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是为古代帝王专门设置的讲筵，旨在帮助帝王学习经史、修养品德，必要时进行谏诤。历史上经筵有着悠久的渊源，据杨宽考证，西周初年为天子设置的“师傅”，即“具有对太子与国君教养、监护的责任”，[1]此为经筵早期的初级形态。汉代宣帝时，太子太傅萧望之奉诏于石渠阁讲五经，宣帝“称制临决”，史家视此为经筵正式的源头。[2]

历史上经筵得以真正发展并受到帝王高度重视，始于北宋。北宋真宗、仁宗时，经筵正式制度化，帝王不仅设置了专门从事讲读的经筵职官，而且设置了固定的经筵讲读场所、时间与科目，历终宋而不衰。北宋对经筵的重视，是王朝崇尚文治国策的体现。

随着现代医疗的迅猛发展，医院在内外环境等方面已发生了极大改变，而相关制度的发展与现实发展的实际相脱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医院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中，在管理工作上不严谨，财务预算管理浮于表面、流于形式，最终导致在会计核算时发生严重的问题。对此，医院的职能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然而，这些部门责权分工不明确，相互约束和监督的力度非常松懈，这就给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的隐患和漏洞，严重影响了医院内部的控制制度及效果。

北宋经筵奏议为经筵官履行对帝王的谏诤职能而写作。北宋经筵官写作的奏议，辑于南宋赵汝愚编选的奏议选集《宋朝诸臣奏议》中，该书第50卷以专题的形式，共选录了北宋5位经筵官员共9篇奏议，分别为：嘉祐五年（1060），赵抃《上仁宗乞命臣僚讲诵无有隐讳》；嘉祐八年（1063）十一月，司马光《上英宗乞开讲筵不可以寒暑为辞》；治平元年（1064）九月，司马光《上英宗论既开讲筵未宜遽罢》；治平二年（1065）七月，韩维《上英宗乞御迩英询问讲读臣僚》；元丰八年（1085）十月，刘挚《上哲宗乞于两制以上选择讲读官》；元祐元年（1086）三月，程颐《上宣仁皇后进经筵三劄子》；元祐元年（1086）六月，程颐《上宣仁皇后论经筵辅养之道》；元祐二年（1087）三月，程颐《上宣仁皇后辩顾临所言非是》；元祐二年（1087），程颐《上宣仁皇后乞遇六叁日许讲读官上殿》。[3]

从经筵奏议的上呈时间看，这9篇奏议分别主要集中于仁、英、哲三朝，谏诤对象分别为仁宗、英宗、哲宗与宣仁皇后。本文即以这9篇奏议文本分析为主，剖析以上述5位作者为代表的北宋经筵官员，在奏议文中所阐述的思想与主张，从而一窥对于北宋经筵这一特定群体行为的认识。

从上述奏言可以看出，以儒士为主体的经筵官，对于帝王进学修德以图治政的理念，至宋而位移为士大夫主体的自觉意识，这一理念本源自于帝王治政及维护权力世袭的现实需求。它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宋代帝王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在客观上造成了士人主体自觉意识提升的结果，也说明了士人在长期的与帝王共治的政治实践中，已经潜移默化地承担了视天下为己任的角色。经筵官对帝王进学修德重要性的认识，既是传统儒士的道德使命使然，亦为主体自觉性提升的结果。

一

北宋言路广开，包括台谏官在内，他官亦均可上奏。经筵官作为帝王身边的侍从，自然少不了就职事内事宜进行奏谏。综合《宋朝诸臣奏议∙经筵》中5位经筵官的9篇奏议，所阐述的带有共性的主张，兹述如下：

1.进学修德，帝王之首务

北宋经筵官的奏议中，表达出进学修德为帝王首要任务的认识。嘉祐八年（1063）十一月，英宗初即位继统，以寒暑为由，停止经筵讲读，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兼侍读的司马光即上书英宗道：“学者，帝王之首务，不可忽也。”又引《尚书》为据谏言：“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3]541在司马光的劝谏下，英宗敷衍式地开始讲筵学习，又旋即叫停，司马光立即再次上奏道：“国家本设经筵，欲以发明道谊，裨益圣德。”[3]541在这里，司马光提出北宋设置经筵的初衷，是为了使人君明道益德的认识，希望英宗能够不忘初心，并强调不能破坏先帝规矩，应该持之以恒。

与司马光一样，宋代其他经筵官也表达了进学修德对于帝王的重要性。治平二年（1065）七月，修起居注韩维谏言英宗时也奏道：“治天下者，必先于建事；欲建事者，莫重于师古；欲师古者，莫急于求多闻。”[3]542韩维针对英宗在经筵讲读时“未尝一发德音有所询问”，强调英宗应该博采众言，倾耳听闻，并及时发言。韩维的主张表达的是，对英宗重视经筵并加强经史学习的期望。元丰八年（1085），侍御史刘挚认为兼侍讲陆佃、给事中蔡卞年轻德薄，不孚众望，上书奏罢二人，谏言哲宗道：“圣人之德，其聪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则性虽圣人，方其始也，学问以达之，范围以成之者，其可少哉？”[3]543刘挚认为，帝王虽有圣人之性，也需要通过学习，才可以养成德性。这一认识与司马光学为帝王首务的认识并无二致。元祐二年（1087）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书宣仁皇后道：“自古国家所患，无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入，道义之言难进。人君功德高下，一系于此。”[3]549程颐认为，人主知学与否，不仅关系到个人功德的高下，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朝廷的治乱，这是较为超拔的灼见。

需要说明两点。首先，本文立论持大文学观念，即中国古代以纯文学与应用文学混一的泛文学观念，在这种文学观念下，行政应用公文奏议当属于民族文学的范畴，经筵奏议当然亦可视为经筵文学。其次，本文行文中使用的三个概念“经筵官”“讲读官”与“讲官”，其内涵与外延并不尽相同。“经筵官”是对北宋于经筵设置的7种类型官员的总称，“讲读官”特指经筵侍讲与经筵侍读官员，“讲官”专指经筵侍讲。

2.讲筵常开，德音常发

北宋经筵奏议表现出来的进学修身、稽古求治的思想，借助奏书形式的传达，使传统经学与史学精神从士人群体向帝王输出，形成北宋治政独有的特色。在古代以世袭为主的君主专制政治体系中，君主德行的高下直接关乎国家的治乱。因而君主增进学问，修养品德，就成为权力世袭的重要保障。作为最高权力的主宰，君主与执政臣僚对此往往有着高度的认知。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北宋帝王、宰执偏好儒学。咸平四年（1001）六月，真宗又“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4]77，帝王以儒学治国的倾向得以进一步强化。仁宗继位初，即“初御崇政殿西阁讲筵，命侍讲孙奭、冯元讲《论语 》”[4]118。经筵讲学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帝王以儒学而持续进学修德的可能，儒家思想的政治效应在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韩维认为，经筵与朝廷的不同在于，帝王是在闲暇时间学习的，没有公务缠身，心态放松；经筵讲读的内容非经即史，既可以养成帝王仁义品德，又可以镜鉴前世成败兴亡，而不像临朝一样，需要对当前事务立即做出判断。因此帝王学习时除多听外，还应该多问。显然，英宗并没有能够达到经筵官的期望与要求。元祐二年，程颐上书宣仁皇后的奏议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进德在于求道，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于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3]541程颐同样认为，帝王应该向从事“稽古”的经筵官访问咨询，唯有如此，方能图治。

经筵作为一种对帝王进行约束的活动，在宋代实现制度化，有赖于“祖宗家法”的政治信仰与士大夫“犯颜纳谏为忠”的操守。宋代开国初期帝王太祖、太宗的治政事迹与理念，对后世帝王有着重要的示范力量与规约作用。仁宗时，王洙特将祖宗旧事编为《祖宗故事》，[4]7971北宋君臣治政实践中也常循祖宗旧例，如知潞州庞籍谏仁宗西夏事时即言：“倘内修百度，躬节俭，如祖宗故事，则疆事不足忧。”[4]8232哲宗立贤妃为皇后，翰林学士邹浩谏止，哲宗自辩：“此亦祖宗故事，岂独朕邪？”[4]8745如此事例，不胜枚举。可见，宋代开国帝王的事迹已深入后世帝王人心，形成治政之“家法”，而显示出强大的约束力。此外，北宋臣僚主体责任提升，言官每以“犯颜纳谏为忠”，因而养成忠直敢言之士风。如苏轼盛赞欧阳修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5]又如韩琦赞范仲淹奏议道：“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天下正人之路”。[6]宋代帝王对于“祖宗家法”的敬畏与恪守，言事臣僚以犯颜纳谏为忠的节操，保证了经筵的持续开展，并使之成为制约君权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

北宋经筵官要求帝王无事常开讲筵。在进学修德为帝王首务的认识之下，北宋经筵官认为，帝王经筵学习应该持之以恒。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之初，司马光即上书提醒：“陛下初临大宝，所宜朝夕延访群臣，讲求先王之至道，览观前世之成败，以辅益圣德，缉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为辞”，希望英宗能“无事常开讲筵”。[3]541而事实证明司马光的担忧果然不无道理，次年，英宗开讲筵，仅数日即罢，司马光又上书劝谏道：“陛下若别有所为，未暇开讲，则且俟他时，亦未为晚；若既开讲筵，则恐数日之间，未宜遽罢。”[3]541司马光认为，经筵学习既然已经开始，就是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的，而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元祐二年（1087），宣仁皇后摄政以后，数月间不开讲筵，崇政殿说书程颐上书明言：“今乃数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辅导养德之意。”[3]552程颐认为帝王数月不进学，既破坏了先王的旧制，而且于养德毫无裨益。司马光与程颐对于为学应当持之以恒的态度，代表了北宋经筵官的普遍认知。

1.制度规约下的遵从与反制

朝廷自宰相以及群司，率以职事进对，所言皆目前常务，而又迫于景晷，不得详尽其理。唯迩英阁者，陛下燕闲之所也。侍于侧者，皆献纳论思之臣；陈于前者，非圣人之经则历代之史也。御燕闲则可以留漏刻之永；对侍臣则可以极咨访之博；论经史则可以穷仁义之道、祸败之原。鉴而行之，则上可以为尧、舜、三代之君，下犹不足以追前古之治。陛下于此三得，似未尽之。[3]541

2.1比较标准计量组与低剂量组两组患者ICU天数、住院天数、器官支持天数,具体情况(见表1),两组患者ICU天数、住院天数、器官支持天数数据差异不明显,不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北宋经筵官对帝王讲筵开设时间与学习方式的要求，彰显出经筵侍从政治地位的提升，与对帝王进学职事认识的深化，其中渗透着儒士们希冀通过帝王修身来实现国强民富政治理想的观念。

3.讲读官当择贤而任，御案坐讲

在传统师道礼仪中，认同的是师尊生卑。而经筵的特殊性在于，讲读官面对的是皇帝，而君臣礼仪却又是君尊臣卑。经筵讲官奏议中提出的坐讲诉求，实际上是传统的君臣之道与师生之道二者的碰撞与矛盾，从中可以看出，经筵讲官在北宋不惧皇帝威权而以传统师道之仪据理力争的勇气。经筵讲官以师道之尊乞求坐讲的诉求，不畏皇权努力争取的胆识，这样鲜活的画面，正是藉经筵奏议方得以存留下来。

各土层均湿陷系数均小于0.015，不具有湿陷性，场地为非湿陷性场地。渠道沿线标准冻深1.5m，渠线范围内粒径小于0.075mm的颗粒含量大于总土重的10%，判断渠基土均为冻胀性土，采用符合抗冻胀要求的砂石料换填处理渠基［2］。

据邹贺研究，北宋经筵官设置，前后有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迩英殿说书共七种。[1]35七类官员按学问精疏、官场资历分别承担不同课目的讲读。经筵讲读官职能为向帝王传道，角色近于帝师，因而就帝王而言，经筵官的选任就成为极重要的事情。

如前所述，北宋士大夫多以天下为己任，耳目所及，多重帝王所重之事，经筵择官一事亦为如此。因经筵官除传授经史知识外，承担帝王修身进德的任务，所以经筵官选任时就不只考量士人学识是否饱满，德行高下往往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程颐曾上书宣仁皇后言：“臣以为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久长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3]546关于经筵官选任唯德为尚，前述元丰八年（1085），哲宗任命陆佃、蔡卞为讲读官，而遭刘挚奏罢的例子最能说明之。刘挚劾罢陆、蔡二人的理由是：“兼侍讲、给事中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越次暴起，论德业则未试，语公望则素轻。使在此官，众谓非宜。”[3]543刘挚同时主张，应当“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3]543在这里，德行成为经筵官选任至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与经筵官选任相伴随的另一个问题是，经筵讲读坐讲或立讲的方式，这是关乎师道尊严的问题。北宋经筵史上，围绕讲读官应当坐讲还是立讲，分别发生过两次大的争执。一次是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奏请神宗，应当将侍讲官由立讲改为坐讲。反对方认为讲官只解析经史章句，并无传道之实，因而最终没有获得采纳。哲宗时，以程颐为代表的讲读官，从自身立场出发，又一次提出讲官应当御案坐讲。他说：“尝闻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3]544。这里，程颐将讲官与其他经筵官进行对比，认为他官皆坐，而讲官独立，不合于礼制，因此意欲帝王改令讲官坐讲。程颐的诉求背后，是讲官对自我角色不容遭到忽视，自我尊严不甘受到鄙薄的心理。程颐认为，“劝讲之官辅导人主，岂止讲明经义，所以薰陶性质”[3]552。程颐的认识，代表了经筵讲官群体对其职能等同于师道传统的高度认识，而经筵立讲显然是对讲官故意怠慢与鄙薄的行为，这是为讲官所不能接受的。

二

北宋经筵官为谏诤帝王而作的奏议，为认识经筵官这一特殊的侍从群体提供了生动的样本。经筵官以向帝王讲读经史为职事，在辅助人君传承经史、敷明大义、吸纳借鉴古今治政方略的同时，将辅导养德作为重心，以匡正人君、希图治世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表现出崇高的道德人格与职业操守。经筵官的谏诤行为，对于维持北宋政治始终在儒家思想框架下运作，以及帝王承续稽古鉴今的治政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非但如此，北宋经筵官还要求，帝王赴经筵学习时能发“德音”，广咨博取。在北宋经筵官看来，经筵讲读应该是双向互动的教学过程。经筵官授讲的同时，需要帝王随时发问、质疑、咨询，这样方有利于帝王进学。对于此，治平二年（1065）韩维的奏议论述最详：

奏议是古人泛文学概念中应用类的文体之一。北宋经筵奏议是经筵发展到宋代制度化的产物。据姜鹏研究，北宋的经筵制度是“在仁宗时走向成熟，定格成一种比较正规的对帝王进行教学的制度”[7]。仁宗以前，官制既然没有成型，其职能健全也无从谈起，而我们从《宋朝诸臣奏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找不到仁宗前经筵官上奏的资料，这充分印证了经筵奏议是受制度决定而生成的这一事实。从《宋朝诸臣奏议》中的9篇经筵奏议来看，经筵官所论，不出帝王进学修德、官员选任、经筵开设时限与礼仪等职守范围内话题，经筵奏议的内容带上制度化的明显烙印。另外，北宋较前代言路更为宽松，士人进谏的积极性高涨。虽然后世文献所传北宋立国初太祖誓碑及太祖政事堂刻石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被证明为伪，[8]但北宋士人言事积极却是不争的事实，北宋经筵奏议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的大量涌现即为最好的明证。

制度与文学的作用是相互的，北宋经筵奏议对于君主政治的影响，证明了文学对于制度亦具有明显的反作用。经筵的特殊场合，使得帝王与讲读官之间形成私人交流的话语场，二者相互的实质性影响便成为大概率事件。《宋史∙苏颂传》载，元祐初，苏颂拜刑部尚书，迁吏部兼侍读，“奏：‘国朝典章，沿袭唐旧，乞诏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 。’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4]8682侍读苏颂进读汉唐故事的奏议，通过对哲宗的动议，最终以诏令的形式成为相沿使用的制度，奏议对制度的反作用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又如前述哲宗时，刘挚劾罢讲读官陆佃与蔡卞，迫使哲宗改任赵彥若与傅尧俞的事例，亦生动体现了经筵奏议对帝王决策的影响。北宋经筵官通过上呈奏议，左右帝王决策，最终作用于制度的事实，可以为文学对制度反作用的定律做出有力佐证。当然北宋经筵奏议对政治制度的反作用力不可高估，在君尊臣卑的政治体系下，臣僚的话语权始终较为有限，但是经筵侍从利用奏议的确对于君权产生了限制，对此一事实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

2.师道尊严的坚守

北宋经筵官所表达的坐讲诉求，对坚守传统师道尊严具有重要意义。北宋经筵制度化以后，一直奉行经筵官坐读立讲的规定。经筵讲官长期侍奉帝王读书进学，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逐渐向传统帝师的角色靠拢，直到南宋孝宗时，起居郞周必大依然奏陈：“经筵非为分章析句，欲从容访问，裨圣德，究治体。”[4]9429周必大意在向皇帝传达，经筵官的角色等同于帝师这样一种认识。然而帝王与礼官显然并不认可经筵官等同帝师的角色，《宋史∙刘颁传》载：“王安石在经筵，乞讲者坐。颁曰：‘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礼官皆同其议，至今仍之。”[4]8357

2.2.11 手术记录 手术记录应在术后及时完成，重点描述肿瘤外观、大小、部位，以及电切程度和完整性等。

综上所述，一次性根管充填技术治疗慢性牙髓炎和慢性根尖周炎的临床疗效与传统多次法根管充填术的应用效果相当，但具有疗程短的临床特点。

3.进学修德与“祖宗家法”治政传统的建立

经筵在北宋逐渐制度化，北宋对于经筵官员的设置、讲读官的品阶、讲读场所，以及讲读官讲读的坐立姿势，均有明确规定，但对于经筵开讲的时间、讲读时帝王学习的方式，却没有具体说明。这反映出，一方面，帝王临政事务繁多，加之不同帝王好尚各异，不能保证在时间上规律性地亲赴讲筵；另一方面，在君主专政的体制下，臣僚地位卑下，又不能以一己之意去强求帝王。

常犯错误的学生，或许会受到他人的歧视或嘲笑，心理严重失调，往往对教师有戒心和敌意，对教育采取沉默回避或粗暴的态度。因此，教师必须要想方设法找到同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并逐步建立友好感情，获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真正感到教师的真心实意。同时，还要教育全体学生正确对待他们，真心帮助他们，使他们体会到集体的温暖和友谊，从而愿意在教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改正错误。

我睁开一只眼，另一只眼好像黏住了，睁不开。威尔和艾尔坐在我右边；克里斯蒂娜坐在左边，她下巴上敷着冰袋。

经筵讲学的另一课目是史学，讲读官以古代“稽古求治”的治政思想，不断规谏着帝王的决策，使得北宋帝王形成“祖宗家法”的治政特色。稽古求治是中国古代相沿已久的治政传统，早在上古尧舜时代，氏族部落的首领即注重从前人的实践中获得治政的经验，从《尚书∙尧典》的记载可以知悉：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9]2-5

这段文字中，对于“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一语，汉代马融解释为“顺考古道”，郑玄解释为“稽古，同天。言能顺天而行，与天同功。”[9]2唐代孔颖达解释为：“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10]25综合各家解释，其大意不外“顺天考行古道”，即帝尧善治，在于能从“古道”中汲取治政的方法，从而实现“格于上下”的目的。从今天认知学的角度来看，尧稽古治政的方式显然是一种以师古修身而达于政治的学习活动，其中体现着尊崇先祖的原始文化信仰。君主制政体建立以后，君主对于进学修德有着高度自觉的认识。《尚书∙商书∙说命下》：“（傅）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10]253商代的君主已经认识到，只有“学于古训”，才能“厥修乃来”，从而实现“以克永世”的目的。

正是出于稽古方能求治的认识，北宋经筵官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历史传统，并规谏帝王以“祖宗家法”治政。神宗熙宁二年（1069），程颢上书奏言：“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3]45。程颢稽古正学、法先王之治的思想与经筵讲读官的史学思想一脉相承。元祐四年（1089）冬十月，经筵官吕大防在迩英殿为哲宗讲读《三朝宝训》时，曾对哲宗进言“祖宗家法”时说：

“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因数其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勤身、尚礼、宽仁八法以进，且曰：“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11]

教育不仅要均衡，更要力争优质。白云艺术中学从薄弱学校向优质学校快速发展，凝聚着学校自身、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心血。她美丽转型的身影告诉我们，毛毛虫也有翅膀，普通学生一样能实现梦想，普通学校一样能成为好学校！

从上述材料可以见出，经筵官由稽古求治的治政传统出发，提出宋代独有的“祖宗家法”理念，至少至北宋哲宗时，已经深为帝王认同，并大量地运用于治政实践之中，历终宋而不衰。不得不说，宋代帝王“祖宗家法”的治政传统的建立与巩固，经筵官居功至伟。

苏长河在家左等右等，等到太阳都落山了，还不见柳红回家，他就急了，就摸去镇上。苏长河走到派出所，整个人跟河里捞起来似的，浑身是汗；他站在派出所的大院子里，瞪着一双白煞煞的眼珠儿，声嘶力竭地喊柳红。柳红还在楼上的会议室，她听到公公的叫声，眼泪夺眶而出，人就噌地弹跳起来，她对老金和年轻人说，我爸来了，我爸来找我了。

北宋经筵奏议敷陈的经筵官对帝王在进学修德、临御经筵、选任经筵官、讲筵方式等方面的思想，是经、史学官至北宋得以走近政治权力中心，并干预帝王决策的历史变迁的体现。经筵官上呈帝王的奏议，承载着传统儒士对理想人君的希冀，突显出这一群体话语权的扩大与政治地位的提升，这是北宋政治赋予经筵官的时代契机，传统的经学与史学思想藉此与最高权力结合，形成北宋文治独有的特色。

靳春利[注]靳春利，耿村民间故事讲演协会会长，耿村村民，耿村故事“报矿人”，采访时间：2017年10月26日17:00，地点：耿村村口。：在故事普查以前，我们耿村就说是“讲笑话”，不说讲故事，讲故事是他们专家说的，后来(我们)就对别人说“讲故事”，现在咱自己家里还说是“讲笑话”。在耿村这边这样说，到藁城靠外那片儿就说是“讲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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