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由过去的状态向新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转变，是一个集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于一体的过程[1].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向世界释放了信号：走向新常态的中国将给处于缓慢且脆弱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2].中国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告别了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阶段，增速逐渐下滑，由2012年的7.9%降低至2015年的6.9%，创过去26年来新低，但仍处于合理运行区间(预期6.5%～7%)[3]，然而新常态特征更明显.一些学者从五个方面概括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第一，增长速度放缓，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第二，增长动力转变，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第三，增长方式转变，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第四，产业结构转变，由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第五，创新模式转变，技术进步由学习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4-6].

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也将人口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人口新常态”阶段，我国的人口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研究将有关新常态下人口发展特征的研究结论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第二，劳动力供需出现空间变化；第三，老龄化加速和超低的生育率带来了以未富先老、未富先少及性别失衡为特征的人口结构的加速扭曲；第四，人口质量逐渐提升，就业压力高居不下[7-9].人口和经济双双进入新常态并非巧合，而是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无论是以罗默、卢卡斯为主要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还是以布鲁姆和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理论，人口都被视为产出增长的内生性因素之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人口新常态是“因”，经济新常态是“果”.反之，经济进入新常态会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波及劳动力的供给、流动的数量和结构，也会通过政策的出台等多方面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新常态是“因”，人口新常态是“果”.

“共享经济”根据其参与共享的主体不同，其商业模式分为以下四种：C2C、B2C、C2B、B2B模式。其中B2C模式是我国当前的主导的商业模式，如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等共享平台等，C2B模式的开发潜能非常巨大，B2B商业模式还处于瓶颈期。

通过搜寻文献发现，人口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将对新常态下人口与经济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1 新常态下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新常态下人口是从多个方面、多个路径对经济发展产生或正或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些影响及其机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结构(如图1所示).人口发展通过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供给四个维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一般检修举措往往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故障排查不及时,不能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往往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而安全有效的带电检测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设备损坏的可能性,延长开关柜的使用寿命,而且还能使整个供电系统拥有长期稳定的保障。

  

图1 新常态下中国人口发展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1.1 维度之一：人口数量

根据表4，近十年内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11 759.5元和3 587元增至31 790.3元和10 772元，实现了大幅增长，“增速一直处于高位”便是印证，其中超过一半年份增速超过10%，这说明即使经济新常态导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出现较大波动，但也不可忽略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以及增速跑赢GDP的事实.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较快提高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得到较大改观，推动了居民抚养能力的提高，这为促进生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有利于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从而促进人口发展.因此，形成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抚养能力—人口数量—人口发展”的路径.

表1 2006-2015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

  

年份人口增长率(%)总和生育率(%)20060.531.3920070.521.4520080.511.4820090.491.3720100.481.1920110.481.0420120.501.2620130.491.2420140.521.2820150.501.05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结果计算

1.2 维度之二：人口结构

根据表2，中国出生性别比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在偏好男孩观念和现代医学技术的影响下，2015年为113.5，总体上仍维持在高位水平，远高于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103～107)[12]，这种长期失衡格局将“剩男危机”转嫁到未来，将加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表2 2006-2015年中国人口结构相关指标 (%)

  

年份出生性别比总人口性别比0-14岁少儿占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老年抚养比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比2006111.3106.319.87.911.06.22007120.2106.219.48.111.16.62008120.6106.119.08.311.36.72009119.4105.918.58.511.67.32010117.9105.216.68.911.910.12011117.8105.216.59.112.310.12012117.7105.116.59.412.710.62013117.7105.116.49.713.111.32014115.9105.016.510.113.711.52015113.5105.016.110.514.313.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总人口性别比虽然从2006年开始一直在下降，但在2015年仍然维持在105左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1[13]，中国总人口性别比的下降趋势为释放巨大的女性消费潜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了福音，这是由于女性群体作为影响消费市场不可低估的力量，其规模大小则深刻影响消费规模的大小.但逐年累积的单身男性群体涌入婚姻市场造成女性供需失衡加剧，无形中抬高了女性的地位和议价能力.据预测，2020年中国单身男性将达3000万，且主要为低收入阶层[14].为了提高自身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达到或超过岳母对女婿的物质要求，不断增加竞争性储蓄，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大规模单身男性群体带来的储蓄的快速增加可以转化的投资规模更大，既通过对后向关联产业产品的购买，又通过为前向关联产业扩大生产提供产品促进经济发展.

少儿占比、老年占比和老年抚养比在十年内分别下降3.7%、上升2.6%和3.3%，“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已成为中国人口新常态的特征之一.中国少儿占比的下降对未来劳动力市场产生供给减少的滞后效应，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表明养老负担在加重，由于寿命延长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带动了储蓄的快速增加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做出了“贡献”，同时还会加大财政压力，IMF预测中国养老金和健康支出占GDP比重2050年将会达到15%，增速快于发达国家[15]，这无疑会影响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的人口流动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总量来看，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568万人，这可能与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在持续增强这一新特征相关.新常态下中国人口流动规模的缩小,相对减少因人口流入带来的红利，但增加了居留地消费规模、政府财力和创新活动增加等红利，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一般是人口流出规模较大的地区.从流动区域来看，2015年人口流向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比例为54.9%，较2013年下降1.9个百分点，并且非中心城市已成为省内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地区.这一趋势的出现既有利于减轻大城市人口规模继续膨胀带来的压力，又有利于改善非中心城市劳动力净输出的不利局面，促进非中心城市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从年龄分布来看，“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比例持续增长，在2015年已经超过流动人口总数的一半.新生代群体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更易产生创新，其流动对流入地带来了人力资本，注入了创新血液，反之流出地则损失了创新需要的人才支撑[16].

1.3 维度之三：人口流动

中国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比由2006年的6.2%上升到2015年的13.3%，这种稳定上升趋势无疑释放了人口的“质量红利”，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人力资本，加速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1.4 维度之四：劳动力供给

根据表3，以2010年为界，中国劳动力总数占总人口比重由递增转变为递减趋势.新常态下劳动力相对供给规模缩小会通过产业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劳动力相对供给规模的缩小会由于用工成本的上升导致其发生区域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近10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来看，新常态下青年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比重持续走低，由67.32%减至61.81%且已低于新常态前的最低水平(63.58%)，由于青年劳动力接收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及拼劲较强，该群体供给比重的下降弱化了创新活动所需的人才支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新常态下驱动力由要素和投资向创新的转变.新常态时期中年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比重持续上升，由26.77%增至30.40%，且已高于新常态前的最高水平(29.91%)，由于中年劳动力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以及较强的劳动熟练程度，该群体供给比重的上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形成了一定的利好.老年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7.79%，较2006年增加2.12个百分点，这会阻碍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与老年劳动力接收新知识、新事物能力以及身体条件较差有关.因此，新常态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类型及程度则取决于三种年龄劳动力群体产生的正负效应大小，若青年劳动力比例下降和老年劳动力比例上升带来的负效应之和大于中年劳动力比例上升带来的正效应，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则产生不利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两种效应之间的差值，反之则有利.

 

表3 中国各年龄段劳动力占比及总占比 (%)

  

年份青年劳动力占比中年劳动力占比老年劳动力比劳动力总占比200667.0527.285.6772.30200766.1527.955.9072.50200864.4029.496.1172.70200963.5829.916.5173.00201067.3226.775.9174.50201166.2727.556.1874.40201265.4527.906.6574.10201364.1228.847.0473.90201463.0529.497.4673.40201561.8130.407.7973.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年为普查数据，其他年份为抽查数据

2 新常态下经济对人口的影响

前文已经分析了人口是如何通过四个中介变量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接下来将以人口作为因变量、以经济作为自变量，通过收入水平、改革、产业、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五个维度八条路径探讨新常态下经济对人口发展产生的影响.这些维度和路径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人口发展的作用机制

2.1 维度之一：收入水平

根据表1，中国人口增长率在新常态前后的10年内一直维持在0.5%左右，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中国总和生育率(TFR)由2006年的1.39下降至2015年的1.05，如果数字准确，则该数据低于1.3的国际“低生育率陷阱”标准，这就意味着对人口更替、再生产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10].从长期来看，超低水平的增长率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主旋律.虽然目前中国人口总量在上升，但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增长属于过去积累的增长惯性带来的，并且随着这种惯性渐渐消失，人口内在增长转为负增长[11].即使是实施一年多的“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新增人口却低于预期.中国人口数量的“新常态”减少了大量的潜在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活动的产生，相应减少了各种潜在活动产生的国民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人口的减少会减轻生态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因人口增长过多带来的生态和社会治理成本上升的压力.

 

表4 2006-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和GDP增速变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全国GDP增速/(%)200611759.53587.012.0710.2012.7200713785.84140.417.2315.4314.2200815780.84760.614.4714.989.7200917174.75153.28.838.259.4201019109.45919.011.2614.8610.6201121809.86977.314.1317.889.5201224564.77916.612.6313.467.9201326955.18895.97.7419.117.8201429381.09892.08.9811.237.3201531790.310772.08.158.896.9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2.2 维度之二：改革

[8] 魏益华,迟明.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J]. 人口学刊,2015,37(2):41-45.

参考文献：

在商业计划书通过初步评审后，投资公司通常会主动联系创业者并提出进一步问题，要求补充部分材料与信息，随后安排与风险投资负责人联系。此时对于项目的推介就不能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了，应更着重于微观方面的分析，也就是“尽职调查”，包括法律审计、财务结构分析、市场环境调查。

虽然人口数量红利渐渐消失，但人口质量红利的贡献在逐渐显现，并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17].通过制度变革释放更多人口质量红利的用意在国家顶层设计中逐渐得到彰显.2014年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旨在破除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养老金改革的相继推出，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提高人口质量，实现人口发展.因此，形成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改革—制度变革—人口质量—人口发展”的路径.

2.3 维度之三：产业

根据表5，在进入新常态前后的十年内，第一产业占比和第二产业占比呈下降趋势，分别由2006年的10.6%和47.6%降至2015年的8.9%和40.9%，第三产业占比总体上升，由2006年的41.8%增至2015年的50.2%，并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从就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且减少了14.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经历先上升后下降阶段但较10年前仍增加了4.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且增加了10.2个百分点，并且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最多的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的下降并不表明该产业发展停滞或倒退，相反，该产业发展正在向现代化转型，对该产业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转变，使得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开始学习现代农业技术和工业新技术，从而提高了人口质量、促进了人口发展.“互联网+”模式的出现推动了电商、康养等新兴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传统服务业的升级，劳动力需求因此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在市场上传递至供给方，供给方据此不断提高技能以期匹配需求方要求，人口质量因此而提高，人口发展得以顺利推进.因此，形成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产业—劳动力需求—人口质量—人口发展”的路径.

2.4 维度之四：城镇化

我国于2014年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该《规划》根据过去人口在城市的“硬着陆”带来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要改善城市环境，实现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国家先后确定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并已对第一批试点地区进行了评估，这些地区纷纷通过出台居住证制度和吸引大学生落户政策等，改善了城市的工作、居住环境，进而畅通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性通道[18].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东部地区城市群因其城镇化水平较高和城市环境较好不断吸引省际人口流入，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作为推行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的推进，其城市环境的逐渐改善将承载更多的省内流动人口.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带来的城市环境的逐渐改观促进了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形成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城镇化—城市环境—人口流动—人口发展”的路径.

 

表5 中国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变化情况 (%)

  

年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200610.647.641.842.625.232.2200710.346.942.840.826.832.4200810.346.942.839.627.233.220099.845.944.338.127.834.120109.546.444.136.728.734.620119.446.444.234.829.535.720129.445.345.333.630.336.120139.344.046.731.430.138.520149.143.147.829.529.940.620158.940.950.228.329.342.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5 维度之五：区域经济发展

新常态下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格局并未改变，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存在较强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强化了具有稳定工作且流动城市固定的群体的定居意愿，从而带动了该群体其他家庭成员的流动，相比以前，其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进而促进了人口的发展.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相继出台的后发优势作用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很大进步，相比距离较远的省外地区，他们更倾向选择省内大城市，这与“中西部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将承载更多的省内流动人口”[16]一致.反观东北地区,经济的大幅下滑造成了东北地区的“人口困局”：每年净流出20万人[19]，“孔雀东南飞”“逃离东北”已成为东北的代名词.经济下滑弱化了定居意愿是导致人口外流的原因之一.因此，形成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定居意愿—人口流动—人口发展”的路径.

[10] 蔡昉. 全面二孩将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回归正常值 [EB/OL]. (2015-11-17) [2017-12-20]. http:// www. ce. cn/xwzx/gnsz/

根据规范中设计速度对比可以发现，设计速度范围基本在60～120km/h。由于将快速化改造的干线公路分为：I级（交通型，100km/h或 80km/h）、Ⅱ级（综合型，80km/h或 60km/h）、Ⅲ级（服务型，60km/h），兼具干线快速通过和集散双重功能[2]。

3 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新常态下人口发展通过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供给四个维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四个维度又细分为社会经济行为、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受教育结构、流入地、流出地、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八个次维度.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通过收入水平、改革、产业、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五个维度八条路径对人口发展产生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强化了抚养能力，进而对人口数量产生积极影响.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医疗、教育和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既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又提高了人口的质量.三次产业的升级和新业态的出现，将劳动力需求转变的信号传递至供给方，提高了人口质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改善了城市的环境，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通过影响定居意愿和定居能力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

但人口政策调整的效果低于预期已经让国家决策层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即通过制度变革降低生育成本和提高生育意愿是快速增加新生人口的主要途径.2009年及之后推进的“新医改”及2015年推进的养老金改革目前已经取得较大成就，如基本医疗全覆盖等，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的降低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其抚养能力和生育意愿，此种“双管齐下”之举旨在通过公共服务领域制度的变革与人口新政策相配套实现新生人口的快速增加.因此，形成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改革—制度变革—人口数量—人口发展”的路径.

[1] 李后强,邓子强. 全面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N]. 四川日报,2015-02-25(8).

[2] 顾钱江,张正富,王秀琼. 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 [J]. 领导之友,2015(1):10-11.

试验材料为ADC12铝锭(成分列于表1)、Al-Cu中间合金、Al-Mn中间合金、Al-Mg中间合金和单晶硅，采用压铸工艺制备试棒.

[3] 李克强.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 [EB/OL]. (2016-03-05) [2017-12-20]. http://news. xinhuanet.com/

按照年龄段(≤30岁,30-40岁,40-50岁,≥51岁)、性别、婚姻状况(未婚、已婚)把人群分为各个亚群,求得的癌胚抗原各TGI指数分别为(在此只选取TGI>100):40-50岁TGI=140,女性TGI=104,已婚TGI=107。由于TGI越超过100,说明此人群对研究对象的偏好性越强,故通过结果可知,40-50岁的人群比其它年龄段人群对癌胚抗原的偏好性更强,女性比男性略强,已婚比未婚人群略强。

[4] 刘伟,苏剑. “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 [J]. 经济科学,2014,36(4):5-13.

[5] 张占斌.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15-20.

[6] 厉以宁. 政协委员畅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N]. 证券时报,2015-03-07(1).

[7] 李建民. 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 [J]. 人口研究,2015，39(1):3-13.

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殆尽和社会养老负担的不断攀升催生了人口政策的转变.我国从2013年末开始对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逐渐放开生育限制，从政策上率先实行“松绑”，通过赋予二孩生育的合法性鼓励新生人口的快速增长，进而利于减轻我国“少子化”“老龄化”的压力.2014年和2015年我国新出生人口都在1600万左右，而2016年则增至1800万左右，这说明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等人口政策的调整对人口数量的增加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形成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改革—政策调整—人口数量—人口发展”的路径.

青海省《“十三五”特色农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牧区要以推进“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和有机畜牧业，培育生态有机特色品牌，建成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和规模最大、品质最优的藏羊生产基地，大力推进肉羊产业发展。近年来，青海省政府也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向畜产品加工、市场配送等领域扩展，创办经济实体。并建立良好的招商引资引智环境，吸引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与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开展畜产品加工，鼓励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

[9] 顾宝昌. 专访顾宝昌:关注人口新常态的四个预警信号 [EB/OL]. (2015-03-28) [2017-12-20]. http://www. yicai. com/ news/4591565. html.

人口流动除了受定居意愿的影响，定居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流动的选择.作为定居能力的核心，生活成本的支付能力不仅与收入有关，还和定居地的生活成本有关.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生活成本，一二线城市虽然就业环境优越,收入水平高，但其高房价、高消费让定居能力低的群体望而止步，反观三四线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和较低的生活成本使得定居能力较低的群体发生了流动倾向的改变.因此，形成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定居能力—人口流动—人口发展”的路径.

[11] 钟甫宁,王亚楠. 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J]. 人口与经济,2015(2):1-10.

[12] 彭训文. 3000万“剩男”跟谁结婚 [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2-13(5).

幼果迅速生长期要求日均温在24～25℃，温度偏低，果实生长缓慢，发育瘦小，果肉干物质减少，品质降低［2］。而温度偏高会影响空气湿度与土壤的水分变化，影响有机物质的最佳积累。所以，建议设施栽培的种植户夜间适当降低温度，减少有机物的消耗；白天尽量将温度控制在30℃左右，但不易过高，保证空气相对湿度，以促进叶片光合作用。

[13] 中国青年网. 世界各重要国家男女比 [EB/OL]. (2015-08-30) [2017-12-20]. http:// news. youth. cn/sh/ 201508/t20150830_7063239. html.

2.减少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缓解财政压力。在地方政府传统的投融资模式下，地方政府建设民生工程，无论是使用财政资金，还是选择银行贷款或是发债，都会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财政状况不是很好的地方政府压力更大。城镇综合开发项目往往需要巨大的投资量，地方财政难以负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城镇综合开发项目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可以和社会资本平等合作，共同运营，因此，PPP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地方政府的这一难题。PPP模式不需要政府对项目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而且PPP模式中需要政府付费的项目也是按照项目运行绩效来进行核定的，政府付费不计入政府债务。

[14] 栗占勇. 2020年中国光棍数量将达3000万-3500万 [EB/OL]. (2013-06-30) [2017-12-20]. http://news. sohu. com/ 20130630/n380253214. html.

[15] 新浪财经. 中国养老健康支出占GDP约7% 2050年料升至约15% [EB/OL]. (2015-10-30) [2017-12-20]. http:// finance. sina. com. cn/china/20151030/220423635275. html.

[16]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 [R].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3-9.

为保证给水泵在运转中不发生汽蚀，必须使泵吸入口压力具有高于饱和压力一定的富余压力值，该值称为装置的有效汽蚀余量，用 NPSHa表示。该值由给水泵吸入测管路、系统和装置决定，与泵本身无关，由下式求得：

[17] 杨成钢,闫东东. 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 [J]. 人口学刊,2017，39(5):25-35.

保持体形，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事业。刚生完孩子根本不敢上秤，不想被贴上油腻妇女的标签，就要“管住嘴，迈开腿”。

[18] 王晓慧. 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接受评估 [EB/OL]. (2017-11-11) [2017-12-20]. http:// finance. ifeng. com/

[19] 孙宪超. 东北人口困局:每年净流出20万 [EB/OL]. (2016-04-26) [2017-12-20]. http:// finance. sina. com. cn/ roll/2016-04-26/doc-ifxrprek3335590.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