋友潘翔升介绍一位女朋友暂时挡箭。地下党员潘翔升为了获得王美生父亲那里的情报，让暗恋自己的表妹陶淑媛跟王美生谈恋爱。陶淑媛因爱情而答应，谁料王美生弄假成真，坠入情网。武歆的革命叙事，包含了对“革命”核心问题复杂性的讨论。《天津爱情》中的陶淑媛是爱情的输家，更是“革命”的牺牲品，而她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运。本来，她与潘翔升相爱，可以过平凡安稳的生活，但是由于“革命”的绝对重要性，她只能适应革命需要，牺牲个人的生命。《延安爱情》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苏贞在医院工作时，被养病的战斗英雄郑大龙不断追求。苏贞很苦恼，向组织求救，组织却要求她为革命做出牺牲，嫁给战斗英雄，照料他的生活。从这个视角看，所谓的“革命的名义”如同宗教规范，带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只有到了新世纪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对革命深刻反思和解读的语境下，才能在作品中展示出如此丰富的内容。

式中：k=p2μ0τl/g是与极对数、气隙磁导率及电机几何尺寸有关的常数。式(4)表明，电磁转矩与定、转子磁动势的幅值Fs和Fr之乘积成正比，且是定、转子磁动势矢量之间交角λ的正弦函数。

三

1990年代“新历史主义”潮流与革命历史的史诗叙述模式不同，不再讲述宏大的历史变迁，而是发现和打捞个人为中心的“小历史”。循此路径，新世纪的“新革命历史小说”继续大张旗鼓地关注经典革命历史叙事忽略部分。武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焦点”。他回归到革命的原发语境，从“前革命”开始讲起，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革命者“为何如此”。已经有论者关注到，武歆是一个注重“叙事策略”的作家。[9]“故事的讲法”在武歆的“新革命历史小说”中，不单是一种写作技巧，还有“认识装置”的功能。

以“爱情”的浪漫缠绵来透视战争，是晚近“革命历史”叙述的趋向。在《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秋之白华》等影视剧中，都从爱情视角展现了革命。“革命＋恋爱”的心动、热血、痛苦和激越，本来就是青春之歌的华美乐章。新世纪以来，由于大众文化元素的介入，“革命爱情”的书写已经很普遍。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都梁《亮剑》中的李云龙的爱情，都有迎合大众审美的话题性，是作品的重要“看点”。粗犷狡黠的战斗英雄和美貌小资的女知识分子之间，必然会发生各种龃龉，被纳入到革命的叙事中，碰撞出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料。《潜伏》中余则成和王翠平的爱情，笑中带泪，更增添了历史悲剧因素。

武歆对“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开掘还表现在对革命历史叙述的“考古视角”。对“革命历史”的考古，武歆很早前就开始了。在中篇小说《枝岈关》中，企业家“三哥”回乡安放父亲骨灰，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后代共同追溯父辈历史，更为深刻地理解了革命意义。通过“实地寻访”的叙述模式，革命者的面貌得到了最大程度还原。革命不再是整饬的具有历史理性的本质的运动，而是与具体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物紧密相关。《陕北红事》中设置了叙事人“武歆”，与作者的身份重合，都是在作协帮助下去“采访”的作家。小说以“作家武歆”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寻访旧事，揭秘历史尘封下的“红事”。本来的革命“历史”，就此具有了现场感。“在陕北这块历史丰厚的土地上，在众多北方少数民族构建的游牧文化和汉民族的农耕文明相结合的基础上，曾经诞生了许多历史和生活的奇迹——包括红色奇迹。如此，作家更应该打破常规，选择与之适合的讲述方式。” [10]330温故知新，双重身份的“武歆”在考古过程中，近距离触摸了口述的“材料”。因此，《陕北红事》就有了一个有趣的结构：“武歆”辗转陕北的志丹、绥德、子长等县城，体验曾经的革命圣地的风土人情，同时，不断听周围的朋友讲给自己“红事”。在这个叙述框架中，口述革命史的优势表现了出来，讲述者说的就是祖辈的事迹。他们是否有所夸张、遗漏和故意隐瞒？于是，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在讲述中模糊了。从这个角度说，革命历史不也是有一个传奇的外壳吗？一旦革命从象征的神坛走下来，反而会表现出贴近人情的一面。《陕北红事》中有一则故事是，上官丘埋葬了革命烈士，但是不肯说出革命地点，而红军领导段兴安需要烈士遗物书包中的名单。因为上官丘是祖传的阴阳先生，他发誓不能挖坟，否则就会影响子孙从事这个行业。段兴安想尽各种方法，多次对峙，上官丘也没有说出秘密。在这个基本事实的背后，二人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心理？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武歆”分别接触了段兴安和上官丘的后人，而他们的相互补充，让这段久远的历史传奇带上了“罗生门”的味道的同时，也有了一个“他们都是好人”的结局。

本报讯 日前，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中国银保监会共同印发《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推动保障水平在目前种子、化肥等物化成本和地租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成本至覆盖全部农业生产成本或直接开展收入保险，切实促进农业保险转型升级，保障农户种粮积极性。试点保险标的为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

除了考古，武歆还有意下延，书写了革命者在解放后的历史。革命者流血牺牲的目的，就为建设新中国。而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者的命运又如何呢？这样的问题，从当下的语境提出，本身就带有反思的色彩。武歆的处理，显然带有自己的思考。《天津爱情》分成三部分，第一、二部分讲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第三部分讲述五十年代。这种“年代剧”的结构，时间跨度大，不能细腻展示，但往往可以通过勾勒人物命运。文革开始阶段，陶淑媛、王美生都被打倒，监督劳动。命运的不幸反而使两人心灵贴近，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照顾。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之后，他们终于相伴，给这场爱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虽然结局“大团圆”，但解放后革命者遭受的磨难与之前参与革命的激情对比，带有了很多反思的味道。这种反思不是“伤痕文学”的重现，而是在历史的线索中重新审视“革命者”的命运和“革命”的本质，是一种沉重的历史之思。在跟主流意识形态共同营造的主旋律氛围中，“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展现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只有在新世纪的语境中，对“新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才能达到这个层面。

WANG Lei, CHU Chuan-min, GAN Si-shun, YE Jian-qing, QU Fa-jun, YANG Wei, TIAN Yi-jun, PAN Xiu-wu, YANG Qi-wei,CUI Xin-gang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成为后来所谓的“红色经典”。当下，对革命历史的讲述，仍然在延续。如何在大众文化语境下，重新讲述革命历史，是一项考验作家能力的题目。“新革命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的处理，不仅成为了这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还丰富、反思了这个传统。武歆以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从“爱情”切入，运用“考古”的叙事视角，赋予了革命者更多的“人情”，使革命更为容易理解，也使“新革命历史小说”在文学史上站稳了脚跟。

参考文献:

[1]闫立飞.描写、叙事与故事——青年作家龙一、武歆和秦岭的中短篇小说创作[J].理论与创作,2009,(4).

[2]武歆.天津爱情·后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3]卢芳.知识青年的浴火重生——试论《青春之歌》的题材取向[M].辽宁师专学报，2014,(3).

[4]武歆.延安爱情[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5]张远波.英雄岂止在战场——新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塑造的新突破[J].理论月刊,2007,(6).

[6]武歆.我试图将“红色爱情”变得“陌生化”[N].文艺报,2011-12-7.

[7]武歆从“延安爱情”到“天津爱情”[N].每日新报,2011-2-19.

[8]冯牧.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略论《红日》的成就及其弱点[N].文艺报,1958,(21).

[9]胡学文.武歆小说的“阴谋”[J].中华文化选刊，2006,(1).

[10]武歆.陕北红事·后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