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之一。

吴玉章，原名吴永珊，号玉章，字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用名吴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荣县，1966年去世于北京，享年89岁。吴玉章的一生，历经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等中国近现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革命斗争，而且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是历次革命的重要领导人，这种经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曾这样评价说，“你是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你始终是前进的，你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奋斗着，因此，你始而参加了同盟会的领导，继而参加了国民党的领导，更进而参加了共产党的领导。你是炸摄政王的组织者，你是黄花岗起义的参加者，你是辛亥时内江起义的英雄，你是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的领导者，你现在是我党的优秀的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最高民意机关的代表，你的生活和斗争，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1]1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吴老的一生，就是一部非常丰富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

一、历史研究及著述

吴玉章一生经历丰富，从事历史研究正式始于1927年之后。这和中国革命的现实斗争是分不开的。他从小就喜欢历史，12岁阅读《通鉴辑览》，其爱国情怀就是在历史阅读中建立起来的，因而他特别重视历史。同时，革命斗争中的实践也告诉他历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所遭受的失败和反复也促使他对中国历史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即有意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但因为革命活动繁忙，所以一直到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才真正静下心来开始他的历史研究。

吴玉章的第一部历史著述是《八一革命》。1927年12月22日，吴玉章应邀在苏联东方大学就“八一革命”经过情形作报告，后因病住院疗养，期间将报告进行整理，题为《八一革命》。这部书分八个部分，共十余万言。《八一革命》以非常深邃的历史眼光对“八一起义”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对“八一革命”爆发及失败的原因、影响、教训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总结，是关于“八一起义”的极具权威性的历史文献，为研究“八一起义”提供了准确而详实的史料。同时，这本书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作出了精辟分析，是系统总结大革命和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开创性著作，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早期著作。此后，吴玉章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一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写出了几部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专著。

这其中首先是《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1928年夏天，吴玉章与林伯渠一道进入中山大学学习。鉴于当时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没有封建主义以及否认中国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言论，更由于他们从过去的革命实践经历中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对中国的土地问题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28年12月，吴玉章执笔写成《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和《中国土地问题》。《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文三万余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占有形式以及土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精辟剖析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提出了财产资本的土地私有经济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全面论述了中国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经济的特点及家族制度、中央政权、农民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部著作不仅在当时有力回击了托派言论，而且也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之一，对中国的土地制度、家族制度、政权性质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等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吴玉章作为一个兼有革命家身份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有着独特的地方。这突出地反映在他特殊的丰富经历对他历史研究的影响方面。人都是在一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吴玉章一生历经无数的革命斗争，这些经历对于他的历史观的形成、其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深度有着重大的影响，因而他的很多思想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迹。

吴玉章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揭露“由北伐到抗战”（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的谎言》《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提纲》《辛亥革命》等。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以图解散中国共产党，消灭解放区。为了揭露国民党的谎言，吴玉章写了《揭露“由北伐到抗战”（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的谎言》，叙述了从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思想转变一直到抗战以来的大量历史事实，剖析了蒋介石的反动言论，为人们准确地了解历史和选择方向廓清了思路。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后，吴玉章经常向师生讲授中国革命的历史。为了教学的需要，他写了《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民主运动史提纲》，原计划在此基础上写成讲义，终因工作繁忙而未成。这个提纲对1894年至1949年五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总结，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期、经济形式、政权建设以及研究的方法、意义进行了深入论述，是较早的系统完整的中国革命史专论。1961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玉章著的《辛亥革命》一书，这部书包括他先后完成的《论辛亥革命》与《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两部著作。该书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进行了追述和分析，将辛亥革命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重要文献。

D5000系统通过RTU与防误主站通讯，系统通过RTU向防误系统发送设备状态，并从RTU获取防误系统的解锁与闭锁信息，详见图5。

吴玉章的历史论述还大量存在于他在不同时期的通信、发言及回忆录中，尤其是晚年的回忆录，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入观察与思考。1960年左右，他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戴逸担任他的学术秘书，并亲自讲授个人一生经历，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每周一讲，每讲1—2小时，连续达一年之久，所存谈话记录有厚厚的几大本。1961年春，他的秘书长李新随他在上海住100来天，他逐日讲述，由李新为其核对史料并形成文字，完成了100篇回忆文章。所有这些，都是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吴玉章对历史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吴玉章历史研究的特点

吴玉章另外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历史大纲》。1930年以后，他结束学习生活，继续留在苏联工作，主要任务是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中国革命干部。在工作中，他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民主讨论，畅所欲言，对中国的历史问题和革命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探讨。在担任中国历史等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吴玉章编写了《中国历史教程》讲义，成于1936年，同时又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一个简短的教学提纲《中国历史大纲》。《中国历史教程》记述了中国自史前时期直到近代时期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之一，对中国历史分期、土地经济制度、农民起义及众多历史现象、历史人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是吴玉章对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该讲义因吴玉章坚持修改而只出版了《绪论》，后在战争中遗失了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才收在吴玉章编的《历史文集》中出版。

分析单因素实验结果可知，藕片的硬度和藕片的整体感官评价关联很大，硬度最大时感官评价均最高，故采用Box-Behnken中心组合实验设计成3因素3水平方式，A表示预处理时的硬化温度，B表示浸泡时间，C表示硬化剂的浓度，以香辣藕片硬度(Y)为考察指标,确定最佳工艺条件，实验结果见表3。

1.为寻求救国道路而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路径

解决现实问题，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求学读书的目的，眼看着国破山河碎，静坐书斋是很多人做不到或者说也难以做到的，吴玉章即是其中的一员。“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2]3

本研究样本仅由某市农村的3所中学的278名初中学生构成，所得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后可扩大样本量，还可进一步关注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情况。

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给了吴玉章极大的刺激，他开始深入思考，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逐渐地转入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上来。吴玉章的史学研究也是从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开始的，并成为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追求，是辛亥革命后大批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的真诚选择，中国革命由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也是历史的必然。吴玉章在自己的撰述中有大量的有关记忆，对同盟会，他写道“但是同盟会本身因为起义失败而遭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许多优秀干部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大为削弱，更重要的是，同盟会失去了主宰。孙中山虽然继续在美国华侨中进行筹款，准备起义，但并没有实际领导同盟会的工作。同盟会的著名活动家赵声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生起病来，不久就在香港死了；黄兴因事败而心灰，束手无策；胡汉民躲在香港，连人都找不到。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组织虽然号称是同盟会的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从它所发表的宣言来看，实际上是因为对同盟会的领导有些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一个革命团体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分裂、涣散和瓦解的状态，要在革命胜利以后保持一个统一的阵线，那就太困难了。”[3]946

“鄙人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希腊神话已写有二十余万字，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

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力量的同盟会是如此没有力量，她的失败是必然的，中国革命的转向也是必然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情况越来越糟。吴玉章回忆讲，“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作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满意。”[3]1041“有个叫程明超的，他本来是个旧官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秘书处弄到了一个高位，这时即抱着五日京兆的心理，根本不来办事了。还有一个叫秦毓鎏的，他偷着为自己填写了一张委任状，准备回到他的家乡无锡去做知县，一时传为笑谈。从这些事情当中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3]1043“章太炎在同盟会里一贯闹派别纠纷；武昌起义后，又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随后不久，他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和孙中山先生作对。”[3]1046对于袁世凯的获取政权，也绝非历史的偶然。“当时各方面的‘舆论’（当然只是上层阶级的舆论）几乎没有不赞成和议的。…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先生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3]1043随后的发展，连孙中山也倾向于袁世凯了，“孙中山先生从袁那里出来就对人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因此，他便接受了全国铁路总监的任命，想在中国经营二十万里的铁路，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的美梦。”[3]1047

辛亥革命的失败促进人们反思，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人们带来希望，历史转变随之而来。“民国元年的革命，虽然成功而民众还未觉醒，一般革命党人，只知道十八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主张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政治革命，拿百年前的旧方法应付现在的新环境，当然是走不通的。当时我们总理以为革命完全成功，必定要扫除革命障碍，根本改造，从政治革命更进到社会革命。”[2]65“为什么以前的革命没有成功？没有认识出这样正确的东西来呢？这是因为以前革命提出来的口号非常空洞，没有从国家社会实际方面去想，没有针对着革命的实际，定出正确的方针与策略。”[2]268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崭新的变化，十月革命胜利的现实使包括吴玉章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为之奋斗。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研究中国革命实践，为中国的革命提供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也就必然地成为具有深厚历史修养的吴玉章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历史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必须从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去看待历史。时代的思潮，救亡的主题，革命的历程，胜利的果实，所有这些都激发着吴玉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历史，撰述历史著作，回顾革命历史。这就是吴玉章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生过程，他的选择，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选择，是与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他追求救国道路的人生理想分不开。

2.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而研究历史的学术追求和价值取向

吴玉章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之一。纵观吴玉章的研究，基本都与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吴玉章的研究，重在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目的在于寻求现实中国的出路。他的研究虽然没有一般学院学者的大量考证，但也都是以史料为基础，并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

如表1所示，在2016年中国专栏的报道中，《经济学人》主要关注的中国形象有政治、经贸、人权、军事外交、社会法律、教育文化体育媒体、港澳台、边疆、环保健康、农业科技和网络信息安全这11方面。报道篇数较多的集中在社会法律、政治、文教体媒、经贸和港澳台方面。各方面都使用了隐喻架构来进行述评。从表格中的数据来看，经贸类中的隐喻架构种类为16种，居于各方面之首，限于篇幅，本文将对经贸类报道中的隐喻架构进行分析。

吴玉章的历史研究，从某一角度来说，是一个从反省自我、反思革命到反思民族、反思历史的学术历程。这里面体现着他的学术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就是时时刻刻把国家民族放在首位，把现实问题作为前提，以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为目标，以解决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为价值标准。吴玉章自己很谦虚，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对于历史，我只是一个爱好者而已。”[4]3“我学习、研究和讲授历史的时间不可谓不长了，但回顾起来，却很惭愧，因为成绩实在太小了。”[4]3

吴玉章回忆个人经历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我十二岁的时候，便和我的二哥在一起读《通鉴辑览》等史书。我们读到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事迹时，都深受感动。我的爱国思想就是这样萌芽的。”[4]1“在甲午战前，我读的就是这类书。而这类书对于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4]1“以后我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家都爱宣扬汉族的光荣历史传统，以此来激发人们的革命情绪。这使我认识到历史在革命宣传中的巨大作用。在我主办的《四川》杂志中就用了许多篇幅来讲述历史。我也经常在革命宣传中运用历史这个有力的武器。”[4]1“辛亥革命失败后，我再度出国到法国去留学，由工科改学政治经济，更多地学习了世界史，特别是西洋史，其中我尤其喜好法国革命史。这对我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有帮助的。”[3]957这可以说是吴玉章历史研究的最初的基础。

第三，吴玉章非常重视回忆录的写作，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回忆录，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而且他还把回忆录作为记述历史、宣传革命的重要方法。吴玉章的回忆录，包括他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如自传、自述等，还包括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事件的回顾，如对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活动的叙述、对众多历史人物的回忆等。还有很多，现在都没有整理出来，或者说大部分没有得到整理，这是令人遗憾的。

国家的苦难与个人奋斗的经历，促成了吴玉章的选择和学术追求。在他84岁的时候，他回顾一生经历，总结说，“根据我切身的经验，深深地感到历史是一件很有力的革命斗争武器。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获得进行革命斗争的知识和坚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信心。……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培养出自己的历史学家，让他们熟练地掌握这件武器来为革命事业服务。……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家必须实践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一切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观点和作法都是错误的。……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科学的历史，要想掌握历史科学必须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3]906这些话正可以看作吴玉章自己对个人一生的历史研究的自我总结和价值表白。

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年轻的吴玉章已经从立志做“中兴名臣”转变到坚决革命上来。他个人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潮流，辛亥革命已成大势所趋。有这么一件小事，可以说明问题。吴玉章回忆说，“当时四川留学生很多，并且很多人都已参加了同盟会，我便为《民报》向他们募捐，他们都很踊跃地捐输，家境富裕的固然捐得不少，就是家境困难的也是尽力而为，有的官费生为了捐钱，竟至把官费折子拿去当了（当时的官费折子是可以拿到小当铺当钱的），可见人们的一片爱国热心。”[3]1000

三、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作为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之一，吴玉章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来说，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他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历史学家之一。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和《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三部著作中。《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完成于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之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早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家族制度、社会性质及特征等各方面问题的论著之一，批驳了当时认为中国在秦代以后进入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谬论，虽然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它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忽略。《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历史大纲》是中国最早尝试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体系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了时代划分、社会制度分析，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农民战争、儒家学说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研究论证，这在当时是无人做到的。

其次，吴玉章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的人物之一，也是最早建立中国革命史体系的史学家之一。这方面集中体现在他的《八一革命》《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和《辛亥革命》三部著作中。《八一革命》和《辛亥革命》是专门论述具体革命事件的专著，前者是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成果，“对研究中共党史、国民党史、国共合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5]，后者是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具影响的专著，“不但在国内史学界有重大影响，也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6]313。《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在史学界较早构筑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完整体系，从整体上对甲午战后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说到底武侠小说不过是一种娱乐项目，大家平时上班学习那么辛苦，好不容易娱乐一下还要这么费劲，那也太不划算了。

另一些经历对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起了推动作用。他回忆，“说也凑巧，我这次出国，偏偏坐的是日本轮船，又在船上碰上过1914年的元旦，而且这轮船上挂的万国旗中依然没有中国的国旗！……记得十年之前，也是在庆祝元旦的时候，我们在成城学校为了争挂国旗曾经闹过一场斗争。谁知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仍然毫无地位呢？我们十年来辛勤地从事革命工作，结果竟然如此！”[3]1053这些经历，促使吴玉章反思自我，反思革命，反思中国历史，直接推动了他研究历史的学术志趣，也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自己的史学思想奠定了现实基础。正如他所言，“一个人读一本新书，通常总是根据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和生活经验来吸收新书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同样一本书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个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影响。”[3]1066

分析：sedative含义为“使镇静的”，和医学术语镇静剂挂钩，专业性较高。若作直译处理会偏离语境，不明所以。改作动词并更改句式结构后，更加自然顺畅，通俗易懂。

第四，吴玉章在史学研究方法方面提出了大量的重要见解。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的论述。比如，他的关于历史学科是科学学科的论述，关于历史研究要注意年代的连续性、注意历史的联系性的论述，关于历史研究要做到“事实确实，立论公平”的原则要求，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研究论述，等等 ，都是重要的思想见解。

吴玉章在历史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一直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肯定。在吴玉章六十岁的时候，中共中央致函祝贺其六十大寿，贺词说，“你是我党可贵的历史专家，你的广博的学识，你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忠诚探究，你的坚毅不懈的努力，使你在这方面已有了一定的成就，这对于我党和中国人民，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7]108著名历史学家胡华对吴玉章在历史学方面的贡献评价说，“吴玉章在历史学方面给我们留下的论著以及他对历史科学的卓越见解，曾经影响了我国一代史学工作者；今后也必将继续发生巨大影响。”[6]

著名历史学家彭明先生对吴玉章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有着非常客观的评价，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用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过去，我们只提到郭沫若、吕振羽等几位学者。我觉得，吴玉章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也是应有一席之地的。”[8]299“吴玉章对中国历史学，包括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他是我国第一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应有他的地位的。”[8]303这个评价，肯定了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引理3 设则可以定义一个概率测度:且有是PR-Brownian运动,Nt是强度为λR=λ(ξ+1)的PR-Poisson过程，并且在PR下Γn仍是独立同分布的双指数随机序列,概率密度函数为:

结论

作为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吴玉章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一生所经历的历史，本身就极具研究价值。他一生历经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近现代所有的革命过程，而且都是重要领导人，这种人生经历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是时时刻刻以救国救民为人生最高理想，为追求真理而不惜付出一切。他不为荣华富贵所利诱，不随波逐流，始终严肃思考，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是从革命实践中一步步做出选择的。

吴玉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是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吴玉章从小热爱历史，在革命实践中越发认识到历史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只把历史作为培养爱国情感的一种知识。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认识到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的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社会历史有什么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中国为什么会发展为现在的状态，等等。只有深入把握中国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的社会。只有搞清楚了中国当前的社会，才能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吴玉章开始了自己的历史研究。

吴玉章的历史研究，不是简单的用马克思主义教条去比附历史。吴玉章在把历史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武器的同时，也把历史作为科学来看待。他认为，只有历史学成为科学，历史学作为武器的力量才更强大。他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都注重材料的运用，而且强调详细的占有材料。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他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撰述了研究专著。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在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在探索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方面，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怀念吴老[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2]吴玉章文集(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3]吴玉章文集(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4]吴玉章.历史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吴玉章.八一革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6]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J].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7]程文,陈岳军编著.吴玉章往来书信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8]李文海等主编.爱国重教务实求真——纪念吴玉章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