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通识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进我国高校，至今已有20多个年头。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环境伦理通识教育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仍处于不断推进和深化过程中。从教学上看，独立课程和渗透式教学是其两种基本模式，且后一种模式的影响显得更为广泛，接受度也更高。渗透式教学模式虽然教学规范性和统一性程度相对较低，但它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得其易于同不少学科专业的部分课程内容进行协调整合；一定程度上讲，也能满足或达到大学环境伦理通识教育的目的。鉴于此，笔者结合个人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就渗透式教学模式开展大学环境伦理通识教育中可能存在的若干认知问题，做较深入分析和探讨，借此供教学同仁及学习者参考。

一、混同使用的概念

我们注意到，在环境伦理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环境伦理”与“环境道德”“生态伦理”与“生态道德”这两对概念在话语表达或教学语境中，常常被混同使用，甚至这四个概念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且似乎并不妨碍人们对该课程内容的进一步学习和讨论。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话语中，“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常常不加区分地被使用已经形成一种表达习惯，“伦理”和“道德”都指向了“伦理道德”这个包容且有些许模糊的概念意涵。实际上，即便从学术角度讲，这两个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混乱问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学术话语中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虽然如此，这两个概念存在差异是肯定的，因此，精准把握两者概念意涵的差异，对透彻理解课程内容显然是有帮助的。理论上讲，伦理仍是指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当如何的规范，而道德仅仅是指人际行为应当如何的规范；也就是说，伦理是指人类的伦常关系和人际道德行为的客观规律，道德则是指人际间道德行为的具体准则和规范[2]。或者简言之，前者侧重理论和规律，后者侧重行为和实践。因此可以说，环境伦理是环境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活动最本质的客体，是道德调节的对象，是提出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依据；而环境道德则是环境伦理的现实化[3](PP.142-147)。

另一方面，毋庸置疑，今天我们对理解“生态”和“环境”这两个概念并不存在困难，因为它们各自的概念是明确的。然而，当它们分别与“伦理”和“道德”结合形成“环境伦理”与“环境道德”、“生态伦理”与“生态道德”这两对概念时，情形就较为复杂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与环境伦理思潮的源起以及该思想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过程也存在着关联，譬如说，从较早期对动物的关注到后来延伸至对所有生命的关怀，再由此拓展到生命以外的非生命自然界等，每一步实际上都反映了本学科在核心思想上的理论飞跃。因此，对学习者而言，重视本学科的理论发展史及其相关的历史逻辑，也是学好本学科课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二、对研究对象内涵的释义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具有明显阶段性变化的历史演进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众多纷杂的学术流派。在这些众多学术流派持续的思想交锋、交融过程中，不断汰旧鼎新、并支合流，继而共同搭建起了环境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基础。如果大致以研究对象为基本考察对象，那么“生命中心主义”“地球整体主义”以及“代际均等主义”等环境伦理观则最具代表性[4](PP.375-376)。前两者属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范畴，后者则偏向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范畴。

然而，我们必须要指出：“可持续发展观”与“环境伦理观”是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人类思想的契合，是相容相承的关系，而非排斥抵触。可持续发展观对现代环境伦理学具有突显其发展方向的指引作用；而环境伦理学则可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思想基础。现代环境伦理学将从可持续发展观的持续发展中获得方向指引和思想指导；而可持续发展观同样也会从不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中丰富自己的思想内涵，充实自己的思想内容。例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都能够从环境伦理思想内容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由此可见一斑。我们都知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有：公平性原则(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等三大原则。环境伦理观主要内容常简约表达为：尊重与善待自然、关心自己并关心人类以及着眼当前并思虑未来等[4](PP.376-383)。很显然，尊重与善待自然包括尊重地球上一切生命物种、尊重自然生态的和谐与稳定以及顺应自然的生活等，无不体现了可持续性原则的精神；而关心自己并关心人类显然侧重体现的是共同性原则；着眼当前并思虑未来则更多表达了代际公平性原则的核心意涵。

1859年，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惊世之作《物种起源》震撼世界，该书作者认为从物种的起源角度看，所有生命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该书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尽管其没有揭示生物在当前状态下的相互联系方式[7](PP.299-316)，但却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最早的科学性渊源。19世纪末，“生态学”这个概念开始出现在西方科学界，可以说，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由于其整体主义倾向，生态学这一学科被证明是环境伦理学的生长沃土；且同时由于其整体主义取向，生态学家们常常从科学领域跨入道德哲学领域[8](PP.91-93)。在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亨利·考利斯(H. C. Cowles)、费雷德里克·克莱门兹(F.Lements)、亚瑟·汤普逊(J. A. Thompson)、伯利提·海德·贝里(L. H. Bailey)、查尔斯·艾顿(C. Elton)、亚瑟·坦斯利(A. G. Tansley)、阿尔弗雷德·艾默生(A. Emerson)、华尔特·泰勒(W. P. Taylor)、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 N. Whitehead)等在生态学(尤其作为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而存在的)为伦理学提供科学基础的认知方面，无疑起了巨大的贡献，而其中的阿尔伯特·史怀泽(A. Schweitzer)、奥尔多·利奥波德(A. Leopold)的环境伦理思想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解析：根据铝粉与盐酸、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2Al+6HCl==2AlCl3+3H2↑,2Al+2NaOH+2H2O==2NaAlO2+3H2↑,可知若在含等物质的量的HCl和NaOH溶液中分别加入足量的铝粉,产生的H2的体积之比为1∶3。而题中产生的H2的体积之比为1∶2,说明铝粉的量相对盐酸是过量的,而相对NaOH是不足的,则与盐酸反应的铝粉是2.7g,与NaOH溶液反应的铝粉应为5.4g,所以答案应为A。

三、学科的理论依据和人类需求

1.生态学及其“共同体”思想

总体说来，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是“人对自然的伦理”，与传统“人际关系伦理”有质的区别。环境伦理学基于平衡的哲学思维，站在人类与自然共同的立场上，赋予自然以主体地位，强调人的责任和义务[6]。简而言之，环境伦理学就是研究平等主体人类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学科，是伦理学的现代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要始终体现出“思想超越性”“内容拓展延伸性”以及“目标终极性”等基本特征[6]。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定义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2](PP.52-81)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它被认为是使环境与发展思想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是被蕾切尔·卡尔逊形容的“另一条道路，一条人迹罕至的岔路，却为我们提供了保住地球的最后唯一的机会”[13](PP.259-278)。1992年，作为环境与发展里程碑的里约会议，一致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国际社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庄严承诺把可持续发展从概念推向行动[4](P.159)。也正是从此时起，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思想体系及其学科建构出现了新的动向，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环境伦理学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可持续发展观”赋予了环境伦理以新的内涵。所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被认为是超越了以往任何流派(无论其为“生命中心主义”还是“非生命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具有更强的发展指向和生命力。

针对审计对象不明的问题，审计范围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即对党委领导也展开必要的审核，这样就可以做到全面管理，提高离任审计的准确性，加强单位内部的凝聚力。评价体系需往全面性的方向改进，审计人员充分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方法，保证审核报告结论的客观性，且结果精准涵盖问题的根本。

此后，环境伦理学经历了现代发展过程，例如，有“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学之说”“自然价值论之说”以及被认为是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思想等，也都为我们在保护自然方面提供了道德依据。然而，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脉络上讲，即使今天的“地球整体主义思想”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等延伸出来的现代观念，毫不客气地讲，都能从较早时期的生态学及其“共同体”思想中找到其环境伦理的内在的科学性认知原型。

1923年，史怀泽出版了《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要求将道德的视野投向人之外的生命，将“敬畏生命”作为伦理学的根本原则，作为判断人的行为善恶的价值准绳，为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扬弃了道德生活中人和自然的区分和对立，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对动植物、对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使其成为20世纪具有特殊道德感召力的环境伦理学说之一。1933年，利奥波德发表了《自然保护伦理》的论文，该文被认为是“开创伦理学新纪元的文章”，后经修改收入他的《沙乡年鉴》一书，并以“大地伦理”为篇名，提出了一些堪称经典的伦理思想——大地伦理，成为环境伦理学创立的标志之一。大地伦理思想突破了传统伦理的范畴，将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人之外的动物、植物乃至土地。即承认生态系统、环境或大地的权利，开创了以“大地”的健康和完善为尺度的整体论的伦理思维方式，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至今能从其经典语录中体会到其简洁而深刻的有关自然的伦理意涵：“所有的伦理学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个体是一个其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大地伦理学不过是扩展了共同体的范围，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从总体上说：大地。”[8](P.67)约瑟斐·伍德·克鲁齐则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所缺少的是爱，是对那个包容一切的共同体的同情和了解，这个共同体是由岩石、土壤、植物和动物构成，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8](P.67)

2.人类的困境与现实需求

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人类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而导致的。如今尽管人类已经普遍认识到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以及诸如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和碳排放温室效应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人类超用地球资源的状况仍在持续，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反而由此衍生出呈现多样化和新特点的社会及区域热点问题或冲突。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早在1892年恩格斯就曾写道：“至于说到无林化，那么它和农民的破产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未出现过无林化……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9](PP.23-24)马克思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径也进行过深刻揭露，他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聚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0](P.54)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多次技术革命使人类自我崇信急剧膨胀，“人类中心主义”占据统治地位，鲜有人真正体味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1](P.158)蕾切尔·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对传统观念和行为的早期反思，当其振聋发聩的呐喊声传来时，时间已经走到了20世纪60年代，此时环境问题已呈全球化趋势；而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中所发出的警告和担忧也绝非空穴来风，杞人忧天。这之后的全球性环境保护浪潮一波高过一波，且西风东渐，由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从《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到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等，无不映射出人类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找寻可行出路这一现实需求的强烈愿望和不懈追求。

由表5可知，长大纵坡试验段沥青路面施工完成3年后车辙深度平均值为2.38mm，路面车辙深度较小，说明路面抵抗车辙的性能较好，优化后的试验段长大纵坡沥青路面施工技术取得良好施工效果。

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

由图8可知，当光源的半峰全宽为30 nm时，干涉光强信号曲线周期性完全破坏，从0.000 001 nm到1 nm时，工作区域的斜率降低，对微悬臂偏移检测的灵敏度降低.Bλ由光源光谱的带宽决定，光源的光谱带宽大于Bλ，而在选择光源时更关注光源的光谱带宽，光谱带宽小于0.000 001 nm(即1.26 MHz)的光源对检测系统更有利，因而在选择光源时，需要选择具有高单色性的激光器.

因此，要真正克服人类遭遇到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首先从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做起。这意味着人类必须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决裂，并创造一种适合21世纪人类生存的新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就是“生态文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关系，意味着要在价值观上对自然有新的认识[4](P.373)。解除人类困境，满足人类的现实需求，说到底根子还在人类自身，如何约束人类经济活动及自身行为成为首要任务，而环境伦理及其实践探讨则是该方面的显学。

现代环境伦理思想自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可以说是目前最具前瞻性的环境伦理观(尽管其自身理论仍需发展和完善)。就其内涵而言，它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伦理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和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观的整合和超越。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将道德目的的重心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内在价值既不仅归于人类，也不单独归于自然，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整体性质，在这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中，人又占有其特殊的位置[5]。这种特殊的位置或许可以理解为人类以其文化自觉和道德自觉，努力获得与自然的平衡并进而达到协同自然而演进的终极目的的能力。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糖尿病从少见病变成一个流行病，对人们生活质量和寿命带来较大影响，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有研究证明，依从治疗医嘱和生活管理是控制血糖的最好方法，若能将血糖保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可有效降低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该研究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社区管辖的糖尿病患者中随机抽取100例，采用对照的方式，分析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疗效的影响。

五、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以来，儒、释、道逐渐走向合流，最终呈现出几近水乳交融的新样貌，延续着文明的基本脉络和价值内核。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多重原因，但儒、释、道三家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基本理念的相容乃至一致等，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也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或观念，尽管，这些传统伦理思想或观念总体上来说仍然还是有关人际的伦理或观念，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传统人际伦理的框框，与现代生态伦理沟通[14]。

譬如，道家讲究“天人合一”，提倡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甚至一切皆法于自然。儒家也讲究“天人合一”，但侧重于“天人和谐”的观念，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从它诞生时起就确立了它“天人合一”的基本格调，“天人合一”乃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10](PP.45-47)。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着“天人合一”思想，所谓“天”不仅有自然的天，还有信仰的天、德行的天，只有合而为一才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也才是中正之道。植根于农耕文化发展起来的文明，敬畏自然，崇尚天、地、人和谐的价值取向，这其中，儒家更看重人的德行，所谓“参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即使从今天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讲，也是极为先进的思想理念。与此同时，儒家不反对利用自然，但要有节制，即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荀子的“节用”思想，孟子的“爱物”思想等都可说是这方面的体现。

道家提倡自然，反对人为，尤其反对人为了自身需要而任意改变自然。不仅如此，还要效法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合一”，老庄主张无为，即是不做违背自然的事情，而是顺应自然的规律，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处时的相融相合的协调顺应思想。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无疑是最科学的。佛家与上述儒道思想并不抵触，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容甚至是补充的关系。《涅槃经》中有一句话：“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万物平等。佛教正是从万物平等的理念出发，主张善待万物，把“勿杀生”奉为自己的“五戒”之首，显示出极为强烈的生态温情主义色彩[10](PP.47-48)。这与今天提倡的尊重与善待自然，包括尊重地球上一切生命物种、尊重自然生态的和谐与稳定以及顺应自然的生活等观念何其相似契合。

面对我国历史积淀下来如此丰厚的环境伦理思想价值遗产，无论对于学习者还是研究者而言，首先要重塑我们的文化自信，自信我们传统文化经典、文化氛围以及孕育这一文化经典的土壤之生命力，能够发现并找到与现代环境伦理意识相契合的生长点。其次，对经典必须采取抽象继承的态度和方法，就是在尊重传统文化经典的同时，摈弃亦步亦趋、照搬照抄的做法。尊重的是传统文化精神，汲取其养分，尤其要善于发现经典中与当下社会现实和实践需求相适合的精神元素、价值元素。第三，深化交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环境伦理研究新成果，使我们自己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尧新瑜．“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意义[J]．伦理学研究，2006(4).

[2]邝福光．环境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3]裴广川．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王南林，朱坦．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J]．南开学报，2001(4)．

[6]史威，朱捷，李久生．论不同学科在中学环境伦理教育中的功能和地位．江苏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12(2)．

[7][英]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著．物种起源[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8][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

[9]延军平，黄春长,陈瑛．跨世纪全球环境问题及行为对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10]刘湘溶．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2004．

[11][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3][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14]柴文华.反差与契合:生态伦理与儒道伦理[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