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片是晋语八片之一，位于山西东南部，该片方言分区与现在的行政区划较为接近，主要在长治、晋城两地，另临汾市安泽县也有分布。方言片东临太行，南隔黄河，面积占到25412平方公里，人口约583万，分布集中连片，较为完整地保留着上党片的语音特色。

一、晋语上党片研究溯源

西汉末年扬雄(公元前53-公元19年)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最早记录了有关晋语的材料，20世纪初瑞典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首次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调查了晋城等7个方言点，50年代全国范围的方言普查运动推动了方言调查，田希诚的《山西方言概况》语音部分完成初稿。80年代随着李荣先生“晋语”[2]的提出，晋方言研究逐渐呈现繁荣景象：1982年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召开方言志编写研讨会，促进了方言志的编纂，后陆续在《语文研究》增刊出版了《陵川方言志》（1983年）、《晋城方言志》（1983年）、《襄垣方言志》（1984年）；1983年温端政主持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山西省（县、市）方言志”，开始着手大规模的方言编写工作，晋语上党片中屯留、长子、沁县、长治、武乡等地，陆续有了方言志著作；与此同时期刊文献有：侯精一《长治方言记略》（《方言》，1983年第4期）。90年代乔全生主编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以1999年《洪洞方言研究》[3]为蓝本，对山西方言进行集成式的研究，长治县、高平、壶关、武乡、阳城等方言点均有了研究成果，同期也相继出版了一批县志。直到21世纪，王利的《长治方言中的使感结构研究》（河北大学，2005年），该方言片才陆续有了论文研究文献。

二、晋语上党片争议及界定

关于上党片的界定，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讨论。1986年侯精一在《山西方言的分区（稿）》中认为，上党片包括十七个市县：长子、屯留、潞城、壶关、黎城、平顺、沁水、长治市、长治县 、沁县、沁源、武乡、襄垣、晋城、阳城、高平、陵川，并将其划属潞安小片、沁州小片、泽州小片[4]。（晋语上党片分布如图1所示）同年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对晋语上党片的范围进行调整：把晋城、阳城（以上山西省）归入邯郸片中的获济小片；同时认为“沁水城关及城西地区去声分阴阳，但无入声，属中原官话，沁水（城关以东)有入声，入声分阴阳，去声不分阴阳，属于晋语”[5]，因此将沁水调整为沁水(城关以东)，整个上党片包括山西东南部十五个市县。1989年李荣的《汉语方言的分区》[6]赞同侯精一的观点。1990年《中国语言地图集》[7]中上党片包括十九个县市。晋城、阳城由邯新片获济小片改属上党片晋城小片，陵川、高平由上党片改属上党片晋城小片，并将上党片归属两个小片：长治小片、晋城小片。2006年沈明《晋语的分区（稿）》[8]与《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分一致。

我们认为晋语上党片包括，长治小片：长治市、长治县、长子、潞城市、屯留、黎城、壶关、平顺、沁县、武乡、沁源、襄垣、安泽、沁水城关以东。晋城小片：晋城市、阳城、陵川、泽州、高平市。鉴于目前晋语上党片资料零散，缺乏系统研究，我们对晋语上党片十九个县市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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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晋语上党片分布示意图

三、晋语上党片专著总览

20世纪80年代初在《语文研究》增刊出版陵川、襄垣、晋城三地的方言志，随后温端政主持重点项目“山西省（县、市）方言志”，大批学者参与了方言志编纂工作，晋语上党片研究成果有：张振铎、刘毅的《屯留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年）、高炯的《长子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温端政、张振铎的《沁县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年）、侯精一的《长治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5年）、史素芬、李奇的《武乡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年）。该丛书体例大致相当，由导言、语音分析、同音字表、与北京语音比较、分类词表、语法特点、语法例句、标音举例八章组成，较为系统地呈现了各单点方言的语言特色。

整个晋语上党片到目前为止，有20本方言专著，114篇期刊文章，49篇论文，平均专著1本，期刊文献加起来不到10篇。其中，屯留、长子、襄垣、沁县、陵川、潞城、长治市、长治县、高平、壶关仅有一本方言专著，沁水、黎城、安泽等地还没有此类著作。114篇期刊文章中，长治市、晋城市、武乡、晋东南综合研究占到66篇，其余各方言点只有1至5篇，平顺至今没有期刊文章。49篇论文中包含3篇博士论文、14篇会议论文，长治县、潞城市、平顺、沁县、泽州，论文研究领域仍处于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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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晋语上党片期刊文献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研究上党片的文章是：侯精一的《长治方言记略》（《方言》，1983年第2期），从声韵调、词汇和语法例句、内部差别对长治方言做了详尽地描述。之后沈慧云对晋城进行研究：《晋城方言的“子尾”变调》（《语文研究》，1983年第4期）、《晋城方言的指示代词》（《语文研究》，1986年第2期）， 金有景对襄垣中古音系的探讨：《襄垣方言效摄、蟹摄(一、二等韵)字的韵母读法》（《语文研究》，1985年第2期）、《山西襄垣方言和〈中原音韵〉的入声问题》（《语文研究》，1989年第4期）及贺巍的《关于编纂方言志的几个问题兼评〈长治方言志〉和〈忻州方言志〉》(《语文研究》，1986年第3期)。虽然晋语上党片文章起步晚，但当时文章都发表在核心期刊，以《语文研究》为主，学者参考价值较高。90年代晋语上党片期刊文献一度处于沉寂期。进入21世纪，晋语上党片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语音是该方言研究较为充足的部分，包括共时研究与历时探讨

1.方言音系研究：王红斌的《长治市城东桃园村方言点声调格局的实验报告》（《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通过对长治市城东桃园村不同年龄段发音人的分析发现：五十岁以上人的方言中较好地保留着古音情况；五十岁以下阴平阳平的调型相似，阳上与阴去、阳去调型相似，有合流的倾向；五十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有入声舒化的趋势，对长治市城东桃园村方言的声调现状与未来走向做了推测。八木坚二的《山西沁源方言双字调的语音声学分析》（《南开语言学刊》，2015年第1期），通过对沁源交口县方言双字组前字调的基频曲线分析发现：两种调类合并时，变化幅度有减小的趋势，二者互相接近，预测该地未来可能形成一种新调型。2010年李宁、孟子厚《长治普通话双字词的调型结构分析》中，将长治普通话与北京话的调型进行对比，得出：北京话比当地方言普通话变化起伏更大，长治普通话的调阶整体低于北京话。三篇文章，王红斌跟八木坚二对单点方言内部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当地方言的发展走向；李宁等则以长治普通话与北京话的调型结构比较为研究基点。声韵调是一个音节、一个汉字、一门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声调能辨意是其不同于其他语言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两大类文章同源之处就在于，通过调型分析语言，研究语言，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焦妮娜在《晋城话中的入声字》中提出：“晋城话入声字在单念时，(l)没有喉塞尾,字音可以拖得很长；(2)没有独立的调类,和阴平字具有同样的调值；(3)入声字的主要元音独享两个特定音素,这些音素基本不为舒声字所有”[14]，增加了入声字的一种类型，开阔了学者的眼界。阳城、潞城、沁水等地语音方面有一些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张芳萍《阳城方言语音系统研究》（《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齐援朝《潞城方言音系研究（声母）》（《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还有一些其他研究：刘玲《长治县方言亲属称谓语音特点浅析》（《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张楚《晋城市城市化进程中语言的变迁——普通话影响下元音高化链条中断原因的探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崔启明《长治县方言介音的消长及互转》（《职业圈》，2007年第3期）、胡月《长子鼓书用韵的语音特点》（《名作欣赏》，2016年第32期）。论文有：张韶军《山西黎城方言语音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08年）、王民雅《山西襄垣方言语音研究》（浙江大学，2011年）、岳俊丽《晋语沁源县王陶话语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王丽莎《武乡方言声调实验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张敏《长治（市区）方言语音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4年）、张晓红《安泽和川村河南林县方言岛语音调查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闫黎檬《安泽和川村武安方言岛语音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刘倩《安泽县英寨村河南林州方言岛语音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薛正梅《安泽县和川村莱芜方言岛语音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从声韵系统、调型结构、用韵特点等角度对语音进行了描写。山西师范大学对安泽地区及方言岛做了系列研究，但是晋语上党片中入声字、文白异读、语流音变的描写相对薄弱。多数方言点，沁源、长子、沁水仅就语音的一个角度描述，语音资源尚待开发。

（3）平行四边形概念的引入、描述和应用在3个学段的教材编写，性质1和性质2的发现、证明和应用在第二和第三学段的教材编写，绝大部分随着学段升高，所体现的思维深度在“上升”．

2.语音历史演变层次探讨：王红娟《壶关话音系演变研究》（《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沈明《晋东南晋语入声调的演变》（《语文研究》，2005年第4期）、朱晓农、焦妮娜《晋城方言中的卷舌边近音[ι]—兼论儿音的变迁》（《南开语言学刊》，2006年第1期）、李晰《山西壶关树掌方言古次浊入今声调》（《方言》，2013年第1期）、杨春宇、张轶南《晋城方言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的合流》（《语文学刊》，2016年第7期）。论文有：焦君《黎城方音历史演变考》（青海民族大学，2011年）、王亚男《晋城方音在现当代时期的演变情况》（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学者多以单点方言的一个或一组中古声韵母为讨论对象，追溯并说清其演变层次难能可贵，但是当前研究范围有限，未能宏观揭示方言点中整个声韵系统的演变层次。

（二）词汇，熟语研究为主，数量较少

郭晓燕《壶关县方言俗语的修辞艺术》（《内蒙古电大学刊》，2005年第10期）、梁永红、吕佳佳《襄垣方言谚语的文化内涵》（《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李金梅《高平方言中的四字格俗语》（《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李金梅《晋东南方言谚语文化信息解读》（《文化学刊》，2015年第4期）及《晋东南方言谚语定量分析》（《绥化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论文有：李金梅《高平方言语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赵玉《陵川方言词汇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09年）、牛凯波《长治方言词汇研究》（新疆师范大学，2012年）。研究仅有俗语、谚语两类，大多是从惯用语的结构类型、修辞特色、文化内涵着手，缺乏深度和新意，研究数量较少。

（三）语法包括实词、虚词及构词法的探讨，主要分析了词类的语法现象

1.实词以代词描述为主，兼有少量形容词、语法的研究：董育宁《长治方言的指示代词》（《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李娜《长子方言指示代词》（《名作欣赏》，2015年第1期）及《长子方言人称代词》（《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李金梅《山西高平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语文建设》，2016年第8期）、刘芳《安泽方言的人称代词》（《晋中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这些文章都从单点方言代词的语音形式、语法功能组合情况等进行描写，向读者展示了该区域代词的使用情况。孙易的《山西高平话的人称代词》（《南开语言学刊》，2005年第1期）对高平县城以及各乡镇的第一人称代词进行全面描写分析，发现在“高平方言内部有六种：[uo]、[vɑ]、[ε]、[mε]、[mai]、[v]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与相邻县城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进行比较，充分体现了方言土语的变异是与毗邻地区方言的影响有密切联系”[15]，这种研究较为充分、详实，值得借鉴。晋语上党片中代词研究较为丰富，晋城、黎城、高平、长子等地又以论文形式做了系统研究：唐华《晋城方言代词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07年）、冯子伟《黎城方言代词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0年）、李锦《高平方言代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4年）、李娜《山西长子方言代词研究》（山西大学，2015年）。此外，语法、形容词的研究有：张利《沁水方言语法概说》（《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6期）、李金梅《高平方言中的苦干语法现象》（《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王芳《山西屯留方言疑问句》（《现代语文》，2009年第3期）、张瑞《论山西武乡方言中形容词的用法》（《吕梁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除一篇形容词研究外，晋语上党片名词、动词、副词、区别词等实词词类无人问津。

2.虚词有体貌助词、语气词两种词类的研究

6.融入社会责任。开展“党旗领航·和谐共创”行动，围绕“爱心·宝胜”主题，群团部门相继开展“5.19慈善一日捐”、无偿献血、爱心帮扶、心灵驿站排忧解难等活动，创新救助帮扶机制和服务群众措施。

刘芳《论长治方言的“体”》（《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及《潞城方言的完成体》（《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董育宁《长治方言的语气词》（《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冯子伟《析山西黎城话的句末语气词》（《语文学刊》，2009年第3期）。论文有：郝素伟《陵川方言的体貌系统》（山西大学，2009年）、王芳《屯留方言助词研究》（青海民族大学，2010年），李芳《晋东南地区陵川方言语气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晋语上党片虚词研究以助词、语气词为主，介词、连词研究匮乏，研究领域不均衡，研究范围不广泛。

2.挑花绣法：挑花也就是十字绣，是事先用油性笔在鞋垫面上画出细密的方格，或者直接按照布料的经纬纹路挑绣等距离、等长度的“×”形，众多的“×”形有规律地组合、排列成各种花纹图案，把底布的颜色留出来构成图案的外轮廓，具有典雅、规整、严密、简练、对称、棱角鲜明的特征。

3.构词法，重叠、附加两种形式

张瑞《谈山西武乡方言中的名词重叠式》（《辽宁师专学报》，2014年第2年）、杨春宇、常浩《沁水方言“日”缀词研究》（《语文学刊》，2016年第1期）、安志伟《武乡方言中的“老 － ”类和“表 － ”类亲属词》 （《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4期）。论文有：郜晋亮《晋城方言重叠式研究》，（青海师范大学，2011年）、陈凯敏《长治方言形容词重叠研究》（喀什大学，2015年）。

其中，晋语上党片文章中对词缀“圪”进行了大量描写：

张丽敏《长子方言“圪”音字浅析》（《长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8期）、杨俊芳《长治方言的“圪”》（《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1期）、武黄岗《晋语长子方言“圪”研究》（《语文学刊》，2013年第12期）、岳茜茜，屈邦振《长治方言小称“圪”字研究》（《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张宁《从“圪蹴”看长治方言表音“圪”的特殊用法》（《语文学刊》，2010年第4期）、杨珍《山西泽州话的“圪”》（《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从“圪”的语音、形式、用法、来源等进行描写，晋语上党片中的“圪”的语法功能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各方言点描写方法基本一致。孙媛媛，杨超的《武乡方言中的“圪”字词》（《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以《汉语方言大词典》为基，“介绍了其中未列目及与武乡方言有别的“圪“字词，如：圪虫，〈名〉蛇；同时，武乡方言中“圪”不仅可做前缀，也可以嵌于二字之间构词，如：冷圪湿”[16]。写作观点新颖，对晋语上党片“圪”字词进行了有效的补充。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险商业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很多地区也开始试水医疗保险的商业化。如果医疗机构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给患者造成了人生伤害，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风险。现在的商业医疗保险的状况不容乐观，因为患者提出的高额损害赔偿常常令保险公司措手不及，使得很多商业保险公司放弃了医疗保险业务。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医疗服务合同的地位法定化，约定好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商业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才会有依据，商业医疗保险也会慢慢发展起来。医疗保险制度的构建，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可以分散医疗机构的经营风险，扩大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

（四）语用分析

张芳平《阳城话“倒运”的语用意义》（《语文研究》，2003年第3期）。“从“倒运”与普通话的区别，“倒运”的语用意义，对阳城方言词语“倒运”意义的分析三个角度”[17]，将“倒运”的意义归纳为四类，具体谚语运用分出八种情况，从而向读者展示了阳城人的文化心理。之后，赵莉《阳城方言副词的语用分析》（《太原职业技术学报》，2008年第9期）、李芳《晋东南地区陵川话语气词“嘞”的语用分析》（《语文建设》，2012年第24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单点方言某一词类的语用意义。

（五）方言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

1.专题研究包括特色词、特殊结构的分析，方言的比较

特色词、特殊结构的分析：冯子伟《山西黎城西井话的“X 慌”》（《中国当代教育科研》，2009年第5期）、乔全生、刘芳《长治方言“将”的共时用法及历时演变》（《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李宁《襄垣方言“动+AA”结构初探》（《青年科学》，2013年第11期）、刘芳《长治方言的能性述补结构》（《晋中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论文有杨俊芳的《长治方言语法研究》（上海大学，2005年）、王利《长治方言中的使感结构研究》（河北大学，2005年）。其中王利从长治方言中的使感结构的类型、语法功能、使感结构和普通话的使宾结构比较，对长治方言中的使感结构的语义和语法上的特点有了一个较系统的认识。

方言比较：侯燕玲《山西陵川县西河底话词汇与普通话词汇意义差异》（《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孟睿《长治方言词义与普通话词义的比较探析——以“抓”“挖”“挠”为例》（《魅力中国》，2017年第5期）、张磊《浅析沁县方言与太原方言亲属词语音的异同》（《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论文有：侯燕玲《陵川西河底话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差异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1年）、杨慧芝《阳城方言词汇词形词义及流变特征研究——基于与普通话词汇的比较》（辽宁大学，2016年）、闫乐乐《沁水县城东与城西方言语音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

2.文章多以静态的共时描写为主，缺乏理论依据，深度不足。同时在描写的过程中忽略了方言的历史层次演变探究，变成无本之木、无水之源。长治、沁县、壶关方言点以一个或一组中古声韵母为讨论对象，但是当前研究范围有限，未能宏观揭示方言点中整个声韵系统的演变层次。

2.综合研究

王伟《壶关方言特点探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宋哲，杨易《浅谈山西晋城方言》（《中学生导报》，2013年第42期）。论文：张芳萍《阳城方言研究》（南开大学，2007年）、常莎《晋城方言初探》（苏州大学，2008年）、胡雷《长子方言语法特色研究》（湘潭大学，2009年）。

（六）一批杰出学者对晋语上党片进行了系列研究

1.史素芬参与《山西方言志丛书》《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的编纂，其成果《武乡方言志》《武乡方言研究》对武乡方言研究资料做了补充。在《语文研究》上发表《山西武乡方言的疑问句》（2000年第3期)，介绍了武乡方言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三种特殊结构形式。《山西武乡方言的选择问句》（2002年第2期）中，进一步将选择问句分为反复问句和列项选择问句，“武乡方言的反复问句,未然体分为‘VP+不+ VP’‘VP+ M+不’两大类；已然体可以分为‘VP+M+没呐’‘V+没+VP’两类。列项选择问句未然体常用的形式是‘VP+嘞+ VP嘞’和‘VP+呀+ VP呀’；已然体常用的形式只有一种‘VP+来+ VP来’”[18]。从词、句法层面对上党片武乡、长治方言等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有《山西武乡方言的虚词“的”》（2001年第3期），长治学院学报《山西长治方言“来”字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2007年第4期），与王利在吕梁教育学院学报共同发表《从长治地名透视社会文化心态》、长治学院学报发表《山西长治方言谚语的类型及其审美文化特征》（2011年第4期），并在2011年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6届年会汇报《山西晋东南方言的“子尾”研究》。

此外还有综合性的专著：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9]、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0]、郭校珍《山西晋语语法专题研究》[11]、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12]及《晋语与官话方言研究》[13]等。

2.王利编写的《长治县方言研究》使人们开始关注长治县方言的独特之处，此外他对晋东南方言语音做了较充分的研究，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晋东南晋语语音研究》从中古声母、韵母、声调、语流音变着手，对尖团音、知庄章组声母、影母、次浊声母，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特殊音变、变韵现象等考证源流，揭示其演变层次。随后在《语文研究》发表《晋东南晋语的入声舒化现象》（2008年第3期)、《晋东南晋语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类型及演变层次》（2014年第1期），《语言科学》发表《晋东南晋语的阳声韵》（2012年第3期），《长治学院学报》发表《晋东南晋语的平声调》（2013年第4期）、《晋东南晋语的去声二分现象》（2014年3期）、《晋东南晋语的入声韵》（2015年第1期），《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王利、刘芳合写的《晋东南晋语日系字的读音类型及其演变》（2014年第3期）、《晋东南晋语的泥母和来母》（2015年第3期）。晋东南方言研究目前为止共有14篇期刊，其中王利占到9篇，王利从声韵调对晋东南语音做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

3.沈慧云1983年编写《晋城方言志》，在《语文研究》上陆续发表《晋城方言的“子尾”变调》（1983年第4期）、（《晋城方言的指示代词》，（1986年第2期）、《晋城方言的助词“口兰”和“咾”》（2003年第4期），从语法角度对晋城方言进行描写研究。随后原慧艳从语音角度对该方言点整理：《晋城方音声母百年来的演变》《晋中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晋城方音阴声韵百年来的演变》（《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晋城方言百年来入声韵的演变》（《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新常态的背景下，以腾讯为例，探究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到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的演进过程中，数据管理转型是一种构建模式，需要在组织竞争的优势上进行验证，提升专业的技术性与复杂性，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帮助企业实现人力资源数据管理演进，并对大数据的挖掘、分类、预测等内容进行有效的分析与探究。将大数据新理念渗透到人力资源各个板块当中，实现用户和员工共同参与的开放性共享创新生态构建。

4.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研究

余跃龙、刘芳《山西东南部地域文化方言解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李燕《试析晋城民间歌谣的音韵与修辞》（《北方文学》，2014年第1期）、辛菊、刘倩《试谈人口迁入对安泽村名的影响》（《山西师大学报》，2014年第6期）、刘亮亮《〈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所见武乡方言例释》（《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张文霞《试论晋东南地区方言古语词的训诂学价值》（《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论文有：苏新星《晋城民间歌谣语言特色研究》（河北大学，2011年）。晋语上党片的这类文章，开辟了研究视角，创新了解读方法，专业性有待进一步深入。

五、研究成果统计

90年代乔全生主持《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编纂工作，到目前共出版单点方言著作40种，晋语上党片的专著有：史素芬《武乡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白静茹《高平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王利《长治县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及《山西东部方言研究（壶关卷）》（九州出版社，2012年）、原慧艳《上党地区方言研究（晋城城区及泽州卷）》（九州出版社，2012年）、吴斗庆《上党地区方言研究（阳城卷）》（九州出版社，2012年）。相比方言志，方言研究增加了声韵调配合表、各方言与中古音韵的比较、代词、副词、助词、语气词及特殊方言实词等类别，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扩充，延伸了研究范围。同时90年代，修编了平顺、长治、黎城、阳城、沁水、长子、屯留、陵川、壶关、高平、沁源的11部清代县志，新编订《武乡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安泽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襄垣县志》（海潮出版社，1998年）、《沁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晋城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平顺、沁源内部刊印《平顺谚语集成》（1987年）、《沁源谚语集成》（1988年）。在此期间也有一些文史资料：《长治市志资料（第二辑）》（1983年）、《安泽文史资料》（1990年）、《泽州文史资料第二辑》（2001年），各地方志编纂委员编写重修市志、镇志：《长治市志》（1995年）、《晋城市志》（1999年）、《潞城市志》（1999年）、《高平市志》（2009年），这些史料文集成为研究当地的参考资料之一，丰富了晋语上党片的研究资料。

就这一现象，董同龢先生认为，“像这样粹而不杂的现象到底不够普遍的，很难引出什么推论。其实从音理方面讲，舌面音就说是塞音的话，总难免带一些塞擦音的色彩。由这一层关系，ts′-系字可以较多与ts-系接触不是很自然的吗？”[5]

六、晋语上党片研究特点、努力方向

（一）研究特点

1.晋语上党片方言研究起步晚，文献数量、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表现出极强的不平衡性，不管是各方言点的专题研究或是对上党片、晋东南语的整体研究都相对欠缺。词类中名词、动词、副词、区别词、介词、连词研究匮乏。

综上所述，急性左心衰病人减少急诊留置时间，尽早进行专科规范化治疗，可显著缩短病程，降低死亡率和减轻病人医疗负担。

3.各方言点的专题研究中，忽视方言点之间的比较，方言与北京话的比较，无法揭示方言自身的特殊规律，语言研究系统性不足。词汇研究目前有俗语、谚语两类，多是从惯用语的结构类型、修辞特色、文化内涵研究，看不出某一方言的特色。

4.语料不足，目前晋语上党片参考文献相对不足，文章参差不齐，缺乏实地调查。

5.关于“圪”的文章，偏重共性的探讨，描述方法大同小异，较好地反映出晋语上党片“圪”用法的一致性，但缺少特殊用法的揭示。

6.词汇、句式结构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领域狭小。特别是中古、上古的词法、句法和特色句式结构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期。

（二）努力方向

1.加强方言间的横向区域比较研究与历史演变探讨，由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从而归纳方言的规律，揭示其内在系统。

2.进一步鼓励学者创建晋语上党片研究项目，着手编纂方言点著作，弥补空白。同时加强方言综合研究著作的编写。

3.进一步加强上党片方言实地调查，确保语料的真实有效，通过调查进一步考证史料、开阔视野，发现新的语言特色。

4.各大期刊严把文章发表关口，激发学者进一步提高理论研究深度，创新研究角度与方法。

5.着重描写各方言点“圪”的差异，可以借鉴《武乡方言中的“圪”字词》一文，同时“圪”在方言中广泛使用，学者可以加强对不同“圪”的来源质疑、探讨。

行业生命原则来看(即行业的生命周期)，乐视在成熟期乐视的战略选择多元化战略。多元化战略是企业将新产品和新市场相结合的结果，又分为相关多元化和不相关多元化如乐视在相关多元化之下开发的乐视体育及乐视音乐、在非相关多元化之下开发的乐视汽车项目，这都是乐视在成熟期的主要战略思路。因为仅专注于单一长视频项目很难再获得更大的盈利增长点。同时，依靠乐视生态运营的新模式已受多家投资者支持且从股市业已募集客观资金，资本溢出已超过视频领域发展的需求，正因如此乐视的决策管理层开始思考对新领域的进军。

6.加大词汇、语法研究力度，在此基础上与中古、上古方言比较，追本溯源、考证源流从而建立一个宏观的汉语体系。

参考文献:

[1]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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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精一.山西方言的分区(稿)[J].方言,1986,(2):86.

[5]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J].方言,1986,(4):258.

[6]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9,(4):257.

[7]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C].香港: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90.

[8]沈明.晋语的分区(稿)[J].方言,2006,(4):344.

[9]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11]郭校珍.山西晋语语法专题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2]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3]侯精一.晋语与官话方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4]焦妮娜.晋城话中的入声字[J].语言研究,2007,(2):48.

[15]孙易.山西高平话的人称代词[J].南开语言学刊,2005,(1):85-87.

[16]孙媛媛,杨超.武乡方言中的“圪”字词[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3):64.

[17]张芳平.阳城话“倒运”的语用意义[J].语文研究,2003,(3):62.

[18]史素芬.山西武乡方言的选择问句[J].语文研究,2002,(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