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关于“十七年”以及“文革”追忆和反思的文学中，张贤亮是最早写出“饥饿”的作家，他笔下的以系列小说人物章永璘为代表的那群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以觅食为指南的“苦难的历程”，和他们过去的“诗神永远地告别了”[1](P.463)。当饥饿“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撞的时候”[2](P.391)，他们的理性思维已然退化为想方设法找吃的，当面对物品时，章永璘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一物品的用处和性质，而是能不能吃，世间万物至此简化成了可吃的和暂时不可吃的两类。相较于身体层面如何存活的生活技术难题，在“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时代，基于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精神追问更显现出章永璘们的窘迫与焦虑，他们对于身份认知的饥渴是精神层面的“饥饿”，他们渴求着被理解与认可，却只能“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战栗；诅咒自己”[1](P.388)。显然，除了人道层面的吃饭问题以及由此带出的社会生存难题，章永璘们还需要面对灵魂如何解脱的形而上难题。他们面对“饥饿”的如何表达，怎样表述，明晰地显现出一代知识群体的思想与文学体系。

在文学作品研究中，理论阐述空疏不实，术语运用生搬硬套，结论和观点缺乏坚实的立论基础，这一系列弊处往往与忽视文本解读有密切关系。在笔者看来，有效的文本解读乃至文本细读不仅能强化理论提升与小说艺术之间的亲密联系，而且能增强理论观点的说服力和生命力。《〈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提出的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或主张之所以能立论坚实、令人信服，原因就在于著者重视文本研究，对作品解读到位。无论是对单篇作品的细析式解读，还是对某一类作品的综合性解读，均反映了著者对《聊斋志异》作品的用心之深、用功之实。

一、“致命”的经验

张贤亮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文学创作的。1957年他因在《延河》文学杂志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成“右派分子”，在宁夏劳改农场劳动改造22年。在很多学者看来，张贤亮既是最中国最本土的作家(源于其内容书写)，但同时又是在精神上最贴近西方的，除了他的小说里不断出现的外国作品的引用，还因为在他反复叙写的知识分子章永璘身上出现了“我亦有罪”的忏悔意识，“张贤亮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创作中绝没有淡化苦难,也绝没有美化世界。他们的笔下都出现了一连串颠沛无告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图景，都出现了一幅幅有时简直可以重叠(但又决不)重复的灵魂受伤、人性扭曲、躯体痉挛和心灵淌血的阴暗画面”[2]。为何一个从内容到模式(“落难书生”与“风尘女子”)都极其典型的中国式书写，会与20世纪异国作家的创作存在着气质相通之处？在笔者看来，这一相通并非源于张贤亮崇拜式的致敬书写，因为张贤亮的意趣从骨子里看还是抒情式的，王尔德或许更贴近他的个人喜好；也并非因为信仰的认同，作为“唯物主义启示录”而诞生的小说人物章永璘，是无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国度里找到救赎的，所以，当章永璘在现实世界和精神领域里挣扎泅渡的时候，他的“求生”工具是《资本论》。那么，这一跨越时空的重合，真正的交汇点在何处呢？

1866年出版的《罪与罚》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小说叙事的重点并不在犯罪与惩罚的细节，而是着重刻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惶惑与忏悔，这一栩栩如生层次丰富的心理描写，得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过的“致命”的经验。在“1849年12月22日，沙皇政府准备处死比特拉谢夫斯基小组的二十一名组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其中，他的罪状是在一次集会中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反农奴制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数着生命残余的几分钟，一边向朋友告别。一直到最后一刻，侍从武官才拍马赶到，宣布以苦役和流放代替死刑。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长达九年的西伯利亚苦役和军营生活”[2]。这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致命”体验，造就了日后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927年的戴望舒也曾经历过，之后他从思想激进的革命者变成了写下“寂寞而惆怅”的《雨巷》的诗人。章永璘这一系列人物的诞生路程，亦是如此。

虽然没有直面过刑场上的死亡威胁，但以张贤亮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也历经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1](P.360)的人生炼狱。单说生理层面的饥饿，张贤亮就曾饿到了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唤食物的地步，这饥饿是经年累月的，它虽不至于让人毙命，但也无法支撑起人正常的生活和思考，只能最低限度地延续着生命，这样的饥饿使得“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为了活下去“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3](P.156)，当右派的亲人来探望时，“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4](P.17)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具有生命力，有基本的营养维持身体机能的运转，然后才能寻求社会性、个性，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在灾荒的岁月，人的首要需求确实同“饥饿的野兽”一致：对食物的渴求。更遑论食物，向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杀伐决断之功。在张贤亮的另一篇代表作品《灵与肉》中，许灵均和他的父亲虽有血缘关系，长相相似到走到大街上会被旁人认出，但两人在感情上是南辕北辙，这一抽象化的情感与身体的认知博弈，张贤亮就选了最具中国化的表述方式——食物的喜好，来描述这份“非我族类”的认知：沙枣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西北是儿子扎根落户、重新做人的第二故乡，儿子吃沙枣品出的是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而从未经历这身心洗礼的归国的父亲怎么会吃沙枣呢？“民以食为天”，是中国社会公认的人文底线，“只要‘有一口饭’吃，中国老百姓就不会造反；只要上面保障下面‘皆有所养’，下面就不会因‘性格平等’这类‘灵魂化’的需要去为自己争‘人权’。”[5](P.46)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创业史”走到章永璘这一步时，重点不再是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化，《大风歌》中那位有信心有可能，已经自觉地挑起担子，要将“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要以“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的诗人，转而追求“是饱，而不是胀”，为了一口食物的恶形恶状，那是基于“致命”的经验之下的生存之道，也正因此，章永璘们才会一遍遍强调：这样普遍性的饥饿是他们这代人的宿命，谁也逃不了，所有的人都在受苦，所有的人都在死亡边缘挣扎。

这样普遍性的饥饿确实成了章永璘那代人的生命底色。其实不单单是张贤亮，在当时，整个“归来者作家群”都有类似的潜在意象在规约着小说的书写，王蒙的《布礼》、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这些作品在叙事上也呈现出和张贤亮一致的特征：以亲历者的身份去展示同时代他人的灾难。正如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曾经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轰然而起的知青文学都把下乡视为炼狱，把一切苦难简单归结为某块土地和那块土地的愚昧。知青下乡的确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就一直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几千年来的命运算不算是一种灾难呢？”[6](P.90)这代知识分子在尘埃落定之后进行讲述的时候，生于斯却逃于斯，困境一旦被泛化，原本鲜活纷繁的基于个体的苦难体验，就不可避免地在叙事时出现了群体化的“修饰”与“加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继十七年“《青春之歌》修改现象”之后又一次源于创作者的主动自觉的文本修改。

二、叙事的躲闪与搁置

本研究优化后的最佳制备工艺为：乳化剂为聚氧乙烯氢化蓖麻油，助乳化剂为二乙二醇单乙基醚，油相为油酸聚乙二醇甘油酯，三者质量比为40∶59∶10。按优化工艺制备所得穿心莲内酯自微乳的粒径为（38.15±1.56）nm，粒径小、易吸收。

更何况，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指称更多的是落在“气节”上，而不是知识的本身，士大夫屈原被历代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更多的是他九死不悔的精神，而非他的个人学识，拥有知识习得本领不过是读书人的本分而已，并不是什么值得特别宣扬与自豪的事情，而读书人这一群体让整个社会阶层尊重和敬仰的是他们的名节，所以才有伯夷叔齐的采薇而不食周粟，即使是在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臭”掉的也只是对时代“无用的”知识而非“气节”，时代对于这代知识分子的苛求就在于此，即便章永璘们所属的阶级已经覆灭了，但身为知识分子，恒定的价值观和社会伦理要求他们，首要的任务不是生存而是要保持自身可供识别的“精神洁癖”。所以，章永璘们固然可以痛苦地思考着“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尽情地对心灵进行自我鞭挞，他们“不仅‘夹着尾巴做人’，而且不断地批判自己，否定自己，奴役自己，践踏自己”[10](P.155)，但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又必须警醒自己与饥饿的野兽乃至非知识分子群体区别开来，“士大夫再潦倒，仍有其心理上的优越感”[2]。

叙事的躲闪与搁置，使章永璘被张贤亮创作出来，代替作者承担文本的叙事功能，这与郁达夫的“自叙传”式抒情小说在艺术结构上不乏相同之处，因为感情的间离，也因为全知全能的第三方叙事，作者早在落笔之前就已规划好了主人公的命运，叙事人章永璘的设立，和《沉沦》中的“我”一样，想要间离的并不是作者个体的精神历程，而是要隔开求生时的“自私”“自保”乃至“背叛”的道德困境。一方面，这代知识分子明了文字的责任就是要记录历史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所以巴金在《随想录》里敢于直面自己灵魂的书写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出入世”理论教诲之下的知识分子，张贤亮们在写作时不免时刻铭记士人的“仁义礼智信”，这就决定了张贤亮这代知识分子在评论历史和追忆个人遭遇时，叙事的态度必然是有节制的，他们不会如“伤痕文学”般展示伤口，痛陈“血与泪”，而是有意淡化个人的受难史，甚至会出现“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里开始认识到了生活的美丽”[1](P.552)这般激情昂扬的叙事。

证明 先证K10,n不存在6-VDET染色,假设K10,n有一个6-VDET染色f,所用颜色为1、2、3、4、5和6,有以下5种情况需要考虑。

其实，张贤亮本人也好，小说人物章永璘也罢，甚至《布礼》中的钟亦成、《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芙蓉镇》里的秦书田，这场降临在这代知识分子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来自他们接受的劳动改造，这是一场“从工农中来，到工农中去”、意在祛除知识分子身份的“洗澡”，而非固守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政治流亡。在《夹边沟记事》里，杨显惠也写到，大多数右派分子就算明知即将饿死也不愿逃走，原因就在于他们认定了劳动改造就是赎罪的表现，只要被认可了被解放了，苦也就到头了，一旦逃跑，则是前功尽弃，所有的苦就白受了。从这个层面上而言，以张贤亮为代表的“归来者”在对曾经的苦难进行讲述的时候，创作心态难免是犹疑的，一方面作为幸存的知识者，重述那段历史既是为后来者搭建起连接昨天与今天的桥梁，让历史不至于断层，又是一种社会责任，因为代替死难者言说既是亲历者的资格也是知识分子不可规避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当章永璘们“赢得了生存的胜利，却难免要付出心理变形的代价。也许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残酷法则，为了满足生存的功利需求，人类经常会解除道德上的自我约束”[7](P.185)。出于生存的本能，章永麟只得运用起知识分子的智慧，将奶粉罐头筒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利用视觉误差，让炊事员多打一些稀饭；他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利用统计学的原理，放弃定量的一个稗子面馍馍，只为了能刮笼屉布的馍馍渣。在劳改农场，章永麟跟中国第一流的供暖工程师，学会的是最简便的砌烟灶方法，而这技能可以让他以打炉子为借口，领来了稗子面，运用运筹学原理来煎烙饼饱腹；章永璘不就曾利用自己的知识去耍心眼偷懒、骗农民的黄萝卜吗？对待黄香久，章永璘也不是全然的无辜与正义，在这样道德瑕疵的情境下，一旦选择发声，在坦陈社会与国家一段历史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将自我放置审判席拷问的困境。

《夹边沟记事》的作者杨显惠，虽然也曾在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瓜州县)小宛农场，耳闻目睹了很多关于劳改农场羁留右派的事情，也因此促使了他日后的追访和写作，但他的写作立场很明确，他是历史忠实的记录者，是以他者(后来者)的身份，纯客观地去调查和揭开被尘封的历史，就这个叙事心态而言，他只需要从一些细节去推敲出全局的面貌，他不是亲历者，他可以以民族良知的身份进入文本，他不需要也不可能面对自我的责查，因为在他的文本里，“我”是要绝对摒除的。可是，对亲历者的张贤亮们而言，作为一段历史的幸存者，正如黄翔在1968年的诗歌《野兽》中所写的那样，他们既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同时也是践踏野兽的野兽，在解除“饥饿”的过程中，这群知识分子免不了做了些或轻或重的伤害他人、违背良心的事。高尔泰在《寻找家园》里就曾记录过自己以绘画能力求生的经历，他画出来的是“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而“当时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他虽曾责问自己“是在说谎，是在参与扩大灾难”，但是能顺利完成任务就能吃饱能恢复自己的生命力，所以这些反思终究是“浮光掠影，并不影响工作”[8](P.185)。现实与表述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究其原因，正是上文“致命”的经验在作祟，这样两难而又无可回避的精神困境，造就了“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懊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9](P.1)的叙事心态。

其中XZY表示载体坐标系,xyz表示MPU6050安装坐标系。从图中可以看到,沿载体坐标系的X轴运动,会在加速度计坐标系的z轴中产生运动加速度分量,而不会影响其他两轴的加速度分量。利用重力加速度恒定这一条件,可以由其他两轴上的重力加速度分量推导出运动方向上的重力加速度分量,进一步计算出运动加速度,实现加速度分离和姿态信息的解算。

三、“第二种忠诚”的新历史主义书写

对于回顾性的文学作品而言，用最真实的细节、最彻骨的惨痛去还原历史，去唤醒读者的“感同身受”，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审美要求，但正如鲁迅所言，悲剧在于毁灭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就要求我们在讲述苦难记忆时，唤起读者(后来人)心理共鸣的叙事目的并不能仅停留在让人为过去的困苦和悲哀掬一把同情之泪的共情层面，如果文学仅止步于情绪宣泄，甚至为了营造悲剧效果而不惜运用戏剧化的手段“为悲而悲”，那么，其价值与影响力与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中的苦情戏并无二致，在大众化的书写要求下，历史的苦难不过是跌宕起伏的故事背景，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也正因为叙事者情感的不加节制而备受诟病。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以张贤亮为代表的归来者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无疑是反通俗去大众的，作者讲述苦难，但不消费苦难，作者从不过度展示个人的苦难生活，也不拿自己的血泪来换取同情，他们甚至认为这一场身心双重“饥饿”的磨难恰恰是“增益其所不能”的中国士大夫式的必经之路，因为在他们看来，饥饿也好困苦也罢，都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的感慨一样——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该遇到的时代，“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1](P.416)，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则成了整个知识阶层的自我赎罪，由此而诞生的章永璘们才会津津乐道于自己适应生存的能力，会把单调繁重的劳动看作是展现个人价值的另一种舞台。

在大陆的文学史表述中，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成为社会主调的时候，与革命历史小说相对抗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才走上文坛。其实，早从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开始，就已经出现以个人视角去摹写恒定不变历史客体的新历史主义书写，叙事的偏差与搁置导致小说文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出现了可供质询的暗处，但对于张贤亮这代知识者而言，“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11](P.396)。张贤亮对于历史的追忆是个体抒情式的，这与新历史主义的艺术主张是相通的，读者不难从张贤亮的小说语句、用词中看出作者压抑不住的抒情因子。除此之外，在代表作《绿化树》中，章永璘个人独处时在借助《资本论》进行反思的同时，还有“朵连格莱”(通译为道连格雷)这一意象的出现，这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准则的王尔德代表作品《道连·格雷的画像》的主人公，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创设这一人物的目的是为了在动荡和纷乱的年代，用艺术营造的美来让人忘忧，从而抵达“理想国”，对此，张贤亮在情感上显然是认同的，所以，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章永璘才会有那么多的感叹句式，才会在解决“吃饱”问题后给尔舍讲《灰姑娘》《丑小鸭》，这些与时代氛围和现实处境皆不相容的童话故事，显现出了作者潜隐中的意趣。若深究这群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再现历史恐怕并非执笔缘由，张中行“旧笔剩墨”似的“负暄续话”才更接近他们的创作初衷，这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感体现在用小说去追寻一种历史的情绪，去诠释变幻无常的时代表象下的人性，诸如章永璘一般的政治上的弃儿，却都能在被放逐的“荒原”里找到归宿，得到劳动人民的拯救，从而踏上重生之路。与商品经济时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野史化”“家族化”的倾向不同，章永璘这类人物形象的群体化出现，显现了张贤亮们对历史注入的强烈自我经验是胡风式的“第二种忠诚”，这既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又是一代中国作家人性观的真实体现。

对中国知识阶层而言，千秋家国梦俨然成为一种生命自觉与责任担当。早在1925年，“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的诗人闻一多，面对着“噩梦挂着悬崖”的惨痛现实，写下了“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的“发现”，这首《发现》的可贵可叹之处不仅在于诗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屈之”的报国之心，而且在于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忠诚之心；即便在建国初期，当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定出现了巨大的偏转时，对知识者自身而言，那为饥寒所迫而不得不从事的体力劳动，成了体认自身存在的唯一路径，从心理层面而言，在这场生死考验中的“心之所向”恰恰是非战争时代对于个体忠诚之心的绝佳验证，章永璘们如同《离骚》中的屈大夫一样，“既替余以蕙攘兮，又申之以揽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整日食不果腹衣衫不整，仿若唐僧取经，只有经历那九九八十一难，方能修成正果。

对张贤亮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遇上了一个注定要被书写被追问的时代，“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它的命运史”[12](P.2)。章永璘们人生的双重困局，既是当时这群创作者自身困境的真实写照，又彰显出了建国初期“归来者”们人性书写的难题。经典的文学作品必然要体现普世价值，但文学创作的主体又必隶属某个特定的时代和民族，个体的不可超越性造就了历史叙写的局限，但借助笔下的章永璘们，这代知识分子割裂出了人性的缝隙，并以此显示出了身处绝对秩序时代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完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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