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体毕生发展过程中，青少年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处于青少年期的个体，容易受到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主体中青少年的比例超过七成。[1]世界范围内，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三大公害之一，且呈现高发、低龄化、暴力化、集团化和智能化等特征[2]，寻找有效预防并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方法，成为世界各国面对的一种现实需要。始自1955年的工读教育，是我国对此问题的一项制度性有益尝试，其做法是通过对“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进行义务教育的同时，矫正其严重不良行为。[3]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工读学校76所，为挽救和教育有严重不良行为和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4]工读学校的学生一般称为工读生，他们普遍存在社会适应不良行为，20%～50%成年后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5]。能否有效地教育转化他们，不仅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健康成长，也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改善社会治安状况，以及增进社会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首脑摒气聆听这清丽而深情的朗读。此时的巴黎冷雨霏霏，凯旋门下场面庄严而壮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大会正在这里举行。

除了轻微违法犯罪和社会适应不良，工读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6]。教育实践中，心理健康水平是评估工读生能否重新融入正常社会的主要监测指标之一[7]；但是有关工读生心理健康的研究并未得到应有关注，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理论探讨缺少实证支持。研究显示，心理韧性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应对方式是影响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变量，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发挥重要影响作用[8]，且工读学生使用问题解决和求助等应对方式普遍少于普通学生[9]。

我一直在想：猫的身子那么胖，为什么它抓老鼠的时候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呢？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它的脚下有一层厚厚的肉垫，即使从高处扑向地面的老鼠也能做到悄无声息，所以老鼠才会猝不及防，最终成为猫的口中食。

工读教育的转化效果，最终还是要发现和激活其内在的积极态度、人格特质和经验，在支持性的环境中，重新回到符合社会规范的发展路径。实际上，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危险因子与保护性因子共存。作为个体发展的保护性因子，心理韧性是帮助个体顺利度过危险情境或高危期的积极特质，目前已经成为青少年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和主题之一。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法对心理韧性、应对倾向与心理健康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者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见表2：

我国大部分高校双创教育培养形式较为单一，教学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我国大部分高校的双创教育基本采用课堂理论讲授方式进行。任课教师在讲授双创课程时，基本上就是根据教学大纲、查找一定的实例进行任务化教学。双创教学体系所授内容和学生双创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滞后。创新教育，基本上没有特定的双创教学体系，而是分布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于每一讲课，每一门课程，每一个教学活动中。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b）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由解亚宁等编制[11]，共20个题目，每个项目由0～3四级评分；包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积极应对由前12个题目组成，消极应对由后8个题目组成；结果为两者的维度均分，将积极应对标准分减去消极应对标准分则得到被试的应对倾向。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为0.90，重测信度为0.89。[12]

1.2 测量工具

a）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该量表由胡月琴和甘怡群于2008年编制，共计27个题目，每个题目由1～5五级评分；包括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因素，分别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三个因子，与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两个因子。该量表在中学生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为0.85，复测信度为0.83，与CD-RISC的校标关联效度为0.53。[10]

来自四川达州和广西贺州两地189名男性工读生，年龄为13～18岁，年龄均值与标准差是15.33±1.17，被试均为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青少年，其违法行为包括盗窃、抢劫、敲诈勒索和性犯罪等。

c）一般健康问卷GHQ-12。最早由Goldberg于20世纪70年代末编制，后被翻译成至少16种文字并在多种语言文化下的被试群体中广泛使用，有研究者认为它“可能是最好的心理健康测量工具”[13]。GHQ有多个版本，其中GHQ-12包含题目少，信效度高，是研究者近来最常用的心理问题测量工具之一。[14]GHQ-12共计12个题目，用于评价被试近一个月内的心理健康状况，按照WHO的评分方法[15]，每个题目得分为0或1分，总得分取值范围是0～12，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1.3 施测过程与统计处理

依托区人民医院技术力量,撰写课件,筛选、审查、再制作、再修改,经过几十次修改,进行了试讲课,课件制作讲授。最后进行了师资力量的培训。并现场演示,制作了《给农民讲课有道道》《新版膳食指南讲读》《合理膳食,吃出健康》课件,充分利用了幽默笑话、俗语谚语、趣味故事、重庆言儿、中医药知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语言朴实、风趣幽默,故事精彩生动。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情、言之有趣、言之有序、通俗易懂、实用简略,老百姓听了都说:“这个讲得很有意思。”

2 结果

2.1 工读生心理韧性、应对倾向与心理健康的总体情况

研究中工读生在应对方式上的得分（积极应对 1.39±0.41，消极应对 1.32±0.42，n=184），与王绍瑜[21]研究中中学男生应对方式上的得分（积极应对 1.67±0.52，消极应对 1.16±0.53，n=137）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t积极应对=-3.32，p=0.001；t积极应对=1.92，p≈0.05）。比较结果表明，工读生在应对方式上与普通中学生相比，更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如“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相反，他们更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如“通过吸烟喝酒来解除烦恼”。结合人口学资料，工读生低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没能给他们提供良好教育资源和有效监护；这些不利成长环境，与工读生对现实世界的消极倾向，形成了叠加效应，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在不良外界诱因的刺激下，最终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歧途。

 

表1 工读生心理韧性、应对倾向与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N=184）

  

变量心理韧性个人力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支持力家庭支持人际协助得分（M±SD）84.28±12.13 49.96±7.80 15.85±4.04 20.09±5.17 14.02±3.28 38.33±8.03 17.54±3.89 16.78±5.21变量应对倾向积极应对消极应对身心健康自我肯定忧郁焦虑得分（M±SD）0±1.35 1.39±0.41 1.32±0.42 8.78±3.90 5.24±1.62 2.46±1.36 2.57±1.85

经文献检索，未发现有针对工读生心理韧性的实证研究，同时考虑到研究被试全是工读生男性学员，因而将结果与男中学生心理韧性的主题研究进行比较。如，研究中工读生的心理韧性得分（84.28±12.13，n=184）与金雪等[18]研究中的高中男生样本心理韧性得分（92.48±13.87，n=143）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t=-3.59，p＜0.001），且前者低于后者；与谢玲平等[19]研究中的男中学生的心理韧性得分（90.37±12.52，n=318）之间存在同样的显著性差异（t=-3.10，p＜0.005），且前者低于后者；与刘宇等[20]研究中的初中男生的心理韧性得分（91.73±13.17，n=563）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t=-3.71，p＜0.001），且前者低于后者。比较结果表明，工读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显著低于该年龄阶段的普通男生，这与既往众多研究中对心理韧性的概念理解、理论假设和实证支持是一致的。从一开始，发展心理学家们就力图找到帮助个体克服不利成长情境并获得良好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积极特质，并将其界定为心理韧性，换句话说，该概念本身即包含这样的假定：那些获得良好成长的个体才具有或具有较高的心理韧性水平，他们更善于积极地理解和看待客观现实，并从中发掘和利用各种优势资源，成为突破发展限制、实现自我的支持力。与同年龄的普通群体相比，工读生心理韧性水平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2 工读生心理韧性、应对倾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兴起于积极心理学背景的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提示我们，研究工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理应在关注其消极心理健康指标的同时，纳入心理韧性等积极指标，挖掘其内在积极特质和成长中的积极经验，或可成为提升工读教育转化效果的新的突破口。那么，对工读生来说，他们的心理韧性发展如何？是否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这一影响又是否是通过其应对方式实现的？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调查征得施测学校和学员本人的知情与同意，施测教师由研究者给予统一测试指导，分别以30人为一组集中施测；问卷完成时间约20分钟，所有问卷当场回收，获得有效问卷共计184份，回收有效率为97.4%。采用SPSS 23.0和process插件2.16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主要的方法包括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和Bootstrapping检验。

 

表2 心理韧性、应对倾向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N=184）

  

注：**P＜0.01，下同。

 

应对倾向 心理健康--变量心理韧性应对倾向心理健康心理韧性--0.540**-0.491**---0.552**

相关分析表明，工读生心理韧性、应对倾向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基于文献分析，假设应对倾向在心理韧性和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参照Hayes[16]提出并率先使用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地随机抽样来重新构造样本分布，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与置信区间，如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样本量设置为5000（迭代次数），在95%的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 0（LLCI=-0.546，ULCI=-0.317），表明应对倾向在工读生心理韧性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应对倾向之后，自变量心理韧性对因变量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区间（LLCI=-0.282，ULCI=0.404）包含0。故此，应对倾向在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17]，中介效应大小为0.334，占总效应的65.6%。所得结果见图1。

  

图1 工读生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模型路径系数

3 讨论

3.1 工读生心理韧性和应对倾向的总体状况

以心理韧性、应对倾向、心理健康，及其各子维度为因变量，家庭住址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仅有积极认知在母亲受教育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差异（F=4.48，P＜0.05），心理韧性及其子维度目标专注上存在边缘性显著差异（F=3.09，F=3.11，P≈0.05）。结果表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与孩子看待环境和生活事件的积极认知有关，与孩子的心理韧性水平相关。

研究获得184名男性样本，对他们在心理韧性、应对倾向和心理健康，及其各子维度上得分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1：

调任龙亭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后，她迅速适应，带领班子研究总结出“四个一”工作法，即一封信宣传、一张表明责、一碰面通报、一例会总结，对商户实施“六统一”管理，有效解决了“三小”管理难题。在处理一起涉药案件时，她不顾当事人的金钱诱惑、言语威胁，严厉地说：“我是国家公务员，职责是依法办事，维护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搞歪门邪道在我这里不管用！”之后案件被依法处理。

3.2 应对倾向在工读生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工读生心理韧性、应对倾向和心理健康两两之间显著相关。心理韧性与应对倾向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刘礼艳在其研究[22]中发现优秀流动儿童拥有更多心理韧性特质、在应对挫折时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与刘燕[23]关于留守初中生的研究结论，都是一致的。心理韧性、应对倾向与心理健康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与黄伟伟[24]关于初中生、李义安[25]关于高中生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处于青春期的工读生，一样必须面对成长所带来的身心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在有经验的成人和同伴的支持下，寻求自我同一性的认同和整合，然而，他们内在心理韧性不足，外在成长资源短缺，因而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更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对现实和社会的不适应，进一步加剧其心理健康的消极强度。

李飞等[26]以437名高师生为对象的调查研究显示，心理韧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前两者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虽然，该研究未能进一步揭示三者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中介效应，但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经过检验，本研究发现，应对倾向在工读生心理韧性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心理韧性是保护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内在资源，作为低心理韧性个体，工读生在面对成长的压力与困境时，倾向于采用如自责、退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压力与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而是内化为消极的心理问题，并表现出外部不良行为习惯。众所周知，心理健康是一种状态，以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作为工读生、少年犯以及成年罪犯回归社会前的重要检测指标，这个是有待商榷的。这意味着，在现有的工读教育内容体系中，要达到通过提升其心理健康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的成效，则必须考虑加强其心理韧性，有针对性地培养其积极的应对倾向，从而保证工读教育的长久效应。

4 结论

a）与同龄普通学生相比，工读生表现出更低心理韧性，更少积极应对，以及更多心理健康问题；b）工读生心理韧性与应对倾向呈显著正相关（r=0.54，p＜0.01），且二者与其心理健康均呈显著负相关（r心理韧性 *心理健康=-0.491，r应对倾向 *心理健康=-0.552，ps＜0.01）；c）应对倾向在工读生心理韧性影响心理健康中发挥中介作用。

5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建议

工读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长善救失、矫正转化未成年罪犯，维护社区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然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心理学研究中工读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限制了心理科学服务教育实践的范围和价值。而关于心理韧性的研究的兴起是在积极心理学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那些克服不利成长环境而得到良好发展的个体，可能是对过去相当长时间整个心理学研究的病理学倾向的矫枉过正，因而在心理韧性主题的研究中并未去关注不利成长环境中的“失败者”，所以在工读生心理韧性的研究上还未看到明显起步。本研究对工读生心理韧性、应对倾向和心理健康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了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就应对倾向在心理韧性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但是，由于工读生较为特殊，能够找到的被试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对其进行研究甚至还需要经过主管司法部门的同意，这可能是妨碍研究者们对其系统、深入研究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未来研究中，如何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尽可能扩大样本数量，是加强此类研究的首要任务。其次，每个工读生的情况各不相同，样本的异质性较大，自陈式量表的使用，一方面由于被试阅读能力的差别导致作答偏差，更有可能工读生将其视为可以获得奖励的机会而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赞许效应，因而在测量工具的选择上，如果能将他评等手段与更多客观资料进行结合，或可获得更为可靠的数据与结果。此外，还应加强对工读生在心理韧性、应对倾向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干预策略的理论与干预实验研究，以提升工读教育的成效并推进相关工作。

参考文献：

[1]胡俊崎.论当前工读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发展机遇[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6）：35-39+58.

[2]杨静慧.发展型家庭政策：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切入点[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5）：88-91.

[3]张良驯.对工读学校“去工读化”现象的研讨[J].中国青年研究，2016（4）：27-33.

[4]苏晨钊.国际视野下我国工读学校相关法规比较[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27（8）：36-39.

[5]江琴娣，杨福义.工读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心理科学，2005，28（3）：622-625.

[6]张福娟，谢立波.工读生人格特征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3（2）：88-91.

[7]徐淑慧，苏春景，刘若谷.中国现阶段即将出监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状况的新趋势：以山东省未成年犯问卷调查为基础[J].心理学探新，2015（6）：567-573.

[8]靳海风，曾祥岚.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人格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7）：1018-1022.

[9]陈福侠，张福娟.工读学生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6，13（7）：74-76.

[10]胡月琴，甘怡群.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J].心理学报，2008，40（8）：902-912.

[11]解亚宁.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2）：114-115.

[12]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122-124.

[13]M·KIKANGAS A，FELDT T，KINNUNEN U，et al.The factor structure and factorial invariance of the 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across time：Evidence from two community-based samples[J].Psychological Assessment，2006，18（4）：444.

[14]MARTIN C R，JOMEEN J.Is the 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12）confounded by scoring method during pregnancy and following birth?[J].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2003，21（4）：267-278.

[15]VON KORFF M，üSTüN T B，üSTüN T B.Methods of the WHO collaborative study o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general health care[J].Mental Illness in General Health Care：An International Study.Chichester，England：Wiley，1995：19-38.

[16]HAYES A F.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M].Guilford Press，2013.

[17]陈瑞，郑毓煌，刘文静.中介效应分析：原理，程序，Bootstrap方法及其应用[J].营销科学学报，2013（4）：120-135.

[18]金雪，熊敏，王洪礼.贵州农村高中生应对方式与心理韧性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9）：1413-1418.

[19]谢玲平，王洪礼，邹维兴，等.留守初中生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4（7）：52-58.

[20]刘宇，韩晓红，罗叶双，等.贵州省初中生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1）：115-120.

[21]王绍瑜，王华栋.中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简易应对方式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11）：1235-1237.

[22]刘礼艳.流动儿童外显/内隐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及其关系研究[D].苏州大学，2015.

[23]刘燕，田凤娟，陈旭.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与应对倾向的调查研究[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4（1）：96-99.

[24]黄伟伟.初一、初二学生心理韧性及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3（11）：71-74.

[25]李义安，张金秀.高中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7）：797-799.

[26]李飞，李建伟.高师生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12）：1891-1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