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不是徒有口号就可以顺利推行，它必须要有群众基础，有改革的动力，每一次改革的进行都必须借助于“势”，就如同陀螺的运转需要推动力与技巧一样。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体制改革一路高歌猛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一直裹足不前。近几年地方社会群体事件的频发，普通人民公平感的缺失，则可以认为是底层对于此种发展模式的反馈，并倒逼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前三十余年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给予民众的效能感，那么后三十余年就是如何保护改革的果实，并推向深入，给予民众公平感。这即为本轮改革的动力源之一。它要求我们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全能主义国家治国思想，而强调一种理念：“政府擅长的事情是有限的，而有效政府的关键在于做好政府擅长的事情，而不是无限扩大政府掌控的范围。”[1](P24)其切入口之一就在社会治理上，即如何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发挥其作用，激发其活力，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分担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2]治理体系与能力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体现的是一种从“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由“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展现。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对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提出新的要求，在预算制度、决策制度、行政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变革。[3](P87)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让社会运转起来，如何开展社会建设，发现、确认、培育社会机制，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自主治理、社会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的基础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协同治理、地方政府与社会职能

为了厘清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首先对其概念做一简要分析。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概念与变迁

协同治理理论源自治理论与协同论。在面对非洲民主化后的乱象，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了 “治理危机”一词，并迅速成为政治理论中流行的术语之一。与传统政治话语体系中惯用的“管理”“统治”“管制”不同，“治理”的内在本质要求主张对公共管理强制和垄断的扬弃。它以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协作和互动为价值皈依，它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NGO、中介、企业、公民的管理潜力，致力于增进公共领域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参与，构成一个和谐有序高效的公共治理网络，进而实现扁平化、多元化的管理，最终呈现一种稳定而有序的状态。[4](P5)协同治理以其独有的主体多元、范围有限、模式互动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各类国家、组织、机构的垂青，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协同治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关键。[1](P24)

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从历史上看，当我们追求市场的最大功效时“市场失灵”，当我们寄希望于政府的强力管控，克服“囚徒困境”时“政府失灵”，当我们愿意通过社会组织、公益组织来实现公共管理的第三条道路时“志愿失灵”，是历史的一次次教训让人们选择了最终走上协同治理的道路。具体来看：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始，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再到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都对政府包办公共行政服务提出质疑，并提出了“政府失灵”的假设。假设认为作为一个非竞争性的公共选择主体，存在着自身的利益，无法满足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并存在着效率低下、无从监管的弊病，这直接推动了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此运动中，公共服务外包、特许经营权转让成为其主要特征，“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成为当时的主要呼声，但是，它将公民当作客户的理念，隐含着把公民视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被动接受者的危险，忽视了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服务机构与公民之间的协作关系。[5](P91-96)于是人们寄希望于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的理论应运而生。但是与之前的政府与市场一样，非政府组织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萨拉蒙称之为“志愿失灵”。它表现在供给不足、特殊主义、家长式作风和业余性。志愿失灵再次说明了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于是人们相信，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公共管理事务任何一种单一的管理都是徒劳的。拉塞尔·林登关于无缝隙政府的研究与麦圭尔协作性公共管理焦点的研究应运而生，他们构建了理解跨部门协作的框架，以及协作对于管理绩效的积极效应，协作性管理顺利进行的内在困难与障碍，[6](P26)让我们初步理解了多部门协作的可能性。

1.转变政府职能，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提供充分空间

中国自民国始，便已经开展了多方面类似“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甚至于实践，最有代表性的如胡适等人倡导的工学互助主义与社会协作理论。[7](P110)及至现今中国学者对于社会协同在哲学层面的思辨以及在当代社会治理领域的运用都有了蓬勃的发展。

(二)地方政府职能的扩大与社会职能的界定

[18] 李摘. 一元领导与多元社会之间的协调、整合之路:协商政治[J].当代社科视野，2008(1).

一般认为，一个政府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职能，而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更侧重于经济、社会方面。如何来界定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学术文献与政策文件中对其有一定的介绍，如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是指除政治、经济、文化职能以外的所需政府承担的其他职能。由于外部性与非排他性的存在，此类职能无法完全由市场解决，需要由政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加以引导、调节和管理。它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社会治安、环境人口、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管理，另一方面是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任务。

但是这样的阐述，似乎略显狭隘，政府的社会职能应该更宏观，它将包括政府重建社会，释放社会自治空间以及培育社会机制，促进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等方面的内容，并使社会机制在主张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让社会运转起来。[12](P20)这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内涵：第一，政府要主动构建社会自身的组织文化，让社会资本融入社会组织内部，提升社会的自我认同与归属感。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社会资本——一种促进合作行为的规范——因此取代了严密的制度化的监视管理。”[10](P62)第二，政府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服务的转变，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应始终管控自己的权力边界，行使监督与促进的作用，“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13]，以维护群众利益与促进社会公平为社会职能主旨。

三、地方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逻辑起点

地方政府社会职能转变是地方行政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其转变遵循一定的逻辑发生。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教学满意度为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以活动的方式提高班级凝聚力空洞的说教不易被学生接受，通过班级活动，在积极参与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学生乐于参与，易于接受，教育效果自然更胜一筹，要精心组织有特色的活动能使学生身心愉快，充分享受大家庭的温暖让学生体会到所处的环境是幸福的集体，团结的集体，最重要的是温暖的集体，从而使我们更轻松的心情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去。

(一)政府力量的强度、政府职能的范围与经济发展

为了说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起点，这里选取“政府力量的强度”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两个维度，然后建立一个坐标系，形成四个象限，来考量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图1所示。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经济学家比较喜欢第三象限的位置，理由是市场与社会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或者国家制度和保留下来的政府力量应当以某种方式自谋出路。[10](P15)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就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14]实际上是整套非常明智的经济政策措施，专门用来把各国的位置在坐标的X轴上从右向左移动。“华盛顿共识”建议转型的或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尽快缩减政府职能范围，认为这种改革所具备的政治机遇转瞬即逝，一次性承受改革阵痛会比较好。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后发展国家并没有朝着预期的最佳的改革路径(见图2路径四)发展，即在缩减政府职能范围的同时，提高政府力量的强度。而是普遍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缩减政府职能范围的同时，伴随着政府效能与力量的削弱，位置朝左下角方向移动(见图2)。

 

1997-1998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所经历的难题使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开始发生转变。泰国和韩国遭遇的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困惑。如何寻求政府力量的强度与政府职能范围之间的平衡，哪一项是更重要的价值取向？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01年接受一次专访时称，如果在十年前，对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他会用三个词来描绘，即“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但是却错了，他补充道，“实践证明法治很可能比私有化更具有根本性。”[10](P63)它似乎预示着政府力量的回归。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外加之中国自秦汉以来国家制度的早熟与国家力量的强大，中国一向是个高效国家。[10](P63)这一点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中的评估也得到了印证。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评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得分，大致与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有一点需注意，即“政府效能”项目得分(55.98分)却超过了中上等国家的平均水平。[1](P24)所以中国在图1中的坐标位置不同于一般后发展国家，不是处于第四象限的位置，而处于第二象限，即政府力量强，政府职能范围广。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全球治理指标体系中我国的政治稳定和腐败控制上呈波动起伏，在民众参与上不仅水平低，并且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全能主义模式下的中国，社会力量发展相对不足，参与治理程度比较低。[6]在目睹了中东欧及拉美国家的兴衰教训后，国家本轮改革的重点应是让政府从第四象限向第一象限移动，其完美路径为路径一(见图2 )，拥有强的政府力量，同时政府职能缩减并有其明确的边界。

(二)地方政府社会职能的欠监督性与绩效考核困境

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主要是提供各类服务，但是公共服务部门的绩效与生俱来地难以考核。在私营企业中，监督和问责虽然也不一定得到完美的解决，但至少有一个硬性的指标——利润——来加以考察，但是放诸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考量则要复杂得多，特别是类似于社会职能方面就更难以衡量。绩效无法衡量，那就意味着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机制来确保公共管理部门的问责性与透明性。[15](P23)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用弗朗西斯·福山在《弱国家与公共行政的黑洞》中的一个分析架构，他把政府部门的职能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事物量；二是它的特定性，然后建立起一个事务量相对于特定性的坐标如(图3 )所示。该图同样划分为四个象限，每个象限表示可监督性的四个程度。

 

处于第Ⅰ象限的活动最易于监督，这类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事务量小，特定性高，最典型的代表为中央银行，其每个政策决定都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且会有直接的效果显现，并易于评断。正如福山所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或者阿根廷，这两个国家拥有或曾经拥有能力很强的中央银行，他们足以经营一个国有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但却办不好初级教育或农村医疗体系。[10](P64)而最不易监督的工作位于第Ⅳ象限，其特点为特定性低但是事务量巨大。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方面的工作几乎涵盖了这个第Ⅳ象限，如对人口、教育、环境、社会治安、福利、社会保险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管理。举个例子，比如一项现阶段经常在社区展开的服务工作——失业者的职业规划，这类工作特定性很低，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工作人员可以建议其改变从业方向，制定新的个人职业规划，并进而开展各类的职业培训。这一系列的建议不一定会被立马采纳，就算立即被采纳，它对失业者今后生活的影响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这并不意味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无足轻重，只是他们的工作成效很难评估。

地方政府社会职能的欠监督性与绩效考核的困难，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更优的管理模式。赫希曼的研究为这一转变提供了一些可行的策略，首先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部门特别是比较难以考核的社会职能方面工作，通过外包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手段，利用竞争淘汰机制来对其进行监督，另外在一些不具有政府外包可能性的领域通过“表达机制”来履行监督职责，它寻求通过更畅通的信息渠道和更健全的监督机制来监控政府的管理行为，即将一部分政府权力下放给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及第三部门，“从理论上讲，一个地方的家乡教师联谊会应当比一个监督全国教育体系的国家机构更有能力保证当地公立学校在更高程度上负责任。”[16](P142)

(三)地方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单一社会管理主体的失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全球化与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与共生，产生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格局：生产的多元、组织的多元、观念的多元、生活的多元和治理的多元。多元的社会格局意味着更多元的利益诉求，而更多元的利益诉求意味着矛盾冲突发生的几率更显性的提高。[17](P62)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日趋多元化，使得原本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政治形态面临根本挑战。[18](P78)

社会阶层也日益分化，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四大群体已不再能涵盖社会的所有，而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与复杂化，相互渗透又彼此交融的特点。不同阶层与各类社会群体因为某种特殊利益，可以结成利益相关者，从而在社会角色上发生重构。[19](P5-10)与此同时，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人们不但在物质生活领域发生转变，思想观念上也产生了革新，传统高度同一性的价值观被迅速解构，同时个性化、多元化的价值观迅速形成，个体间的差异也日趋明显。

[12] 郁建兴，关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测量与制度化[J].上海：学术月刊，2013(6).

面对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就必须在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及其有效性的同时，积极地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协同治理的方式，使之与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保持有机互动与相互适应

四、地方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机制与路径：社会与政府协同治理

基于上述地方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逻辑起点与基础，单一主体、全能型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必须通过政府的职能转变，为协同治理提供充分空间。另一方面要寻找一种补偿机制，来解决政府职能缩减之后所出现的缺位问题，以免政府能力下降情况的产生。

(一)社会与政府协同治理的机制

(3)在政府引导下，协同社会力量参与，建立起社会管理的各种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从而协调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保障社会权益、化解社会矛盾，并保证社会主体协同管理的常态化运行。

 

第一，作为地方政府层面，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不是简单的政府放权，而是赋权社会。政府放权容易让人联想到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的培育，这往往会引起争议，因为一般认为“市民社会通常被认为是独立于国家的，并且对国家权力形成某种对抗与制衡的压力”[20](P61-66)，而政府主导总让人联想到拉丁美洲理论家关于依附理论的种种假设。

赋权社会，则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途径，它破除了学界一般存在的，国家主导论与社会主导论这两种零和思维。主张国家与社会可以“协同发展，互相增权”。 “如同在企业领域一样，要让社会发挥体制创新的积极性。社会首先需要自己的空间，社会力量才能产生和成长起来，才会有能力去创新。”[21]广东省先行一步的社会组织登记简化程序，浙江省杭州市的“社会复合主体”实践，湖州市的城市公益社会化实践* 湖州城市公益社会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爱飞扬公益团体”其作为湖州市第一个民政局备案的从事公益活动的社会团体，从2008年10月成立以来，为湖州市成为六星级慈善城市、城市爱心GDP排名前100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等，都体现了赋权社会的理念。社会治理主体强大了，必然对政府主体产生无形的压力；要消化压力，政府必须自我革命。但这个过程不是弱化政府，而是强化政府。因为一旦社会治理主体强大了，政府就可以把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交给社会去做，而政府自身则更专注于那些必须承担的功能和责任。[22](P181)另一方面要引导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切实履行自身职责。重点解决地方公共管理部门“对审批迷恋、对监管迷茫”，“会批不会管”等问题。[23]简化对社会组织事前审批的过于繁琐复杂的程序，而加大对社会组织事中、事后的监管。

第二，作为社会主体层面，要有自主治理的模式，参与服务的意识，协同治理的形式。社会主体的成长往往是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自然反应，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促进其成员的公共利益。[24]其自主管理的程度与公民公共精神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有关，社会主体可以借助本组织自身的资源，参与、影响地方政府决策，从而提高自主治理的能力，并逐渐成长为社会协同治理的另一主体。目前社会主体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的途径大致有三种：(1)代表所在的社会组织成员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传递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并寻求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2)应相关政府决策咨询或听证会的要求，参与到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去；(3)当组织成员受到不公正的损害时，代表其成员向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交涉，并协商解决。

社会组织通过此类利益综合与表达，能有效提升组织的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体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能力。最后，积极承接地方政府的职能转移，配合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转变工作。

(二)社会与政府协同治理的路径

基于管理会计这一视角，在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组织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实现转型，也就是财务会计需要像管理会计转型。这就要求在新医改的推动之下，在构建现代管理会计体系的驱动之下，公立医院要进一步强化医院财务管理队伍建设。一方面，公立医院应该积极引进管理会计人才，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不仅应该考核相关人才的财务管理能力，更应该对其管理意识以及经济管理能力进行考核，从而充实医院的财务管理队伍；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应该针对财务管理组织内部的全体人员积极开展时效性的职后培训，从而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为进一步优化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组织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其关键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其实施路径为：

(1)明确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的权力与职能，建立政府的“权力清单”与“职能清单”。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中共首次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2]浙江省作为试点单位，在2014年6月晒出了全国首张完整的权力清单，其42个省级部门的4236项行政权力首次在网上公布，每个部门有哪些权力，将明确的标识，以后行政权力只能在清单基础上减少，不再增加。并且至2015年10月，浙江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行政权力清单都将在服务网上公布，实现清单之外再无权力。[25]权力清单制度，其实质上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催化剂，并将在更深层次上发挥潜在的动力源作用。

(2)明确政府不同权力和职能的性质，并评估其履行方式。确定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履职范围，明晰其各自的长处与短处，做各自擅长的事情，“分清是必须政府亲自履职，还是可以由政府与其他组织结成伙伴履职，或者交由非政府主体履职。”[6]湖州市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首先进行了政府权力的清理工作，“一盘棋”推进推进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进行多次审核,大幅调减权力事项。2014年9月间，各部门处于清权和减权阶段，清理内容包括10大类行政权力事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奖励、行政裁决等。“通过行政权力清理，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把行政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公开运行，接受群众监督。”[26]湖州市体改处相关负责人这样表述。

(3)根据政府权力性质与履职方式的不同，建立职能转移目录，并按照先易后难原则，确立转移次序与时间表。湖州市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意导向，以系统为单位，将所有部门(单位)提出的权力事项调整按照次序排列为：取消、转移、下放、整合、保留、严管、加强、设定过渡期，既尊重了民意，又使改革循序渐进的开展，避免了不必要矛盾的发生。并且湖州市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了电子件征询、召开专题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征求了“两代表一委员”、 服务对象、市场主体和县区部门、乡镇(街道)意见建议，并且通过互联网等适当形式对外公开，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这样的做法体现了一种“全面畅听民意、汲取民智，便民利民来有效回应民生”的理念。

(4)伴随地方政府职能的转移，与此职能对应的权力也随即转给相应社会组织。

2.培育社会协同体系，完善协同治理的参与机制

[2]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EB/OL].2013-11-12.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suzhou/2013-11-12/c_118113773.htm.

(1)赋予基层自治组织权力，尊重各类社会组织的地位。根据上述社会与政府协同治理的机制，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发挥存量社会组织应有的功效，并真正赋予他们权力，激发其活力。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已有社会组织56.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9.4万个，基金会373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6.4万个。[27]这么巨大的存量社会组织主要分布在基层，如何摆脱其依附组织的性质，真正走入基层，服务基层，分担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深圳市早在2008年已出台《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推进了社会组织与主管行政部门在人事、资产、机构上的剥离，而广州市则推行“一业多会”，变业务主管单位为业务指导单位等形式，加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质。

第二，加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创新。湖州市近年来简化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程序，出现了像“湖州爱飞扬公益”这样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其小规模、个性化的服务与切合自身实际所需的管理，促成了其蓬勃发展，湖州也被评为六星级慈善城市以及城市爱心GDP百强。

第三，夯实基层自治组织，落实基层自治制度。基层群众组织如村委会、居委会是中国基层最重要的民间组织。根据法律规定，它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实现基层群众自治是一条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与国家主导作用有机统一的民主自治之路。但是现阶段许多民间组织所规定或声称的职能与其实际所起的作用相差很大。[24]80年代初期的政府主导之下的基层自治是中国基层自治制度发展的独特现实。但是，这恰恰也是完善落实基层自治制度的症结所在。要解决这一顽疾：一要加强法治，在法治的轨道上还原基层群众自治的本真，保证基层群众自治的健康发展；二要落实执行，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皈依，完善各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落到实处。要知道，致力于落实也是一种改革；[28]三要从强制到自愿、自觉。既然村规民约、居民章程本来都是其成员的自愿性协议，那么就该在制定章程时主动征求广大居民、村民意见，在保护应有权利的基础上提出义务。

(2)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与政府职能转变属于同一过程，是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补偿机制。它最大的利处是“养事不养人”，其坚守的原则是社会组织能够“管得好”的事都应逐步地由社会组织来完成。[6]

在具体做法上，首先，地方政府应在《政府采购法》的原则内，有所创新，似可在采购法“服务购买”条款的解释中有所扩展，比如从后勤类服务延伸到公共服务，逐步形成统一的、具有指导性的公共服务购买领域法律解释，并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可操作性的配套措施。[29](P36-38)其次，完善与之相应的地方政府公共财政制度，制定专门的《政府公共服务采购分类与考核表》，将其纳入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第三，地方政府应具体编制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目录，制定购买服务的原则与具体执行方法，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办法》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等规范性文件。第四，放宽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准入条件，促进服务购买领域竞争，鼓励发展契约式购买，以合同形式来规范购买的流程，通过合同明确双方的权责范围，初步形成一个“地位平等、标准清晰、责任明确、程序规范”的购买服务体系。

社会与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基于协同治理的价值观指引，通过发挥其主导作用，搭建各治理主体的参与平台与沟通渠道，进而加强对社会的培育，并强调社会的协同作用，发挥社会在协同管理、参与服务、自主治理等方面的作用。[6]其具体机制如(图4)所示。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依托社会力量的介入，并调动社会自身的能动力量广泛参与其中，即让社会运转起来。协同治理理论对于完善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关系，并建立起社会协同的具体机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地方政府需要转变其管理理念，变统治为治理，创新思路，才能真正有力的去培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发展，从而倒逼其自身的组织建设与治理能力提高。

参考文献：

通过分析表1，3口井抽水时，最大水位埋深为34.0～35.3 m，相比初始水位，水位降深为8～9.3 m，其中停抽S1时水位为34.0 m，为最不利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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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种补偿机制，解决政府职能缩减之后所出现的缺位问题，避免政府能力下降。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社会协同体系，以分担权力，同时分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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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油开采过程中，抽油机是主要的采油设备，对于抽油机来说，抽油机载荷利用率是决定抽油机井能耗水平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抽油机载荷利用率是指抽油机实际悬点最大载荷与抽油机铭牌最大载荷之比。抽油机载荷利用率过高，容易造成抽油机使用寿命降低；抽油机载荷利用率过低，容易造成高耗能生产。为了降低抽油机在运转过程中的能耗，延长抽油机的使用寿命，有必要对抽油机井的合理载荷利用率进行优化分析。

[5] 埃瑞·维戈达，孙晓莉.从回应到协作：治理、公民与未来的公共行政[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5).

综合考虑对二级平台以上景观带的防护及消浪以降低堤顶（防浪墙）高程，提出了二道防浪构造物及蓄浪空间的设想：即于堤顶（防浪墙）之前的景观平台外侧，加设一道防浪构造物，用于消减风浪以降低风浪至堤顶（防浪墙）时的爬高，防浪墙顶高程宜选取8.3m～8.5m；同时，第一道防浪墙可形成对后方景观带的防护，避免景观带遭受常遇频率潮水和风浪的破坏。此外，利用第一道防浪墙与第二道防浪墙之间将形成蓄浪空间，并利用风浪的间歇性通过排水措施自排回河道中，避免越浪流至堤后城市防护区，增加了城市防护区的排水量。蓄浪空间示意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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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采集处理模块是对捷联惯导、超声波等传感器进行高速实时的数据采集，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传感器输出量，然后将输出量发送到数据解算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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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程：坚持课堂教学是能力培养主阵地，理论教学是能力形成的重要渠道，关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寓能力培养于知识传授之中，知识传授服务于学生开发智力、培养应用等能力的目的。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及其它能力。

步骤4 计算偏移量小数部分：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设置搜索步长0.01，对子带1和子带3进行微调，当对比度达到最大时，停止搜索，得到偏移量的小数值；

[13] 汪玉凯.管理不是目的，服务以人为本[N].人民日报，2011-03-16(3).

所谓先进性，就是在与其他同类事物进行相互比较之后，该事物自身所具备的独特长处和优势。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事物原来具有的先进性可能会逐渐减弱，渐渐消失，甚至可能会走向落后。中国力量的先进性体现在他们的成员中总是包含着当时社会最进步、最有觉悟的人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力量先进性最具体、最鲜明的体现。

1.党的领导机构。党的领导机构担负着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应切实承担对本地区和部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责任。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形成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好局面。党委（党组）要真管真严，常管常严，加强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纪委要敢于直面问题，严格执纪问责，加强检查考核，开展政治巡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提醒，看到错误现象及时纠正。

[1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EB/OL].2012-10-31.http://bbs.pinggu.org/thread-2124429-1-1.html.

[15] 邓集文.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体制的创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1).

[16] 赫希曼.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7] 林尚立. 协商政治与和谐社会:中国的国家建设之路[J].天津社会科学,2008(3).

地方政府，区别于中央政府，它更接近治理的末梢。地方政府是指按照行政区域设立的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其大小而言，可分为三种类型：一般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区域的地方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8](P356)当然在全国范围内占最大多数的即一般地方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几经变革，其主基调为“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下放权力”，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职能领域明显扩大。[8](P457)这是有内在逻辑的，现代经济不断增长的科技复杂性需要更高程度上的权力下放。哈耶克指出，一个经济体所使用的信息绝大多数只具有局部性质，涉及只有本地的人才了解的特定条件……没有一个计划者能够详细了解并正确回应现代经济中所产生的地方性知识。[9](P98)如果“把决策权下放到层级较低并使之更接近信息发源地，会使组织对某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更快的反应。”[10](P68)对于一个在全球化迅猛发展下不断自我更新的组织来说，这种能力极为重要。[11](P67)这也成为中央政治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与此相对应，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也一直在调整扩大之中。

[19] 朱纪华. 协同治理：新时期我国公共管理范式的创新与路径[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8).

[20] 潘一禾，刘琳.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J].浙江社会科学，2012(11).

美丽的校园一年四季景色宜人，我们的校园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个拥有丰富知识的大宝库。美丽的校园，我爱你！（指导老师：胡蓉）

[21] 郑永年.赋权社会与中国的制度创新[EB/OL].2013-09-19.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_2013091992252.html.

[22] 周光礼.培育国家制度能力 推动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J].中国高校科技，2014(7).

[23] 简政放权 解决“迷恋”审批问题[EB/OL].2014-09-26.http://www.scopsr.gov.cn/ggts/jzfq/201409/t20140926_266505.html.

[24]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秋季号).

[25] 浙江公布省级42个部门权力清单[EB/OL].2014-06-25.http://biz.zjol.com.cn/system/2014/06/25/020104257.shtml.

[26] “一盘棋”推进“纵横法”创新——湖州权力清单力争9月亮相[EB/OL].2014-08-14.http://www.huzhou.gov.cn/art/2014/8/14/art_24_316041.html.

[27] 张雪弢.截至6月底 全国社会组织数量达56.1万个[EB/OL].2014-07-30.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zhengcefagui/6785.html

[28] 周兼明.致力于落实也是一种改革 [J].凤凰周刊，2012(9).

[29] 王名.关于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议[J]. 学会，2013(12).

易知,当α2-C2=d≤λ1时,0是方程(6)的唯一非负解;当d>λ1时,方程(6)有唯一正解,记为θ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